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社会

“福利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RévolutionBourgeoise)或简单地说是任何一场原则上主张人人平等但未能(或未愿意)从根本上加以实现的革命的遗嘱继承者或执行者。因此，民主原则便由真实的平等如能力、责任、社会机遇、幸福(该术语的全部意义)的平等转变成了在物(1Objet)以及社会成就和幸福的其他明显标志面前的平等。这就是地位民主，电视、汽车和音响民主，表面上具体而实际上又十分形式的民主。在社会矛盾和不平等方面，它又符合宪法中的形式民主。两者互为借口，共同形成了一种总体民主意识，而将民主的缺席以及平等的不可求的真相掩藏了起来。

“需求”的概念，在平等的神秘主义当中，是与福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需求反映了一个令人心安理得的目的世界。这种自然主义的人类学，为普遍的平等奠定了希望的基础。其明晰有力的论证是：在需求和满足原则面前人人平等，在物与财富的使用价值面前人人平等(但在交换价值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而且被分化)。需求是从使用价值来考虑的，人们已建立起一种客观效用性或自然目的性的关系。而在这种关系面前，并不存在社会的或历史的不平等。就牛排而言(使用价值)，既没有无产者也没有享有特权的人。

福利与需求的互补神话，对不平等客观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决定性，具有一种强有力的吸收与消除意识的功能。福利国家(WelfareState)和消费社会里的所有政治游戏，就在于通过增加财富的总量，从量上达到自动平等和最终平衡的水平，即所有人的福利的一般水平，以此来消除人们之间的矛盾。共产主义社会本身，也是用平衡的术语来论及个人或社会的“自然的”、“和谐的”、摆脱任何社会差别或阶级概念的需求的这里它同样偏离了政治的解决办法，即通过财富的极大丰盛的办法，向着最终的解决办法过渡—财富的形式平等替代了交换社会的透明度。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人们也能看到“福利革命”替代社会政治革命。

第二章 消费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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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关福利意识的观点是正确的话(即在财富和符号中表达了“世俗化的”形式平等的神话)，那么显而易见，永恒的问题便成了一个假问题：即消费社会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呢？民主有没有实现呢？还是正在实现呢?或者恰恰相反，是否只是恢复了以往社会的结构和不平衡呢?不管人们是否能够证明消费的潜在性会不会实现自我平衡(消除收入、社会再分配、人人崇尚同一时装、在电视上观看同一个节目、大家一起去地中海俱乐部)，那都丝毫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用消费平均化的术语来提出问题，其本身就已经意味着通过对商品与符号(替代层面的追寻)，来替代真正的问题，以及要对其进行逻辑的和社会学的分析。简言之，分析“丰盛”，并不是从数字上去验证它，数字只能是跟神话一样的神话。计划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要用另一种不同于它的逻辑去把握丰盛的神话。

当然，分析要求我们要从数字上、从福利的总结上去观照丰盛。但数字本身并没有多少意义，也从来不会自相矛盾。唯有解释才有意义。有时与数字相符，有时与其恰恰相反。我们应该把发言权留给它才是。

理想主义的观点是最根深蒂固的、最顽固的：

—增长，即丰盛；

——丰盛，即民主。

由于无法断言这种全面幸福(甚至是在数字层面上)即将来临，神话变得更加“现实主义”。那是不断变化的理想的改良主义：由于物质增长初级阶段里巨大的不平等现象的减少，再加上“铁的工资规律”，收入会变得和谐。当然，那种对持续有序愈来愈向平等方向发展的假设已被一些事实所推翻(《另一个美国》：20%的“穷人”等)。这些事实反映了暂时性的失调和幼儿期的病症。增长在意味着一些不平等后果的同时，也意味着长期而全面的民主化进程。因此，根据加尔布雷思的观点，平等与不平等的问题不应该再被放到议事日程上。它与富裕和贫穷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尽管有种不平等的再分配，但“丰盛”社会的新结构使这一问题得到了重新解决。剩下的人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被排斥在工业体系之外，排斥在增长之外，成了“穷人”(20%)。而物质增长原则本身未受损害；它是均质的，而且具有使整个社会群体均质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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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

从这个层次上提出的基本问题，是关于“贫穷”的问题。对于物质丰盛的理想主义者来说，这个问题是“残留的”，是会被增长的增加所吸收的。但是，它似乎在后工业革命时期仍在代代相传。所有为消除它的努力(尤其是美国的“大社会”)，似乎在每个演变阶段，都受到了功能性的、使增长重新出现的、某种体系机制的碰撞，好像一个增长惯性的弹簧。加尔布雷思把这种无法解释的贫穷，归咎于体系的失调(无用的军费开支优先权，集体服务跟不上个人消费，等等)。或者说，是否能把推理颠倒一下，认为增长在其本身的运动过程中，就是建立在这种不平衡基础之上的呢？在这一点上，他所有的分析其实就是揭示“缺陷”在增长体系中的功能性含义。然而，当他要对体系本身产生的质疑下逻辑性的结论时，却退却了，而用了一种宽容的观点重新调整了一切。

理想主义者一般坚持这种悖论的发现：尽管这一切，而且其目的(众所周知，它只能是有益的)被恶魔般的予以颠倒了，但增长还是出现了，还是再次地出现了，而且恢复了社会的不平等、特权和不平衡，等等。正如加尔布雷思在《丰裕社会》里所说，人们会认识到，替代再分配的实际上是生产的增长(“越多……最终人人都会有足够的物质”)。但是，这些酷似流体物理的原理，在社会关系中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确切地说，正好与之相反—我们稍后就会看出这一点。另外，人们从中还得出一个适用于“次特权者”的论点：“哪怕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从生产的加速增长中所获得的益处，也远远胜于任何一种形式的再分配。”不过，所有这一切是似是而非的：因为如果说增长使得每个人开始在绝对意义上获得一笔巨额收入或一大笔财富，那么具有社会学特点的，就是建立在增长中心本身的失调过程，就是巧妙地使增长具有一定的结构并赋予其真正意义的失调率。相较起来，坚持某种极度匮乏或某些次要的不平等现象戏剧性消失的观点，以及从数字与总量上、从绝对增长与国民生产总值上去判断物质的丰盛，要比用结构的术语去分析简单得多!就结构而言，富有意义的是失调率。在国际上，它表示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增长差距，但也表示着在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低工资与高收入之间“调整速度的失控”，高科技凌驾于其他部门，以及农村屈从于城市工业世界，等等。长期的通货膨胀能够掩饰这种相对的贫困化，将所有名义价值拔高，而对功能和相对平均数的计算，则使得表格的下方出现的数据只是部分下降。但不管怎么说，整幅表格上出现了一种结构性的失调。当人们看到体系以其自身的逻辑维持原状并确保其目的性时，援引这种失调的暂时性的或行情性的特点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人们至多同意，它会在一定的失调率高度上稳住，也就是说，无论财富的绝对量多少，都含有一种系统的不平等。

第二章消费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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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要走出理想主义者对功能失调这种灰暗色彩的发现之死胡同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承认这里采用的是一种系统的逻辑。这也是超越有关丰盛与贫乏的那种错误的或然判断的唯一方法。就像议会中的信任问题一样，它具有令所有问题窒息的功能。

实际上，“物质丰盛的社会”与“物质匮乏的社会”并不存在，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不管是哪种社会，不管它生产的财富与可支配的财富量是多少，都既确立在结构性过剩也确立在结构性匮乏的基础之上。过剩可能是上帝的那一份、献祭的一份，是奢侈的开支、剩余的价值、经济利润或享有盛誉的预算。但无论如何，正是这种奢侈的提取，在确立一个社会财富的同时，也确定了其社会结构。因为它总是少数特权派的特有财产，其功能确切地说是重新产生等级或阶级特权。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平衡是不存在的。平衡是经济学家理想的神话。如果社会状况的逻辑本身并不与之相抵触，那么至少处处可见的社会组织就可以被定位。任何社会都产生差别，产生社会歧视。这种结构组织是建立在(特别是)财富的使用与分配基础之上的。一个社会进入增长阶段，譬如我们的工业社会，不会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改变。相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制度(一般是生产本位主义)使这种功能的“高低不平”，这种登峰造极的不平衡，在各个层次上趋于合理并予以普及。从人们不再把国民生产总值当做物质丰盛的标准时起，就应当看到增长既没有使我们远离丰盛，也没有使我们接近它。从逻辑概念上来说，增长和丰盛被整个社会结构所分离。整个社会结构在这里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某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某种过去一直是一成不变的“不平等”，今天在增长过程中通过增长又重新出现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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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求有另一种增长观。我们不会跟欣慰主义者一道说什么“增长带来丰盛，也就是带来平等”。但我们也不赞同相反的观点：“增长是不平等的制造者”。假如要推翻这样一个假问题:增长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呢?我们会说不平等的功能就是增长的本身(LACROISSANCE ELLE-MÊME QUI EST FONCTION DE L'INÉGALITÉ).对于“不平等的”社会秩序来说，对于特权的社会结构来说，这是自我维系的必要条件。它像战略要素一样会带来或重新带来增长。或者换句话说，增长(技术的、经济的)的内部自治相对于这种社会结构的决定性，是软弱的而且是次要的。

总的说来，增长的社会来源于能够相互维系物质丰盛(Abondance)和福利(Bien-Etre)神话的平等民主原则与维系特权和统治秩序的根本必要性之间的一种妥协。奠定其基础的不是技术的进步：这种机械主义的观点，就是赞同天真地相信未来物质丰富的观点之观点。其实，奠定技术进步可能性的，恰恰是这种双重矛盾的决定论。在当代社会里，推动一定的平等、民主与“进步”进程的，同样也是它。但必须清楚地看到，它们以顺势疗法的剂量出现，并根据其生存能力由体系精练净化。在这种系统中，平等本身就是不平等的一个功能(次要的、衍生的)，与增长完全是一码事。例如，收入倾向平等化(因为平等神话主要是在这个层面上起作用)对于增长过程的心理化来说是必要的。我们发现心理化是社会秩序的重新引导者，而社会秩序是一种阶级特权和权力的结构。所有这一切与体系维系下去所必需的不在场的证明一样，反映了民主化的几个征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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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几个征象本身具有表面性，是值得怀疑的。加尔布雷思对作为经济的(因而社会的)问题的不平等程度的减弱感到十分欣慰一他说，它没有消失，而是因为财富不再为它带来曾经蕴含的根本优势(权力、享乐、声誉、显赫)。业主和股东的权力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有组织的专家和技术员，甚至是知识分子和学者!大资本家和其他西铁城加纳的炫耀式消费结束了，大财富结束了：富人为自己制定了一条可以称作次消费(ender-consumption)的法律。简言之，加尔布雷思无意中恰恰深刻揭示了，如果说存在平等的话(如果说贫穷和富有不再是问题的话)，那是因为它确实不再具有实际的重要性。事情发生的地点不在这里，价值的标准则存在于其他地方。社会歧视和权力等仍旧占主体，而且渗透到了纯收入或财富以外的其他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收入至少相同并不重要，体系本身能够花重金往这个方向迈出一大步，因为这里不再有“不平等”的根本规定性。知识、文化、责任和决心的结构、权力：虽然到处都会出现财富和收入水平的帮凶，但所有这些标准都已经把地位的外在符号以及财富和收入水平的帮凶，无情地打入价值的社会决定性范畴，归进“强有力的”标准等级里。譬如，加尔布雷思把富人的“次消费”与建立在金钱基础之上的声誉标准混为一谈。当然，驾驶两马力车子的富人不再令人赞叹，但却更加令人难以捉摸了：通过消费的方式，通过风格，他与众不同，独树一帜。从炫耀到审慎(过分炫耀)，从量的炫耀到高雅出众，从金钱到文化，他绝对地维系着特权。

事实上，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人们可以把它称之为“经济特权率下降倾向”的论点。因为金钱总是转化为等级特权、权力和文化特权。但人们应当承认它不再起决定性的作用(它过去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吗?)。加尔布雷思和其他一些人没有看到的东西是，不平等(经济的)不再是问题，这本身却构成了一个问题。他们把经济领域中“铁的工资规律”的减缓速度看得太快了，而且看到的只是这一方面。他们根本不想对这种“铁的工资规律”谈点深广的理论，也不想看到它如何从被“丰盛”(Abondance)所祝福的收入和消费领域，向范围更广的社会领域过渡。实际上，在社会领域中，它变得更加难以捉摸了，而且更加无法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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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体系与贫困

在增长与丰盛的礼拜仪式之外，当人们如此客观地重新论及整个工业体系的问题时，就可以看到两种有选择性地概括了各种可能性的根本立场：

1. 加尔布雷思(和其他若干人)的观点：神奇的理想主义。这个观点就在于在体系的外围，谋求所有可悲可叹的，但是偶然的、残余的，而且是纠正有望的消极现象：功能失调、危害、贫困；就在于维系中了魔法的增长轨道。

2.认为体系靠不平衡和结构匮乏而存在，其逻辑完全是有情绪矛盾的，不是在行情方面，而是在结构方面：体系存在的时候，既产生财富也(ET)产生贫困；既产生令人满意的东西，也产生令人不满意的东西；既造成损害也产生“进步”。它唯一的逻辑就是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它的战略就是维系无理的、永远赤字的人类社会。众所周知，体系为了生存与复活在传统习惯上是靠战争的有力帮助的。今天，战争的机制与功能业已纳入经济体系和日常生活的机制当中。

如果人们承认，增长的结构性矛盾会造成丰盛中的矛盾和悖反现象，那么，把社会不发达的逻辑过程与穷人、20%的“次特权者”和“剩下没人要的人”混为一谈，就太天真、太具欺骗性了。这种逻辑过程不能定位于真实的人、真实的地点和真实的群体。因此，用数十亿美元来贿赂低层阶级，用大量的再分配来“驱逐贫困”以及使机会均等(如组织令大众流泪的社会理想“新国界”②)等，都不是驱魔的办法。但有时候，必须承认“伟大的社会主义者们”相信它。他们在做出了“巨大而慷慨的”努力而惨遭失败的时候，所表现出的惶恐不安太滑稽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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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贫困和害处是无法克服的，那是因为在贫困小区之外，它们无处不在，不是在贫民窟或茅屋区，而是在社会经济结构中。这正是应该掩饰的，但又不能言明：要掩饰，数十亿美元并不多(巨额的医疗和药物开支可能是很有必要的，目的是说明不只是其他地方才有痛苦，譬如精神范畴——其过程无人知晓)。一个社会如同一个个体，要逃避分析，就可以这样来自毁。确实，这里的分析对于体系本身来说是致命的。如果说由此甚至可以拯救增长的神话，那倒不是钱花得太多，而是在对付贫困这一可视幽灵的斗争中白白地献出了数十亿。但必须进一步地加以思考，承认这实际的贫困是个神话增长的神话因此而激活，佯装竭力对付它，但在其隐秘的目的性的指使下，却又不由自主地使之复活了。

话虽这么说，但不应认为由于工业或资本主义体系毫不含糊的残暴丑恶，才连续不断地使贫困复活，或进人军备竞赛的氛围。含有教育意义的分析(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未能逃避)始终是一种失败。如果体系能够平衡或在失业、不发达与军备开支等基础之上继续存在，那么它便可以这么继续做下去。其时机是：当它通过有益的社会影响和“丰盛”能够开始形成其威力的时候，它一定会这么做。它不是先天性地反对进步社会的“拱底石”。它把公民的福利和原子核的力量同时不加区别地作为它的目标:因为两者对于它来说，在内容上实际是平等的。而它的目的性却不在于此。

简单地说，在战略上，它觉得军备开支(譬如)比教育更可靠、更可控制，对于体现生存和整个目的性更为有效—汽车胜于医院，彩电胜于游乐场等。但这种消极的区分不会用来原封不动地针对集体部门更为严重的是：体系只了解生存条件，并不了解集体与个人的内容。这就有可能使我们对一些神话(尤其是社会改良主义的):想通过改变内容来改变体制的神话(把军备开支的预算转入教育等)产生反感。但反常的现象是，所有这些社会要求都被体制本身慢慢地而且稳妥地予以承受和实现了，逃脱了将之变成政治平台的人的魔掌。消费、信息、通讯、文化和丰盛，所有这一切今天都由体制本身安排、发现并组织成新的生产力，以达成最大的荣耀。不过，它也从一种暴力结构向另一种非暴力结构转化(相对而言)：它以丰盛和消费替代剥削和战争。但没有人感激它，因为它没有因此而改变，而且在这方面只是服从其自身的规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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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

新的分离

不仅是丰盛，而且是危害本身被社会逻辑捕获了。城市工业界的影响使得新的稀有之物出现：空间和时间、纯净空气、绿色、水、宁静…在生产资料和服务大量提供的时候，一些过去无须花钱唾手可得的财富却变成了唯有特权者才能享用的奢侈品。

伴随着价值的“滑动”和新的用途等级的出现，日常必需品变得相对一致。失调和不平等并没有减缓，而是被移位了。日常消费品的社会地位愈来愈低。收人本身因巨大差异的不断缩小，已失去作为明显标准的价值。(局限于支出、购买和拥有有形物的)消费甚至有可能会逐渐失去它目前在身份地位变化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而被其他行为标准和范畴取代。如果它不再具有什么意义，它至少会成为每个人的特有财产。

至此，我们看到社会等级来自于更为微妙的社会标准:工种和责任类别、教育和文化水准(日常消费品的方式可能是一种“稀有财富”)，以及参与决策程序。知识和能力是或即将是我们这个丰盛社会的两个重要的财富。

但是这些抽象的标准，今天并不妨碍我们看出其他具体标准中不断增长的差别。居住形式的分离不是件新鲜事，但它越来越与知识和长期的思辨联系在一起。由于地理区域的分离(市中心和市郊，住宅区、豪华棚屋和郊区宿舍等)、可居住空间(住房内外)以及第二住宅的划分等，它似乎变得越来越无法抗拒。与空间以及空间的社会符号相比，今天，物的重要性很小。因而居住形式能构成与其他消费品功能相反的功能。在空间与地点的关系上，能构成一种一部分人趋于一致而另一部分人被歧视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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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空间、新鲜空气和宁静：这就是我们在两个社会极端等级的支出差别指数中所发现的、所寻求到的稀有财富和昂贵价值的结果。工人与高级干部在日常必需品上的差别为100:135，居住设施上的差别为100:245,交通工具上的差别为100:305，而娱乐上的差别竟达到100:390。这里，我们不应仅看到在同质居住空间上量的递增，而应透过这些数据，看到与所寻求的财富的质相联系的社会差别。

人们大谈特谈健康权、空间权、健美权、假期权、知识权和文化权。随着这些新的权利的出现，为什么就不会同时出现健康、娱乐、健美与新鲜空气的部长们呢?所有这些似乎反映了机构权试图要压制个人和集体的总体进步。它的概念很模糊，人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到其反面。空间权出现的条件是:只有当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空间的时候，而且只有当空间和宁静是一些人在损害他人利益基础上获得的特权的时候。同样，只有当不是人人都拥有土地的时候，才会出现“地产权”；只有当工作在分工的范畴里不再是可交换的商品，也就是本质上不再属于个人的时候，才会出现工作权。那么，人们会问“娱乐权”是否同样意味着娱乐像过去的劳动一样正在向社会技术分工阶段过渡，意味着娱乐的结束呢？

这些，作为口号和民主符号的新的社会权利的出现，是富有象征意义的。因为它从有关成分向着区别性的符号和阶级(等级)特权过渡。“新鲜空气权”意味着作为自然财富的新鲜空气的损失，意味着其向商品地位的过渡，意味着不平等的社会再分配。资本主义制度中进步的东西不应视为客观的社会进步因为这把所有具体的自然价值逐渐转变为生产形式，即转变为两种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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