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联邦航空局负责绩效研究的首席科学家克莱·弗里希(ClayForishee)提出了同样的告诫。他怀疑，自动运行的商业飞机是否对飞行员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使他们在遭遇故障时不能做出创造性的反应。西北航空公司负责飞行标准的经理罗伯特·布利(Robert Buley)更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让飞行员屈从于技术，我们就会失去（紧急情况下的)创新精神。”[15]

伊桑·卡茨(M.EthanKatsch)在《电子媒介与法律变革》(The Electronic Me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w)一书里也表示担忧。他写道：“人们提倡在司法界用计算机化系统取代印刷品，纯粹是为了提高效率。”[16]他接着说，计算机几乎无限储存和检索信息的功能，对过去的判例构成了威胁，可人们对这样的威胁却浑然不知。他又说：“先例不多时，先例系统不是必需；先例过多时，先例系统又不能运转。”如果此话正确，即使是部分正确，那究竟意味着什么后果呢？律师是否因此而不能挑选相关的先例呢?法官是否经常由于“先例过载”而困惑不解呢?

我们知道，完全依靠机器的医生失去了根据观察做出诊断的能力。我们不妨问，由于沉浸于计算机文化，我们还在失去什么其他的技能和传统呢?技术垄断论者不提这样的问题。提这类问题的人被称为技术悲观主义者、杞人忧天的耶利米，甚至被贴上更难听的标签。我却认为，所谓悲观主义者浑身流露着对技术的谦恭态度，他们就像古埃及的法老塔姆斯。

第七章 机器意识形态:计算机技术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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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耶利米（Jeremiah）：公元前7—前6世纪的希伯来大先知，此处喻指悲观主义者。

隐形的技术

如果把意识形态界定为一套难以意识到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又促使我们努力去描摹世界的形貌和条理，那么，我们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工具就是我们的语言。语言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它不仅教导我们事物的名称，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它还教导我们什么事物可以命名。它把世界划分为主体和客体。它指明什么事件被当作过程，什么事件被当作事物。它教导我们时间、空间和数的观念，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观念。比如，在英语语法里，总是存在行为的主语、表示主语行为的动词和接受行为的宾语。这是一种咄咄逼人的语法，对那些认为世界仁慈的人来说，这样的语法是难以掌握的。这种语法使我们必然形成这样的世界观：事物互相推搡，且常常互相攻击。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对语言的运行都浑然不觉。我们深锁在自己语言的边界里；我们不知道，对于这些边界之外的人来说，对于和我们的语言截然不同的人来说，这个世界像什么样子。我们往往假设，人人都以同样的方式看世界，无论其语言多么不同。只是在偶尔之间，这种幻觉才会受到挑战；对掌握两种以上截然不同的语言的人来说，由于这些语言截然不同的结构和历史，它们的意识形态是可以看出来的。比如，《读卖新闻》就引述1987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利根川进1的话说，日语不利于培养科学研究里清晰而有效的理解。他以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身份向远方的日本同胞说：“我们应该考虑改变我们在科学领域里的思维过程，努力用英语思维。”应该指出，他没有断言英语比日语好，他只是说就科学研究而言，英语胜过日语，也就是说英语(或其他西方语言)有一种日语不具备的意识形态偏向。我们把这种意识形态偏向称为“科学观”(scientificoutlook)。如果说科学观对你和我都自然而然，那是因为我们的语言使之如此。我们认为的推理是由我们语言的性质决定的。用日语推理和用英语、意大利语或德语推理，显然是不一样的。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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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就像任何重要的机器设备比如电视或计算机一样，语言有一个意识形态议程，我们往往看不见的议程。语言的议程深深地整合在我们的人格和世界观里，只有靠特别的努力，且常常要经过特殊的训练，我们才能够探查到这个议程。语言和电视计算机不同，它不像是我们力量的延伸，而是我们是何人、像什么人的自然流露。这就是语言深刻的奥秘：因为它来自我们人体之内，所以我们就相信，它是世界直接、未经编辑、没有偏见、不带政治色彩的表现，它就是世界的真实面貌。与此相反，机器处在我们人体之外，显然是由我们制造的，所以机器可以被修正甚至可以被抛弃；机器如何重新按照它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是容易看清楚的。在许多方面，一句话的功能很像一台机器的功能，在问句里我们最容易看出这个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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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根川进（SusumuTonegawa，1939—)：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日本籍教授，1987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为了说明我所指的意识形态偏向，我们举填空题为例。如果要得满分，你的回答必须要准确无误：

托马斯·杰斐逊卒于 年。

如果把填空题改为多项选择题：

托马斯·杰斐逊卒于：(1）1788年；(2)1826年；(3）1926年；（4）1809年。

试问，这两个问题哪一个比较容易？我想你会同意我这样说：除非你知道杰斐逊去世的准确年代，两个问题都困难。然而，对我们大多数只知道杰斐逊大致生卒年代的人来说，第二个问题的安排使我们“知道”答案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回答多项选择题时，学生总是比回答填空题“聪明”，即使两种问题题材的内容相同。即使最简单的问题也不是不带偏向的，且不可能是不带偏向的。在这个语境下，我所谓的偏向不是常见的指责：某一场考试“带有文化偏向”。当然，许多问题可能是有文化偏向的。(比如，为什么要问托马斯·杰斐逊，甚至要问他哪一年去世呢？)

第八章 隐形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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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目的是说，任何问题的结构都像它的内容一样缺乏中性。问题的形式既可能使我们一路顺风，也可能使我们障碍重重。问题稍加改头换面，就可能产生相反的答案，正如以下故事所示。两位神父不能断定，是否可以允许抽烟和祷告同时进行，于是就写信请教皇给一个权威的裁示。其中一位神父的措辞是：“祷告时允许抽烟吗？”教皇的回答是不允许，因为祷告时应该全神贯注。另一位的措辞是：“抽烟时允许祷告吗？”教皇告诉他是允许的，因为任何时候祷告都是妥当的。一个问题的形式可能会使人看不见答案，然而一旦换用另一种形式，答案就清清楚楚、一望而知了。下面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可能有问题，但我认为其微言大义不会有问题。

立陶宛有一个小村子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大问题。一种莫名其妙的疾病折磨着许多村民。大多数病人都必死无疑（虽然并非每个病人必死无疑)，症状是陷入死亡一样的深度昏迷。当时的医术不像现在这样先进；当埋葬看来是妥当的时，人们却无从准确判断病人是否真的已经死亡。村民担心他们有几位亲属被活埋了，而且同样的命运也可能等待着他们。如何解决难以判定病人生死的问题成了一个两难的问题。

一些人建议，棺木里储存丰富的食物和饮水，棺木上钻一个孔通气，以防备“死者”还活着。这花钱不少，但看来很值得。但另一些人想出一个花费较少、更加有效的主意：每一口棺材的盖板里面都钉上一根12英寸长的木棍，正对下葬人的胸口。于是，盖上棺盖的时候，一切的不确定性都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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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并没有挑明，村里人挑选了哪一种解决办法，不过他们的选择和我这里要说的目的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注意：不同的解决办法是由不同的问题生成的。第一种办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确定，我们下葬的人仍然活着？第二种解决办法回答的问题却是:我们如何确定我们安葬的每个人都已经去世?

由此可见，问题就像计算机、电视、听诊器或测谎仪，因为问题和技术设备的机制都是一样的：指引思路、生成新思想、敬重旧观念、揭露事实或掩盖事实。在这一章里，我希望考虑这样一些机制：这些机制的功能像机器，但一般人并不把它们看作技术的组成部分。之所以我要读者注意这些机制，正是因为它们常常被人忽视。为了实用的目的，我们不妨把这些机制称为技术，或许它们是身披伪装的技术，但毕竟是技术。

除了语言之外，数学符号0也是技术，它最不像技术，但的确是技术。简要说明0有助于我们阐明稍后的其他技术例子。

0这个数字在10世纪从印度进入欧洲。到13世纪，它已经占领了西方人的意识。(古罗马人和古典时期的希腊人不知道0，不过到希腊化时期，巴比伦的数学家已经有类似的概念。)没有0就难以完成简单的数学运算，有了0就十分简单。倘若你需要尝试MMMMMM×MMDCXXVI这道乘法题，你就会确认我这种判断没错。不过顺便指出，有人告诉我，这个乘法计算是可以完成的，只是运算的过程太艰难，看起来不太可能由人来完成而已，中世纪数学家并没有忽略这一事实。实际上没有证据表明，罗马数字的确被用于计算；没有证据表明，有人有意把罗马数字用来计算。为了计算，罗马数学家用的是算盘；从11世纪到13世纪，数学家之间展开了争夺，写罗马数字的人用算盘计算，写印度数字的人用十进制计算，因为印度数字包含0。用算盘的人反对说0记录的是10幂的缺失，罗马数字就没有这样的记录，所以0给罗马人的印象是哲理上或审美上令人不快的感觉。毕竟无论处在什么位置，0都会影响数值，而它本身却并无数值。它是符号的符号；从词源上说，它来自印地语的cipher，意思是“虚空”，含义是“无”。对用算盘计算的人来说，用记录“无”的符号纯粹是一个古怪的念头。我现在担心，我也可能站在他们一边。

第八章 隐形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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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评述0这个例子有两个原因。首先，我要强调指出，0是一种技术，它使一些概念可能并容易形成；在没有它的情况下，一般人就无法理解这些概念。倘若它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它至少含有一个概念。我曾经在上文说过用字母或数字给学生的试卷判分，也提到希腊人完成字母表化的技术。这两个例子说明，和0的使用一样：符号就像机器，能生成新的心态，并生成关于现实的新概念。其次，0的采用，以及整个印度数字系统的采用，使精密的数学成为可能，最终产生了如今一种非常强有力的技术：统计学。

统计学使大型的模式从隐形变为显形，使新的感知和现实成为可能。统计学在科学里的运用众所周知，所以无须我们特别评述，但有一点值得一说，倘若世界真如未来学家所言由亚原子粒子层次的或然性构成，那么统计学就成为描绘世界运作机制的唯一手段。事实上，物理学里的测不准原理就确定，在事物属性方面，物理学不能够超越统计学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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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印度数字：即阿拉伯数字，最初由印度人发明，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

实际上，物理学家之所以认为世界的性质是或然性的，那可能是统计学发明后产生的结果。另一个更加实际的问题是，统计学在多大程度上获准进入不属于它的领域？按照定义，技术垄断允许技术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自由驰骋，我们就可以设想，统计学的应用没有受到限制。我们这样的猜想是正确的。

也许，最滥用统计学的例子是弗朗西斯·高尔顿的著作。他生于1822年，1911年去世，他有生之年正是技术发明最繁盛的时期。他可以被认为是技术垄断论的始祖之一。他还以“优生学”的创始人闻名。优生学这个术语就是他本人首创的，所谓优生学就是根据父母的遗传特征来安排婚姻家庭，以便生育最优良后代的“科学”。他相信，任何东西都能够计量，统计方法尤其是很好的技术，能够打开通向真知灼见的大门，对人的各种行为样式都能够了解。你看见电视上选美，看到美女们按照统计数字排序时，你应该记得弗朗西斯·高尔顿，他对数字有病态的浪漫情怀，是这种白痴形式的始作俑者。他不满意所谓“美人窝”那种笼笼统统的说法，于是就动手给不列颠群岛作了一张“美人分布图”。他告诉我们，他把自己在各地市井街巷看见的“女孩子分为吸引人、相貌平平和令人讨厌”三类。然后，他用统计数字证明，伦敦女人最美，阿伯丁的女人最丑；无疑，这使他在苏格兰度假时处境尴尬。这仿佛还不过瘾，他又发明了一种方法来量化厌烦情绪（计算烦躁的次数），他甚至探讨祷告有效性的统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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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弗朗西斯·高尔顿（Sir Francis Galton，1822—1911）：英国人类学、遗传学、气象学家，创建优生学。

不过，高尔顿的主要兴趣是用统计数字证明智能的遗传性。为此目的，他在1884年的国际博览会上建立了一间实验室；人们只需付3便士就可以测量颅骨和智力。显然，要求退款的来访者并不会得到加分，虽然这也是智能的表现。可以肯定的是，要求退款的人不多，因为他被认为是当时智力最发达的人之一。实际上，美国最积极推动智商测试的人刘易斯·特尔曼2测算，高尔顿的智商超过200。特尔曼还异想天开地为死者测量智商，根据他的估计，查尔斯·达尔文(高尔顿的表亲)的智商只有135,哥白尼的智商只在可怜的100\~110之间。[1]

统计学在智力“测验”里扮演了恶劣的角色。我给大家提供一种权威的历史研究和分析方法，以为证明。请参考斯蒂芬·杰·戈尔德3所著《人的误测》(TheMismeasure ofMan)。在这里，我只引述戈尔德提出的三个要点。我相信，它们足以说服任何一位智商高于哥白尼的人，使人看到滥用统计数字的危险。

第一个要点叫作神化，也就是把一个抽象概念（多半是一个词)转换为一个客观的事物。在这样的语境下，神化就以下述方式起作用：我们用“智能”这个词来指人的多种能力。世上并没有“智能”这样的事物。它仅仅是一个词，而不是一个东西，而且是一个抽象程度很高的词。然而，如果我们相信，它就像胰腺、肝脏一样是一个客观的事物，我们将会相信，科学方法能够给它定位，并对它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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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伯丁（Aberdeen)：苏格兰阿伯丁郡首府。

2 刘易斯·特尔曼（LewisTerman，1877—1956）：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智商测试发明人。3 斯蒂芬·杰·戈尔德（Stephen Jay Gould，1941—2002）：美国古生物史家，提出“间断—平衡”假说，著有《人的误测》《熊猫的大拇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