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这一切似乎一望而知，然而人作为机器（或机器作为人）的比方还是很强大，这个比方肆意入侵我们日常的语言。人们常常说给自己“编程”或“消除编程”，把大脑说成是“配线的硬件”，能够“检索数据”。把思维当作单纯的信息处理和编码，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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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最令人心寒的例子是，我们的语言大量吸收“人作为机器”的比方，因而落入陷阱。这种情况起始于1988年11月4日。那一天，ARPANet网的计算机慢如蜗牛，塞满了无关的数据，后来竟完全堵死。问题很快传遍美国和海外的6000台计算机。起初的猜想是，一个软件编程寄生在其他编程上，这种情况被称为“病毒”(又一个人一机比方)。后来查明，入侵者是一个自足的程序，显然是用来使计算机瘫痪的，“蠕虫”这个名字由此而生。但技术上误用的“病毒”一词保留下来，原因无疑是它耳熟能详，和人有关系。雷蒙德·戈兹分析大众媒体对这件事情的描写，他发现报纸的评论用了大量的人一机比方：计算机受到“感染”，病毒有“剧毒”和“传染性”，正在对受感染的计算机进行“隔离检疫”，正在努力给网络“杀毒”，程序师希望开发“疫苗”，让计算机“预防”新的攻击。[9]

这种语言不仅是生动如画的神人同形同性论，它还反映了人在人一机关系感觉方面的深刻变化。如果计算机可能患病，那它也能够保持健康。只要健康，它们就能够做到思路清晰、正确决策。言下之意是，计算机有意志、意向和理性，也就是说由于计算机的决策，人的责任就减轻了。通过一种形式上的语法点金术，“我们用计算机计算”就变成了“计算机计算”。如果计算机计算，那么它也可能“下决心”误算，甚至拒绝计算。银行出纳员说无法告诉你户头上的余额，因为“计算机出故障了”，他的意思就是计算机误算了或不算了。言下之意当然是，银行里的职员谁也不负责。计算机出错、疲劳或生病了,为什么怪罪人?我们可以把这种思路叫作“动因迁移”(agentic shift)，这是我向斯坦利·米尔格兰姆借用的术语，其意思是，人把某一结局的责任从自己身上迁移到一个抽象的媒介身上。[10]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放弃了控制权，放弃对计算机的控制而不感到非常后悔；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去追求误导人的目标甚至是非人性的目标，因为计算机可以达成这样的目标，或者说我们幻想计算机可以达成这样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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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各种机器呈现出人的一面，甚至是超人的一面。也许，我听见过的最荒唐的话是我的一位学生说的话。有一天天气闷热，我们的教室没有空调。有人告诉他，温度计显示98华氏度，他应声说：“难怪这么热!”这句话使天气脱身，于是天气对室内的温度就不承担责任了。只要温度计规规矩矩工作，我们就觉得舒服。但计算机的“人性”远远超过温度计，且几乎胜过任何技术。和大多数机器不一样，计算机不是进行工作，而是指导工作。正如诺伯特·维纳2所言，计算机是“指令和控制”的技术，如果没有可供计算机控制的东西，它就没有价值。计算机对官僚主义者至关重要，其原因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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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Milgram，1933—1984）：美国心理学家，以“服从权威试验”和“六度分隔理论”而著名，他的“服从权威试验”引起很大的争议，著有《对权力的服从》《电视与孤僻行为》《社会生活中的个体》等。

2 诺伯特·维纳（Norbert Weiner，1894—1964）：美国数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控制论创始人，获总统勋章，著有《控制论》《人有人的用处》等。

官僚主义者拥抱技术，这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技术制造的错觉是，决策似乎在官僚主义者的掌控之中。表面上看，计算机有智能，且不偏不倚，所以它几乎有一个充满魔力的倾向：把人的注意力从履行官僚主义职能的人转移到它自己身上，仿佛它就是真正的权威源泉。用计算机武装起来的官僚主义者是我们时代未获承认的立法者，成为我们可怕的负担。我们不能够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倘若阿道夫·艾希曼当时说，把犹太人送进焚化炉的不是他，而是一批计算机，他就可能不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了。

在我的学术生涯里，虽然(或由于)我做“行政工作”比较晚，我还是常常感到惊诧，人们竟非常顺从地接受如下的解释：“计算机显示……”或“计算机断定……”。这就是“此乃神意”的翻版，就是技术垄断论的语言。两种版本的效果差不多。你们不会感到奇怪，我很少诉诸这类骗人的把戏。但有时我被逼到墙角无路可走时，也不得不让步投降。至今无人回答说：“(计算机搞的是)垃圾进，垃圾出。”这种完全不设防的态度有一种卡夫卡式的荒诞味。在他的小说《判决》(TheTrial)里，主人公约瑟夫·K被控有罪，至于什么性质的罪，谁提出指控，他本人却浑然不知。计算机把我们太多的人变成了约瑟夫·K式的人。计算机常常成为不知名的原告，这位原告不会透露指控的信息源，法官也不会要求它提供信息源。计算机已经做出宣判，表面上看似乎就足够了。至于谁给计算机输入数据，为何输入这样的数据，为谁提供方便，以什么预设为根据，所有这些问题都被省略掉，无人去关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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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奥地利作家，表现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城堡》《变形记》《判决》等，死后有《卡夫卡全集》问世。

不仅个人事务里有这样的情况，而且公共决策里也有这样的情况。五角大楼、税务署和跨国公司等大型机构告诉我们，它们检测的依据是计算机生成的答案；一般地说，这足以使我们心安理得、安然入睡。无论如何，这样的决策过程使我们不至于抱怨或控诉。计算机强化了官僚机构，压抑了追求重大社会变革的冲动，至少是产生这种结果的部分原因。魏泽堡写道：“人们已经多次宣告计算机革命的来临和计算机时代的成立，然而如果用革命胜利产生的社会变革来衡量革命胜利的话，那就可以说，没有发生过计算机革命。”[11]

计算机使政治、社会和商务机构实现自动化运行，在这个过程中，计算机未必使这些机构提高效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们使人不注意是否必需这些机构，如何改进这些机构。大学、政党、教派、司法审理、公司董事会并不会由于自动化而改进工作。它们只不过更加吓唬人，更加技艺化，或许还多了一点点权威然而它们的预设、理念和理论里的缺陷却会原封不动。换句话说，在生成激进而重大的社会、政治和宗教思想上的威力方面，计算机技术尚未接近印刷机的水平。如果印刷机像大卫·理斯曼所谓的“思想炸药”，那么计算机只不过是思想的滑石粉而已，因为它的性能仅仅是掩饰我们不令人满意的机构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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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卫·理斯曼（DavidRiesman,1909—2002)：美国社会学家，代表作有《孤独的人群》。

我不想走魏泽堡那么远；他说计算机仅仅是完成非重要功能的精巧设备，计算机革命是胡说八道的大爆发。也许，他这个评判将来需要修正，因为计算机是有无数用途的技术，用西摩尔·帕珀特的话说，计算机是像海神普罗透斯2一样多变的机器。比如，你必须注意计算机生成的图像在虚拟现实里的意图。如果你布置一套微型的眼睛般的屏幕，你就可以屏蔽真实的世界，到模拟的三维世界里去移动，这个世界的景观会随着你脑袋的动作而变幻。蒂莫西·利瑞3热衷于虚拟现实，这并不意味着虚拟现实有一个建设性的未来。然而谁知道呢?也许，对那些无法对付真实世界的人来说，虚拟现实提供的治疗胜过“伊莉扎”软件吧。

我们能够看清的是，迄今为止的计算机技术加强了技术垄断的根基，使人相信技术革新等于人类进步。技术垄断的盘根错节靠的是几个互相联系的观念。

已如上述，技术垄断放大了人作为机器和机器作为人的比方，而且到了超越理性的程度。顺便说明，我并不断言，计算机技术是这个比方的始作俑者。你可以在医学里察觉这个观念：医患双方都相信，人就像机器一样，由零件组成，零件有缺陷时可以用机器配件来替换，新的配件和原有配件功能相同，不会损害其余的零件，甚至不会影响其他的零件。当然，这个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行得通；然而，既然人不是机器，而是生物有机体，人体器官互相联系，而且深受心态的影响，人好比机器的隐喻在医学上就有严重的局限，就可能造成毁灭性后果。把这个机械比方用到产业工人头上时也可能产生类似的后果。现代工业技术之成立是依靠这样一个观念：机器由可以分离、互相替换的部件组成。但在组织工厂的过程中，工人也被视为可以分离、互相替换的部件，于是工厂就产生了深刻的异化和深沉的苦难。这就是卓别林《摩登时代》电影要表达的主题，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比方办事情太过火，那就会造成心理创伤。计算机不同于一般的机器，由于它“思考”，而不是工作，所以它强化机械比方的威力无与伦比，它对技术垄断论来说价值连城。技术垄断论依靠我们这样一个信念：我们像机器一样工作时就处在最佳状态，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我们可以委托机器代理我们工作。这些信念隐形的后果是，我们失去对人类判断力和主体性的信心。唯有人类能够观照全局，看到事物涉及的心理、情感和道德层面，可惜我们让这个得天独厚的能力贬值了。我们相信机械运算的威力，用机械的威力取代了我们观照全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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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摩尔·帕珀特（SeymourPapert，1928—2016）：美国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教育信息化奠基人、人工智能先驱，发明了计算机LOGO语言。

2普罗透斯（Proteus)：希腊神话中能任意改变自己外形的海神。

3 蒂莫西·利瑞（TimothyLeary，1920—1996):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文化代表人物，研究迷幻药和虚拟现实。

由于计算机常见的运行机制，它过分倚重交流的技艺程序，它给人提供的实质内容很少。除了电光之外，计算机最能够说明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警语“媒介即信息”，在这个方面，再也没有比计算机更典型的技术了。计算机几乎全是过程。比如我们可以说，伟大的“计算机使用者”是不存在的，而伟大的作家、画家或音乐家却比比皆是。不错，有“了不起的程序”和“了不起的程序员”，然而，他们之所以了不起，仅仅是由于它们模拟人的官能时有聪明之举，或者是由于它们在运算、速度和容量上创造了新的可能性。[12]当然，如果戴维·波尔特此言不错，未来的计算机以一种新型书籍的面目出现，拓宽并丰富书写技术的传统，那倒是可能的。[13]既然印刷术替代手稿时创造了新的文学形式，所以电子书写创造新文学形式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就目前情况而言，计算机技术的功能与其说是真正用于交流的新手段，不如说它是一种新的运输方式。它运输信息，大量、快速且多半以计算的方式运输信息。实际上，计算机实现了笛卡尔把世界数学化的梦想。计算机容易把事实转换为统计数字，把问题转换为方程式。这当然有用处（计算过程中揭示的模式一般容易忽略），但如果盲目应用于人的事务，它也可能牵制我们的注意力，带来一定的危险。计算机强调速度，能够生成前所未有的大量信息，这也会产生干扰和危险。在特别的语境下，计算、速度和海量信息可能会天下无敌。然而，计算机技术的“信息”是全面的，它带有支配的性质。质言之，计算机体现的主张是，我们在个人和公共两个层次上面对的最严重的问题，需要通过快速的信息检索来解决。我却认为，这显然是谬论。我们最严重的问题不是技艺问题，而且问题也不是信息不足产生的。倘若核灾难发生，那不会是由于信息不足。人们死于饥荒，那不是因为信息不足。倘若家庭破碎、儿童受虐待、犯罪使市民恐惧、教育显得无能，那也不是信息不足产生的结果。数学方程式、即时通信、海量信息和这些问题，根本就没有丝毫的关系。解决这些问题，计算机是派不上用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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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计算机“无所不在”，它就迫使人尊敬它，甚至要忠于它，它主张在人类事务的一切领域扮演无所不包的角色。有人坚持认为，否定计算机在广阔领域里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愚蠢之举；可是这些人缺乏的正是保罗·古德曼所谓的“技术的谦虚”，其意思是，要有全局意识，既不要断定、也不要妨碍技术的具体功能。诺伯特·维纳要人们警惕不够谦虚的态度，他说原子弹发明之前，倘若数字计算机已经是常用工具，人们就可能说，没有计算机就不能发明原子弹。然而事实上，原子弹就是在计算机不普及的时候发明的。我们要提醒自己注意，不用计算机也可以做许多事情，这一点至关重要。

西摩尔·帕珀特的主张就值得我们注意。他希望学生能够认识世界，能够进行批判性思考，能够学会如何创造知识。他的《头脑风暴》(Mindstorms)给人的印象是，他的计算机程序语言LOGO使之成为可能。然而，千百年来，优秀的教师在没有LOGO帮助的情况下也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并不是说，即使经验丰富的老师妥当地使用LOGO语言，它也无助于事；但如果你要说，经验丰富的老师使用铅笔加纸张或言语写作，他的效果赶不上LOGO语言的效用，我就要表示怀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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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罗·古德曼（PaulGoodman，1911—1972)：美国社会批评家、反正统文化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在荒谬中成长》《王城》《古德曼政论文集》等。

达拉斯牛仔队在橄榄球比赛中屡屡夺冠，有人就把他们的节节胜利归功于计算机在球员的评价和选拔中发挥了作用。但最近几年，达拉斯队只勉强胜了几场，人们就不再大肆鼓吹计算机了，可能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计算机和赢球没有关系——从来就没有关系吧。有人会说，写明快、简洁而时髦的散文和用计算机做文字处理没有关系。有些学生不相信，不用计算机进行文字处理还可以写出一手好文章，我却想说，用了文字处理机也未必能写好。

技术傲慢始终是技术垄断论的严重危险，因为技术垄断助长技术的傲慢。技术垄断论还助长麻木，使人看不到在获取新技能的过程中可能会丢失的技能。我们要记住不用计算机的情况下能够做什么，这一点至关重要；要提醒自己注意，在使用计算机的时候可能会失去什么，这一点同样重要。

我的面前有贝尔纳·洛维耳爵士写的一篇文章，他是英国焦德雷尔班克射电天文站的奠基人；文章说，计算机窒息了科学创新。[14]他记录了计算机运行提供遥远星系的详细情况，这样的发现令人震惊，他用轻松的笔调抒写了自己的敬畏之心。与此同时，他又忧心忡忡地说：“没有想象力的、专注于狭隘的计算机辅助的研究，和无拘无束地运用所谓奇缘佳运的研究正好是对立的，所谓奇缘佳运就是凭借诀窍或多或少偶然获得的良好效果。”他举例说明纪念碑式的偶然发现，断言这样戏剧性的发现风光不再；他担心，计算机是非常狭隘的信息过滤器，因而对奇缘佳运式的发现非常不利。当然，他并不“反对”计算机，只不过提出问题，要我们考虑其代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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