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官僚主义原则上不是社会制度；反过来，排除某些种类或源头、减少信息的制度未必全是官僚主义。学校可能会排除精神治疗和占星术，法庭可能会排除传闻的证据。它们这样做有实实在在的理由，这些理由建立在它们赖以成立的理论上。但是，官僚主义没有思想、政治或道德方面的理论，它只有一个隐性的假设：效率原则上是一切社会制度的目标，其他目标即使相关，也价值较小。密尔认为官僚主义是“暴政”，C.S.刘易斯把它等同于地狱，其道理就在这里。

官僚主义从旨在服务社会制度的一套技术手法转变为自成一体的元制度（meta-institution），并在很大程度上为自己服务。官僚主义是19世纪中叶和后期的产物。催生官僚主义的条件有：工业快速增长，运输和通信改善，政府介入越来越宽广的公共领域和商务领域，政府机构的集中化不断增长。在此基础上，20世纪又出现了信息爆炸和所谓“官僚主义效应”(bureaucrat effect):管理信息的技艺更加必需、更加宽泛、更加复杂了，需要管理这些技艺的人和机构随之增加，官僚主义的技术手法产生的信息也随之增加。这就产生了一个需要：用官僚主义来管理和协调官僚主义。另一个需要也随之产生:管理和协调的官僚主义机构和手法就随之增加。再次借用卡尔·克劳斯(KarlKraus)对心理分析的评论，我们就可以说，官僚主义最后变成了它要治疗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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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变的过程中，官僚主义不再是社会制度的仆人，而是其主人。官僚主义不解决问题，而是造成问题。更重要的是，它界定我们的问题；从官僚主义的观点看，它制造的问题总是效率问题。正如C.S.刘易斯所云，这使官僚主义极其危险，原因是这样的：官僚主义起初的意图是加工技术信息，如今却常常被用来处理道德社会和政治问题。19世纪官僚主义关注的主要是提高运输、工业和商品流通的效率。技术垄断时代的官僚主义挣破了这样的限制，它声称拥有凌驾于一切社会事务的威权。

注意官僚主义者的所作所为，有助于我们了解官僚主义的危险，我们将社会、道德和政治的事务托付给官僚主义时，就面临着危险。如世界史所示，官僚主义者只不过是被美化了的计算器而已。法语的bureau起初指的是一块台布，用来掩盖计算台的，后来衍生出桌子、安放桌子的房间的意义，最后派生出办公室及办公人员的意义，办公人员的职责就是管理这个计算房。bureaucrat(官僚主义者)这个词后来衍生出这样的含义：根据其训练、职责甚至气质，他对问题的内容及其全貌，都漠不关心。官僚主义者只考虑决策背后隐藏的问题，只关心决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官僚体制的有效运作，他不用为决策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在技术垄断时代，阿道夫·艾希曼(AdolfEichmann)成了官僚主义者的范本和比方。[7]在被控犯下反人类罪时，他辩解说，他没有参与纳粹政治或社会理论的制定；他仅仅处理技术问题，把大批人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至于他们被运走后尤其运到目的地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和他本人的分工没有关系。诚然，技术垄断时代官僚主义者的工作远远没有那么恐怖，但是在今天的美国，艾希曼式的回答至少每天多达5000次：我对自己的检测对人产生什么影响不承担责任，我只不过为我那部分官僚主义的效率负责任，那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为之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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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的是，艾希曼也是专家。专业技能是技术垄断拼命控制信息而采用的第二种技术手段。当然，专家古已有之，始终都有，即使在工具使用文化里也有专家。如果没有专家，埃及金字塔、罗马驿道、斯特拉斯堡的城堡，是难以修建的。不过，技术垄断时代的专家有两个不同于过去时代的特征。首先，技术垄断时代的专家对与自己专业领域无关的东西，往往是所知甚少。比如，一般的心理分析师对文学、哲学、社会史、艺术、宗教几乎不知皮毛，人们也不指望他们具备这样的知识。其次，像官僚主义(专家和官僚主义的联系可能是若有若无的)一样，技术垄断文化的专家不仅号称能驾驭技术事务，而且号称能驾驭社会、心理和道德事务。在美国，我们有各领域的专家：如何养育儿童、教育儿童的专家，如何受人喜爱、如何做爱、如何影响他人、如何广交朋友的专家。人与人关系的一切领域，无不被技术化，无不拱手让给专家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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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这些专家特点的原因有三个。第一，官僚主义盛行，结果就产生了世界上首批完全机械论的专家，无知的专家却受到信赖并获得威望。第二，传统社会制度削弱，普通人对传统失去信心。第三，信息洪流汹涌而至，谁也不能掌握人类全部知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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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一；这样的滚滚洪流在万物的底层汹涌澎湃。我在读本科的时候，一位热情的德语文学教授告诉我，歌德是最后一位通晓万物的人。我想，她惊人之语的意思并不是神化歌德，而是想要表明，到歌德去世的1832年，即使最有才干的人也不再可能理解已有的全部知识，整合所有的知识就更说不上了。

专家的角色就是专注于一个知识领域，筛选现有的知识，剔除与问题无关的知识，并利用剩下的知识来解决问题。这个程序运转良好的情景是：只需要一个技术性解答的情景，以及和人的用意没有冲突的情景；例如火箭的发射或下水道的修建。在另一些情况下，这个程序的效果就稍次：在技术需要和人的用意可能冲突的情况下，效果是比较逊色的，医学和建筑学领域就有这样的情况。当技术手段不能解决问题时，当效率无关紧要时，如果强行使用这样的程序，那就是一场灾难，教育、法律、家庭生活和个人不太适应的问题就是这样的情况。我想无需我的说服，读者也会相信，幼儿养育、做爱和交友中是没有专家的是不可能有专家的。这一切是技术垄断论者的臆想，之所以看似可能有这样的专家，那是因为他们借用了技术机器；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器，这些专家就会被完全解除武装，暴露出入侵者和无知者的本来面目。

对官僚主义者和专家来说，技术性机制是不可或缺的，这样的机制可以被认为是信息控制的第三种机制。我心中浮现的不是计算机之类的“硬”技术；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把计算机分离出来，单独进行论述，因为它体现着一切技术所象征的东西。我心中想到的是“软”技术，比如智商测试、学习能力测试（SAT）、标准化形式、分类法、民意测验。我将在第八章“隐形的技术”里详细探讨一些软技术。之所以在这里提及这些软技术，那是因为在化简信息的类型和数量方面，它们的作用常常不被人注意，因此它们在界定传统中的作用也常常被人忽视。比如，没有一种测试是能够测量人的智能的。智能是一个普通的术语，用来指称人在多种新语境下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能力。除了专家之外，人人都承认，每个人的能力都有很大的差别，从工作总是有效的能力到总是低效的能力的差别，具体的差别因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变化。然而如果我们相信，某种测试能够准确揭示一个人的智能，其结果就是，这个分值被当成了这个人的智能，并且被用于一切制度性目的。于是，测试就把一个抽象而多面的意义变成了一个精确的术语，从而漏掉其余一切重要的意义。你甚至可以说，智力测验是专家编造的一个故事，没有任何意义。虽然如此，专家依赖我们相信技术性方法的既成事实，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神化了机器给出的答案。我们逐渐接受了这样的信念：我们得到的智力测验分值就是我们的智能，就是我们的创造能力，就是我们施予爱的能力和承受痛苦的能力。我们逐渐相信这样的说法：民意测验的结果就是人们的信念，仿佛我们的信念可以被打包装进“我同意”和“我不同意”的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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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神父用酒、水和祷告辞来体现精神理念，他们承认其中的神秘成分，承认他们使用的是隐喻。技术垄断论的专家使用表格、标准化测试、民意测验和其他技术手段来表现智能、创造力、敏感度、情绪失衡、社会偏离或政治意见，把它们打扮成技术性的真实，然而，他们却不承认其中的弦外之音或微妙含义。他们要我们相信，技术能够清楚显示人的境遇或信念的本性，因为分值、统计数字、分类系统为我们的境遇或信念赋予技术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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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术语的技术化和问题的技术化是用于信息控制的一种严肃的形式。制度机构可以在分值和统计数字的基础上进行决策，有的时候，合理的替代手段是不存在的。在做这样的检测时，我们要抱深刻的怀疑态度，也就是要承认，这是为了操作上的方便，否则这样的检测就是骗人的错觉。在技术垄断文化里，我们赋予专家过分的威望，认可了这样的错觉，因为他们是用先进的技术性手段武装起来的。萧伯纳说，一切高技能的专业都是针对门外汉的密谋。我还要再向前迈一步：在技术垄断文化里，一切专家都被赋予了神父一样的魅力。我们的神父一专家被称为精神治疗专家、心理分析师、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他们服务的神灵不讲述公义、行善、悲悯或仁慈。他们的神灵讲述的是效率、精密、客观。技术垄断论里没有罪孽、邪恶这样的观念，其道理就在这里。罪孽、邪恶等观念来自一个道德世界，和专家的技术神学没有关系。所以，技术垄断论的“神父”把罪孽叫作“社会偏离”，把邪恶称为“心理病理”，把道德世界的问题变成了医学概念。罪孽和邪恶之所以消失，那是因为这些概念既不能测量，也不能客体化，所以专家就不能对付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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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传统社会制度在组织感知和判断方面的威力下降，在这个过程中，官僚主义、专业技能和技术性手段就成为主要的手段，技术垄断论希望借助这些手段来控制信息，以便使自己明白易懂、秩序井然。本书其余章节将要讲述的是，为何这样的意图行不通，我们将要讲述技术垄断痛苦而愚蠢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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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意识形态：医疗技术垄断

几年前，一家雄心勃勃的公司推出了一种取名哈伽什(Hagoth)的产品。可以说，这是技术垄断论者的抱负最招摇过市的时刻。产品售价1500美元，它可是百年一遇、物美价廉的产品啊，因为它可以向拥有者显示，来电人是否在说真话。这款机器可以计量来电人声音里的“紧张含量”，用声波的振动来测量来电人是否紧张。你把哈伽什连接在电话机上，在通话的过程中，你用几个关键问题问对方，比如：“你礼拜六晚上到哪儿去啦？”哈伽什配有16个指示灯，8绿8红，来电人回答时，哈伽什开始工作。他的声音紧张时电话机亮红灯，不紧张时电话机就亮绿灯。推销哈伽什的广告词是这样说的：“绿灯亮表示来电人不紧张，他说的话是真话。”换言之，用了哈伽什电话机以后，来电人就不可能用颤抖的声音讲真话，也不可能用平稳的声音说谎—这样的想法无疑会使尼克松莞尔一笑。至少我们必须说，哈伽什给真实下的定义很奇特，但由于它非常精密、精致，所以它笃定会引起官僚主义者的赞赏。对标准牌号的智力测验的定义，也可以做相同的评价。实际上，智力测验的工作原理和哈伽什一模一样。你把铅笔连接在一位年青人的手指头上，问一些重要的问题，根据他的答案，计算机可以准确计算大脑的智能。[1]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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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天谢地，哈伽什在市场上销声匿迹了，当然我不可能知道原因。也许，它有性别歧视或文化歧视倾向，甚至不能准确计量声波的振动吧。说到机器时，技术垄断论最强调的是精准，可是它对机器里内嵌的理念，多半是不置一词，无论这个理念是多么奇特。

哈伽什销声匿迹了，然而其思想却保留下来，比如它幸存在所谓“测谎仪”里。在美国，警官、律师、公司执行官等人非常认真地看待这样的机器，公司负责人越来越频繁地坚持让雇员接受“测谎仪”检测。至于智力测验，它们不仅幸存下来，而且很兴盛，还有许多专业的测试前仆后继地涌现出来：天资测验、创造力测验、精神健康测验、性吸引力测验甚至婚姻兼容度测验。你也许会认为，两人共同生活若干年之后必定知道自己是否相处得好。然而技术垄断论却认为，这些主观形式的知识没有法定的地位，必须要由专家主持的测试来确定。毕竟，个人的判断是很不可靠的，充满晦涩，令人生疑，弗雷德里克·W.泰勒早已提醒人注意其不足。测试和机器却没有这样的不足。哲学家或许会苦苦思考“何为真理”“何为智能”“何为美好生活”之类的问题。然而，技术垄断论却没有必要搞这种冥思苦想。机器勾销了复杂性、游移不定和晦涩模糊。机器运转神速，又标准化，且能够给我们提供看得见的、可以计算的数字。机器告诉我们，8个绿灯亮时，来电人说的是真话。就这么简单。它们告诉我们，智商136的大脑智力比智商104的大脑高。这就是技术垄断论的魔术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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