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

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学院派的马克思学研究以及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卢卡奇、马尔库塞、阿尔都塞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家的代表，他们身兼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思想家)和马克思学家(学问家)的双重身份，旨在通过挖掘马克思丰厚的思想资源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从而为批判或改良资本主义提供理论支点。

学院派的马克思学研究是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的主流，而吕贝尔是学院派马克思学研究的代表。20世纪40年代，吕贝尔从收集有关马克思生平传记和著作目录的资料入手投身于马克思学事业，并因创制了“马克思学”(Marxologie)这个法文词和主编刊物《马克思学研究》①，而在20世纪下半叶几乎成为西方马克思学家的代名词。按照吕贝尔自己的说法，他自觉地继承格律恩贝尔格②和梁赞诺夫的马克思研究传统，注重考据和思想研究相结合。具体来说，吕贝尔规定了马克思学研究的三项任务：一是了解马克思的著作；二是批判的分析的评论；三是文献和图书。学院派的马克思学研究强调价值中立和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强调超越意识形态偏见。当然，研究者事实上很难真正做到价值中立，因为任何解读研究都会存在“合法的先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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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Etudes deMarxologie,1959—1994.

②格律恩贝尔格(KarlGrünberg)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梁赞诺夫的老师和亲密朋友。他主编的《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1910—1930年)发表了大量马克思研究的成果，后以《格律恩贝尔格文库》而闻名。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最早就发表在《格律恩贝尔格文库》(1923年)。1924年苏共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达成协议，在出版MEGA方面进行合作，《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也就成为MEGA1的配套研究刊物。

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是“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的产物。当然，我们不应将学院派的马克思学研究随意贴上反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以免犯下将洗澡水和孩子一同泼掉的错误。

一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它就被当时的志士仁人和知识精英选择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研究常常是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特定时代任务紧密结合的。但是，中国知识界从来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可以随意解释的灵丹妙药或实用工具，而是一开始就对马克思主义抱着严肃的科学态度。这种严肃的科学态度首先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的思想学说的充分了解和深入研究。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的思想学说，因此对它的学理研究又往往是与对国外相关学术成果的译介相互伴随的。

早在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中国不久，中国共产党人及其理论家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宣传和普及，也开始对马克思进行学术研究。比如，早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季(18921967年)所著的三卷本《马克思传：其生平其著作及其学说》，19301932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书中有蔡元培先生写的序言。新中国成立特别是1953年中共中央编译局成立后，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50卷(1956—1985年)陆续出版，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在中国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中也逐步开展起来。首先是国外特别是苏联东欧大量关于马克思生平事业、著作版本和思想理论的研究成果(专著以及论文)被翻译出版；其次是越来越多中国学者关于马克思生平事业、著作版本和思想理论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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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毋庸讳言，中国学界在国外马克思主义成果的译介方面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说以前的片面性主要表现为偏向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而忽视西方马克思主义，那么现在则主要表现为忽视对国外马克思学成果的译介。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熟悉和接纳的主要是苏俄马克思主义，甚至把它当成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统”，从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为了适应人们了解国外思潮的需要，学界开始译介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20世纪80年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进入9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再次掀起高潮。因为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苏俄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其权威和“正统”地位，人们比以前更加迫切地渴望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形态，即西方马克思主义。近20年来，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形成一种颇具声势的学术潮流。首先，研究视野拓宽了，除传统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外，进一步扩展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形成的一些新思潮，如分析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等。其次，研究基调改变了，逐渐从以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定性中摆脱出来，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态。许多学者充分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事实上，自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学界以来，它就以各种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且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通过学者们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著作大都已翻译成中文，先后出版了几套丛书，如徐崇温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重庆出版社)、郑一明和杨金海先后任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段忠桥主编的“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高等教育出版社)、魏小萍主编的“马克思与当代世界”译丛(东方出版社)、刘森林主编的“马克思与西方传统”译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此外，张一兵主编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周宪等主编的“现代性研究译丛”(商务印书馆)、刘东主编的“人文与社会译丛”(译林出版社)，也都收入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与此同时，我国学者也出版了大量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著作，总数多达几十种。其中既有通论性质的著作或教材，又有专题、思潮研究以及人物和文本个案研究。即使不专门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现在也比较注意在自己的研究中参考和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这说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内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自我建构。事实上，国外马克思主义不仅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而且通过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锻造和培育了一批学养深厚、素质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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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是，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烈程度相比，中国学界对国外马克思学的译介和研究则相当冷清。这主要与人们对“马克思学”所持有的约定俗成的偏见有关。

对于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通过苏联学者的一些著作有所了解。但是由于受当时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人们对西方“马克思学”持完全排斥否定的态度。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虽然学界开始对以吕贝尔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学进行系统的评介，但是一直持续到9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基本看法并未改变。其实，从国外马克思研究的总体格局来看，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外马克思学，以版本考证、文献梳理、人物思想关系研究为特征和内容；一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即带有明显现实关怀的研究。“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回到马克思”成为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大趋势并在中国产生回响，较之颇具意识形态色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国学者更能从西方马克思学研究成果中发现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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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初，在众多前辈学者的支持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北京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共同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论坛”。在此期间，鲁克俭向杨学功和张秀琴谈了编译“国外马克思学译丛”的设想，随即得到他们的响应。三人开始协商编译原则，搜集和遴选书目，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丛书的方案，同时联系国外作者、版权以及国内译者和出版社。后征求论坛成员的意见，大家都积极献计献策。在此过程中，中山大学的刘森林、北京师范大学的吴向东、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歌给予了十分热情的襄助，他们或者帮助推荐书目，或者联系作者和版权方，或者承担相关译事。令人感动的是，不少国外作者向我们免费赠送了版权。所以，本译丛得以顺利出版，是全体编委协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出版者敬业工作的产物，还包含众多前辈学者以及国外作者的关切和帮助。这里虽然不能一一列出他们的尊名，但我们一定会记住他们为此所做的一切。

目前，学界对马克思学的评价还很不平衡。有的学者明确提出“创建中国马克思学”的口号和纲领，有的学者则仍然对马克思学抱着怀疑的态度。我们认为，这在学术研究中是十分自然和正常的。说实话，即使是在主编之间和编委内部，对问题的认识也存在分歧，但这并没有影响译丛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原因很简单，我们可以不同意西方马克思学的具体观点或结论，但不能回避他们提出的问题。譬如西方马克思学中所谓“马恩差异(对立)论”，作为一种观点我们可以不同意，但是借用卡弗的话来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是一个“标准的研究课题”，谁也不能否认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历史发展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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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承认，与国外马克思学成果相比，中国的马克思研究仍然有很大的距离。一方面，我们缺乏原创性的版本考证和文献学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我们探讨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超出西方马克思学一直以来的研究热点问题。苏联马克思学以考证研究见长，西方马克思学以文本解读研究见长。中国不像苏共马列主义研究院那样拥有马克思著作全部手稿的复制件，也没有实质性参与MEGA2的编辑工作，因此中国学者要在版本考证和文献学研究方面超过苏联马克思学，是相当困难的，但中国学者完全有可能超越西方马克思学。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深入，中国的马克思研究者现在已经有了相当宽松的学术环境，因此完全有可能像西方马克思学者那样生产出有分量的原创性学术成果。

为达此目的，首先有必要全面了解和译介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新成果，避免做低水平重复性研究，这是深化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外马克思学的代表性成果(包括西方马克思学开创者吕贝尔的著作)大都还没有翻译成中文。我们策划出版的这套“国外马克思学译丛”，就是希望把国外马克思学的代表性成果全面译介过来。2009年，“国外马克思学译丛”首批出版6本：《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上)》、莱文的《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费彻尔的《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卡弗的《政治性写作：后现代视野中的马克思形象》、洛克莫尔的《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的重建》、古尔德的《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马克思社会实在理论中的个性和共同体》。2011年，“国外马克思学译丛”出版第二批3本：奥尔曼的《异化：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奈格里的《<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克拉克的《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2013年，“国外马克思学译从”出版第三批4本：拉雷恩的《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研究》、费彻尔的《马克思：思想传记》、列斐伏尔的《马克思的社会学》、布雷克曼的《废黜自我：马克思、青年黑格尔派与激进社会理论的起源》。此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从已出版的13本书中挑选了学术价值较高、社会反响较好的7本书(《吕贝尔马克思学文粹》、莱文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费彻尔的《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古尔德的《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奥尔曼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列斐伏尔的《马克思的社会学》、布雷克曼的《马克思、青年黑格尔派与激进社会理论的起源》)精装再版，并与近几年完成翻译的3本新书(阿尔布瑞顿的《政治经济学中的辩证法与解构》、阿瑟的《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洛克莫尔的《费希特、马克思与德国哲学传统》)一起出版，作为“国外马克思学译丛”第二辑。未来还会有新书作为第二辑陆续出版，以期为国内马克思文本研究提供基础性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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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

望海内外有识之士不吝批评匡正，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鲁克俭杨学功

2017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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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感谢《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的翻译者、编辑和出版者。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普遍性的哲学，它应该面向全球的公众，因而，翻译工作对于国际性地探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很重要。这一点在今天更是如此：一方面，资本关系的全球化，特别是金融领域的全球化，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过去对大量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教条主义解读现在已然让位于来自世界各地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的令人兴奋的发展了。我的这本著作正是定位和扎根于这一背景之下，它是一项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新解读，这种解读特别强调《资本论》的哲学品质。而在这一方面，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就是黑格尔的《逻辑学》。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承认他欠了黑格尔一笔债。然而，我的观点是，马克思自己并不清楚他是如何利用黑格尔的，而这导致的结果是《资本论》在如下两种范式之间犹豫不定：来自黑格尔的体系辩证法与来自李嘉图(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主义。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需要对马克思著作进行重建(reconstruction)，这种重建将会澄清马克思著作的逻辑结构。本书中相互联系着的多篇论文代表了我不同阶段的思考，有些论文是训诂式的(无论看上去有多么创新)，而另一些论文则明显超出我对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引用，它们表明了我对资本本身的新的理解：资本是一种最特殊的对象，在资本中客观的理想性被物质实践建构起来了。

中文版序

我希望中国学者能发现这一研究工作是有趣的和有促进作用的。

克里斯多夫·约翰·阿瑟

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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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

本书的每一章都讨论了一个具体的论题，因而它们都可以被单独地研究。然而，它们之间也被安排了最佳的次序，以使读者理解本书的基本观点至少前八章是这样的。部分脚注采用的是简略形式，所引用书目的详细情况参见本书最后的参考文献。

在思考本书所谈及的问题时，我曾在许多学术会议和研讨班上提过一些想法，并通过与他人的讨论获益良多。本书所提出的许多观点的早期“版本”，有的已经在相关的会议出版物中出现。在此，我向那些会议的组织者和邀请我参加会议的人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感谢以下诸位在多个方面对我的支持和建设性的批评：托尼·史密斯（TonySmith)、吉尔特·鲁特(Geert Reuten)、帕特里克·默里（PatrickMurray)、理查德·伯尔弗（RiccardoBellofiore)、弗雷德·摩斯利（Fred Moseley)、玛撒·坎贝尔(Martha Campbell)、马克·考林(Mark Cowling)、马里奥·罗布尔斯·贝兹(MarioRobles Baez)、乔·麦卡尼(JoeMcCarney)、肖恩·塞耶斯(SeanSayers)、杰弗里·凯（GeoffreyKay)、伯尔特·奥尔曼（BertellOllman)、迈克·威廉姆斯(Michael Williams)、斐留·迪亚曼蒂(FilioDiamanti)和希特尔·提克肯(HillelTicktin)。

第2章是《反对逻辑一历史的方法：辩证推理对抗线性逻辑》一文的完全修订版，该文发表于弗雷德·摩斯利和玛撒·坎贝尔主编的《马克思方法新研究》（人文出版社1997年版)。

前言与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