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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要点是排序（ranking)。排序需要一个标准，以便把个体安放在一个序列中恰当的位置。高尔顿问，还有什么比客观数字更好的标准吗？由此，在智能排序中我们就假定，智能不仅是一种现象，而且是一个单一的事物，位于大脑之内，只要赋予它一个数字，我们就可以了解它。这好比说，决定“美丽”的标准就在女人的乳房尺寸中。接下来就只需要测量乳房，并据此给每一位女人排序，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测量“美丽”的“客观”尺度。

第三个要点是，在这样的测量过程中，我们本来可以提出这样一个有局限、有偏向的问题：“谁是美人中最美丽的人?”然而，这种未经数字量化的问题是谁也不会注意的，正如戈尔德所述：“科学秘法宣称，数字是客观性的终极检验标准。”这就是说我们给概念下定义的方式会在我们的意识里逐渐淡化，换句话说，定义本质上的主观性将消失得无影无踪，客观的数字却被神化了。你也许会认为，这样一个测量过程建立在乳房尺寸上看起来荒唐可笑，而且的确是特别荒唐可笑的；然而如果我们相信这种量化的测量方式，我们就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就客观胸围指数而言，多莉·帕顿就比奥黛丽·赫本2美丽。再从智能测量来看，高尔顿的智能就相当于哥白尼的两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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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技术垄断论的圈子里，这一切都弄得非常认真，虽然并非无人提出抗辩。爱德华·李·桑代克3搞了一辈子的智力测量，但还是发出了一些感慨，他说智力测验有三个小小的缺陷：“这些测验检查的究竟是什么并不清楚；对测量的数据进行加减乘除，计算比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妥当，也不清楚；测量的数据对智力的意义，也不为人知。”[2]换句话说，那些搞智力测验的人的确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此，戴维·麦克莱兰4才说：“心理学家应该感到羞愧，他们提倡有关智能的总体观念，却产生了这样一个测量问题。”约瑟夫·魏泽堡总结说：“智商’这样的科学，观念把科学家和公众的思想都彻底搞乱了，其混乱之程度罕有与之匹敌者。智力能够在一个单一的线性度量表上量化，这个观念造成了无穷的伤害，对我们的社会造成了普遍的伤害，对教育的伤害尤其严重。”[3]

斯蒂芬·杰·戈尔德讲述了这样一些伤害，霍华德·加德纳在他的《心境》(Frames ofMind)里试图减轻这种伤害。然而，技术垄断论拒不接受这样的批评，因为它相信科学是完全客观的事业。技术垄断论缺乏一套明晰的伦理，又拒不接受传统，却偏要寻求一种权威的源头，它只能在统计学的客观理念里找到它寻求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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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莉·帕顿（DollyParton,1946—)：美国乡村歌手、作曲家、演员。

2奥黛丽·赫本（AudreyHepburn，1929—1993)：美国电影演员，奥斯卡金像奖得主。

3 爱德华·李·桑代克(EdwardLee Thorndike，1874—1949)：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心理学家、联结主义心理学创始人、古典行为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以研究动物智力和测定智力而闻名，著有《动物的智慧》《教育原理的心理学基础》《教育心理学》等。

4 戴维·麦克莱兰（DavidMcClelland，1917—1998)：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用心理测试等手段研究需求和动机，提出了著名的三种需要理论，著有《成就的动机》《成功的人》《意识的根源》《权力的内心体验》《人格》《人的动机》等。

5 霍华德·加德纳（HowardGardner，1943—)：美国发展心理学家，有专著18部，论文数百篇，提出“多元智能理论”，这一理论被认为是人类智力认识上的一大飞跃，代表作有《智力的结构：多元智力理论》《心境》等。

技术垄断论寻求权威性的客观源头，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不仅想测量个体的人有多么聪明，而且想测量群体的智能。测量的方法不可能得到这样的答案，这是事实；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问，宣告一群人比另一群人聪明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假定测量结果显示，亚洲人的智能胜过高加索人，高加索人胜过美国黑人，那又有什么好处呢?这样的信息对老师或雇主有什么用处吗?老师或雇主要不要认为，某一位亚洲人比每一位美国非洲人聪明呢?或者说6位亚洲人是不是比6位非洲裔美国人聪明呢?显然不是的。尽管如此，天知道有人会怎么想啊？我们不要忘记一位统计学家的一个故事：他试图涉水过河，河水水深平均4英尺，可是他淹死了。换句话说，在崇拜统计数字的文化里，天知道什么样荒谬绝伦的东西不会灌满豆腐渣般的脑子。

为什么我们用统计学来搞这样的测量呢?唯一看似合理的回答是，这是出于社会政治原因，其恶意被掩盖在表面的“科学探索”之下。倘若我们相信非洲人比白人笨，而且这个结论不仅是我们个人的意见，而且得到了客观测量的确认，那么我们就可以相信，我们拥有一个无懈可击的权威，我们就可以让这个权威来决定资源的配置。就这样，技术垄断论把科学用作使民主“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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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段了。

民意测验是统计学用于误测的另一种方式。正如统计学产生了一个庞大的测试产业一样，民意测验为“公共舆论”造就了庞大的产业。你也许一开始就承认，这样的调查可以说是可靠的，尤其是在问题非常受限的条件下，调查的方法可能是可靠的。比如，你准备投票选X还是Y？但说一种方法可靠并不等于判断它有用。对投票倾向的了解究竟使选举过程丰富多彩了还是意义降格了？这个问题尚待解决。然而，当民意调查被用来指引公共政策时，我们就遇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

我曾经旁听过一群美国议员的讨论会，历时两天，议题是：可以做什么来使美国的未来更安然无恙、更加富有人性?他们请了10位顾问来发表意见和建议。其中的8位就是搞舆情调查的。他们介绍调查揭示的趋势：人们不再对妇女运动感兴趣，不再认为环境问题是极为重要的问题，不认为“毒品问题”在愈演愈烈，等等。一望而知，这些调查结果会成为议员们如何管理未来的思想基础。在场的议员们（顺便提一下，包括所有的议员）的观点退隐到背景之中。他们的感知、直觉、洞察和经验反而黯然失色、无关紧要了。面对“社会科学家”，他们倾向于按照“趋势”进行判断，以满足平民百姓的需要。[4]

公共舆论调查把民主建立在健全和科学的基础上，这样说并非没有道理。如果我们的政治领袖代表我们，他们就不需要掌握我们“相信”的信息。原则上说，这里不存在问题。问题存在于其他地方，且至少有4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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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和调查人向公众提问的形式有关系。请读者回头参考同时抽烟和祷告是否妥当的故事。我们还可以举一个更加逼真的例子：如果我们要问人是否认为继续污染环境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会得到截然不同的回答，这和提问的方式大有关系。你认为环境保护极端重要吗?你认为街道上的安全比环境保护更加重要吗？公众在任何问题上的“舆论”几乎都随着提问的方式而发生变化。（不妨指出，在议员们举行的那次研讨会上，没有人询问民意调查中提问的方式。他们感兴趣的是结果，而不是如何得到结果的方式，他们似乎根本就没有想到，结果与获得结果的方式是不可分割的。)

一般地说，调查者设计的典型问题为是非题。需要指出，对是非题的回答不能够给“公共舆论”这个术语以丰富的意义。比如对“你认为，政府的禁毒规划能够减轻毒品问题吗”这样一个是非题，如果你的回答是“不”，那么，从这个“不”字里，人们难以了解你的意见有多大的意义或价值。另一方面，如果让你详细讲述或笔谈你的意见，统计学又派不上用场。重要的是，调查中使用的统计数字会改变“公共舆论”的意义，使之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就像电视可能会戏剧性地改变“政治辩论”的意义一样。在美国技术垄断论的背景下，公共舆论一般是对一个尚待考察的问题做出的是或否的回答。

第二个问题是，民意测验的技法催生了这样一个假设：“意见”(opinion)是人身上的一个什么东西，你可以靠问卷来给它定位，可以把它从人身上抽取出来。但我们有另一个可供选择的假设，我们可以说，舆论是杰斐逊脑子里的想法。“意见”不是特定时刻呈现出来的一个事物，而是一个思考的过程，由不断获取知识以及考问、讨论和辩论形成的思维过程。一个问题可能“招引”(invite)一种想法，但也能修正并重构这个“意见”；我们最好说，人们并不是真正“抱有”(have)什么想法，而是处在“形成想法的过程中”(involved in opinioning)。把“意见”当作可以测量的事物就歪曲了这个过程；实际上，人们参与形成舆论的过程；如何参与这个过程就深入到民主社会意义的核心了。民意调查并没有向我们提供这个过程的任何信息，相反，它往往掩盖了这个过程，使我们看不见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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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就自然引出第三个问题。一般地说，问卷调查忽略调查对象对问卷课题的了解。在不执着于计量和排序的文化里，这样的忽略恐怕会被认为是古怪的。让我们设想这样一种情况，看看人们对民意测验有何看法:问卷里的问题成双结对，在每一个对子里，总是一个问题问人们“相信”什么，另一个问题问人们“知道”什么。让我们设计一些数字，看看这样一段文字：“最近的民意测验显示，72%的美国公众认为，我们应该撤销对尼加拉瓜的经济援助。在这72%的调查对象中，28%的人认为，尼加拉瓜在中亚；18%的人认为，这个国家是新西兰附近的一个岛屿；27.4%的人认为，非洲人应该自己帮助自己’，显然他们把美洲尼加拉瓜和非洲的尼日利亚混淆了。而且，在所有的调查对象中，61.8%的人不知道我们在援助尼加拉瓜，23%的人不懂经济援助’为何物。”倘若民调专家提供这样的信息，调查的威望和威力就会大打折扣。也许，国会议员面对这样严重的无知时，也不得不更多地信赖自已对问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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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调查的第四个问题是，它把政治领袖的责任和选民的责任搞颠倒了。诚然，国会议员应该代表选民的利益，与此同时，议员们也应该自己判断什么最符合公众的最大利益。为此目的，他们必须要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民意调查兴盛之前，政治领袖对选民的意见虽然并不冷漠，但人们对政治领袖的评判主要还是看他们如何根据自己的智慧来决策，也就是说政治领袖要对自己的决策负责。随着民意调查程序的细化和拓宽，要求政治领袖放弃依靠自己的判定进行决策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转而听从选民的意见，无论这些意见是多么孤陋寡闻、缺乏远见。

在电视收视率里，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个责任迁移过程。“好”电视节目的定义成了单纯的高收视率。“差”节目就是收视率低的节目。因此，电视剧作家的责任在于他是否能够创作出吸引数以百万计观众的剧本，自始至终都是如此。一句话，作家完全为观众负责。他不需要顾及传统、审美标准、主题的真实性、品位的高雅，甚至不需要考虑观众是否容易看懂。公共舆论铁的法则成了唯一重要的标准。电视台的执行官喜欢说，他们的媒体是美国最民主的制度：每周一次的收视率调查决定节目的存亡。另一个主张给这个主张增加了分量:创造性的艺术家从来就不会冷漠对待观众的喜好和意见。比如他们会说，作家为人民写作，为得到观众的嘉许和理解而写作。然而，作家也需要为自己写作。而且，他们写作的时候并非总是因为观众有什么东西要他们去表达。由于民意调查总是顺从公众的偏好，它就会改变作家写作的动机；于是写作完全就是为了增加观众的“人头数”。通俗文学依赖的是受众的希望，而不是艺术家的创作才能，这样的依赖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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搁置统计技术这个论题之前，我必须要提请读者注意一个事实:统计数字产生了大量毫无意义的信息；断定什么信息对文化有利本来就是一个难题，由于大量无意义信息的存在，这个难题就更加复杂了。这比“信息超载”问题更为严重。这是“信息委琐”(information-trivia)的问题，它把所有的信息放在平等的水平上。《纽约客》(NewYorker)杂志的漫画家罗伯特·曼科夫(RobertMankoff)讽刺这种技术的无用，他在这方面的才能无人能出其右。画中有一位看电视的人全神贯注，正在听主持人宣告：“人口普查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在我国历史上，女性人类学家的人数首次超过了女性职业高尔夫球手的人数。”统计学和计算机携手时，公共话语中就产生大量的垃圾。收看电视体育节目的人知道，曼科夫这幅漫画与其说是戏仿，不如说是纪实。百无一用、毫无意义的统计数字淹没了收视者的注意力。体育节目主持人把这种数字称为“图形”，借以说明，用图形表现的信息对比赛的动态是有力的辅助。比如有这样一段解说词：“自1984年以来，水牛城比尔队赢了两场球，在全场结束前的6分钟里，他们已经领先4分。”又比如这一段解说词：“德怀特·古登(DwightGooden)担任投球手的比赛，有17%是在希亚体育场打的；轮到他投球时，只有一位球员进垒；他们挫败了对方的第三击球手和第四击球手，但不超过三次。”[5]你拿这样的信息怎么办?你懂它的意思吗?然而，这样无用的信息似乎还有市场。比如，《今日美国》(USAToday)的读者常常在头版看到当天一个白痴似的统计数字，像这样的例子：“1980年到1989年，在香蕉消费上领先的四个州是堪萨斯、北达科他、怀俄明和路易斯安那。奇怪的是，1989年占第9位的内华达，去年竟下降到第26位，这也是它在猕猴桃消费上占有的名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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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成为日常会话的支柱，使日常生活根本就没有多大的意思，这的确是令人吃惊。我曾经听见纽约人洋洋得意地告诉客人，纽约市的人均犯罪率在全国仅占第8位，可是他们却不愿意下午6点钟以后上街。

我当然不是说，这样用数字说话毫无用处。如果我们了解到在20岁到30岁之间的非洲裔美国人中，每6人就有1人曾经坐过牢，国家在非洲裔美国儿童身上花的教育经费比在白人儿童身上花的教育经费少23%，我们掌握的事实可能就有助于认清其中的因果关系，并进而行动起来解决问题。不过，像一切技术一样，统计数字往往会失去控制，在我们的头脑里占据过多的位置，侵犯我们的话语，造成语言的浩劫。统计数字失控时，我们需要知道的东西就被埋葬在鸡毛蒜皮的信息堆里了。

还有一点实际上是本章的核心。有些技术以伪装的面貌出现，鲁迪亚德·吉卜林1称之为“休眠中的技术”(technologiesinrepose)。它们不像技术，所以它们发挥或好或坏的作用时，就不会受到批评，甚至使人浑然不觉。IQ测试、民调、排序和评分就是这种技术，信用卡、会计程序和成绩测验也是这种技术。在教育界，我们所谓“课程”(academic courses)也是这样的技术。课程是用于学习的技术。我大约“传授”过200门课程，但我不知道为何每一门课程都必须刚好上15周，也不知道为何每一次会议的时间刚好要限定1个小时又50分钟。如果你的回答是，那是为了便于行政管理，那么课程安排就是一种骗人的技术。它本来是作为值得向往的、用于学习的结构，实际上却成了分配时间的结构，便于档案记录，便于控制教师的时间而已。重要的启示在于：课程的起源和存在理由被掩盖起来看不见了。我们相信它存在的理由是一回事，可它实际存在的理由却是另一回事。生活在技术垄断里的人有一个特点，他们多半意识不到技术的源头和结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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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鲁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Kipling，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诺贝尔奖得主。写了不少好的小说和儿童文学，如《基姆》《营房谣》《七海》《生命的阻力》《丛林之书》等，但他声称殖民地人民是“白种人的负担”，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张目，因而声誉不太好。

也许，缺乏这种意识的最有趣的例子是，人们普遍相信，现代企业发明了管理技术。管理是一种权力和控制体系，用来最大限度地利用相关知识，用于利用人力的等级组织，用于利用从下到上又从上到下的信息流动。一般认为，管理是现代企业创造的，是企业对工业革命的经济技术需求的合理回应。然而，阿尔弗雷德·钱德勒、西德尼·波拉德2，尤其基斯·霍斯金的研究结果却揭示了截然不同的一幅画面，得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并不是现代企业发明管理，而是管理发明了现代企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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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Chandler，1918—2007)：美国经济史家、管理史学家，著有《有形之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战略与结构》等。

2 西德尼·波拉德(SidneyPollard，1925—)：英国经济史家，著有《现代管理学的诞生》，参与编辑《剑桥欧洲经济史》等。

3 基斯·霍斯金(KeithHoskin):美国教育学家，著有《教育与学科规训制度的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