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社会

1966年7月:里查·斯派克潜入南芝加哥一间护士寝室。他塞住8位二十来岁姑娘的嘴并将她们捆绑起来。然后他用刀或采取勒颈的方法将她们一个一个干掉了。

1966年8月：ChJ.惠特曼，得克萨斯州奥斯丁大学建筑系学生，带着12支枪爬到一座俯瞰校园的百米高的塔楼顶上并开枪射击，造成13死、31伤。

阿姆斯特丹，1966年6月:战后第一次，在市中心人们连续几天与一起闻所未闻的暴力作斗争。电信大楼被占领，数辆卡车被焚烧，玻璃橱窗被砸碎，标志牌被拔掉。还爆发了成千上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损失达到几百万荷兰盾。一死十余伤。这是“不满现实的年轻人”进行的反抗。

蒙特利尔，1969年10月：紧随一次警察和消防员罢工之后的星期二，爆发了严重的混乱。200名出租车司机洗劫了一家运输公司。政府开枪镇压：2死。这次攻击之后，上千名青年人涌向市中心，砸碎玻璃、抢劫商店。发生了10次攻击银行、19次持枪侵袭、3起恐怖爆炸、多起抢劫事件。面对着这些事件的蔓延，政府根据紧急事态法下令军队戒备并调动警察…

勃朗斯基别墅谋杀案：在洛杉矶丘陵地带的一座别墅中，5位知名人士被杀害，其中包括虐待幻想影片导演勃朗斯基的妻子。这是一起典型的偶像谋杀案，因为具有狂热讽刺意味的是，凶杀案的细节与勃朗斯基影片细节雷同，带有造就了死者们成功和荣誉的那些影片的某些特征。而这一点意味深长，因为它反映了这种暴力的自我矛盾：既野蛮(非理性、无明确目标)且合乎礼仪(参照了大众传媒——在这里是勃朗斯基自己的影片——强加于人的戏剧性范例)。这起凶杀案和奥斯丁塔楼枪击案一样，非激情、不下流、无私利，超越了司法标准和传统责任。这是一些未经构思然而又(在这里包括从幻想的方式直到模仿)都被大众传媒范例们预先“构思好了”的谋杀，并且还在以与演出或类似谋杀案中相同的方式构思着(还可以参考自焚)。对它们可以做出的唯一解释就是：它们具有社会新闻式的戏剧内涵，因此它们会立刻被编造成影片或报道的剧本；以及，在扩大暴力限制的同时，它们绝望地努力着要成为“不兼容”、要违抗并打碎大众传媒化秩序，而实际上它们对社会的激烈不适应使它们成了这一秩序的同谋。

第三章大众传媒、性与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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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的亚文化

当代的非暴力现象是与新型暴力的这些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它们在形式上是对立的)。从麦角酸二乙基酰醯胺(L.S.D.，和后面的“花之力量”一样，都是毒品名称。—译者注)到花之力量，从服毒后的幻觉状态到嬉皮，从禅宗到流行音乐，这一切的共同点就是拒绝被名誉地位以及回报原则所社会化，拒绝当代这包括丰盛、社会成功及摆设在内的整个礼拜仪式。无论这种拒绝是想通过暴力还是非暴力形式表现出来，它所拒绝的总归是社会发展中的活动主义以及那种不断追求福利的新的压制秩序。在此意义上，暴力和非暴力与所有混乱现象一样，都很好地扮演了揭露者的角色。面对这个想要成为并自认为超积极且平静的社会，斗殴和摇滚从一个角度，嬉皮从另一个角度，都揭示出其深刻本性中恰恰相反的两个方面，即消极性与暴力。前者紧紧扣住这个社会的潜在暴力、将其推向极端以使其转而反对这个社会。后者把这个社会(在超级积极性的表象之后的)隐秘的、编排好了的消极性推向一种弃世实践和彻底地与社会不相容，并使这个社会根据其自身逻辑进行自我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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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

让我们把一切基督教、佛教、喇嘛教，一切关于爱、觉醒、人间天堂的教义，把印度教祷文和一切宽容都摆在一边—问题可能更在于此:嬉皮士及他们的团体是否真的替代增长和消费过程呢?他们难道不是这些程式的颠倒的、补充性的影像吗?他们真的是一种要颠覆整个社会秩序的“反社会”或者只是其一朵颓败的花饰——甚或仅仅是那一直以来就将自身置于世外而企图实现人间天堂的某些基督教派的多种变体之一呢?还要注意的是，我们不应该把某种秩序的一种变体看做对这种秩序的颠覆。

“我们希望有时间去生活去爱。鲜花、胡须、长发、毒品，这都是次要的…嬉皮，，首先意味着成为人类的朋友。成为一个尝试用新的、非等级化的目光去看待世界的人:一个尊敬并热爱生活的非暴力者。一个有真实价值和真实准则的人，在他看来，自由高于权威、创造高于生产、合作而非竞争…简而言之他是一个善良开放的人，避免伤害他人的人，就是这样：这才是本质所在。”“总的说来，无论何时何地，不管别人赞同与否，都要做自己认为好的事情，唯一的条件是这样做不会给任何人造成伤害或痛苦……”

嬉皮士们立刻在西方世界引起了种种流言蜚语。热爱原始状态的消费社会，立即就像把一个奇特且无攻击性的植物品种引种进来那样，把他们收编进自己的民俗之中。说到底，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他们不就是丰盛社会的一个奢侈产品吗?从他们东方化的精神状态、他们花里胡哨的迷幻状态来看，他们不也就是些强化了他们社会某些特征的边缘人物吗？

他们受到或仍然受到这个社会的基本机制的制约。他们的不容于社会是团体性、部族性的。看到他们可能会使我们想起麦克卢汉所说的“部族制”，那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在大众传媒符号下进行的暴动，其表现形式是恢复有史册记载之前的古老文化的话语、感触、音乐、沟通方式。他们宣布废除竞争、防御系统和自我的功能：他们所做的，只是用多少有些神秘色彩的话语来表达里斯曼早已描述过的“他人指向”，即(以自我和超我为核心组织起来的)有特性的个人结构朝着一种一切都来自他人并向他人扩散的集体“氛围”的客观发展。嬉皮士们的这种诚恳、真实、透明的方式与贵族阶层对真诚、开放和“热情”的要求并非毫无关联。至于那种退化和幼稚，正是它们造就了嬉皮士团体高尚、纯洁、无可辩驳的热情，没有必要指责它们仅仅是通过对当代社会所禁锢的个体的无责任感和幼稚性进行颂扬而使后两者得以蔓延。简而言之，“人类”，受到生产性社会和名誉地位困扰围追的“人类”，在嬉皮士们身上庆祝着自己的情感暴动，这里一直隐藏在整个表面反常背后的，是模态社会的支配性结构特征。

第三章大众传媒、性与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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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曼针对美国青年，参照玛格丽特·米德定义的文化模式，谈及了一种“夸休特勒”风格和另一种“皮尤布罗”风格。夸休特勒们暴力、爱攀比、具有竞争性、富裕，并在礼物交换仪式中进行无度的消费。皮尤布罗们温和、警醒、善良、要求很少且很容易满足。由此我们目今的社会可以规定为一种支配性文化，即仪式惯例的无度消费的文化、竞争性暴力性文化(夸休特勒们的礼物交换)，和嬉皮士/皮尤布罗们的那种令人惬意与世无争的宽容的亚文化，之间的形式对立。然而一切都令人相信，就像暴力旋即被吸收到“暴力模式”之中一样，同样矛盾在这里通过功能性共存而得到了解决。就像在麦比乌斯环中那样，附和一极和排拒一极通过简单的绞扭被拧在了一起。实际上两种模式是围绕着同一个社会秩序轴心一起向心发展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将此残酷地表述为：“在我们的时代，可以作为不妥协的例证的唯一事实，就是单纯地拒绝向用途屈膝，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服务。”

疲劳

今后将会有一个世界性的疲劳问题，就像现在有世界性的饥饿问题一样。矛盾的是它们两者是相互排斥的：无法控制的传染性疲劳，和我们谈过的无法控制的暴力一样，都是丰盛社会的特权，已经超越了饥饿和传染性匮乏，后者仍是那些前工业社会的主要问题。疲劳，作为后工业社会集体症候，因此回到了舒适之“机能障碍”这一极为反常的场域。作为“世纪新病症”，应该将它与其他反常现象联系起来分析，它们变本加厉的复发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标志，应该尽一切努力去解决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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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

正如新暴力是“无目标”的一样，这种疲劳也是“无理由”的。它与肌肉及体能的疲劳毫不相干。它并非源自体力的消耗。当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谈到“神经的消耗”、“抑郁”和精神与身体的交谈。这类解释如今成了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它出现在所有的报章之中(以及所有的会议之中)。每个人都可以像躲在一个新证据之后那样躲在那里，带着一种被自己神经追捕的贪恋不舍的快乐。当然，这种疲劳至少意味着一件事情(和暴力及非暴力一样的揭示功能):即这个自以为且自视为总是朝着取消努力、朝着解决紧张、朝着更多的简单和自主而持续前进的社会，事实上是一个充满了应激、紧张、兴奋的社会，其中对满足的全面总结暴露出一个越来越大的赤字，其中个体与集体的平衡恰恰随着用以实现它的技术条件的增加而越来越遭到损害。

消费的主人公们疲劳了。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可作多种解释。消费程式并没有实现机会均等和社会(经济的、地位的)竞争的缓和，相反却使各种形式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尖锐。通过消费，最后我们只是来到了一个充满了普遍化了的、极权主义的竞争社会中，这种竞争表现在一切层面上：经济、知识、欲望、身体、符号和冲动，对今后在一个永不停止的区分和超级区分程式中被作为交换价值生产出来的一切事物发生作用。

还可以接受匈巴尔·德·劳的解释，即这个社会并没有像它假装的那样为“期望、需求和满足”做好了准备，而总是在个体及社会范畴身上制造出越来越大的失调，它们同时受到了竞争及社会提升动机的命令以及此后完全内在化了的取悦自己的最高命令的支配。在如此之多的逆反约束下，个体失去了协调。不平等的社会失调，再加上需求和期望之间内在的失调，使得这个社会变成了一个越来越不协调、越来越分崩离析的社会，一个“不适”的社会。疲劳(或者“虚弱”)因而可以被解释为当代人对这种生存环境消极拒绝的应答。但是应该清楚地看到这种“消极拒绝”实际上是一种潜在的暴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只是可能的应答之一，另一种应答形式则是公开的暴力。在这里，又要套用双重性原则。疲劳、抑郁、神经症通常都可以转变为公开的暴力，反之亦然。后工业社会公民的疲劳与工厂工人可能进行的罢工、制动、“减速”或学生的“厌学”相距并不遥远。这全是些消极的、“嵌入”的(取该词在“嵌甲”中的意思)抵制形式，在血肉里向内发展。

第三章大众传媒、性与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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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应该把所有出自自发角度的评说颠倒过来：疲劳并不是与外部社会超积极性相对立的消极性的——正相反，在某些条件下，它是可以与普遍消极性的束缚，即目前社会关系的束缚，相对立的唯一积极性之形式。学生疲劳，是因为消极忍受教师讲课；工人、官僚疲劳，是因为他们工作中的所有积极性都被剥夺掉了。当代公民之所以患上政治上的“麻木”这种紧张症，是因为个体除了保有那微不足道的全民直选权之外，一切决定权都被剥夺了。确实这也是因为生产线及办公室的工作使身体及精神感到乏味，也是因为工作环境死气沉沉，以及因为我们社会对身体进行的那种长期充分使用的状况，使得人们长时间保持或站或坐的姿态，造成了肌肉、血管、生理的蜡屈症。但这些都不是本质的，而这也就是为什么无法像那些天真的专家们所说的那样能通过运动和肌肉锻炼(其效果不会比镇静剂或兴奋剂好多少)来治愈“病理”疲劳之所在。因为疲劳是一种潜在的不满，它转而指向自己并“嵌入”自己身体之中，因为在某些环境中，这是被剥夺了一切的个体所能支配的唯一东西。就像美国城市中的黑人反抗总是先烧掉他们自已的社区一样。真正的消极性恰恰就是对系统快乐的妥协，它表现在那“精力充沛的”干部身上、在完美地适应了其持续活动的那敏锐的眼睛中和那宽阔的肩头上。疲劳，它，则是一种积极性、一种潜在的、传染的、没有自我意识的反抗。由此廓清了其功能:各种形式的“减速”(和神经症一样)是避免彻底和真正“失速”的唯一出路。且正因为它是一种(潜在的)积极性，所以它能突然转变为公开的反抗，譬如五月风暴中随处可见的情形。五月运动自发的、全面的传染、“迅速蔓延”只有在这样的公设中才能被理解：人们所认为的迟钝、疏离、普遍消极性实际上正是一种潜伏在它们的忍耐本身、疲劳、回流之中的积极力量，因而是即时可用的。其中并没有发生过任何奇迹。而五月以来的回流也不是对过程不可解释的“颠倒”，而是从一种公开反抗的形式向一种潜在不满的模态的转变(另外“不满”一词，并不仅仅对这最后一种形式有价值：它指涉的是一种彻底转变的实践过程中被阶段性切分出来的多个拒绝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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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

说过这些，我们要把握疲劳的意义，还应该超越那些社会心理学解释，将它置于抑郁状态的总体结构之中。失眠、偏头痛、头痛、病理肥胖或厌食、迟钝或强制性过度活跃：这些形式上不同甚至对立的症候，事实上可以相互交换、相互替代躯体的“转变”总是伴随着这一切症候的潜在“可调换性”，甚至受到这种“可调换性”的规定。然而关键一点是——这种抑郁性的逻辑(也就是，不再与器官病变或真实的机能障碍相联系的症候“四处溜达”)呼应着消费逻辑本身(也就是，与物品客观功能再无联系的需求和满足根据一种本质上的不满足而相互承接、相互打发、相互替代)。调节需求流动和抑郁症候“流动”的，是同一种不可捉摸的、无限的特征，是同一种系统可调换性。这里我们将回到我们在分析暴力时已谈及的双重性原则，来对消费及精神发泄/躯体化(疲劳仅是其中一个方面)系统的总体的结构性命令作一概括。我们社会的所有程式都是朝着一种解构、一种对欲望的双重性进行分解的方向的。这种双重性在享受和象征功能合并后而解体，然而它依据的是同一种双向逻辑：欲望所有的肯定性过渡到了需求和满足的链条之中，其中它根据一个受到指引的合目的性而分解——欲望所有的否定性则过渡到了无法控制的躯体化或暴力的表现之中。这样便廓清了整个程式的深刻统一性:其他任何假设都无法考虑到这众多混杂的现象(丰盛、暴力、欣快、抑郁)，这些现象一起构成了“消费社会”的特征，我们感觉到它们都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其中的逻辑从一种传统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还是无法解释的。

第三章大众传媒、性与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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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更进一步深入—但不是在这里—进行分析：

1.把消费当做“转变”，也就是说，当做从物资缺乏向那些作为部分物品而接连得到投资的一系列能指/物品进行“象征”转移的整体程式，来进行分析。

1. 在一种关于身体及其在现代性系统中客体地位的理论基础上，将部分物品理论推广到躯体化进程其中也存在着象征转移和投资。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身体理论是消费理论的本质—因为身体是所有这些双重性程式的一个概括:它既被当做色欲关切的对象而得到自恋式投资，又被当做忧虑和侵袭的对象而得到“躯体式”投资。

“这完全是经典的，”一位精神身体学家评论道：“您在您的头痛里寻求避难。也可以在其他任何一种疾病中寻求避难：如结肠炎、失眠、各种不同的瘙痒或湿疹、性问题、肥胖症、呼吸、消化、心脏系统问题……或很简单地，最经常的情况是，一种无法抑制的疲劳。”

抑郁尤其出现在劳动束缚结束而满足时间开始(或应该开始)之际(如总经理们从周五晚上开始持续到周一早晨的偏头痛，“退休者”们迅速的自杀或死亡，等等)。同样众所周知的是，在今天对自由时间的制度化、礼仪化要求背后，“休闲时间”发现了一种对工作、活动的不断增长的要求，一种“做”、“行动”的冲动性需要在蓬勃发展，以至于我们虔诚的道德学家们立刻就从中看到了劳动是人“与生俱来的使命”的一个证据。宁可认为在这种对劳动的非经济性要求中，始终是满足和休闲中未得到满足的好斗精神在表达。但它不会就此得到解决，既然它来自欲望双重性的深处，并在此重新组织成为要求、对劳动的“需要”，而因此重新加入了需求循环，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循环中对欲望而言是没有出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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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

正如暴力可以重新变成进行驯服的工具，为了歌颂安全，疲劳和神经症同样也可以成为区分的一种文化特征。所以疲劳和满足的一切仪式都优先在受过教育和享有特权的人身上发挥作用(但是这种文化“托辞”流传得非常迅速)。在那个阶段，疲劳毫不反常，而我们刚刚就此所说的一切，对这种“必须的”疲劳来说都毫无价值：它是“被消费的”疲劳，并归属于交换或名誉地位的社会仪式之中。

注释

①假如说美丽在于“线条”，那么职业则在于“轮廓”。这个词有些暗含的意义。

②参见《伪事件和新现实》。

③在这个意义上，媚俗和附庸风雅之间有些联系。但是附庸风雅主要是与那贵族/资产阶级的文化适应进程联系在一起的，而媚俗则主要是由于工业资产阶级社会中“平民”阶级的上升造成的。

④但这并不是玩具，因为玩具对孩子来说有一种象征功能。然而“新外观”玩具、时髦玩具则正因为其“新外观”和时髦而又变成了摆设。

⑤纯粹的摆设，即无论对谁都完全没有用处，那将是一种无意义。

第三章大众传媒、性与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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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都依靠的是超越。

⑧参见《消费之消费》。

⑨在这一意义上，流行的真相就会是薪水制度和布告栏，而不是合同制度和画廊。

①“平民”艺术并不依附于物品，但总是首先依附于人和行为。它不会去描绘猪肉食品或美国国旗，而是描绘正在进食的人或正在向美国国旗敬礼的人。

①事实上，我们在其中常常可以读到这种“恐怖主义的”幽默。但这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批判性怀旧。

很容易看到人们如何能在此意义上“消费”语言。自从语言不再是意义的载体，而是充满从属性内涵、充满集团词汇、阶级或等级集团遗产(“时髦”风格、知识界行话；党派政治行话)之时起，自从语言从交流方式变成了集团或阶级内部通用的交流材料之时起其真实功能就以信息为借口变成了勾结和认同功能，自从它不再对意义进行流通，而把自己当做通行口令、通行材料在集团的反复叙事式过程(集团自言自语)中进行流通之时起，它就成了消费物品、偶像。

它不再被当做语言，就是说不再被当做以外延相区别的符号系统来运用，而是被当做内涵体系、当做特殊编码规则来消费。

③“医疗消费”中也有相同的过程。人们看到了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的、需求/健康之非同寻常的过度增加。合理需求(另外其合理是基于对最低生活营养和生命精神身体平衡的何种规定?)和对内科、外科、牙科供给的消费强制之间的限制被取消了。医疗实践变成了医生自己的实践，而医生/物品、药物/物品的奢侈摆谱的实践与乡间别墅及汽车一起在显示地位的全套装备中合流了。同样，药物，尤其是比较富裕阶级中的医生(巴林特：“在普通医学上被最频繁使用的药物，就是医生本人”)，它们曾经是那被看做终极财富的健康的媒介，却自己变成了那种终极需求的终点。它们于是就依照将客观实践目标导向心理操纵、偶像式符号估量的同一种转向模式而被消费了。

说实话，应该对这一“消费”的两个层面进行区分：对药物供给、对可以减缓焦虑的医疗护理的“神经症般的”需求：这一需求与器质疾病造成的需求同样都是客观的，但是它在以下范围内导致了一种“消费”，即为了与这一需求相适应，医生再也不具备特殊价值了:他成了焦虑减缓器或护理诉求，可以用任何其他部分逆退式进程来取而代之：酒精、购物、收藏(消费者“收藏”医生和药物)。医生作为众多符号中的一个被消费了(就像作为安逸和地位符号的洗衣机一样)。(参见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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