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这样的信息爆炸使西方文化充满活力，使之走上技术统治的道路。随后，出乎预料的事情发生了；总而言之一个字“无”—什么事情都不再发生。17世纪初，西方文化经历了重组的过程，以便适应印刷机的发明。然而，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任何重要的技术发明都没有出现，足以改变信息形式数量或速度的技术一个也没有。过了200多年，西方文化才适应印刷机造就的信息环境。新的制度比如学校和代议制政府开发出来；知识和智能的新观念得以形成；对理性和隐私的尊重大大提高。新形式的经济活动随之出现；机械化生产和公司制的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的新形式，甚至富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理论也清清楚楚地提出来了。新的话语形式在报纸、手册、单行本和书籍里形成了。18世纪出现了运用理性的上乘标准，这实在是不足为奇，典范的作品有歌德、伏尔泰2、狄德罗3、康德、休谟4、亚当·斯密、埃德蒙·伯克5、维科、爱德华·吉本7，当然还有麦迪逊、富兰克林、亚当斯、汉密尔顿2和托马斯·潘恩3。我这个名单加入了美国的“建国之父”，因为技术一印刷术的美国是在人们争辩的过程中用印刷文化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国家。潘恩的《常识》（CommonSense)和《人权》(The Rights ofMan)、杰斐逊的《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和《联邦党人文件》（FederalistPapers)使用书面和印刷的形式，意在使人们觉得美国的试验合乎情理。对18世纪的人来说，这一点努力既是必不可少的，也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对依靠印刷品搞政治的人来说，理性和印刷术密不可分；托克维尔论述美国的民主时已经指出了两者的关系。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就是印刷术意识形态偏向的一座丰碑。其中的第一条是：“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在这段话的45个(英文)单词里，我们可以发现识文断字、依靠理性的头脑这一类根本价值，这是印刷革命培养的价值：信仰隐私、个性、思想自由、公开的批评和社群的行动。

第四章 难以把握的世界

073

1 歌德(JohannWolfgang vonGoethe，1749—1832)：德国诗人、作家，青年时代为狂飙运动的代表人物，集文学、艺术、科学、哲学、政治等成就于一身，代表作为诗剧《浮士德》和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

2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主张开明君主专制，信奉洛克的经验论，著有《哲学书简》等。

66

3 狄德罗(DenisDiderot，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批评家和文学家，《百科全书》主编，著有《对自然哲学的解释》《达朗贝尔和狄德罗的谈话》等，另有小说、剧本、文艺理论、书信等传世。

4 休谟（DavidHume，1711—1776）：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不可知论的代表人物。著有《人性论》《人类理智研究》等。

5 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1729—1797)：英国政治家，维护议会政治，主张对北美殖民地实行和解的政策，反对法国大革命。

6 维科（GiambattistaVico，1668—1744）：意大利哲学家，其《新科学》是人类历史上的不朽巨著，影响至今不衰。

7 爱德华·吉本(EdwardGibbon，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代表作为历史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6卷，记述从公元2世纪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历史。

同样重要的是，第一修正案的措辞设定并坚持公众的权利：公众不仅要获取信息，而且要控制信息，人民要知道如何用信息为自己谋福利。杰斐逊、亚当斯、潘恩、汉密尔顿、富兰克林的文字，无不把以下预设视为理所当然：信息为公民获取之后，公民必然能够驾驭信息。这并不是说，“建国之父”们认为，信息不可能作假、误导或离题。但是他们相信，信息和思想的市场井井有条，公民足以弄懂耳闻目睹的东西。足以用理性评判信息和思想对他们生活的用处。杰斐逊提倡教育，潘恩主张自治，富兰克林用心安排社群事务，他们都以整合一体、普遍共享的原则为前提；这些原则使我们能够就下列问题展开辩论：什么是公民的责任?什么是教育的本质?什么是人类的进步?社会结构有什么局限?

67

074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1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1706—1790)：美国政治家、外交家、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建国之父”之一。

2 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1755?—1804)：美国政治家，曾任财政部部长，建立中央银行，主张加强联邦政府权力，与杰斐逊的政治主张对立。

3 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1737—1809)：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政论家、革命家、民主主义者，发表名作《常识》鼓动革命，参加独立战争，著有《人权》《理性时代》等。

人们原来设想，信息、理性和实用性关系密切。但随着19世纪早期电报的发明，这一点合法性就开始丧失。电报发明之前，信息流动只能像火车一样快：大约每小时35英里（约56千米)。此前，获取信息的目的是理解和解决具体的问题，信息往往只能在局部范围内引起人们的兴趣。电报技术使这一切改观，激起了信息革命的第二个阶段。电报消除了信息运动的空间障碍，使空间不再是必然的制约条件；运输和通信首次分离开来。在美国，电报抹掉州际界限，地区分割随之崩溃，北美大陆包裹在一个信息网格里，造就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尤为重要者，电报技术产生了不受语境拘束信息的观念。换言之，信息的价值不必死死地套在信息的功能上，信息和它在社会政治决策和行动里的功能不必捆绑在一起。电报把信息变成商品，变成可以买卖的“东西”，无论其用途或意义是什么。[2]

然而，电报的作用不止于此。如果没有便士报的伙伴关系，电报变信息为商品的潜力或许永远都无法实现。便士报率先把握一个机遇，它利用空间差别消除后产生的重要意义，于是，销售非重要信息的可能性就被它捕捉到了。事实上，在塞缪尔·莫尔斯演示电报之后的第二天，有一张报纸就用上了电报。巴尔的摩《爱国者报》(Patriot)用上了莫尔斯架设的华盛顿一巴尔的摩两个城市之间的电报线，向读者报道了众议院对俄勒冈问题的决议。报道结尾说：“….……我们能够向读者提供的有关首都华盛顿的信息截止到下午两点钟。空间差别不复存在，实在是货真价实。”这个宣言过后不到两年，报纸的命运就不再依靠新闻的质量或实用性，而是依靠它们提供新闻的数量、距离和速度了。

第四章 难以把握的世界

075

再者，我们还必须补充说，报纸的命运有赖于它们能够提供多少图片。这是因为摄影技术的发明几乎和电报同时，它启动了信息革命的第三个阶段。丹尼尔·布尔斯廷称之为“图像革命”，因为照片等图像使影像大规模入侵符号的环境。这些影像有：照片、印制的图案、招贴、图画和广告。以照片为前锋的新影像不仅是语言的补充，而且倾向于取代语言，成为我们构建、理解和验证现实的主要手段。到19世纪末，广告商和报人发现，一张图片不仅胜过千言万语，而且产生数千美元的销售业绩。

20世纪来临时，语词和图片表达的信息量以指数级迅猛增长。电报技术和摄影技术领先，一个新的信息定义随之产生。这样的信息排除互相关联的必然制约，信息在脱离语境的情况下展开，有助于迅捷的流动性，排斥历史连续性，以迷人的魅力取代复杂性和连贯性。接下来，西方文化气喘吁吁地遭遇到第四阶段的信息革命：广播。紧接着发生的是信息革命的第五个阶段：计算机技术。每一个阶段都携带着新的信息形式，信息量前所未有，信息流动的速度增加（如果虚拟的即时性能够再增加的话）。

076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69

1 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1914—2004)：美国历史学家、博物学家，曾任国会图书馆馆长，著有《美国人》(3卷)、《神秘的法学》、《发现者》、《创造者》、《探索者》等。

现状如何呢?在今天的美国，我们有26万张户外广告牌，11520种报纸，11556种期刊，27000家影带出租店，5亿多台收音机，1亿多台计算机。98%的美国家庭拥有不止一台电视机。每年出版的新书达4万种（全世界达30万种），每天拍摄的照片达4100万张。倘若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每年投进我们信箱的垃圾邮件竟然多达600亿封（这是计算机技术的功劳）。

从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源头，通过一切可能的渠道和媒介，信息源源不绝地向我们涌来，各式各样的媒介有光波、航路、纸带、计算机数据库、电话线、电报线、通信卫星、印刷机等。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一切可以想象的信息储存形式：纸张、录影带、录音带、光盘、胶片和芯片，可供检索的信息越来越多。我们像魔术师的学徒一样，在信息洪流中被冲得晕头转向。魔术师传授给我们的仅仅是一只有魔力的扫帚。信息已经成为一种垃圾，它不能回答人类面对的大多数根本问题；对平常的问题，信息也只能勉强提供解答的方向。再换一种方式说，在技术垄断盛行的环境里，信息和人的意旨之间的纽带已经被切断了；也就是说，信息杂乱无章地出现，并不指向具体的人，数量难测，速度惊人，但从理论、意义或宗旨上看却是断裂分割的。

第四章 难以把握的世界

077

由此产生的是一个新世界。我在另一本书里把这个世界叫作躲躲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忽而是一个事件，忽而是另一个事件，这样的事件突然冒出来，转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一个难以把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培根阐述的进步理念已经被技术进步的概念取代了。我们的目的不是减少愚昧、迷信和苦难，而是让我们自己去适应新技术的需要。当然，我们对自己说，这样的调适能够改善生活；然而那仅仅是正在消亡之中的技术统治文化的逻辑残存。我们的文化正在用信息自我消耗，而且许多人还不知道如何驾驭这个过程。我们的假设是，信息是我们的朋友，如果信息不足，文化受到的损害可能会令人扼腕，这个假设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另一方面，如果信息过剩，信息无意义，信息失去控制机制，文化也可能会吃尽苦头；可惜人们才刚刚开始明白这个道理。

078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1躲躲猫（peekaboo)：把脸一隐一现逗小孩的游戏，多见于美国。

崩溃的防线

技术垄断是一种文化状态，也是一种心态。技术垄断是对技术的神化，也就是说，文化到技术垄断里去谋求自己的权威，到技术里去得到满足，并接受技术的指令。技术垄断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所以，和传统信仰相关的大量文化成分必然会迅速消解。在技术垄断里感到最舒适惬意的人相信，技术进步是人类至高无上的成就，是解决最深沉的两难困境的工具。他们还相信，信息不是利弊皆有的祝福，只要信息的生产和传播继续不断，不受控制，它就可以给我们越来越多的自由、创造性和心灵的安静。然而事实刚好相反，信息根本就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它似乎不会改变这些人的观念，因为他们坚定不移的信仰是技术垄断的结构必然产生的结果。尤为重要的是，抵御信息泛滥的防线崩溃之后，技术垄断就大行其道了。

信息及其控制机制的关系很容易描绘：技术垄断使可供利用的信息增加。随着信息供应量的增加，信息控制机制就受到很大的压力。为了对付新的信息，就需要增补控制机制。但新的控制机制本身就是技术，它们又反过来增加信息的供应量。当信息的供应量无法控制时，个人的心宁神静和社会生活的宗旨就必然会普遍崩溃而失去防卫。防线崩溃之后，人们就无法寻觅经验中的意义，就失去记忆力，就难以想象合理的未来了。

第五章

71

72

由此可见，给技术垄断下定义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抵御信息过剩的防御机制崩溃以后，社会遭遇的后果就是技术垄断。制度化生活难以对付过多的信息时，技术垄断随即发生。技术产生的信息压制文化时，文化试图把技术作为手段，以提供明确的方向和富有人情味的生活目的，但事与愿违，这样的努力注定要失败。有时，以毒攻毒治病是可能的，但只有充分认识到疾病控制机制以后，以毒攻毒才有可能。我在此描绘的防御机制是原则上可以利用的机制，我将说明这些机制是如何失去防御功能的。

失控的信息构成威胁，我借用上文的比方来帮助我们理解；防御信息失控的机制好比是人的生物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就是防御细胞生长失控的机制。当然，细胞的生长是一个正常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生命就不能存活。但如果没有功能良好的免疫系统，有机体细胞的生长就不能够进行，有机体就会紊乱，重要器官本来就脆弱的关系就会遭到破坏。总之，免疫系统要摧毁不需要的细胞。一切社会都具有生物免疫系统那样的制度和技艺。这些制度和技艺的功能就是维持新与旧、创新与传统、意义与观念紊乱的平衡，它们求得平衡的手段是“摧毁”不必要的信息。

必须强调指出，一切社会制度都行使控制机制的功能。指出这一点之所以重要，那是因为大多数讨论社会制度的作者（尤其是社会学家)并没有把握这样一个思想：制度力量的削弱使人受到信息混乱的伤害。[1]我们说制度的削弱使生活失衡，这仅仅是说，信息失去效用之后就成了混乱之源，而不是秩序之源。

080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73

有的时候，信息的功能纯粹是剥夺人的信息，不过信息的主要功能是指引人赋予信息适当的分量和价值。社会制度关注的是信息的意义，在实施信息准入标准的时候可能会相当严格。现以法庭作为一个简单的例子。有关举证的规则，有关参与审判的行为准则，几乎全是为了限制信息的准入量。在我们的法制里，法官不把“传闻”或个人意见当作证据来接受，除非伴有严格的受控条件，法官禁止旁听人表露感情，不允许原告提及被告过去的罪过，不允许陪审团听见围绕证据可否准入的辩论。这一切都是信息控制的例子。这样的控制规则来自一个司法理论：它界定什么信息有相关意义，尤其界定什么信息没有相关意义。这个理论可能有某些瑕疵，比如人们对信息管理的流动规则可能就有不同的意见；但有一个问题是谁也不会争辩的：必须以某种方式控制信息。即使一个最简单的案子，也可能涉及数以千计的事件和争端；人们非常理解，倘若一切事件都获准进入法庭，有关程序的恰当理论就不可能得到确认，审理的过程就没完没了，法律本身就沦为毫无意义的摆设。总而言之，法律规则关注的是信息的“摧毁”。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各种源头包括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源头的新信息已经使法理开发到极限，有关实用性的规律还是相当稳定的。这可以用来说明为何美国人过度使用法庭来寻求连贯性和稳定性。当其他制度不再能控制无节制的信息量时，法庭就成为真相的终极仲裁机制。至于法庭这个机制能够维持多久，谁也不知道。

74

第五章 崩溃的防线

081

我曾经说学校是信息控制机制。这个控制机制的标准常常见诸教学计划，清楚地表现在课程介绍中。大学情况指南介绍学校的课程、课题和研究领域，总体上宣示学校的办学宗旨：用功的学生应该思考什么问题。更加准确地说，从“指南”中没有列入的东西，我们可以了解到严肃学生不应该思考的问题。换句话说，大学指南是一个信息管理规划的正式描述，借以系统地排除、贬低并标记不重要的东西—简言之，就是将某些信息弃之不顾。大学指南之所以“有意义”（更加准确地说，它曾经“有意义”)，其道理就在这里。通过纳入/排除机制，指南反映的是有关教育宗旨和意义的理论。在我执教的大学里，我不会发现占星术、精神治疗或神创论的课程。当然，有关这类课题的信息俯拾即是，但支撑这所大学的教育理论不允许这样的信息进入正规的课程结构中。师生没有机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这样的课题上，它们受到的鼓励是照章办事，仿佛这些课题并不存在。如此，学校表明自己的办学理念，表明什么是合理的知识。当前，有人接受这个观点，也有人持异议，由此引起的争论削弱了大学作为信息控制中心的功能。

课程结构瓦解最明显的征兆见诸“文化素养”的观念，有人把它作为组织原则提出来，且吸引了许多教育家的注意。[2]其理念是，如果你粗通文墨，你就应该掌握数以千计的人名、地名和警语；据信这就构成美国人文化素养的内容。然而，文化素养根本就不是组织原则，我将在本书最后一章予以阐述。实际上，这是把疾病称为治病良方。这里要强调的是，凡是要想在信息管理上良好运转的教育制度，都必须要在宗旨和意义上有一个明确的理论，必须要有清楚表达这个理论的手段；为此目的，它都必须要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一部分信息。

082

75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