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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一例，请考虑家庭这个制度。在18世纪末的发展过程中，欧洲的家庭理论包括这样一个前提：情感上保护家庭成员，以免冷漠和社会竞争对他们构成伤害。正如克里斯托夫·拉施所云，家庭是无情世界里的避难所。[3]借用拉施的话说，这个理论主张保存“分离的宗教传统、陌生的语言和方言、地方的口头文化和其他传统”。为此目的，家庭要负责儿童的社会化，并成为信息管理的机构，虽然它是非正式的信息管理体系。成人生活的什么“秘密”可以进入家庭，什么“秘密”不允许进入家庭，这要由家庭来控制。有一些读者记得成人在孩子面前避免使用一些词语，不议论一些事情，因为其细节和衍生的东西不适合孩子。不能控制孩子信息环境的家庭算不上够格的家庭，它仅仅是名义上的家庭，仅仅靠DNA遗传信息来维系。实际上，许多社会里的家庭就是这样的家庭—由遗传信息维系的群体，靠仔细的婚配来控制。在西方，家庭作为非生物信息管理的制度，始于印刷术的上升期。凡是可以想象的课题都有书可读之后，父母被迫承担各种各样的角色：保护者、养育者、品位和品格的仲裁者。父母的作用就是要排除损害家庭宗旨的信息，并据此界定儿童的意义。如今，家庭再也无法承担这样一个任务，我相信，这个事实对每个人都是一望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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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学校和家庭仅仅是信息控制制度的三个例子，它们构成文化的信息免疫系统。另一个例子是政党。我在一个民主的家庭里成长，父母的教导非常明确，应该给政治事件和政治评论赋予特定的价值。父母的教导未必需要清晰的论断。他们的言传身教由理论衍生而来；在我的记忆中，这个理论是：人们需要保护，因此他们就必须和政治组织结盟。我们对民主党忠心耿耿，因为它代表工人阶级的社会经济利益，我的家人、亲戚和邻居都属于工人阶级；只有一位叔叔例外，他是卡车司机，但他每次都选共和党，因此被认为是傻瓜和疯子。共和党代表富人的利益，按照这个标准来定义，共和党对我们工人阶级是不关心的。

这个理论澄清了我的家人评判信息重要性的感知和标准。其一般原则是，民主党人提供的信息总是受到认真对待，而且很可能是真实而有用的（来自南方民主党人的信息是例外，他们有助于我们选举总统，但由于他们特有的种族理论，所以除了选举之外，我们从来不会看重他们的意见)。共和党人提供的信息是垃圾，其有用之处只在于证明，他们多么专注于为自己谋福利。

我不准备断言，这个理论就是正确的。至于有人指控它失之过简，我的答辩是：一切理论都是过分简约的，至少会导致过分简约的后果。法治是过度的简约。任何课程设置也是过度的简约。家庭关于儿童的观念同样是过度的简约。这就是理论的功能过度的简约，目的是帮助人组织、掂量和排除信息。理论的威力就在于简约。同时，理论的弱点也在于它过度的简约，面对新信息的攻击，理论是脆弱的。任何理论得到过多的信息支撑时，这些信息基本上就失去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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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控制最威严的制度是宗教和国家。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比法庭、学校、家庭或政党更抽象。它们通过创造神话和故事来达到管理的目的，这些神话和故事表达的是有关人生基本问题的理论:我们为何来到这个世上?我们从何而来?到何处去?我已经暗示过中世纪世界无所不包的神学叙事，暗示过它给予人安康和有序感觉的强大解释力。或许，我对《圣经》的作用还强调得不够，其实《圣经》也是一种信息控制机制，在道德领域尤其如此。《圣经》在许多问题上给我们教诲：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避免什么样的语言（违者以渎神论处），该避免什么样的念头（违者以异端论处），该避免什么样的符号（违者以偶像崇拜论处)。《圣经》还非常细致地描绘了创世的过程，以至于难以适应望远镜和以后的技术产生的新信息；这是必然的结果，却也是令人遗憾的结果。由此可见，300年前对伽利略的审判和300年后对斯科普斯的审判，都是关于是否容忍某种信息的审判。红衣主教贝拉明和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指控被告的目的，都是旨在维持《圣经》控制信息的权威，《圣经》对信息的控制既包括世俗的世界，也包括神圣的世界。他们的失败不仅使《圣经》关于造化起源和结构的解释失败了，而且使《圣经》界定和划分道德行为举止的权威也被削弱了。

尽管如此，《圣经》的核心里却有一个强大的神话，对某些人来说，即使其残存部分也足以构成一个严格的控制机制。首先，它提出了一个有关生命意义的理论，并成为人的行为准则。在这个理论独木难支的时候，拉比希勒尔为它做了有力的辩护，进行了深刻的阐述。这个理论大致是：只有一位上帝，他创造了宇宙，创造了其中的一切。人难以完全理解上帝，然而上帝和他的意志在历史过程中现身，尤其表现在他传授的十诫和先知的遗训之中，他的十诫和遗训均载《圣经》。十诫中最重要的戒律是爱上帝并通过对他人的爱、怜悯和正义来表现对上帝的爱。在时间的尽头、世界的末日，一切民族、一切人都要在上帝的面前接受审判凡是遵循十诫的人都可以得到他的神恩，生活在他的眼前。凡是否认上帝，不遵守十诫的人都要在黑暗中消亡，都享受不到上帝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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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希勒尔的话说，这就是生命意义的理论，其余的一切都是评注而已。

凡是信仰这个理论的人，尤其那些把《圣经》中的每句话都当作上帝训诫的人，都毫不犹豫地把其他理论一笔勾销，根本就不考虑有关生命起源和意义的其他理论；对基于其他理论的事实他们总是嗤之以鼻，不给予一丝一毫的分量。再者，在观察上帝的律法及执法的详细要求时，他们接受的教诲是什么书不该读什么游戏和电影不该看，什么音乐不该听，什么功课不该让孩子学，等等。拘泥于《圣经》的原教旨主义者被这个理论及其衍生观念封闭起来了，他们避开了有害的信息，于是他们的行为举止就获得了意义，且目的明确，而且他们相信，自己的生命就有了道德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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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勒尔（Hillel，公元前1世纪）：古耶路撒冷犹太教拉比，犹太教律法解释的权威、活跃于前1世纪，影响深远。

另一方面，拒绝接受《圣经》理论的人，相信科学理论的人同样免于接触到有害的信息。比如，科学理论的教诲是不理睬占星术、精神治疗和神创论的信息；一般地说，这些人给诸如此类的信息贴上中世纪迷信或主观见解的标签。他们的科学理论不能提供有关道德信息的指南，所以他们给科学之外的信息的分量就接近于零了。不可否认，愈来愈少的人囿于《圣经》或其他宗教传统，愈来愈少的人把信仰和传统作为必须注意的权威源泉，结果，他们所做的决定就不是道德的决定，而仅仅是考虑实际问题的决定。这就是给技术垄断下定义的另一条路子：如果一种文化的理论不给道德领域可以接受的信息提供指引，把它称为技术垄断的文化就是恰如其分的。

我相信读者不至于断言，我在为任何原教旨主义张目。比如，仅仅因为一个作家的作品被解读为渎神，就判处他死刑，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的这种做法，谁都是难以赞同的。又比如，谁也不会赞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它也曾经威胁处死渎神的作家，它也可能会导致同样的后果。我必须马上补充说，在这样的情况下，穆斯林、基督徒或犹太教徒靠一种修正之后的、温和的宗教理论生活，是完全可能的。我在这里说明的仅仅是这样一个意思：宗教传统以一种调控和评价信息的机制发挥作用。如果宗教失去了很大甚至全部的约束力，如果它沦为纯粹的逻辑死灰，混乱必然就接踵而至；如果是那样，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如何赋予它意义就无章可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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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另一个宏大的世界叙事正在西方解体。毫无疑问，紧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人绝不会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将继续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规定和约束为指南。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威力唤起了十几亿人的想象和忠诚。像《圣经》一样，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一个超越的理念，一切宏大世界的叙事都是如此。马克思主义为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哲学、社会学争论辩护，其理念是：一切制度性苦难和压迫都是阶级冲突的产物，因为人的意识是由其物质处境决定的。上帝对这一点不感兴趣，那是因为不存在上帝。然而蓝图是存在的，而且是可以认识的、有益的。这个蓝图在历史运行中徐徐展开，它明白无误地显示，工人阶级必将取得终极的胜利。最后的胜利到来时，无论有无革命运动，阶级本身都会消亡。所有的人将要平等分享大自然和创造性生产的丰硕成果，谁也不会剥削别人的劳动。

一般人认为，这个理论之所以陷入纷争，那是因为电视、电影、传真等技术提供的信息显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正在心满意足地分享大自然的恩赐，同时又享有相当程度的个人自由。如此看来，历史对工人阶级的命运似乎没有什么观点，即使有，历史运行指向的最后一章似乎也和马克思的预言不大相同。

以上叙事暂时存而不议。历史是漫长的，未来的发展也可能给马克思的预见提供极其相似的新鲜源泉。与此同时，有必要做几点说明：信奉马克思主义宏大叙事的人曾经拥有十分清晰的指针，他们知道如何衡量信息，因此能够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如今，由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排斥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就遭到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的威胁。在西方尤其在美国，许多人打保票说，可以用所谓“自由派民主”(liberal democracy)取代马克思主义。然而，这种说法与其说是答案，不如说是提出问题，因为自由派民主叙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并不是一清二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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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的著作《历史的终结》(TheEnd ofHistory)以明白而学术化的口吻欢呼自由派民主的胜利。他用一个独特的历史定义做出断言，不会再有意识形态的冲突，一切与现代自由主义竞争的人均已败下阵来。为了支持这个结论，福山引述黑格尔的话，断言黑格尔在19世纪初就持有类似的立场。那时，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表现出来的自由平等原理取得了胜利。法西斯主义没落，当代社会不再面对威胁。然而，福山对200多年来自由派民主的变化不够注意。自由派民主在技术统治时代的意义和技术垄断时代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实际上，在技术垄断时代，自由派民主非常接近于本雅明所谓的“商品资本主义”(commoditycapitalism)。以美国为例，18世纪的伟大革命并不漠视商品资本主义，但又充满着深刻的道德内涵。美国不仅做了新政治形式的试验；而且实现了上帝的蓝图。诚然，亚当斯、杰斐逊和潘恩拒绝了《圣经》的超自然成分，但是他们从未怀疑这一场试验获得了上帝的认可。人们需要自由，但需要一个明确的目的。上帝赋予他们的权利隐含着义务和责任，不仅是对上帝的义务和责任，而是对其他民族的义务和责任；这个新兴共和国是他们的向导和橱窗，显示这样一幅前景：理性和精神追求融合能够创造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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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形态的“自由派民主”是否能够提供道德内容充分的思想世界，并维持有意义的生活，这个问题尚无定论。这正是捷克新任总统哈维尔在美国国会演说时提出的问题。他说：“我们还不知道如何把道德问题放在政治、科学和经济之前。我们还不能理解，如果行动是有道德的，行动唯一真正的支撑就是责任。这里所谓责任是高于我的家庭、我的国家、我的公司、我个人成功的一种责任。”哈维尔的意思是，使他的国家摆脱有缺陷的理论是不够的；有必要找到另一种理论；他担心技术垄断并不能提供答案。换句话说：福山错了。另一种意识形态冲突是存在的，这就是“自由派民主”和技术垄断的冲突；19世纪构想的自由派民主有超越性的道德根基，20世纪思想世界的技术垄断在运行的过程中，不仅缺乏一个超越性的叙述来提供道德支撑，而且缺乏强有力的社会制度来控制技术垄断产生的信息泛滥。

信息泛滥冲毁了学校、家庭、政党、宗教和国家依靠的理论基础，所以，美国的技术垄断不得不过度依赖技术方法来控制信息流。有三种手段特别值得注意；这三种手段互相联系，但为了说清楚，我们不妨把它们分开来描述。

第一种手段是官僚主义(bureaucracy)。在《控制革命》里，詹姆斯·贝尼格给官僚主义的排序，是“解决控制危机的技术办法中处在最优先的位置”[4]。当然，官僚主义并非技术垄断首创。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虽然这个词在英语里露面的时间是19世纪。古埃及人似乎不大可能觉得官僚主义使人烦恼，但19世纪初以来，随着官僚主义重要性的增加，抱怨之声不绝于耳，这倒是毫无疑问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称之为“行政暴政”。卡莱尔称之为“大陆病”。在一段令人胆寒的文字里，托克维尔警告，官僚主义可能在美国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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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区分两种类型的集中制，一种体制型（governmen-tal)，一种行政型(administrative)。美国只存在第一种，第二种几乎不为人知。如果美国社会的指导力量拥有这两种管制手段，并且把指令的权力与能力和习惯结合起来去做每一件事情；如果在确立政府一般原理之后，美国社会陷入这些原理的繁文缛节；如果在调控国家的重大利益之后，美国社会深入到底层去考虑每个人的利益，那么，自由很快就会在新世界被放逐得一干二净。[5]

当代作家C.S.刘易斯认为，官僚主义是魔鬼的技术表现：

我生活在管理时代，这是一个“行政管理”的世界。最大的邪恶不是在狄更斯喜欢描绘的“罪窝”里，甚至不是在集中营和劳改营里。我们在这些地方看到了罪恶的终极下场。最大的邪恶从构想到制定(提案、附议、通过、完善条文)，却是在窗明几净、铺着地毯、温暖舒适、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里完成的，参与的人都是谦谦君子，他们衣领洁净，指甲整齐，不留胡须，不提高嗓门说话。所以，我笔下地狱的象征是警察局或写字间的官僚主义，是恶心透顶的企业办公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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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Mill，1806—1873)：英国逻辑学家、经济学家。

对这些抨击暂时存而不论，我们就可以说，官僚主义原则上只不过是一系列技术工作的协调机制而已，意在减少需要加工的信息量。比如贝尼格指出，标准化形式的发明就是官僚主义的主要构件，它容许“摧毁”情景中的一切细枝末节。它需要我们检查方格、填充空格，只允许数量有限的正式、客观、非个性化的信息；在某些情况下，解决问题就需要这样的信息。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官僚主义试图使信息流理性化，淘汰使注意力分散的信息，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信息的效能。贝尼格举例说明如何用官僚主义谋求理性化的做法；1884年在世界范围内按24个时区组织时间的决定，就是一个首要的例子。此前，相距短短一两里路程的几个小镇所用的时间，都可能不太一样，而且确有差别。这就使铁路营运等商务工作遭遇到不必要的麻烦。官僚主义忽略白日时间在运输系统各个节点上的时间差异，仅此一个简单举措，就剔除了信息混乱的问题，使大多数人感到满意，当然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感到满意。必须指出，“上帝时间”(小说家玛丽·科雷利20世纪初就反对夏时制)被认为与此无关。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试图最合理地利用时间时，官僚主义把一切无助于效率的信息和观念略去不计。“上帝时间”的观念就没有这样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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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奠基人之一，著有《基督教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