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社会

这并不只是一种“理想中的”模式。这种被他人渗透和对他人的渗透根据一种无限的相互关系程式支配着一切地位行为(因而支配着整个消费领域)，在这一程式中没有本来意义上的在自身“自由”中个体化了的主体，也没有萨特意义上的“他者”，而只有一种普遍化了的“氛围”，其中那些相对终端只有通过他们的差别流动才能获得意义。这同样也是我们可以在物品-要素及它们在当今时代内部组合操纵层面上发现的趋势。所以在这种新型一体化当中，并无所谓“顺大流”或“逆潮流”(尽管报刊记者依然持续地使用这些词汇，它们是属于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的)，而意味着最理想的社会性，意味着对他人、形势、不同职业的最大兼容性(再循环、多价)，意味着在各个层次的流动性。普遍“流动”、可靠及多价，这才是人类工程学时代的“文化”。分子就是这样由那些多重价位的原子构成的，它们可以被分解以另行排列或构造一些复杂的大分子……这种适应能力是与一种不同于“传统”暴发户或自我奋斗成功者的晋升的社会流动行为相适应的。其中人们不用根据个体轨迹来打碎联系、不用与自己的阶级决裂以开辟道路、不用兼程前行：它要求人们可以和所有的人流动，并且穿越那被严格分配了符号的等级编码阶段。

另外，问题并不在于人们要变得可流动：流动性是一种道德的专利。因此这一直也是一种对“流通”的约束。而这种时时刻刻的兼容性一直也是一种会计学—就是说被规定为其关系、其“价位”总和的个体，一直也是可以这样计算的：他成了计算单位，并自己进入了社会测定(或政治)的计算方案之中。

第三章大众传媒、性与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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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与赞许(Werbung und Bewährung)

在这张不再存有绝对价值而只存有功能兼容性的焦虑关系网中，重要的不再是“自强”、“经受考验”(初学修道时期，Bewährung)，而是要寻找与他人的接触及他人的赞许、恳请他们的评判和他们积极的认同。这种有关赞许的神话渐渐在各地取代了有关证实的神话。个体传统的先验性自我实现目标让位给了互相恳请(取我们在上面规定了的含义:Werbung)的过程。每个人都“关心”并操纵，每个人都被关心并被操纵。

这便是新道德的基础，其中个人主义或意识形态的价值让位给了一种普遍化的相对性，让位给了感受性和附着力，让位给了对交流的焦虑—必须有他人和您“说话”(取双重意思，一是不及物的：他们与您交谈；另一是及物的：他们向您表明，告诉您您是什么)、爱您、围绕着您。我们已经在广告中看到了这种并不特别寻求告诉您什么(甚至实际上也不想欺骗您)，而是想同您“说话”的这种编排。“知道约翰尼更喜欢玩卡车还是更喜欢玩沙堆并不重要”，里斯曼说，“相反，重要的是要知道他玩的时候——不管他玩的什么—是否与比尔相处融洽。”这便谈到了团体的兴趣不仅在于其生产的东西更在于其中的人际关系这点上。其本质性的工作，从某种程度上看，可能是生产出关系并同时消费它。至少，这一程式足以定性那种排除一切外在目标的团体。“氛围”的概念较好地做出了概括：“氛围”，是被重新集合在一起的团体生产及团体消费关系的松散总和—是团体对其自身的在场。假如它不存在，人们就可以将它进行计划并工业化地生产出来。这是最通常的情况。

就其大大超出了通常用法的最广泛含义而言，氛围这一概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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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

消费社会的特点，可以被规定为：

1. 在关系时刻中枯竭了的(“被消费了的”)“目标”和先验性价值(终极的、意识形态的价值)让位给了氛围的价值(关系的、内在的、无目标的)。

1. 消费社会同时是财富生产和(ET)关系加速生产的社会。而后一方面才是它的特点。这种关系的生产，在主体之间或初级团体的层次上还是手工业性质的，然而已经有了渐次向物质财富生产方式即普遍化工业模式看齐的趋势。那么根据同样的逻辑，出于社会和商业的原因，它会变成一些特定企业(私有的或国有的)的生产领域，如果不是被它们垄断的生产领域的话。这种发展的后果还很难预料：很难想象人们像生产物品一样生产(人际的、社会的、政治的)关系，及一旦它以同样的方式被生产出来后，它会等同于某种消费物品。然而这就是真相，我们只是站在一个很长过程的起点上。

对真诚的崇拜———功用性宽容

关系要被生产并被消费，就应该一和物质财富一样、和生产力一样，按照同一逻辑—被“解放”、“获得自由”。也就是说它应该从传统社会的约定和礼仪中摆脱出来。这意味着礼貌和礼节的终结，它们是与普遍化功能关系不兼容的。假如礼节坍塌了，关系也不会因此而变得自发。它会落到工业生产和时尚的手中。但由于它意味着对自发性的约束，它将会专横地修改后者所有的符号。这是里斯曼在其对“对真诚的崇拜”的描述中所指明的。这是一个和我们上文所谈的“热情”的神话及“关切”的神话相平行的一个神话，是缺席了的交流的所有必不可少的符号、礼仪的神话。

“这种对真诚的怀念只能令人们伤心地想到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是多么不信任自己和他人。”

实际上时刻萦绕着所有那种友好接触、那种永恒的“与……直接联系”、那种游戏及那种不惜代价的强迫对话的，正是消失了的真诚的幽灵。真实的关系迷失了，真诚万岁!也许(从一个更加“社会学”的视角看)在这种对“价格公道”、对体育、情感或政治公平竞争、对“大人物”的朴实”、对电影或其他偶像的“直接”告解、或者对电视上一闪而过的关于王族日常生活的镜头的怀念背后——可能在这种对真诚的过分需要(就像当代建筑中对建材的过分需要一样)中,包含着那些适应了新环境文化的阶级在面对着无论何种一直被用以标明社会距离的传统文化礼仪时的那种极大的不信任和强烈反应。这是一种贯穿了整个大众文化—那失去了文化地位的阶级的表达的巨大牵挂:那是对历史上几个世纪中被符号算计、欺骗和操纵的心有余悸—或者还有退缩到一种“自然”文化及即时交流神话之后的对精英和礼法文化的恐惧和拒绝。

第三章大众传媒、性与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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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在这种关于真诚的工业文化之中，被消费的还是真诚的符号。而这种真诚再也不像在存在及表象的记载中那样与无耻或虚伪对立。在功能关系场中，无耻和真诚互不矛盾地在同一种符号操纵中交替。当然，道德模式(真诚一善/虚假一恶)依然发挥着作用，但它不再指涉真实的品质，而仅仅指涉真诚符号与虚假符号之间的差异。

“宽容”的问题(自由主义、调和、“放任自流的社会”，等等)也是以同样方式提出的。尽管如今那些曾经的死敌互相交谈、最严酷对立的意识形态进行“对话”、各个层次都建立了某种和平共存、道德准则变得温和，但这一切绝不能证明人际关系中发生了“人道的”进步、对问题有了更大的理解以及其他的胡言乱语。这只能说明现在由于意识形态、观点、美德和恶习最多仅是交换和消费的材料，因而一切矛盾都在符号游戏中扯平了。这一语境中的宽容既不是一种心理特征也不是一种美德：而是系统本身的一种模态。它就像皮筋一样，是对时髦话语的整体兼容:长裙和短裙互相就能很好地“宽容”(另外它们除了各自的联系外没有丝毫意义)。

在道义上，宽容包含了功能/符号、物品/符号、存在/符号、关系/符号、观念/符号的普遍相对性。事实上，我们已经超越了狂热/宽容的对立，就像已经超越了欺骗/真诚的对立一样。“道德的”宽容并不比以前更大。只是，系统改变了，过渡到了功能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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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

丰盛社会中的混乱

暴力

消费社会既是关切的社会也是压制的社会、既是平静的社会也是暴力的社会。我们已经看到“平静的”日常生活持续地吸收着被消费了的暴力、“暗示的”暴力:社会新闻、谋杀、革命、核战或细菌战的威胁：这些都是大众传媒中关于悲惨景象的内容。我们已经看到，暴力与对安全及自在的挂念之间的亲缘关系并不是偶然的：“耸人听闻的”暴力和日常生活的平静是相互同质的，因为两者同样抽象且依靠同样的神话和符号而存在。也可以说我们时代的暴力通过顺势疗法被接种到日常生活中了—成了抵御厄运的疫苗—以预防来自这一平静生活的真实脆弱性的威胁。因为纠缠着丰盛文明的不再是物资匮乏的威胁，而是脆弱性(FRAGILITE)的威胁。而这一威胁要严重得多，因为它关系到个体及集体结构本身的平衡，这种威胁要不惜代价去预防；这种威胁之所以成为威胁，事实上就是通过被消费了的、包装了的、同质化了的暴力的这种转手。这里的暴力是没有危险的：就像头版头条上的血或性并不会损害社会和道德秩序一样(尽管有一些审查官们认为存在这种危险并且想说服我们而对我们进行要挟)。它们仅仅证明这种平衡是不牢固的，这种秩序是充满矛盾的。

暴力真正的问题是在其他方面提出的。即被丰盛和安全掩盖起来的、真实的、无法控制的暴力问题，它曾一度达到一定的极限。舒适生活掩盖在自身实现中的，不是那被与其他东西一起一体化并消费了的暴力，而是那无法控制的暴力。这种暴力的特征(恰如我们所定义的消费一样，不是从其表面意义来考察)是无目的和无对象®。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那种把福利实践当做理性活动的传统观念之中，因而斯德哥尔摩的青年帮派、蒙特利尔的混乱局面、洛杉矶的谋杀等不可捉摸的、突发的暴力在我们看来便显得闻所未闻、无法理解，似乎是与社会进步及丰盛相矛盾的。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种道德假象之中，以为一切事情都有理智的目的性，个体和集体的选择都有其基本合理性(整个价值系统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消费者身上的绝对本能本质性地将他推向他所喜爱的目的—这种消费道德神话全盘继承了那种所谓人的天性趋向美与善的理想神话)，于是这种暴力令我们觉得不可名状、荒谬、像魔鬼般恶毒。然而，它可能仅仅是想表明有某种东西远远地超出了我们这个社会赖以(用自己的眼光)进行自我评判、或者说它赖以在理智合理性标准中进行重新登记的那种满足和福利的理性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无法解释的暴力会让我们重新审视关于丰盛的观念:丰盛和暴力并驾齐驱，应该将它们放在一起研究。

第三章大众传媒、性与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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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对象”暴力问题属于一个更加普遍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某些国家还只是零星发生，但是在所有发达或超发达国家却有蔓延的可能，这便是丰盛之基本矛盾(而不再只是其社会学意义上的不协调)的问题。这便是多种形式的混乱(ANOMIE)(按涂尔干的提法)或反常(ANOMALIE)的问题，选择何种提法要看我们是以制度的合理性还是以对正常的真实经验为参照了，它们包括了从破坏性(暴力、轻罪)到可传染的压抑性(疲劳、自杀、神经症)以及集体逃避现实的行为(吸毒、嬉皮士、非暴力)等多种形式。“富裕社会”或“放任自流的社会”的所有这些有代表性的方面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提出了一个关于基础失衡的问题。

“要适应丰盛生活并不容易”，加尔布雷思在《欲望策略》中说道。“我们的思想根植于以往的贫穷、不平等和经济灾难之中”(或者说根植于几个世纪的清教传统之中，人在那种传统中失去了幸福的习惯)。这种对丰盛的难以适应很可能恰恰反映了所谓渴望舒适的“天性”并非那么自然否则个体们在舒适中不会有这么多的恶要作，他们会双脚跃进富裕之中。这应该使我们觉察到在消费中存在着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东西一种人们不得不受到其教育、训练甚至驯化的东西—事实上那是一种与自由统治毫不相干的新的道德心理约束机制。从这个角度而言，新哲学家们关于欲望的词汇是有意义的。问题只在于如何让人们学会感受幸福、让他们学会把自己奉献给幸福、规划他们身上幸福的反应。所以丰盛并非天堂、并非从道德向富裕之理想的非道德的跳跃，而是被一种新道德支配着的一种新的客观形势。客观地说，这并不是一种进步，而仅仅是另外某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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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

因而丰盛具有这样一种模糊性，即它总是既被作为惬意的神话(矛盾和紧张的解决、超越历史和道德的幸福)来经验，又被当做一种多少有些强迫性的对某种新型的行为、集体约束及标准的适应进程来忍受。“富庶革命”并未开启理想的社会，而仅仅是导向了另一类型的社会。

我们的道德学家们非常想把这一社会问题局限为“精神状态”问题。在他们看来，关键已经在那里，真实的丰盛在那里，只需从贫乏时的精神状态过渡到丰盛时的精神状态就行了。他们哀叹要做到这点何其困难，他们因为看到突然出现了对富裕的抵抗而惊慌失措。然而只要稍稍承认那种公设，即丰盛本身只是(或者至少也是)一种新型的约束机制，就能立刻理解与这种(多多少少无意识的)新的社会约束相对应的只能是一种新型的对自由的要求。既然如此，对“消费社会”的排拒，就以暴力及侵蚀形式(对物质及文化财富“盲目”破坏)或非暴力及消极形式(拒绝进行生产和消费投资)来表现了。假如丰盛真的意味着自由，那么这种暴力就是不可思议的。假如丰盛(增长)是束缚，那么这种暴力就能自圆其说，就合乎逻辑。如果说丰盛是野蛮的、无对象、非具象的，这是因为它所直面的约束，也是未明确提出的，是无意识的、不可读的:如对“自由”的约束、对幸福的有节制的追求、对丰盛的总体伦理的约束。

第三章大众传媒、性与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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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社会学的解释留了位置给—我认为它甚至深刻地衔接着对“富裕”社会的这些表面反常现象所作的那种精神分析学诠释。我们谈到过的那些道德学家们，他们还自封为心理学家，人人都把负罪感挂在嘴上。他们总是把这理解为一种出自清教时代的残余的负罪感，一种按照他们的逻辑只可能是正处在消失过程中的负罪感。“我们还未成熟到可以迎接幸福。”“成见令我们如此痛苦。”然而，相反，这种负罪感(我们且接受这一说法)很显然正随着丰盛而加深。焦虑、负罪、排斥的庞大原始积累进程正在与扩张及满足的进程平行展开，正是这种争执培养了那种暴力的、冲动的颠覆，培养了那些违反幸福本身秩序的谋杀行为表现。因此并不是过去、传统或其他原罪的烙印使那些脆弱的、面临着幸福的人们在丰盛本身中产生不和，并一有机会就对它进行反抗。即使这一公设有许道理，那它也没有说到本质。负罪感、“不适”、各种深刻的不兼容都是处于现实体系本身的核心之中的，并且是由它随着它的逻辑发展而生产出来的。

由于被迫适应需求原则(PRINCIPE DE BESOIN)、实用原则(PRINCIPED'UTILITÉ)(现实经济原则)，也就是说被迫适应某种产品(物品、财富、服务)与满足之间相互索引而总是充实且积极的关联，由于受到这统一、单边且总是积极的合目的性的约束，于是欲望所有的消极性、双重性(AMBIVALENCE)的另一斜面(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是靠平衡和合理性维持生计的:他们假设一切都从主体在需求时朝客体运动的积极趋向中得到了实现。只要这一需求得到了满足，一切就万事大吉了。他们忘记了在只有积极性的地方是没有“满足的需求”的，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完成了的东西，这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欲望，而欲望是双重性的)，这一切相反的公设则遭到了满足本身(而不是享用：享用是双重性的)的审查而被拒绝考虑，而且，由于无法找到出路，它便凝固为一种巨大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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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

由此廓清了丰盛社会中暴力的基本问题(而且，间接地廓清了所有反常、抑郁或弃世的征象)。这种暴力，根本不同于那种由贫穷、匮乏、剥削滋生的暴力—这是曾经被需求的总体积极性取消、掩蔽、删除了的欲望的消极性在行动上的突然表现。这是突然出现在人通过满足获得的与其环境的恬静平衡中的一种双重性逆模式。这与生产性/消费性相反，是破坏性(死亡的冲动)的体现，对它而言将不会受到官僚结构的欢迎，因为那些结构是归属于一种计划满足程式的，因而是归属于一种积极制度体系的。然而我们会看到，正如存在着消费范型一样，社会暗示或提供一些“暴力范型”，由此想方设法对这些爆发力进行引导、控制并求助于大众传媒导向。

实际上，为了防止这种由欲望双重逻辑的割裂，即由象征功能的丧失而积累起来的隐忧，演变成混乱和无法控制的暴力，社会在两个层面上发挥着作用：

1.一方面，它试图用不断增多的关切要求如角色、功能、无数的集体服务等来消化这种忧虑人们到处喷洒镇痛剂、微笑、负罪感消除剂、心理润滑剂(这一切都像洗涤产品中的洗涤剂一样)。这都是些能消化忧虑的酶。人们还兜售安定、轻松、迷幻、各种精神疗法。这都是一些没有尽头的任务，作为永无休止地生产着满足的丰盛社会，在这一任务中还要耗尽资源以生产那针对这种满足引起的忧虑的解毒药。用于安抚丰盛病患者焦虑的满足的预算负担越来越沉重，可以把它与那由于增长的负面影响(污染、加速的淘汰、混杂、自然财富的短缺)而造成的(无法计算的)经济赤字相比较，且毫无疑问它远远地超出了它们。

1. 社会可以尝试——而且它系统地这么做了——对这种忧虑进行回收使之成为消费的重新推进器，或把这种负罪感和这种暴力回收成为商品、可消费的财富或区分的文化符号。于是有了一种负罪感的精神炫耀，这恰是某些团体的特点，即“交换价值/负罪感”。亦或那种“对文明的不适”也和其他东西一起被拿来消费了，它被重新社会化成为一种文化镶边和集体愉悦，而这只能令人更加深刻地陷入忧虑，因为这种文化消费变体等价于一种新的审查并重新导入了这一程式。无论如何，这里的暴力和负罪感都被一些文化榜样大众传媒化了，并且重新转向了我们开头谈到的被消费了的暴力。

第三章 大众传媒、性与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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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调节机制有力地发挥着作用，但仍然不能成功地扭转丰盛朝着暴力转向、进行颠覆性转变的关键程式。另外，像所有批评者所作的那样，对这种暴力的“命定性”、这“乱糟糟的局面”、潜在的社会及道德预防或者相反家长式的宽容(“年轻人是该发泄发泄”)，对这一切进行指责或抱怨都是毫无用处的。某些人怀念那个“暴力还有意义”的时代，怀念那战争的、爱国的、激情的、合理的、好的古典暴力，说到底—怀念由一种目标或原因认可的暴力、意识形态的暴力，或者个体的、反抗的、尚能反映个体美学并能够被看做一种艺术的暴力。每个人都会想方设法使这种新暴力回归到一些古典范例之中并用一些现成疗法来处理它。但必须看到，这种暴力本身不再是历史的、圣化的、礼仪的或意识形态的，因而它并非个体独特单纯的行为，必须看到这种暴力在结构上是与丰盛联系着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不可逆转且总是迫在眉睫，对每个人都如此具有慑服力，无论他们如何看待它:这是因为它就是扎根在不断的增长和满足的进程本身之中的，而每个人都被卷进了这一进程。在我们被暴力包围及被消费了的宁静封闭的世界中，在每个人的眼中，这种新暴力偶尔会重新获得一部分已丧失了的象征功能，尽管转瞬间它又会重新蜕变为消费物品。

塞尔吉·朗茨(《无情追捕》)：这部影片的最后几幕是如此野蛮，以至于我平生第一次颤抖着双手走出影院。在纽约那些正在播放这部影片的影院中，相同的场面引起了一些失去理智的反应。当马龙·白兰度扑倒一个人揍他时，一些疯狂的、歇斯底里的观众站起身来叫喊:“杀了他!杀了他!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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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