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再举一例，心脏搭桥手术是为了清理堵塞的动脉，减少中风的风险。1987年，10万多美国人做了这种手术。现已肯定，心脏搭桥手术的风险超过中风的风险。再引霍罗维兹的话说：“换句话说，搭桥手术致死的人可能会多于中风致死的人。”[11]另一个例子是，每年因为胸部和牙齿X光透视而患癌症的人大约有78万。有人估计，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放射性诱发的癌症病例将达到234万。[12]

诸如此类的例子俯拾即是，多得令人吃惊。为了公允，关于技术在美国医学里有何价值的问题，最好是这样来表述:倘若美国医学并非这样完全倚重技术，倘若它能够摆脱技术欲罢不能的心结，美国医学会不会好一些呢?我这里的回答是毫不含糊的“对”。比如我们知道，哈佛大学医学院1984年的医学报告（没有奥威尔《一九八四》那种反乌托邦的反讽调子)显示，仅纽约州就有3.6万次由于疏忽大意而引起的医疗事故，其中的7000例导致死亡。报告并未指明什么样的疏忽导致死亡的具体数字，但其中的例子有医生不问患者过敏史而用青霉素的情况。我们可以设想，许多死亡事故涉及粗心的处方、不问病史，还包括不必要的手术。换句话说，(由医师不当治疗诱发的)医源性事故已经成为医务界的严重关切，患者更担心这样的事故。医生感到被拘束、受支配的压力，因为客观的氛围要求他们使用一切可能的技术。报告认为，美国的手术很可能40%都不是必需的；患者更有理由因此而感到忧心忡忡。马丁·韦兹(MartinWeitz)在《医疗卫生令人震撼》(HealthShock)里转述约翰·麦金利(JohnMcKinlay)的统计数字说，美国每年由于手术事故而死亡的人数超过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每年死亡的人数。早在1974年，参议院的一份调查报告就指出，美国医生每年所做的不必要的手术高达240万例，手术致死者多达1.19万人，费用多达39亿美元。[13]我们还知道，尽管技术先进(很可能正是由于其先进)，美国的新生儿存活率在世界上仅排名在第14位，美国医院是国内最危险的地方之一，这样说并不夸张。凡是医生罢工的地方，新生儿死亡率都会下降，这种情况也有人做了详尽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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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技术对医疗实践的控制，很少有医生会感到满意。许许多多的患者因为技术对医疗的控制而受到严重的伤害。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第一，技术在医疗实践中并不是中性的因素：医生不仅使用技术，而且被技术利用。第二，技术产生对人的强制性要求，同时还产生广泛的社会系统来贯彻其强制性要求。第三，技术重新界定医生的身份，使医生的注意力重新定向，对医生看待病人和疾病的观点进行重构。

和一些广为人知的疾病一样，技术统治问题的出现有一个缓慢的过程，起初是难以觉察的。随着技术的发展，制药公司和医疗器械制造商的影响也日益增强。随着医生培训制度的变化，患者的期望值也发生变化。随着手术方法的增加，看似必需的诊断方法也相应增加。在这个过程中，什么诊疗手段正在被人放弃呢？这个问题享受不到优先的地位，甚至根本就提不出来。时代精神把这个问题放在令人生气和毫无意义的两个范畴之间。在日益增强的技术垄断论的影响之下，人们已没有时间或没有意向去议论技术垄断的弊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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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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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机器意识形态:医疗技术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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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意识形态：计算机技术垄断

如今，美国技术垄断文化已经迫不及待、莽莽撞撞地接受了计算机，正如它拥抱医疗技术一样。这一事实不容否定。这也许是势之必然，但很不幸则是确定无疑的。这并不是说，计算机在符号美景中大煞风景，而仅仅是说，像医疗技术一样，计算机篡夺了文化的威力，把特定的心态强加于人，所以专注于人的文化原本是想要谢绝它的。因此，检讨嵌入计算机技术里的理念，值得我们一试。当然已经有人做了尝试，约瑟夫·魏泽堡尤其值得一提。他的大作《计算机威力和人的理性》(Computer Power andHumanReason)是不可或缺的必读书。不过和任何人一样，他遭遇到一些困难，因为计算机具有所谓“普适性”：(1)计算机的用途多得数不清；(2)计算机整合进了其他机器之中，因此我们难以将计算机技术推进的理念从其他机器里分离出来。比如，计算机和听诊器截然不同，听诊器只能在有限的场合发挥有限的作用。有人说，保险箱窃贼用听诊器来探查保险栓，除此之外，只有医生才用听诊器。然而，人人都用计算机，或被计算机利用，而且计算机的用途似乎是没有尽头的。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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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瑟夫·魏泽堡（JosephWeizenbaum，1923—2008）：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教授，发明“伊莉扎”(ELIZA)程序，著有《计算机威力和人的理性》。

姑不论电子文档、电子数据表和文字处理等著名的计算机功能，计算机创新甚至奇异的用途清单也足以令人叹为观止。我的面前放着《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它告诉我们计算机如何辅助水族馆设计师仿照过山车设计水滑道，如何获得8英尺(约2.4米)高人造浪的效果。[1]我记得另一篇文章讲如何用个人计算机在公司董事会会议上发言。[2]还有一篇文章谈计算机制图帮助陪审员牢记证据。《诉讼学》(Litigation Sciences)杂志计算机制图部的负责人格雷戈里·马扎雷斯(GregoryMazares)说：“我们是习惯电路、聆听、视觉取向的人，陪审员则倾向于相信眼睛看到的材料。这种技术使信息简约，避免大量信息突发给人的轰炸，使陪审团能够集中注意力。”[3]马扎雷斯先生帮助习惯电器的人牢记信息，富兰克林计算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莫顿·戴维(MortonDavid)出版电子版《圣经》，使人以闪电般的速度检索《圣经》里的任何词语。（顺便说明，“闪电”一词在新国际版《圣经》里出现42次，在钦定版《圣经》里出现8次。如果你想检索这个词，你可以在几秒钟内得到这个结果。)戴维满脑子这样的事实，所以他说：“我们的技术产生的重大变化堪与谷登堡发明的活字印刷媲美。”[4]还有一篇文章谈计算机用于投资决策，其功能包括设计各种“万一……如何”的情景，不过，该文没有提这些方案的准确性。[5]在《技术评论》(TechnologyReview)里，我们发现描写计算机如何辅助警察确定求助人所在位置的一篇文章；文章预言在不久的将来，警察就能够在刹那之间得到求助者的大量信息，并判断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认真对待来电人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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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会问，查尔斯·巴贝奇在1822年(雷奈克发明听诊器之后6年)宣告，他发明了一种可以完成简单算术题的机器时，他是否想到以上可能性。也许是吧，因为他还没有来得及完成那台机器，就马上着手去造一台更加雄心勃勃的机器，以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但这一台机器也半途而废，到1833年，他竟然把自己的计算器研究计划束之高阁，另起炉灶去搞一台可以编程的机器，这台机器成为现代计算机的先驱。他构想的编程机也没有完成，不久它就演变为用穿孔卡操作的机器，这是由法国纺织机演变而来的机器，纺织工人用这样的机器来控制织机上的经纬纱。

在以后的37年中，巴贝奇不断改进他的编程机，每一个新的设计都胜过前一个设计。[6有一阵子，他突然意识到，数字运算的机械化使他掌握了一种操纵非数字符号的手段。如果说巴贝奇的洞察力堪与希腊人公元前3世纪发现字母表化(alphabetization)的原理相比，那并非牵强附会。所谓字母表化是这样一个原理：字母可以从其声音功能剥离出来，用作信息分类、储存和检索的系统。总之，有了这个洞见之后，巴贝奇就能够思考设计“智能”信息机的问题，虽然当时的机械技术还不足以实现这样的想法。然而，他离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种计算机还有一些时日；现代计算机的发明还要等待多种进一步的发现和发明，包括电报、电话、布尔代数、以继电器为基础的电路，直到产生克劳德·香农创造的数字逻辑电路。今天，没有修饰语的“计算机”通常指的是约翰·冯·诺伊曼2在20世纪40年代发明的那种计算机。在此之前，computer指的是做机械运算的人(与早期typewriter的用法相似）。后来，计算从人手转移给机器，computer这个词也由指机器转向指人，由于冯·诺伊曼计算机的威力，这个转移就加速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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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Babbage，1792—1871)：英国数学家、分析仪发明者，他的分析仪原理近似于现代计算机。

当然，数字计算机发明之后，事情很清楚，计算机能够在某种意义上执行所谓“智能”的功能。1936年，伟大的英国数学家阿伦·图灵3证明，人能造出完成许多实际功能的机器，像人一样能解答问题的机器。图灵宣告，如果机器能够通过打印的信息与人交换思想，如果它支持会话的目的，这台机器就可以叫作“智能”机器。在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创建的初期，约瑟夫·魏泽堡编制了一个“伊莉扎”(ELIZA)的程序，这个程序证明，满足图灵试验的智能标准是非常容易的。对一个含有专有名词“某某”的问题，该程序的回答是:“您为什么对某某’感兴趣?”机器的回答里包含了这个专有名词，还用了一个问号。换句话说，它能够把陈述句的语序颠倒过来，构成一个疑问句，以寻求有关那个陈述句里某个词的更多的信息。由此可见，“伊莉扎”这个程序很像卡尔·罗杰斯那样的心理学家，至少相当于一位友好的、收费不多的治疗师。有些使用该程序的人难以相信，他们只不过是在和一台机器对话。实际上，制造出一台图灵机之后，约瑟夫·魏泽堡最终把该程序从计算机网络中分离出来，神奇的效果促使他完成《计算机威力和人的理性》。该书考问人工智能研究者的研究计划，考问这样的设想是否合理：凡是计算机能够做的，计算机都应该做。它还考问这样的路子：按照人们对世界的解释去研究计算机的影响—也就是计算机的意识形态，我将转向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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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德·香农（ClaudeShannon，1916—2001）：美国应用数学家，创建信息论，和韦弗（W.Weaver)合著《通信的数学理论》。

2 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1903—1957)：匈牙利裔美国数学家、量子物理学家，对数理逻辑、控制论和高速计算机的发展均有贡献。

3 阿伦·图灵（AlanTuring,1912—1954）：英国数学家、人工智能之父，提出“图灵机”和“算法”的概念，为计算机科学打下了理论基础。

戴维·波尔特2著《图灵人：计算机时代的西方文化》(Turing'sMan:WesternCulturein the ComputerAge)，这个书名最充分地表达了计算机传达的理念。这个书名当然是比方，类似于所谓“谷登堡人”，即从16世纪起到不久前那个时代的人。波尔特所谓图灵人对计算机的主要兴趣是计算机的实际功能，他认为计算机就像一本书，但他主张，图灵人是我们时代一种占支配地位的隐喻；图灵人暗示人与信息、工作、权力和自然的关系，我们借这个隐喻对时代进行界定。我们最好用以下方式描述这个关系：计算机把人界定为“信息处理器”，把自然定义为信息处理的对象。总之，图灵人的比方传达了一个根本的信息：人是机器—虽然是思考的机器，但终归是机器。由于这个原因，计算机是技术垄断论典范的、无与伦比的、近乎完美的机器。计算机把我们有关自然、生物性、情感或精神的主张置于从属地位。它凌驾于一切人类经验之上，展示它的“思考”功能胜过我们的思维能力，借以支持它君临一切的主张。实际上，马文·明斯基对人工智能表现出近乎狂热的歇斯底里，他说：芯片“大脑”的思维能力令人望而生畏，“如果我们走运，人工智能的大脑会把我们当作宠物狗””[7]。约翰·麦卡锡2断言：“即使简单如恒温器的机器也可以说有信念。”哲学家约翰·塞尔3提出一个平淡的问题，麦卡锡却做了一个不平淡的回答：“我的恒温器有三种信念（beliefs）—这里太热，这里太冷，这里不冷不热刚刚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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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卡尔·罗杰斯（CarlRogers,1902—1987)：美国心理学家，首创以患者为中心的心理疗法，著有《患者中心治疗》《心理治疗与人格改变》等。

2 戴维·波尔特（JayDavidBolter，1951—)：美国计算机科学和应用专家，著有《图灵人：计算机时代的西方文化》《书写空间》《补救》等。

这个回答的重大意义在于:它给“信念”这个词下了一个新的定义。这句话摈弃了过去的观点：人具有内在的心理状态，内在的心理状态是信念的基础。它提出相反的观点：“信念”只不过是某人某物的所作所为。这句话还隐含着另一层意思：模拟一个想法相当于复制这个想法。最重要的是，这句话摈弃了这样一个观点：精神活动(mind)是一种生物现象。

换句话说，这里的隐喻已然发狂。起初的隐喻是，人在某些方面像机器；稍后走向的命题是，人几乎就是机器；最后达到的命题是，人就是机器。正如麦卡锡所云，最后的结论必然是这样的结论。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我们可以制造出模拟人的智能的机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是必然的走向。这种思路最意味深长的后果是它代表的还原主义。但魏泽堡竭力提请大家注意，人的智能是不能移植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人的智能得天独厚，有一个生物性根基，有一种难以触摸的精神生活；机器能够在某些有限的方面模拟人的精神生活，但绝不可能复制人的精神生活。机器不可能感知，同样重要的是，机器不可能理解。“伊莉扎”能够问:“你为什么很为你母亲担心?”这个问题可能正好是治疗师的问题。但机器本身并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甚至不知道这个问题还有意义。(当然，可能有些治疗师也不知道这句话的意义，他们只不过是按部就班、习以为常、漫不经心地问问而已。如此，我们就说，他们的动作像机器。)使人脑独步天下的是意义，而不是说话。我这里使用的“意义”指的是，人表达的意义大于符号相加产生的结果，超越了至少两个人共享的符号所指。我的理解是，意义还包括所谓情感、经验和感知，这些东西不必用符号来表达，有时还不可能用符号来表达。尽管如此，情感、经验和感知还是“有意义”。如果没有具象的符号，计算机只不过是一堆垃圾。虽然用机器复制人脑功能的追求自古以来就有根基，虽然数字逻辑电路赋予这种追求一个科学的结构，然而，人工智能没有也不会产生能够创造意义、具有理解力和情感的动物，人就是这样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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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文·明斯基（MarvinMinsky，1927—2016)：美国人工智能专家，图灵奖得主，著有《知识表征框架》《心灵社会》《情感机器》等。

2 约翰·麦卡锡（JohnMcCarthy，1927—2011)：美国语言学家、计算机专家、人工智能之父，图灵奖得主，著有《人工智能与计算机数学理论》等。

约翰·塞尔（JohnSearle，1932一)：语言哲学家，著有《言语行为》《思想、大脑与科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