消费社会

“我们将播种一种闻所未闻的放荡”，兰波在其《城市》中说道。但色情的逐步升级、性解放与“各种感官的放纵”毫无关系。这种背景式放纵和渗人其中的隐隐忧虑远没有“改变生活”，而只是构成了某种集体“氛围”，其中性欲实际上变成了私事，也就是说具有了强烈的自我意识，自恋并自厌—消费系统用道德包围着它，使之构成该系统的政治齿轮。因为凌驾于那些“玩弄”性欲的把戏以促进销售的广告商之上的，还有现存的社会秩序，它“玩弄”性解放的把戏(即使在道德上被谴责)以反对咄咄逼人的全体性的辩证法。

第三章大众传媒、性与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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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中的象征与幻象

这种规定了消费性欲的普遍化审查，尤其不能将其与道德审查混淆起来。它不以意识命令的名义制约有意识的性行为：在这方面，表面的宽容是毫不含糊的，一切都要求如此并对此进行鼓励，甚至堕落行为也能得到宽容(当然，这一切都是相对的，但事情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社会在其性感觉过敏之中建立的审查更加微妙：它发挥着与幻象本身及象征功能相适应的作用。与此相反，一切反对传统审查的战斗行动都毫无成效：它们在与一个过时的敌人作战，就像(依然辛辣尖锐的)清教势力还在挥舞着那些以他们的审查、道德等为代表的过时武器一样。基本过程并没有到意识层面，但表现出了性的吉祥或凶险的幻象。对性自由进行大肆攻击的人和性自由的坚决捍卫者一样，右派和左派一样，在这方面都天真得可怕。

我们以亨利奥香槟酒广告为例(J.F.贺尔德)：“香槟一瓶，玫瑰一支。玫瑰变得红艳、含苞欲放、镜头拉近、玫瑰变大、显得肿胀；心脏的搏击声夸张地充满了大厅，加速，变得兴奋、发狂；瓶塞开始被慢慢地、不容置疑地从瓶颈中拔出来，变大，贴近镜头，上面的黄铜丝绊一一蜕去；心脏撞击、撞击，玫瑰膨胀，还有瓶塞——啊！突然，心跳停止，瓶塞蹦出，香槟的泡沫沿着瓶颈缓缓地流下，玫瑰变得苍白并自行闭上花瓣，紧张气氛渐渐弱化。”

我们也记得那则阀门广告，其中有一个荡妇非常卖力而矫揉造作地表演着，镜头定格特写，在出现操纵杆、管道等一整套象征着男性生殖器和精液的机器装备时，性欲渐渐地达到了高潮这样的例子还有成百上千，说到底都是在玩弄所谓的“秘密说服”的把戏，这一把戏“如此危险地”操纵着我们的“冲动和我们的幻觉”，而且不仅激起了消费者的想象，更引发了智者的非议。色情广告令人厌烦、令人产生犯罪感，在我们身上造成了如此深刻的不安……全裸的金发女郎身上挂着些黑色内衣吊带，好了，赚到了，吊带商发财了。贺尔德尽管指出了“只需把最不起眼的雨伞朝天一举便足以构成男性生殖器的象征”，但他既没有对这是否是一个象征提出质疑，也没有对这种象征对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到底能有多大效力提出质疑。后来，他还比较了威伯内衣商的两个广告方案：生产商们选择了第一个方案，他们的选择是有道理的，他认为，“痴狂的男孩就像是祭品。女性有着强烈的成为主宰的欲望……但这也是一种令人生畏的欲望……假如威伯用斯芬克斯姑娘及其牺牲品作为其商标图案，那么其潜在顾客的心理负罪感也许会变得十分强烈，以至于她们会选择一些不怎么连累人的胸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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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

于是精神分析家们做出博学的样子，颤巍巍地显出对广告幻象的兴趣，对其中可能表现了贪婪的口腔、肛门或阴茎等内容的兴趣—这一切都被与消费者的无意识联系在一起，而消费者只能听任被这样操纵(这种无意识，当然被看做是已经存在于此的前提因素，因为弗洛伊德已经这样说过这是一种隐藏着的本质，其最喜欢的食粮就是象征或幻象)。无意识和幻象之间的循环论证，与从前意识层次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循环论证，是同样的。两者互为索引、互相规定，无意识被规定为个体功能，而幻象则是广告公司的成品。由此，可以规避无意识的逻辑和象征功能提出的所有真正的问题，而将它们巧妙地物化到符号的意义及效用的机械进程中去：“其中存在着无意识，还存在着一些与之相联系的幻象，而这种奇妙的结合促进了销售。”这和那些相信土著神话并按字面意思去理解它们、且同时将土著的迷信看做是这些神话和仪式的神奇效应的人种学家们同样天真—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原始精神”的理性神话。广告对销售的直接影响力开始受到怀疑：大概也到了对这种天真的幻象机制提出彻底质疑的时候了—它也许只是广告商和精神分析学家们的借口。

粗略说来，问题在于：这其中真的有里比多吗？在这种铺陈炫耀的色情之中有什么性欲、里比多可言？广告(以及所有其他大众传媒系统)是否是幻象的真正“舞台”?说到底，对这种明显的象征和幻象内容的理解是否比梦的解析更加严格?而色情指令说到底所具有的象征效应或价值，难道并不比直接商业指令的商业效应大吗?我们谈论的是什么?

第三章大众传媒、性与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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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在这整个过程中，面对着的是一种二流神话学，它想方设法地让人把那仅仅属于魔术幻灯的东西当成幻象，它通过虚假的象征，使个体陷入到所谓个体无意识的神话中，以促使他们对其做出投资而完成消费功能。必须让人们相信他们“有”一个无意识，且这种无意识就存在于此，投射、表现在广告的“色情”象征之中—这是它存在的证明，他们有理由相信此事，并因而愿意接受它，首先要在对这些象征的“阅读”层次上进行接受，随即就要通过对由这些“象征”所指定的并承载着这些“幻象”的物质财富的占有来进行接受。

事实上，在这整个色情会演当中既没有象征也没有幻象，人们把这一切指责为“欲望战略”，这是在同风车战斗。即使关于阴茎或其他的信息并非无稽之谈，“转瞬即逝”，并非只是游戏，人们也完全可以承认围绕着我们的一切色情材料都是有文化修养的。这既不是幻象的材料、也不是象征的材料，而是氛围的材料。在这里发言的，既不是欲望也不是无意识，而是文化，一种堕落为陈词滥调、把戏、市集辞藻的精神分析亚文化。这是一种二流虚构，确切地说是隐喻。它(无意识)在这里并没有发言权，就是因为它的发言权被移交给了在当今文化系统中建立起来的、与该系统完美融合为一体的精神分析学：但显然并非移交给了作为分析实践的精神分析学，而是移交给了精神分析学中提高了文化修养的、美学化、大众传媒化了的功能/符号。然而不应把那些神话式主题的形式的、隐喻的组合与无意识话语混淆起来，就像不能把人工柴火与火的象征混淆起来一样。在这种“所指的”火与巴什拉所分析的火的诗意实体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种柴火是一个文化符号，仅此而已，而且只具有一种文化参照的价值。同样，整个广告、现代色情都只是由符号构成的，而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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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落进广告色情逐步升级的圈套(同样也不要落进与之形影相随的广告“讽刺”、游戏、距离、“反广告”的逐步升级的圈套)：这一切内容都只是些并列的信号，它们堆积在一起构成商标这一超级符号，而只有商标才是唯一真实的信息。没有一处有语言，尤其不需要无意识:这便是为什么艾尔波恩航空公司在其最近的广告中一本正经地一字排开五十个女性臀部(“嗯，是的，一切尽在其中……它正是我们的首要研究领域，我们要研究它可能摆出的一切姿态……因为我们和塞维涅夫人一起思考，云云”)，这便是为什么这五十个臀部，以及其他许多臀部，能够出现在广告中—它没有任何企图、也不唤醒任何“深层”的东西。它们只表达文化内涵，是一种内涵元语言：它们“在风中”谈论某种文化中的性神话，而与真实的肛门毫不相干——因而它们是无害的——且可以通过画面形式即时消费的。

真正的幻象是无法表现的。如果它可能被表现，那将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吉列刀片曾有表现被剃刀刀片框住的两片女性光滑的唇的广告，它之所以可以观看，完全是因为它并没有真正地表达出它所“暗示”的那种令人受不了的幻象，即阴道割礼的幻象，而只是满足于把从句法关系中摆脱出来的一些符号，一些孤立的、编了目的、不会诱发任何无意识联想(相反这类联想会刻意地规避这些符号)而只会引起“文化”联想的符号组合起来。这是象征的格莱文博物馆，陈列着一大堆不再留有丝毫冲动作用痕迹的、僵化的幻象/符号。

简而言之，与其对广告充满情感的操纵进行谴责还不如对它表示敬意。但无疑这种令审查者们和捍卫者们竞相中计的大骗局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功能，即令人们忘却那真正的过程，也就是对躲在这整个魔术幻灯背后非常有效地“发挥着作用”的审查过程进行彻底的剖析。广告色情机制令我们承受的调控，并非“深不可测的”劝导、无意识的建议，相反恰是对一个清晰句法中的深刻意义、象征功能、幻觉表达方式的审查，简单地说就是对性能指的生动渲泄的审查。在性符号编码游戏中，在被随处展示的性的晦涩表现中被删除、被剪辑、被取消的正是这一切，可是在那里对句法的巧妙解构只是为一种闭塞的、反复叙事式的操纵留下了余地。就是在这种发挥着与含义相适应作用的系统的恐怖之中，一切性欲都从实体中摆脱了出来而成为消费材料。消费“过程”正是在那里发生着，另外这比起幼稚的裸露癖、比起交易会上的阴茎崇拜和滑稽剧等弗洛伊德主义来更要严重。

第三章大众传媒、性与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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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玩偶

这是一种新玩具。但儿童玩具是以成人幻象为出发点而通向一个完整文明的。这种新玩偶证明，在消费社会中，我们与性的关系和我们与其他任何事物关系之间具有一般性，这是由一种模拟和重现的进程决定的。其原则是一种对现实的人为旋转：在这里性欲被与性器官的“客观”现实混淆在一起。

假如就近考察，就会发现电视的色彩、广告中或其他地方的身体裸露，就像对工厂的参与或观众们对先锋戏剧的“总体”场景的“器质性和积极主动”的参与一样：无论在何处，它指的都是对某种“真相”或某种“总体性”的人为重现，是在对作用或功能进行了预先划分的基础上，对某种总体性进行的系统重现。

就性玩偶(性作为玩具、作为幼稚把戏的对等物)而言：必须像划分总体性那样先把性欲在其总体交换的象征功能中进行分解，才能将其限定在性符号(生殖器、裸体、第二性征并扩展到一切物品上的色情含义)的范围内，并将它们作为私人财产或特征指定给个体。

“传统”玩偶充分实现了其象征(因而也是性的)功能。用特定的性符号对其进行装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划掉这种象征功能，并将该物品拴在一个戏剧化功能之上。这并非特例：这种附加于玩偶的性作为第二特征、作为性装扮并事实上作为对象征功能的审查，是裸身和色情装扮以及对到处包围着我们的身体符号的颂扬在儿童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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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对等物。

性欲是一种象征的及总体的交换结构：

1. 撤销其象征，代之以性的现实的、明显的、戏剧化的含义和“性需要”。

1. 撤销其交换(这一点是基础的)，将性爱个体化，将性指定给个体并将个体指定给性。在这里完成了劳动的技术和社会分工。性变成了被分为许多份的功能，并且在这同一个运动中，它作为“私有”财产而被指派给了个体(对无意识来说也是如此)。

可见归根结底这指的还是那唯一的、不变的事情：否认性欲是象征交换，也就是说否认性欲是超越功能划分的总体进程(即否认性欲是颠覆）。

性欲的总体功能及其交换象征一旦被摧毁并丧失，那么它便落到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的双重模式之中(这两者都是物品这个概念的总体特征)。它作为孤立的功能，同时表现出：

1. 对个体(通过自己的性器官、“性技巧”及“性需要”来实现—因为现在谈的是技术和需要，而不是欲望)而言的使用价值。

2.交换价值(它不再是象征的，而要么是经济和商业性的如各种形式的卖淫——要么是那种更能说明当今问题的炫耀性质的价值/符号——如“性地位”)。

这便是打着“进步”玩具旗号的有性玩偶所讲述的一切。就像电唱机或印度航空公司广告额外提供的女性裸臀一样，这种玩具娃娃似的性，是一种逻辑畸变。它和未到青春期的幼女戴的胸罩(在海滩上可以看到这种情形)一样怪诞。尽管表现形式相反，但它们具有同样的意义。一个遮掩，另一个泄露，但两者同样做作，同样如清教一般虚伪。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有一种审查在透过赝象、透过炫耀的模拟发挥着作用，这种模拟总是建立在一种对现实的玄想基础上的—现实在这里成了对本真的物化和颠倒。

第三章大众传媒、性与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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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越是为赝象添加上现实的符号/属性，使其得到完善，就越是会通过将象征的负荷转向对物化的性的文化玄想来审视真相。这样一来，一切——不仅仅是玩偶——现在都将被人为地赋予性征以更好地祛除里比多和象征功能。但这个特例是惊人的，因为在这里，本来在这方面什么也不用做的父母们，出于良好“意愿”并以性教育为借口，通过性符号的过度展示，对孩子实施了一种真正的阉割。

休闲的悲剧或消磨时光之不可能性

在“消费社会”现实或幻想的大量财富中，时间占据着一种优先地位。仅仅对这种财富的需求就几乎相当于对其他任何财富需求之总和。当然，这方面的机会均等、自由时间的普及并不比其他方面的财富或服务来得更多。此外，我们知道以计时单位对自由时间的计算，如果说这对区别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或者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来说是有意义的，那么在我们看来就绝对价值而言这毫无意义：这段自由时间的品质、它的节奏、它的内涵、相对于劳动或“自治”的约束它是否还有剩余，这一切重新成为对个体、范畴、阶级进行区分的特征。工作的增加和休闲的缺乏甚至会重新变成经理或负责人的特权。除了这些仅在某种地位符号(其中包括“被消费了的”自由时间)区分理论中才有意义的差异，还应看到时间具有使人类地位均等化的某种特殊神话价值、如今被休闲用力夺回并被作为主题的某种价值。那句曾经集中表现了所有对社会公正的愿望的古老格言说道“时间和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它被精心地保存了下来，并流传到了今天的神话之中，变成了休闲之中人人平等。

“共同进行的潜水捕鱼及共同品尝的萨莫斯葡萄酒唤醒了他们身上的一种深深的同志情谊。在返航的船上，他们发觉彼此只知道对方的姓氏，于是交换了地址，才惊奇地发现他们原来是在同一家工厂工作，一位是技术指导而另一位是守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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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

这则有趣的寓言总结了地中海俱乐部的全部意识形态，包括了好些玄奥的公设：

1.休闲，就是对自由的支配。

2.每个人，生来，在实体上就是自由的，并且是与他人平等的：只需把他重新置于“自然”状态中，他就能收复这种实体的自由、平等、博爱。因此希腊的岛屿和海底深处成了对法国革命理想的承继。

3.时间是一种先天的、先验的、先于其内涵的范畴。它就在那儿，它等待着您。假如它在劳动中被异化、被奴役，那么“人们就没有时间”。假如它摆脱了劳动或束缚，那么“人们就有时间”。它就像空气、水等一样是一种绝对的、不可让与的范畴，它在休闲中重新变成了大家的私有财产。

这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这一点令人隐约感觉到时间很可能只是某种文化、更确切地说是某种生产方式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时间必然和这一生产系统范围中一切被生产出来或可资利用的财富一样隶属于同一法则：私有或公共财产的法则，占有的法则，被拥有且可让与的、异化了的或自由的客体的法则，而这种客体和根据这一系统模式生产出来的一切物品一样从属于交换价值的物化抽象。

还有人会说，大部分物品无论如何都具有某种理论上可与其交换价值相脱离的使用价值。可是时间呢？它的可通过某种客观功能或特定实践来确定的使用价值在哪里呢?因为“自由”时间的深刻要求就在于：为时间恢复其使用价值，将其解放成空闲范畴，并用个体的自由将其填满。然而，在我们的体系中，时间只有作为物品、作为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用于“投资”的由年、时、日、周构成的计时资本才能得到“解放”。既然它的计时要受到总体性抽象即生产系统的抽象的支配，因此事实上它已经不再“自由”了。

因而休闲的深刻要求陷人了无法解决的、绝望的矛盾中。它对自由的强烈期盼证明了制约机制的强大力量，确实，这种力量无论在何处都没有在时间领域表现得如此全面。“每当我谈到时间，它已然不再存在”，阿波利奈尔说道。关于休闲人们可以说：“每当我们有”时间，它便已不再自由。”况且这种矛盾并非只是文字游戏，而确实很深刻。这便是消费的悲剧性悖论。对每一件被拥有、被消费的物品，就如同对自由时间的每一分钟一样，每个人都想将自己的欲望传送于其中，并相信自己已经这样做了—然而每一件被占有的物品、每一次完成了的满足，就像“可资利用的”每一分钟一样，欲望已然缺席，必然缺席。剩下的不过是欲望“被消费”后的残余。

第三章大众传媒、性与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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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中没有时间。想要了解那里的人们“有”没有时间，是没有意义的。在那里，时间只是重复式集体活动(劳动、庆祝的仪式)的节奏。要把它投射到已然预见且调制好的未来中去就不能脱离这些活动。它不是个体的，庆祝活动中积累起来的就是交换的节奏本身。没有名称可以称呼它，它和交换的词汇混淆在一起，和人及自然的循环混淆在一起。因此它是“被联系”的，而不是被约束，而这种“联系”(格本登黑特)并不与任何“自由”相对立。它确实是象征的，就是说无法被抽象地孤立出来。另外“时间是象征的”这种说法毫无意义：很简单，在那里，它和金钱一样并不存在。

相反，时间与金钱的类比则是对“我们的”时间进行分析的基础，而且可能包含着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的重大鸿沟、决定性的鸿沟，因为消费社会的那些基础性选择就是建立于其上的。

时间就是金钱:这句烙在雷明顿打字机上的名言同样也烙在工厂的门楣之上，烙在被日常性事务奴役的时间之中，烙在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间预算”的概念里。它甚至还支配着—而这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休闲与自由时间。决定着空闲时间并被烙在海滩日晷仪上以及度假俱乐部门楣上的还是它。

时间是一种服从于交换价值规律的珍贵的、稀缺的东西。这一点对劳动时间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是被出卖和被购买的。但是自由时间本身也变得越来越需要直接或间接地被购买以被“消费”。诺曼·梅勒分析了对以冰冻形式和以液体形式(纸箱包装)发货的橘子汁进行的生产计算，后者更加昂贵，因为人们把免去产品冰冻的准备过程而赢得的那两分钟也计算在成本内了：他们自己的自由时间就这样被出售给了消费者。而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自由”时间实际上是“赚到的”时间、是可赢利的资本、是潜在的生产力，因而需要将其买回来以资利用。如果有谁对此感到惊奇或气愤的话，那么他肯定还停留在那种对理想化的、中性的且可供任何人使用的“自然”时间的天真假设之中。投一枚一法郎的硬币到自动电唱机中就能“买回”两分钟的清静，这种念头毫不荒诞，这也反映了同一个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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