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社会

安全感……”

这就导致了体系的某种自我吸收:“在这种不可避免地引起通货膨胀压力的快速增长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无法适应节奏。他们成了没人要的剩货”。那些仍要购物并适应所推崇的典范生活方式的人，只能付出自我减少的代价。因此，在最终确定为增长服务而进行的社会投资(教育、研究、健康)方面，在重新分配国内生产总值中日益增加的那部分时，社会被迫要减轻增长带来的社会压力。”(E.李尔)不过，这与其说是为了增强积极的满足感，倒不如说是一种对机能不良的个人或集体的支出。这些补偿性的支出，在所有的财务制度中，都是增加的，用于提高生活水平的目的。不用说毒品、烈性酒的消费以及夸耀性或赔偿性的各种支出了，更不用说军事预算了，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就是增长，也就是丰盛。

那些不断增长的、要求社会“负担”的类别的数目，并不是一种危害(与死亡作斗争以及死亡的推迟构成了“丰盛”的一个方面和消费的一个要求)。它愈来愈注重过程本身的保证。布尔热瓦·皮夏曾一针见血地说：“可以想象，竭力维系一个国家健康的人比实际参与生产的人还要多。”

简而言之，人们到处可以发现这一点，增长和丰盛的活力会自行循环与运转，体系在再生产过程中则愈来愈弱，会出现一个滑动的界限。在这个界限中，整个生产力的提高会维系着体系的生存条件。唯一的客观结果就是数字和总结的恶性增长。但就主体而言，人们会规规矩矩地回到原始阶段，回到绝对荒芜的、动物的、土著人的阶段。为了生活，人们总是竭尽全力。多马尔认为，这也是“为了能够吃到土豆，为了能够重新种土豆而种土豆者”的阶段。不过，当一种制度所付出的代价与其收益相等或大于收益时，这种制度是没有效率的。我们并不处在这一步。但是，通过危害以及社会和技术对这些危害的纠正，我们发现，体系向外伸展的内部运作的基本倾向—个人的或集体的“功能障碍性的”消费比“功能性”的消费快得多，体系实际上自己干扰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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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计算或国民生产总值的神话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现代社会最不寻常的集体性欺骗，是“数字”上面的“神术般的”操作。实际上，它掩盖了一种集体迷恋的巫术。我们讨论的是荒谬的计算的幻象、全国财务的机械性的体操动作。根据经济的理性标准即这个魔术的原则—除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要素外，其他什么也没有算进去。因此，妇女的家务、研究、文化统统只字未提但有些不相干的东西却出现了，而唯一的原因就是它们是摸得着的。再者，这些财务有个共同点，就是认为自己不了解消极符号。它们把一切，有害的东西和积极的因素，全都加进彻底的非理性之中(一点也不天真)。

经济学家把各类产品和服务的价值都加在一起，—不分公有与私有性质。危害与对付它的权宜之计，跟客观有益的财富生产一样，都得到了表现。“酒、连环漫画、牙膏………和核火箭的生产，与学校、公路和游泳池的缺乏相提并论”(加尔布雷思)。

但损坏、废弃等不足的方面并没有得到表现……如果得到表现的话，那么所用的方法也是积极的！因此，上下班的交通费竟作为消费支出来入账!这就是为生产而生产的神奇目的数字化了的逻辑性结果：任何生产出来的东西，都因存在这一事实本身而变得神圣了。任何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是积极的。任何摸得着的东西都是积极的。在会计们的眼中，巴黎五十年之中空气的亮度下降30%是剩余的、不存在的。如果说一笔更大的电力、灯泡、眼镜等开支由此得以产生，那么，它一下子就会作为生产的增加与社会财富而存在!对神圣的生产和增长原则任何限定性的或筛选性的伤害都会引起渎神的恐怖(“我们不会碰协和飞机的一颗螺丝钉！”)。集体的顽念被禁止入账，生产力首先具有了神话的社会功能，而且为了使这个神话生动有趣，可以采取任何办法，哪怕把在数字上与之相抵触的客观现实颠倒过来也行。

但是，在这个复杂的财会制度的神话中，也许存在着一个深层次的真相，即增长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真相(LAVerité)。积极的和消极的混加在一起是不合常情的。但这也许正合乎逻辑。因为真相也许是“消极的”财富，是对危害的弥补，是内部运作所花费的代价，是社会不良功能的自我调节费用，以及在这个总体中起经济火车头积极作用的附属的毫无用途的挥霍浪费部门。当然，这种潜在的体系真理被数字掩盖了，魔术般的相加使得积极面和消极面(卖烟和建造医院等)的那种令人赞叹的循环特征变得十分模糊。尽管在各个层面做了各种努力来根除这些消极面，但仍旧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体制是靠它存在的，是不可能摆脱它的。提到贫穷的时候，我们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发展的社会把这具贫穷的“风筝”拖在后面当做配衡体，而它实际上则成了最严重的危害之一。应该承认这样的假设:所有危害都可以作为积极因素、持续发展的因素、生产和消费的再次飞跃而纳入某个方面。18世纪，曼德维尔在《蜜蜂寓言》中提出过这样一种理论(但在那个时代已被当做渎圣和放纵的了):一个社会的平衡靠的不是德而是恶，社会的和平以及人类的进步和幸福，靠的是使他们不断触犯规定的本能的不道德行为。当然，他谈的是道德，但我们可以从社会经济的意义上来理解。从理性体制的角度看，确切地说，现实体制的昌盛靠的是其掩盖着的瑕疵、平衡、危害以及罪恶。人们曾把曼德维尔说成厚颜无耻：而客观上厚颜无耻的，是社会秩序、生产秩序。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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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

浪费

既然人们能够谈论“垃圾箱文明”，甚至打算研究“垃圾箱社会学”：“告诉我你扔的是什么，我就会告诉你你是谁”！不言而喻，富有社会的丰盛与浪费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紧密啊!但是浪费与废物的统计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它只是所提供的财产总量丰盛的多余符号而已。如果人们从中只看到本来打算用于消费而没有用于消费的多余废物，那么人们就不会明白浪费也不明白其功能。这里，我们再一次对消费有了一种简单化的概念建立在财产必然用途之上的道德概念。从不相信这种事物内在的道德规则是使用价值和使用期限，以及随着地位和时尚的变化而乱扔财富、更换财富的个人，一直到全国和国家范围的浪费，甚至到全球性的浪费，人类在一般经济和自然资源的开发中是做得出来的。正因为这样，所有的道德家才与资源的浪费与侵吞展开了积极的斗争。简而言之，浪费始终被视为一种疯狂、精神错乱、本能的官能障碍，因为它使得人们焚毁储备物资，并通过非理性之举殃及生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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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至少反映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并没有进入实际丰盛的纪元，现在的每个人、每个集团或每个社会，甚至是作为这种类别，都打着稀少的标志。一般来说，坚持丰盛将不可避免到来的神话的，以及哀叹与即将到来的稀少之幽灵相联系的浪费的，实际是同一种人。不管怎么说，作为性能失调的浪费这个道德观，需要根据能够体现其真正功能的社会学分析来重新论述。

所有社会都是在极为必需的范围内浪费、侵吞、花费与消费。简单之极的道理是，个人与社会一样，在浪费出现盈余或多余情况时，才会感到不仅是生存而且是生活。这种消费可以发展为“消耗”，是地地道道的破坏，而且具有特别的社会功能。印第安人在交换礼物的宗教节日里就是这样，巩固社会组织是通过对宝贵财富的竞相破坏来实现的。克瓦基于特尔人放弃棉被、独木舟和刻有花纹的铜器，把它们焚烧掉或扔进大海，以此来“维系他们的血液”与证明他们的价值。在任何时代君主贵族阶级都是通过无益的浪费(wastefulexpendi-ture)来证明他们的优越感的。源于理性主义和经济学用途的概念，要从更为广泛的社会逻辑角度来考虑。但浪费远远不是非理性的残渣。它具有积极的作用，在高级社会的功用性中代替了理性用途，甚至能作为核心功能支出的增加，以及仪式中多余的“白花钱”竟成了表现价值、差别和意义的地方一不仅出现在个人方面，而且出现在社会方面。从这一角度，“消费”作为消耗的概念显示出了轮廓，也就是作为生产性的消费与建立在需求、积累和计算基础之上的“节约”恰恰相反。这里的多余先于必需品，开销在价值上(如果过去不是)先于积累和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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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

“啊,不要讨论什么需求”了!最穷的乞丐在最可悲的境遇中还有点余粮呢。把自然压缩成自然需求吧，人是个牲畜:他的命一钱不值。你知道我们只要再多一丁点的东西就可以存在吗?”莎士比亚在《李尔王》里说道。

换句话说，由消费产生的基本问题是：生活是否是根据其生存，或根据所赋予个人或集体的生命意义组织起来的呢？不过，这种“存在”的价值，这种结构价值可能意味着经济价值的牺牲。但这个问题并不是形而上学的。它位于消费的中心，可以这样来加以理解：极大丰盛是否在浪费中才有实际意义呢？

人们是否应该像瓦莱里那样，用预想和预备之物的符号来确定极大丰盛的意义呢？“看着一堆堆经久耐用的食物，难道没有看到一点剩余下来的时间与不用做的事情吗？一箱饼于，就是整个一个月的懒散与生活；一罐罐腌肉以及一筐筐谷粒和核桃就是一笔让人得以安宁的财宝，一个平静的冬天可能会沐浴在芬芳温馨之中……鲁滨逊在储藏进箱子和盒子的食物的味道中品味到了未来的出现。他的财宝为消闲扫清了障碍。正如某些金属散发出一种绝对的热度一样。它来源于时间。人类只是在那堆经久耐用的东西上才慢慢成长起来的。预见和预备，使我们逐渐摆脱动物必需品的严酷现实和我们那赤裸裸的需求…大自然令人想起这样一个事实：它使我们身上具有一点对抗事态变化的东西；四肢上的脂肪，灵魂深处时时待命的记忆力，这都是我们的工业所模仿的资源贮备的模式”。

这就是活着的人肯定要“费力”的经济原则，尼采(以及巴塔耶)的观点与之相对立：“生理学家应该在提出自我保护本能是任何有机生命主要本能的时候进行深入思考。活着的人无论如何要花费精力：自我保护”只是其中的后果之一。当心多余的目的论原则!“自我保护本能”的整个概念就是其中的一个概念……为生存而斗争”这个口号指一堆例外情形，确切地说，规则就是为力量、为拥有多余’、更好’、“更快”、更经常”的野心所进行的斗争。”(尼采《权力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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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多一点的东西”可以成为“本身的东西”。价值就是通过它得到证实的。这种想象的价值规律使得主要的东西始终在必需的东西那边，在消费和失去过程中最能体现出来，而且它能在自我占有中进行自我检查，只要后者具备增添的、“多一点的东西”的差别功能。以苏联的例子为证：工人、干部、工程师和党员都有一套不属于他们的房子：房屋出租或作为终身年金。其功能与劳动者、城市就业公民的社会地位有关，而不是与私人身份相联系。这些财富是一项社会服务，而非一笔遗产，更不是一笔“消费财富”。相反，第二住宅，俄罗斯乡下的花园住宅倒属于他们，这笔财富不是终身年金也不可以撤销，可以在他们死后代代相传。因而“个人主义的”迷恋就依附于此：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获得这座乡下住宅(由于缺乏在西方几乎与“第二住宅”起着相同作用的汽车)。这座乡下住宅的声望价值与象征价值实际就是那“多一点的东西”。

从一定程度上讲，极大丰盛也如此：要使它成为一种价值，所拥有的东西不应是不充分，而应是太多必需和多余之间具有重要意义的差别应得到维系和表现，这就是各个层次的浪费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说，要消灭它，那是妄想。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它确定了整个体系的方向。而且跟其他小玩意一样(有用的从哪里开始？无用的又从哪里开始?)，人们无法确定也无法限定。在起码的生存之外，任何生产与消费都可以被冠以浪费(不仅指时装和食品“垃圾箱”，而且指军事的超级小玩意“炸弹”，指某些美国农民过多的农业设备，以及每隔两年就更新全套机器而不分期付款的企业家：不仅指消费，而且指服从夸耀过程的生产更不用说政策了)。有回报的投资和奢侈的投资无处不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有个在广告上投资一千美元的企业家宣称：“我知道有一半丢掉了，但我不知道是哪一半。”在复杂的经济中，情况总是这样：人们不能够把有用的分离出来，把多余的去除掉。而且，“失去”的一半(从经济角度)在某消耗中可能并不是长期的或十分微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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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最小价值的那一半。

因此，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这个极大丰盛的社会里的巨大浪费，是它向稀有发起了挑战，并矛盾地表示着极大丰盛，原则上，极大丰盛的心理以及社会和经济的主导形式是它，而不是有用性。

“就算玻璃包装能扔,是否就已经到了黄金时代(L'AGED'OR)呢?”

里斯曼和莫林所分析的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通过史诗方式，即消费主人公方式，揭示了它。至少在西方，生产主人公的传奇现在已到处让位于消费主人公。“自我奋斗者”、创始人、先驱者、探险家和垦荒者伟大的典范一生，继圣人和历史人物之后，竟演变成了电影、体育和游戏明星、浪荡王子或外国封建主的生活，简言之，成了大浪费者的生活(即使是强制命令反过来常要求表现他们“简单的”日常生活、买东西，等等)。所有这些伟大的恐龙类人之所以成为杂志和电视专栏的中心人物，是因为他们身上值得夸耀的总是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的超人价值就在于印第安人交换礼物的宗教节日。他们就是这样履行着一个极为确切的社会功能：奢侈的、无益的、无度的消费功能。他们像国王、英雄、神甫或过去声名显赫的贵族，对整个社会起着这种代理功能。除了詹姆斯·迪安，他们从来不像后者一样伟大，为自己的生活尊严付出代价。

主要区别就在于，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中，这种戏剧性的浪费，不再具备它在原始节日与交换礼物的宗教节日里所具备的集体的、象征性的而且起决定作用的意义。这种不可思议的消耗也具有“个性”，并由大众传媒来传播。它的功能就在于通过大众消费振兴经济。与之相比，它可以确定为艰涩的次文化。电影明星仅穿了一个晚上的奢华连衣裙的漫画，是条“朝生暮死的三角裤”：80%的粘纤，20%的非纺织腈纶，早上穿晚上扔，洗都不用洗。特别是这种豪华的浪费、这种高尚的浪费被大众传媒推到前台，从文化上只是进一步地促进了一种直接纳入经济过程的更为根本、更为系统的浪费，一种与物质财富同时生产出来的、也纳入其中的、必须作为消费品的质量之一的功能的、官僚主义的浪费而消费掉：易碎、陈旧、时间的确定、昙花一现的命运。今天，生产的东西，并不是根据其使用价值或其可能的使用时间而存在，而是恰恰相反根据其死亡而存在，死亡的加速势必引起价格上涨速度的加快。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对有关用途、需求等的整个经济学“理性的”公诉产生怀疑。不过，人们知道生产秩序的存在，是以这种所有商品的灭绝、永久性的预先安排的“自杀”为代价的。这项活动是建立在技术“破坏”或以时尚的幌子蓄意使之陈旧的基础之上的。广告耗费巨资实现了这一奇迹。其唯一的目的不是增加而是去除商品的使用价值，去除它的时间价值，使它屈从于时尚价值并加速更新。不必谈用于军事预算和其他具有诱惑力的国家官僚开支中的巨额的社会财富：这种浪费与施舍性的宗教节日里的象征性的香水毫不搭界，它是一种堕落的政治经济体制中绝望的、生死攸关的解决办法。这种最高层次的“消费”与个人对商品如饥似渴的渴望一样属于消费社会的一部分。两者共同保证了生产范畴的再生产。我们应该把作为花费象征行为、节日仪式和受到歌颂的社会化形式的个体或集体浪费，与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的阴暗丑恶的官僚表现区分开来，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浪费式消费已变成一种日常义务，一种类似于间接赋税的、通常无意识的强制性的指令，一种对经济秩序束缚的不自觉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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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碎你的汽车，保险公司会负责善后处理！”毋庸置疑，汽车成了日常性与长期性、个人与集体浪费中具有特殊地位的焦点之一。不仅是由于它的使用价值系统地缩小了，它的声望和时尚系数系统地得到加强，以及投资在上面的钱数特大，而且更不值得怀疑的是，由于集体因车祸在钢板、机械以及人命方面所遭受到的戏剧性损失消费社会在这场最为壮美的机遇剧中，通过对物与生命如仪式般规定的破坏，为自己提供了物质过于丰盛的证明。

消费社会需要商品存在，但更确切地说，需要摧毁它们。商品的“用途”只会导致其慢性堕落。在慢性堕落中所创造的价值要强烈得多。因此，破坏仍然是唯一代替生产的根本办法：消费只是两者的中间阶段。消费中有个较大的倾向，就是在破坏中超越、变化。它的意义就在于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它作为统治作用的消费的特性仍然从属于生产秩序。所以，商品通常显得不足。但它们的丰富本身也矛盾地意味着匮乏。库存是缺乏的多余，也是焦虑的标志。商品只有在破坏中才显得过多，而且在消失中才证明财富。不言而喻，无论是以强烈的象征形式(机遇剧、赠送礼物的宗教节日、个人或集体的外在破坏行为)，还是以系统的、惯例的破坏形式，破坏都注定要成为后工业社会决定性的功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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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

注释

①在柏林这样的城市里，这种情形几乎十分理想地得到了实现。此外，几乎在所有的科幻小说中，都把这种情形从类别上归为一座理性的、“富有的”、受到国内外某较大敌对势力摧毁威胁的大城市(Grande Cite)。

②《形势与研究》，1965年11月。

③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当今丰盛社会的浪费与所有称作“匮乏”社会所进行的破坏性的挥霍之间，存在着一种绝对的差别。前者是一种纳入经济体系的危害，是一种集体价值功能性的而非生产性的浪费；而后者则是一种“过分的”浪费，对财产的破坏是集体象征性价值的源泉。把过时的汽车当废铁处理，在机车里焚烧咖啡根本算不上什么节日：这实际是一种系统的、蓄意的、带有战略目的的毁坏。军备开支就是如此(可能只有广告……)。经济体制只有考虑到所谓“理性”的时候，才会在节日般的浪费过程中超越自己的原有水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带着愧意只吞噬掉了财富的增添部分。它只是对生产力的计算进行了补充性的、小心翼翼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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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消费理论

消费的社会逻辑

福利的平等意识

有关需求的整个演说基于一种天真的人类学：幸福的自然倾向之人类学。在为加勒里或浴场海盐所做的最小的广告后面，用火辣的语言所形容的幸福，就是消费社会的绝对参考：它完全成了拯救的代名词。但是，用这样一种意识力量来纠缠现代文明的幸福，究竟是什么呢？

因此，这里有必要回顾以下各种出于本能的看法。幸福概念的意识力量，并不是来自于每个个体为实现本人幸福的一种自然倾向。从社会历史观来看，这是由于幸福的神话将平等神话收藏并转化到现代社会之中了。自工业革命和19世纪革命以来，所有政治的和社会的毒性转移到了幸福上。幸福(leBonheur)首先有了这种意识意义和意识功能，于是在内容上引起了严重后果：幸福要成为平等的神话媒介，那它就得是可测之物，必须是物、符号、“舒适”能够测得出来的福利。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他已经注意到，民主社会的趋势是总想得到更多的福利，以此来作为社会命定性的消除和所有命运的平等。这种独立于众人眼里表现它的符号之外的幸福，这种不需要证据的幸福，作为完全的或内心享受的幸福，一下子被排除到了消费的理想之外。幸福首先是平等(或区分)的要求。从这一点上看，根据可视的标准，它应始终具有意义。但在这个意义上，幸福与集体节日或狂欢之间的距离就更远了。因为它虽由平等要求所维系，但是它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原则基础之上的。而这个原则过去曾得到向每个人(每个个体)明确许诺幸福(Bonheur)权的《人权宣言》的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