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

只有在后一种形式中资本才能获得充分内容。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具有自我增殖之价值的形式，但却缺乏充分内容。商人当然会从流通中的商品中获利，但既然他不生产这些商品，那么他的增殖过程的“物质”就是外在被给予的。②马克思指出，资本(在高利贷者和商人手中)通过市场力量的运作可以剥削直接生产者，甚至当生产者并不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时也是如此。③然后，他区分了资本主义内部资本关系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前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在形式上的从属(它在这个第一阶段中唯物地保持不变)以及当资本将劳动过程转化为对于资本而言的充分内容时劳动实际从属于资本。“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仅仅当“生产过程变成资本本身的过程…是在资本家指挥下进行的、旨在从货币中造出更多货币的过程”时才能实现。④但是这种“远在资本关系发生以前就已经发展的劳动方式对资本的从属”与“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规模劳动等等)…变革了这种劳动的方法和整个劳动过程的实际性质”⑤形成巨大的对立。“资本关系作为一种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榨取剩余劳动的强制关系，—这种强制关系并不是建立在任何人身统治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之上的，而是单纯从不同经济职能中产生出来的，是两种方式所共有的，但是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有榨取剩余价值的其他方式。”①就生产的物质过程是继承下来的并只是形式地从属于资本诸范畴而言，产业资本下的形式与物质的统一首先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外在的。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当生产过程不可能回复到它的前资本主义诸形式时，当以前的独立工匠沦为由资本组织起来的“总体工人”中的功能性角色时，当生产的范围和强度由大工业的要求决定时，生产过程就实际地从属于资本了。总之，作为形式(自我增殖的价值)的资本现在产生于它自身内部的充分内容之中，即工厂体系(thefactorysystem)。关键是它通过劳动分工的重组和控制集团的建构使工人处于隶属地位。只有当生产方式中的形式和内容完善地相互补充时，我们才能谈及“有机体制”(organic system)②、“社会新陈代谢”③(在我们评价梅扎罗斯的贡献时这将是重要的内容)。如果它们发生冲突，那么它就意味着衰退以及对于取代的客观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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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35页。

② 更多内容参见C. J.Arthur, “From theCritique of Hegel to the Critique of Cap-ital”，2000。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82\~83页。

④同上书，78\~79页。

⑤同上书，80\~81页。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马克思关于“物质变换”(metabolism)观念都说了些什么。先从最简单的观点说起，马克思在《资本论》最开始的部分说道：“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④毫不奇怪，相同主题在关于劳动过程的章节得到了更详细的探讨。⑤这里的观点是指人与自然打交道的直接物质生活，并且在关于劳动过程的章节中马克思考虑这个问题并没有参考社会诸形式比如交换。然而，交换给物质变换(Stoffwech-sel)提供了明确的社会维度，因为在商品生产中不存在可能的物质消费，除非产品首先在商品形式中进行交换。马克思说：“因此，我们只是从形式方面考察全部过程，就是说，只是考察对社会的物质变换起中介作用的商品形式变换或商品形态变化。”①随后，他又提到了“形式变换”(Formwechsel)，在其中劳动产品的“物质变换”得以完成。②这里强调的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被流通的社会形式所中介的产品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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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81页。

②对马克思有关“有机体制”的本质的看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36～237页。为了与马克思主义中文文献的译文相统一，我们将system译为“体制”。—译者注

③metabolism一词在梅扎罗斯《超越资本》一书中主要被译作“新陈代谢”，而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则主要被译作“物质变换”。本章对该词进行翻译时同时保留这两种译法。——译者注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56页。

⑤同上书，207\~208、214\~216页。

社会物质变换的这两个不同方面辩证地结合在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过程中，这一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首先被探讨：“在资本流通中我们看到了…交换的体系，从使用价值来看，是物质变换，从价值本身来看，则是形式变换。”③在《资本论》第2卷中，马克思在第一篇回到这个主题，在“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中他表明生产中物质交换与循环中物质交换的统一完成于资本诸形式即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循环中。“社会劳动的物质变换，是在资本循环…中完成的。”④最终，在《资本论》第2卷的最后部分马克思说明，包含“两大部类”(departments)之间的形式和物质变换的再生产体系构成全部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物质变换，在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生产、交换和消费只是其内在“诸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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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125页。K.Marx，DasKapital：ErsterBand,1962，p. 119. 与《资本论》Penguin版本的译者福克斯观点(K. Marx，Capital VolumeI，1976，p.198n)不同，这不是马克思第一次使用Stoffwechsel这一术语。我们在《资本论》更靠前的部分就看到这个词了(K.Marx，Capital Volume I，1976，p.133)。我们下面将会看到，该词在10年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第一次被使用。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13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卷，26页。德文是：“EinSystem von Austauschen，Stoff wechsel , so weit der Gebrauchswerth betrachtet , Formwechsel, so weit der Werth als solcher betrachtet wird.”K. Marx,Ökonomische Manuskripte 1857/58，1981，p. 522.由于某种原因， 英译本的译者尼古拉斯(Nicolaus)将“物质变换”(changes ofsubstance)与“形式变换”(changesof form)搞颠倒了。K.Marx，Grundrisse，1973，p.637.(其英文原文为：“A system of exchanges, changes of substance, from the standpoint ofvalue as such. Changes of form,from the standpoint of use value.”译者注)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167页。翻译者的注释提醒我们回到关于劳动过程的章节，在我看来这是有些不准确的。上下文似乎暗示出马克思更多的是在思考产品交换。K.Marx，CapitalVolumeI，pp.198-199.(《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没有类似的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124\~125页。—译者注）

研究这些同时发生的交换对价值和使用价值和它们的相互渗透的秘密来说是重要的。特别是，一个人在这里必须谈及“形式规定性”：资本穿透它所控制的物质(而非抽象地将其自身对立于物质)，以便将物质形塑为它自身的内容(例如劳动实际地从属于资本)，借此，资本超越了纯粹形式。价值增殖是可在工厂中被发现的某种东西，这与价值可在商品中被发现一样，但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十分关键。

在正确地解释形式和物质规定性的有效性时，理论难题在于要概念化形式变换(Formwechsel)和物质变换(Stoffwechsel)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新陈代谢(metabolism)的统一体系下共同起作用的。这一点被那些唯物主义者比如琼斯·斯特德曼(JonesG.Stedman)忽略了。下面是他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所写的《辩证推理》词条：

在黑格尔那里，物质与形式的关系只是明显的外在性关系。物质与作为他者的形式相关仅仅是因为形式没有被假定于物质之内。一旦它们具有相关性，它们也就被认为是等同的了。另一方面，马克思坚持物质与形式之间、物质与社会之间不可简化的区别……不仅物质与形式是不同的，而且一个决定另一个：价值是在与使用价值的物质生产的关系中被决定的，反之则不正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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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ones G. Stedman, “Dialectical reasoning”, 1990, p. 127.

这段引文最后一句话存在错误。物质使用价值的任何剥离或其生产过程的任何剥离都不会产生价值。那么价值在什么意义上才由它决定？资本以其独特形式创造价值。当然对马克思来说，相对劳动时间决定相对价值，但价值作为形式明显地形成于交换之中，并且只要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相对量的观点，那么正是资本的价值形式本身决定了劳动时间要成为其内容的必然尺度。斯特德曼没考虑到的正是中介概念即对立面的统一，它使两方面如他坚持的那样保持区分却又相互渗透，而非一方面或简化为另一方面或成为其纯粹附带现象。形式和物质规定性之间的区别以及它们的统一必须被考虑。①前者“以理想性的方式”提供意义和目的，而后者则通过相关物质的潜能和限制而制约前者。

要不是劳动力的真实历史存在以及保证剥削得以进行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一般框架的真实历史存在，就不会存在价值的自我扩张。但是马克思也研究了社会诸形式(比如交换、货币和资本)的逻辑。这些真实的形式都具有特定的有效性，而在斯特德曼的解释中全部重点都被赋予了由这些形式规范和引导的物质内容。虽然除非得到物质支持(没有对劳动的剥削也就没有剩余价值)否则诸形式无法实现它们的逻辑可能性这一点是正确的，但如下一点也同样正确：物质可能性不会在没有社会形式的强制下实现。正是资本才要求持续地缩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总之，价值增殖的完整解释既需要形式方面也需要物质方面。

关键一点在于资本作为无限自我扩张的价值之形式规定性意味着资本主义完全不同于其他任何生产方式。在所有生产方式中有可能寻求改进劳动生产力的诸方式，并且所有剥削方式都依赖于“榨取”剩余劳动的某种方式。就形式本身而言，由积累“财富”之必然性的利益所驱使的只有资本。在形式具有某种独特有效性—这种有效性产生于它在流通中被承认的纯粹自我中介特征的意义上，资本是形式与内容的原初统一。下面对马克思的引用有助于理解这一点，因为其中强调的是价值形式而非所谓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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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个不错的类比是计算机的运作(computing)。这里存在软件逻辑和硬件的开启顺序，前者在这里是来自形式的价值增殖需求，后者在这里是指生产过程。问题在于硬件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软件。人们可以说它至少必须把劳动力芯片包含于内。

为了阐明资本的概念，必须从价值出发，并且从已经在流通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出发，而不是从劳动出发。正像不可能从不同的人种直接过渡到银行家，或者从自然直接过渡到蒸汽机一样，从劳动直接过渡到资本也是不可能的。①

当然，体系性价值增殖依赖于资本进入生产之中并剥削劳动，但价值不是被劳动“自然地”承载的形式(因此这意味着从劳动开始的不可能性)，它是产生于其他地方并强加于其上的一种形式。由于它的形式，资本进入到对积累的无休止追求中，但它作为积累性的自我规定性受到其依赖于作为生产过程投入的土地和劳动这一点的限制。但我们从马克思那里知道，资本首先在形式上将这些要素纳入自身之下，然后通过劳动和机器的物质转换和它们(所真正从属于)的组织而使它们屈从于其自身的目的。

什么是资本?它是过程中的价值。它首先采取货币形式，接下来采取生产诸要素形式，然后是商品形式，继而是更多货币的形式。这个“更多”来自哪里?—来自资本的价值增殖所得以发生的生产过程。在理想层次上，资本是自我增殖的价值。在物质层次上，它是对工厂体系中剩余劳动的榨取。在非常现实的意义上，我们可将用以完成这种运作的组织称作资本的物质化(就像囚牢是奴隶制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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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36页。

质化一样)。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使用我们讨论过的物质和形式术语指出了这一点：

在机器中，尤其是在作为自动体系的机器装置中，劳动资料就其使用价值来说，也就是就其物质存在来说，转化为一种与固定资本和资本一般相适合的存在，而劳动资料作为直接的劳动资料加入资本生产过程时所具有的那种形式消失了，变成了由资本本身规定的并与资本相适应的形式。

活劳动被对象化劳动所占有，创造价值的力量或活动被自为存在的价值所占有，这种包含在资本概念中的占有，在以机器为基础的生产中，也从生产的物质要素和生产的物质运动上被确立为生产过程本身的性质。

劳动资料发展为机器体系，对资本来说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使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劳动资料适合于资本要求的历史性变革。

但是，如果说资本只有在机器体系中以及固定资本的其他物质存在形式如铁路等等中(关于这一方面我们以后再谈)才取得自己在生产过程内部作为使用价值的适当的形式，那么这决不是说这种使用价值，这种机器体系本身就是资本，或者说它作为机器体系的存在同它作为资本的存在是一回事。①

注意一下!只是因为不可能在未掌握工厂体系是由资本形成的情况下理解工厂体系的发展，所以为了成为资本的充分内容，这不能使它成为资本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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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90、91、92、94页。

苏联

现在让我们转向声称已取代资本主义的那些后革命体系，简言之即“苏联模式”(Soviet model)。

就社会形式而言，资本主义在苏联被摧毁了。谈及这个体系具有价值、剩余价值或资本积累(毫无疑问，重工业的发展本身不是资本积累的迹象)，是没有意义的。那里有价格形式、工资形式，但这无论如何都不代表价值的某种表现形式，因为它们已被固定于一个完全被控制的体系中(尽管当然，当政治形势被提上日程时，这些形式提供了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点正如我们今天看到的)。

然而保留下来的是资本的物质化(materialisationofcapital)，即工厂体系。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如下一点从来没有被质疑：社会主义被宣称没有从根本上克服资本的物质体现。因此苏联的全球工厂始于这种资本主义模式，这种资本主义模式中的关键因素是劳动的等级分工，即从那些处于底层执行他人命令的人上升至那些制订五年计划过程的人。资本技术的全部人力一物力配置被重复着，但却没有价值尺度的客观经济调节者。一个工厂不是一种生产方式。它不得不由控制它的社会形式进一步规定。既然工厂体系是资本自身发展过程所遗留下来的，那么它一旦与作为社会形式的资本相分离，这种内容就会失去它作为内容的特点并成为新秩序的物质基础。它与资本主义的巨大不同在于，缺乏客观价值调节者留下的是没有弹簧的机制，即不存在资本积累的动力。而且，缺乏资本的持续规范，这个物质前提就不再被资本假定为其前提，并因而从属于一种“放任自流”(drift)—苏联工厂在许多方面变得不像资本主义工厂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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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社会形式是什么？它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相反，被继承下来的物质基础对某种指令(direction)的要求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导向了一种官僚主义独裁统治。正如提克肯(H.Ticktin)指出的，在这里谈论“计划经济”(plannedeconomy)是非常不准确的，因为由于计划者和被计划者之间的对立，基本信息和监控体系并不处在恰当的位置，至多我们说这是指令性经济(administered economy)，在其中企业管理者和工人能够勉强存活。如果它能够被计划(Ifithadbeenplanned)，那将存在形式与物质之间的精准“切合”并且它也将存活下来。问题出现，恰恰是因为资本的物质化从资本对形式的控制中摆脱出来，却没有在社会新陈代谢的另一种有机体制中站稳脚跟，并或多或少迅速和根本地转变经济的物质基础。苏联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它缺乏有机统一性。根据提克肯的看法，“仅仅存在着资本主义和它的本质价值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和它的本质计划规律。这两者之间的任何事物…是没有本质的，除了形式和衰败的规律之外没有其他”②。当提克肯说这完全不是生产方式(更不用说它既不是“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是“官僚集体主义”)时，这种悖论性特征就被他表达出来了。政治性强制指令不能以控制工厂的方式推动生产力在稳定和持久中发展。

列宁(令人惊讶的政治思想家)对泰罗(Taylor)从理论上倡导、福特(Ford)在实践中开创的“科学管理”有着极大的热情。但事实却是泰罗制(Taylorism)从来没有在苏联实行过(斯达哈诺夫运动除了是纯粹的公开噱头之外，并不具有泰罗意义上的科学性)。苏联人并没有在理论上反对它，他们想应用科学管理，但他们却不能这么做，因为生产被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所控制。泰罗制不能被应用于苏联，因为它是为资本主义量身定做的，它并不如列宁设想的那样是知识的社会中立性存在(a sociallyneutral body of knowledge)。而且，如果泰罗知道有人将他与苏联工业过多使用人力的特征联系起来的话，他甚至会从坟墓中跳出来。菲亚特(Fiat)为苏联人建造工厂，这与它在意大利建造同样规模的工厂相比需要四倍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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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这些有价值的研究：D.Filtzer，SovietWorkers andStalinistIndustrialisation,1986;F. Füredi, The Soviet Union Demystified,1986; H. Ticktin, Origins of the Crisis inthe USSR,1992; B. Arnot, Controlling Soviet Labour,1988。

② H.Ticktin,Origins ofthe Crisis intheUSSR，1992， p. 14.“计划规律”并不必然意味着所有细节的中央计划。地方性自我管理对整合希拉里·温赖特(HilaryWainwright)所谓的“默认知识”(tacitknowledge)—这种默认知识为建立在经验和技能传统基础上的既定企业的工人所拥有——来说是必要的。

苏联体制不是劳动节约型的而是劳动囤积型的。很明显，在解雇工人是非法的地方，管理者没太大的兴趣去节约劳动时间。而且，他们无法建立“正好及时”(just-in-time)的体系，因为在苏联，供给从来就没有及时过。因此建立和囤积库存以防止或长或短时间内供给的这种短缺很重要。所以苏联生产运转在“从不及时”(never-in-time)的体系上。一个月的多数时候它都在等待机器和生产投入准备到位，然后还要完成工厂在被认作“震荡”(storming)的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人都在工作直到他们退出—所要求的月目标量，接下来另一个间歇出现了，依此类推。实际上，管理者在“震荡”期间囤积劳动力以便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计划。我不认为泰罗会把这叫作科学管理!当然，工人不喜欢闲逛或震荡。并且消费者也发现震荡的产品是有缺陷的。总之，当工人工作有保证时，泰罗制是没有意义的。

中央计划体系的无效率与适当市场的缺失导致社会分工上的反常衰退，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üredi)解释道：“个体生产单位回应由经济规范缺失所导致的问题是要努力寻求自给自足的尺度。因此，这个模式不是企业、工业和地区之间共同获益的劳动分工，而是让劳动分工在经济的各个部门之内被再生产出来。”①因而就产生了经济分化和无效率。因为“每个企业管理者的目标都是把他对总体劳动分工的依赖降到最低，并提供能达到中央强制性生产目标的最佳机会”②，所以，资源就对计划者隐藏起来了，因而他们不能有效地进行计划，因为他们不知道资源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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