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社会

因此，“发展中的”人民把西方的“援助”视为期盼中的、理所当然的、早就属于他们的东西。如同灵丹妙药—与历史、技术、持续发展以及世界市场毫无关系。但是，只要稍微仔细地看一看，西方发达社会中奇迹般脱险的人，是否都以同样的方式在行事呢?消费大众有没有把富裕视为一个自然结果呢?他们被科加尼地区的幻影所包围，在广告性的祷文作用下，相信一切都事先给了他们，以及他们在富裕方面具有合法的、不可让与的权利。对消费的美好信仰是一个新成分;新的一代代人从此变成了继承人：他们继承的不再仅有财产，而且有丰盛的自然权利。因此，货船的神话在美拉尼西亚走下坡路的时候，反而在西方复活了。因为即使丰盛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它仍旧作为日常的奇迹来体验，因为它不是表现为生产出来的、抢夺而来的、征服而来的、经过历史的和社会的努力而得来的东西，而是表现为在有益的神话恳求下所赠予的东西。我们是其合法的继承人:技术、进步、发展(laTechnique，le Progrès,laCroissance),等等。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社会，客观上首先绝对是一个生产社会，一个生产范畴，一个政治经济战略的地点。而是说消费范畴混杂其中，即符号控制的范畴混杂其中。在这个层面上，一条平行线(无疑是冒险性的)可通过神奇的想法勾画出来，因为这二者都靠符号而且在符号的遮蔽之下存在。当今社会愈来愈多的根本方面属于意义逻辑范畴，属于象征规则和体系范畴—但它并不会因此而成为原始社会。这些意义和规则的历史的生产问题仍然丝毫没有解决作为延伸理论，这种分析应根据物质和技术生产过程逐条地加以陈述。

第一章 物的形式礼拜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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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的完美诱惑

使用符号的做法总是存在着矛盾的心绪，其作用总是牟取。牟取这个词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先让符号(力量、现实的东西、幸福，等等)出现，然后再攫取；二是先提出某事，然后再加以否定与击退。人们知道，神话的神奇思想就在于牟取变化和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图片、新闻和信息的普遍消费也在于牟取现实符号中的现实，在于牟取变化符号中的历史，等等。

不管怎么说，我们带着距离提前或过后消费着现实。这里的距离是符号距离。譬如，当《巴黎竞赛报》表现保卫将军(General)的密探在警察局的地下室练习开冲锋枪时，其图片并不作为“信息”来读，也就是说，要人们考虑到政治背景和实际发生的事：对于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来说，它传输着一次绝妙的暗杀企图，一个惊人的暴力时间企图；暗杀要发生，即将要发生。图片是某种先兆和事先得到的享受。所有的邪念都实现了。这里得到的与对货船里神奇的丰盛的期待，结果完全不同。货船或灾难，总是有一种完美的诱惑结果。

确实，可以说我们的幻影来到图片里自我显示，并在其中自我消费。但是与这种心理面相比较，令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些为了同时被消费、被后置的东西：现实世界、事件和历史。

使消费社会带上特点的，是大众交际中社会新闻所具有的普遍性。所有政治的、历史的和文化的信息，都是以既微不足道又无比神奇的相同形式，从不同的社会新闻中获取的。它整个地被加以现实化，也就是说，用戏剧性的方式加以戏剧化以及整个地加以非现实化，通过交际的中项产生距离，而且缩减为符号。因此，不同社会新闻并不是其他范畴中的一种，而是我们神奇思想中的、神话中的主要范畴。

这种神学建立在现实性、“真相”和“客观”的更为贪婪的要求上面。写实电影、新闻报道、快讯、爆炸性照片以及证词资料等随处可见。但到处所寻求的，是“事件中心”、“争论中心”、活生生的东西、面对面的东西——亲临事件发生现场所产生的头晕目眩、亲身体验时所产生的剧烈寒战(Grand Frisson du Vécu)——也就是说又一次奇迹(MIRA-CLE)，因为确切地说，所见到的、拍上电视的、录进录音带的事实真相，指我并不在场，但却是最真实的，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换句话说，就是实际不存在但又偏偏存在的事实。再换句话说，就是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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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

我们从大众交流中获得的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所产生的眩晕。或者说，没有文字游戏，现实就产生不了眩晕，因为亚马逊平原的中心、真实的中心、激情的中心、战争的中心，这个作为大众交流的几何地点并令人头晕目眩的、令人伤感的“中心”，确切地说，它们是什么也没有发生的地方。那是激情和事件的寓意符号。符号令人产生安全感。

因此，我们在符号的掩护下并在否定真相的情况下生活着。奇迹般的安全：当我们观看世界形象时，有谁把突然闯入的现实与不在场而产生的内心快乐加以区别呢？形象、符号、信息，我们所“消费”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心中的宁静。与外界产生的距离则巩固了这份宁静。对真相的强烈影射并没有损害它，只是骗了它罢了。

信息的内容、符号所指的对象相当微不足道。我们并没有介入其中，大众传媒并没有让我们去参照外界，它只是把作为符号的符号让我们消费，不过它得到了真相担保的证明。这里，人们可以给消费生产力下个定义。消费者与现实世界、政治、历史、文化的关系并不是利益、投资、责任的关系—也非根本无所谓的关系:是好奇心的关系。根据这种简图，可以这么说，我们在此已经明确的消费尺度，不是对世界认识的尺度，也不是完全无知的尺度，而是缺乏了解(MÉCONNAISSANCE)的尺度。

好奇心与缺乏了解，指面对真相所产生的同一个整体行为，是大众交流实践普及和系统化了的行为。因此，这也是我们这个“消费社会”的特点：在空洞地、大量地了解符号的基础上，否定真相。

借此机会，我们可以给消费地点下个定义:它就是日常生活。后者不仅是日常行为举止的总和。平庸和重复的一面是一种诠释体系。日常性是整个一个生产力在超经验的、独立的、抽象的范畴(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以及在“个人”的、内在的、封闭的和抽象的范畴里产生分离。工作、娱乐、家庭、关系：个体重新组织这些时，采用未展开的方式，并站在世界与历史的这一边，把严密体系的基础放在封闭的私生活、个人的形式自由、对环境占有所产生的安全感以及缺乏了解之上了。从整体的客观角度来看，日常性是可怜的、剩余的，但是在使“内用的”世界完全自治与重释而所做的努力中，它却是起决定作用的，令人安慰的。个人日常性的范围与大众交流之间深刻的有机联系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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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封闭(Verborgenheit)的日常生活，没有世界的幻影，没有参与世界的不在场证明，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它需要这种超越所产生的一些形象和符号。我们已经发现，它的宁静需要对现实与历史产生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它的宁静需要永久性地被消费暴力来维系。这就是它自身的猥亵之处。它喜欢事件与暴力，条件是只要后者充当它的同室战友。夸张一点地说，就是在越南战争图像前感到轻松的电视观众。电视图像宛如一扇面向房间的反向窗口，世界残酷的外在性在这个房间里变得亲切、热烈，邪恶般的热烈。

消费在这个“感受”层面上，竟把对世界(现实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最大范围的排斥变成了最大的安全系数。正因为压力消化得不够，它才瞄准这个幸福的。但是它碰到了一个矛盾：即新的价值体系导致的被动性与社会道德标准之间的矛盾。从总体上看，社会道德仍然是意志、行为、效率以及奉献的道德。由此便产生了与新的享乐主义行为相伴随的强烈的犯罪感，以及“欲望战略家”认为不要把被动性视为犯罪的紧迫感。对于千百万安居乐业的人来说，是不应该把被动性视为犯罪的。大众传媒戏剧性的夸张(社会新闻或灾难被视为所有消息的常见类别)就在于此：要想解决清教徒的道德与享乐主义者的道德之间的矛盾，这种个人范畴的宁静必须像被剥夺的价值一样，经常受到灾难命运的威胁与环抱。只要有外部世界的暴力和不仁道，安全就会如此被更进一步加以认识(在享乐经济中)，就会时时刻刻觉得如此被选择是不无道理的(在拯救的道德经济中)。命运的、激情的和命定性的符号，只有在有所防御的区域周围大量地涌现，才能使得日常性重新获得伟大与崇高，而实际上日常性恰恰是其反面。命定性就是这样处处被暗示和表示，其目的正是为了使平庸得到满足并得到宽恕。电波中、报刊上，以及个人之间的和全国性的讨论中，有关交通事故的异常收益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日常命定性”中最为美好的不幸，人们之所以怀着如此的激情去挖掘，是因为它具有一种集体性的主要功能。再者，能与关于车祸死亡事件唠唠叨叨的叙述相抗衡的是天气预报：这两者是一对神话太阳带来的困惑与有关死亡的冗长叙述是无法分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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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

因此，日常性提供了这样一种奇怪的混合情形：由舒适和被动性所证明出来的快慰，与有可能成为命运牺牲品的“犹豫的快乐”搅到了一起。这一切构成一种心理，或更恰切地说，一种特别的“感伤”。消费社会宛如被围困的、富饶而又受威胁的耶路撒冷。其意识形态就产生于此。①

增长的恶性循环

集体开支与重新分配

消费社会并不以个人支出的急剧增长为特征，它伴随的是第三者(尤其是行政部门)为个体利益所承担的支出增长，而且其中一部分支出还减少着资源分配不均的现象。

这部分满足个人需要的集体支出，从1959年占消费的13%上升到1965年的17%。

1965年，第三者承担的需求部分为：

——食品和服装占1%(“衣食”)；

——住房、交通和通讯设备网络占13%(“生活范畴”)；

第一章物的形式礼拜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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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体育和健康领域占67%(“人的保护与充分发展”)。

由此，人们发现，集体支出用于人的部分远远超过了用于受其支配的财富和物质设施的部分。同样，在所谓大力发展的领域，公共开支目前最为惊人。但正如E,李尔的发现一样，有趣的是:正是在这个产业里，集体承担着支出的最大一部分，而且它进展得那么快，才使得1968年的五月危机一下子爆发出来。

在法国，“国家社会预算”要把2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仅国民教育就消耗自然人的全部所得税)重新分配。加尔布雷思所揭示的个人消费与集体开支之间强烈的不均现象，在美国比在欧洲国家更为明显。但问题不在这里，真正的问题是要知道这些经费是否确保社会机会的客观均等。不过，这种“再分配”对各个阶层的社会区别所产生的影响显然不大。至于生活水平的不均，把1950年和1965年对家庭预算所做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之后，并没有反映出差别的缩小。众所周知，社会阶级在学校面前，存在着继承性的、无法缩小的不平等；其他一些微妙的机制所起的作用远远胜过经济机制，仅经济上的再分配就大大地加强了毫无生气的文化机制。年龄17岁的年轻人的入学率为52%：高级干部、自由职业者和教育机构成员的孩子占90%，而农业耕种者和工人的孩子不到40%;第一类中的男孩进入高校的机会占1/3以上，而第二类的男孩的机会仅占19%\~20%。

在健康方面，再分配的影响就不太明显：在就业人口中，可能缺乏再分配，每个社会类别似乎都要竭力收回所捐赠的费用。

税制与社会保险：在这一点上，让我们参照一下E.李尔的论证。“不断增长的集体消费是通过税制和附加税的发挥得到赞助的：仅社会保险一项，公司的捐赠费用返还给缴纳工资税的大众在1959年就占到23.9%，到1967年上升为25.9%。社会保险花去企业工薪人员收入的1/4。公司的或曰雇主的”捐赠可以合法地视为代扣的工资，与5%的包税完全相同。从工资中代扣税费的人大大超过了缴纳所得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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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是累进税，而公司捐赠与定额缴纳的则是累退税，税制和直接附加税总是累退的。如果说直接税制，主要指增值税，是与消费成比例的话，那么可以断言，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及各家所缴纳的公司捐赠，若广泛用于资助集体消费，从总体上来说，就起不到缩小差别或再分配的作用”。

“至于集体设施的效用，所掌握的调查报告表明，公共权力机构的意愿经常会偏移”。当这些设施被认为最没有价值的时候，人们发现顾客”渐渐多样化了。这种开放性导致了对穷人情感上的拒绝。其心理原因胜于经济原因。当这些设施要对所有的人开放时，对最弱小者的筛选其实从一开始就已进行。为所有的人能够利用而做出的努力，通常从一种反映社会等级的分离上表现出来。这等于说在极不平等的社会里，为确保使用上形式平等的政治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却加重了不平等。”(计划委员会《消费与生活方式》)

死亡面前的不平等仍然十分明显。

因此，绝对的数字再一次失去了意义，可利用资源的增长，为丰盛打开了的绿灯，必须用现实的社会逻辑来阐述它。社会再分配，尤其是政治行为的效用，应该提出来加以探讨。在“社会的”再分配不正常的情况下，在这种本应消除社会不平等而实际反而使之恢复的情况下，人们是否应该看到因社会结构缺乏活力而产生的暂时畸形现象呢?根据激进的假设，出色地保留特权的再分配机制，事实上是整个体系的组成部分或战术要素入学制度与选举制度毫无两样。人们是否应该提出这种激进的假设呢？哀叹社会政治再一次的失败是无济于事的：恰恰相反，必须注意到，它成功地起到了它应有的实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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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格雷多克，“个人消费与集体消费”(第一次估测尝试)，1969年5月。“消费与生活方式”小组所确立的资料。

尽管得出了一定的结果，但对转移作用的评价，无论是再分配还是消费方向上都可以发现细微差别。如果说转移的总体作用能使最终收入的幅度减半，那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最终收入分配相对稳定性的获得，是以大大增加再分配的总额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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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

职业类别死亡率②

1000名35岁的人当中活过70岁的数目

危害

富裕的进步，也就是说对日益增加的个人与集体财产和设施的拥有，其“危害”也日益严重一方面，它是工业发展与技术进步产生的后果；另一方面，它产生于消费结构的本身。

经济活动带来了对集体环境的破坏：噪音、空气和水污染、风景的破坏以及新的公共设施(飞机场、高速公路等)的建造，给居民区带来了莫大的困扰。汽车拥挤的后果是引起了巨大的技术上、心理上和人力上的赤字: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内部结构所必需的设施过剩，额外的汽油开支和为事故受害者所花费的医疗费用等，所有这些仍可以作为消费来计算，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总值和统计的名义下竟可以作为增长和财富的指数!蓬勃发展的矿泉水产业只是暂时缓解了城市的水荒，难道它真的赞同“丰盛”的添加吗?如此等等。人们不断地统计清点着所有生产与消费活动，作为清除增长体系内部危害的权宜之计。然而生产力的增长一旦超过了一定的界限，便几乎整个地被由增长来医治增长的顺势疗法所吸收、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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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大众合理化生产中，技术和文化的作用所产生的“文化危害”是无法统计的。而且，价值的判断在此也使得共同的标准难以确定。人们不会像在曝露水污染问题上采用的做法一样，来客观地揭示一个可怕的居民点或一部最差电影的特点。如在最近两院联席会议上，只有一位行政督察员和一个“纯净空气部”，建议让民众摆脱起轰动效应的报刊影响，以及设立一种“智力危害罪”！不过，应该承认，所有这些危害都是随着丰盛节奏的本身而增长的。

产品和机器老化速度的加快，对保证一定需求的旧结构的破坏，以及对生活方式无明显补益的假发明的增多，所有这些都可以纳入资产负债表之中。

也许更为严重的是，产品与设备的降级就是E.李尔所揭示的事实：社会财富生产过程中快速发展的代价，就是劳动力的流动，也就是职业的不稳定。人员更新与循环的结果是，社会负担变得十分沉重，尤其是会产生不安全感。对每个人来说，各方面(收人、声誉、文化等)的流动以及地位和竞争所产生的心理和社会压力变得更加沉重，必须有较长的时间才能自我恢复与自我循环，才能弥补多种危害一上下班的路途、人口过于集中以及不断的侵犯与刺激所产生的心理和神经上的磨损。“总之，消费社会的主要代价，就是它所引起的普遍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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