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波斯曼是媒介环境学第二代的精神领袖。media ecology这个术语的首创者是麦克卢汉，但正式使用者是尼尔·波斯曼。1970年，他根据麦克卢汉的建议在纽约大学创办了media ecology的专业和博士点。

起初，大陆学者和旅美学者包括我本人都把media ecology直译为“媒介生态学”，引起了一些混乱。因为以麦克卢汉等人为代表的传播学和国内学者创建的“媒介生态学”不是一回事。北美这个学派关心的是技术、媒介对文化的影响，国内学者关心的是媒介尤其是媒体的经营和管理，属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

粗线条地说，传播学可以分为三大学派：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和媒介环境学派。经验学派注重实证研究，长期雄踞北美的传播学界。批判学派的代表有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以新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左翼学者为骨干。媒介环境学发轫于20世纪初的相对论思想，经过三代学人的开拓，已然进入传播学的主流圈子。

波斯曼本人给媒介环境学下过这样的定义：“媒介环境学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信息及信息系统。具体地说，媒介环境学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研究我们和媒介的互动如何促进或阻碍我们生存的机会。其中包含的生态一词指的是环境研究—研究环境的结构、内容以及环境对人的影响。毕竟，环境是一个复杂的信息系统，环境调节我们的感觉和行为。环境给我们耳闻目睹的东西提供结构，所以，环境就构成我们耳闻目睹的事物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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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如果兼顾生物学意义上的世代和学术思想传承的时代，我们可以说，媒介环境学每20年为一代，已经走完了三代人的生命历程。20世纪50年代以前成名的格迪斯2、芒福德、沃尔夫3、朗格4等人是先驱，50年代成名的埃里克·哈弗洛克5、哈罗德·伊尼斯6和马歇尔·麦克卢汉7是第一代，尼尔·波斯曼、罗伯特·洛根8、沃尔特·翁、詹姆斯·凯利²等人是第二代，保罗·莱文森3、约书亚·梅罗维茨4、兰斯·斯特雷特5、林文刚6、埃里克·麦克卢汉7、德里克·德克霍夫8等是非常活跃的第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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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引自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第214页。

2 格迪斯（SirPatrick Geddes，1854—1932）：苏格兰生物学家、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理论先驱之一，深受达尔文主义影响，师从赫胥黎，在印度、巴勒斯坦、美国、墨西哥和苏格兰等地任职、研究，从生物学和社会学观点提出新的城市规划学说，著有《城市发展》《演变中的城市》《性的演进》等。

3 沃尔夫（B.L.Whorf，1897—1941)：美国语言学家，结构主义大师，与老师萨丕尔一道提出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代表作有《论语言、思维和现实》。

4 朗格（SusanneK.Langer，1895—1982)：德裔美国人，著名哲学家、符号论美学代表人物之一，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校任教，主要著作有《哲学新解》《情感与形式》《哲学实践》《符号逻辑导论》《艺术问题》《哲学断想》《心灵：人类情感论》等。

5 埃里克·哈弗洛克（EricAlfredHavelock，1903—1988)：美国古典学家、媒介环境学家，先后在加拿大和美国几所最负盛名的大学执教，是媒介环境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的桥梁，著有《柏拉图导论》《缪斯学会写字》《希腊的拼音文字革命及其文化影响》《希腊政治的自由秉性》《西方书面文化的源头》等。

哈罗德·伊尼斯（HaroldInnis，1894—1952)：加拿大经济学家、传播学家，多伦多大学教授，媒介环境学奠基人，著有《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变化中的时间观念》等。

7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1911—1980）:20世纪最富有原创性又最具争议的媒介理论家，媒介环境学第一代旗手，著书十余种，代表作有《机器新娘》《理解媒介》《谷登堡星汉璀璨》《媒介定律》等。

8 罗伯特·洛根（RobertK.Logan，1939—)：加拿大物理学家、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思想圈子的核心成员、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曾任老特鲁多总理的科学顾问著有《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麦克卢汉的误读：如何矫正》《第五语言：学会在计算机时代生存》《第六语言：学会在互联网时代生存》《心灵的延伸：语言、心灵和文化的滥觞》《物理学的诗学》《什么是语言？》《图书馆的未来》等。

二、麦克卢汉和波斯曼主张技术决定论吗

世人对麦克卢汉最大的误解莫过于所谓“技术(媒介)决定论”，就在媒介环境学者内部，也有人不能够理直气壮地否定这一顶帽子。他的私淑弟子保罗·莱文森即为一例。莱文森对麦克卢汉的认识和评价有一个发展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1979年，他在《人类历程回顾：媒介进化理论》这篇博士论文里断言，麦克卢汉主张“技术决定论”，立即遭到麦克卢汉的反驳。1997年，他在《软利器：自然历史与信息革命之未来》里判断，麦克卢汉主张“硬”决定论，他本人则主张“软”决定论。到了1999年的《数字麦克卢汉》，他大幅度调整了对麦克卢汉的评价，他的结论是：麦克卢汉的思想未必是媒介决定论。他说：“如今，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问题—在后视镜里回顾他，回顾我最初对他的研究—我可以清楚地看见，用“媒介决定论’来描述他未必是妥当的。”他又说：“在这个领域，我和麦克卢汉已经有两点不同。然而殊途而同归，我们的结论都是一个开放的、不可预测的、不可规定的未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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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1 沃尔特·翁（WalterOng,1912—2003)：美国古典学者、传播理论家、媒介环境学第二代代表人物，著有《拉米斯、方法和对话的式微》《语词的在场》《口头文化和书面文化》等。

2 詹姆斯·凯利（JamesCarey，1934—2006)：美国新闻学家、传播学家，媒介环境学第二代代表人物，著有《伊尼斯与麦克卢汉》《作为文化的传播》等。

3 保罗·莱文森（PaulLevinson，1947—）：媒介理论家、科幻小说家、大学教授、社会批评家，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媒介环境学第三代代表人物，媒介环境学会顾问。媒介理论著作有《思想无羁》《软利器》《数字麦克卢汉》《真实空间》《手机》《学习赛博空间》等，创作科幻作品20余种。

4 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Meyrowitz，1949—)：美国传播学家，代表作有《消失的地域》等。

5 兰斯·斯特雷特（Lance Strate，1957—)：美国传播学家、媒介环境学会会长，代表作有《麦克卢汉的遗产》等。

6 林文刚（CaseyManLum)：美国传播学家、媒介环境学会副会长，编著的代表作有《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和多维视野》《寻找声音：卡拉OK与美籍华人身份的构建》《代代传承：文化身份的维持》《我们的声音：文化、族裔身份和传播》《世界卡拉OK研究：全球技术、地方歌声》等。

7 埃里克·麦克卢汉（EricMcLuhan，1942—2018)：加拿大传播学家，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担任父亲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助手，编辑麦克卢汉《预警线通讯》，与其父合著有《媒介定律:新科学》，与他人合编《麦克卢汉精粹》，参与主持多伦多大学“麦克卢汉中心”工作，主持金科出版社（GingkoPress)推出的“麦克卢汉丛书”。

8 德里克·德克霍夫（Derrick de Kerckhove，1944一):加拿大传播学家，曾主持多伦多大学“麦克卢汉中心”工作，著作涵盖传播学和管理学等学科，代表作有《字母与大脑》《文化肌肤》《连接智能》《智能建筑》《经理们的麦克卢汉》等。

和大多数学者一样，笔者对媒介环境学和“技术决定论”，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我也长期把伊尼斯和麦克卢汉视为“技术决定论者”，直到最近几年。

2003年，在《“天书”能读：麦克卢汉的当代诠释》(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一文里，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麦克卢汉绝对不是鼓吹技术决定论的人，他是要我们回归身心一体、主客一体的理想境界。麦克卢汉不仅是当代人的朋友，而且是子孙后代的朋友。他是一个面向未来的人、预言希望的人。”

人们之所以误解麦克卢汉，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认真研究他的天鹅绝唱《媒介定律：新科学》。在与他儿子合著的这本书里，麦克卢汉试图一劳永逸地建立有关媒介演化规律的理论，他提出媒介演化的4条定律：提升、过时、再现和逆转。他认为每一种媒介都有这4种功能，都在不断转化之中。这是彻底的辩证法思想，堪与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媲美，也绝不比黑格尔“正”“反”“合”的定律逊色。如此博大精深的辩证法思想怎么能够被贬低为“媒介决定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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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何道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06页。

2 同上书，第262页。

马克思强调经济地位和经济关系决定人的社会存在，并以此判断历史的走向，有人因此而给他扣上一顶“经济决定论”的帽子，这是不对的。同理，麦克卢汉强调技术(媒介)对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影响，我们据此硬说他主张“技术（媒介)决定论”，也是不妥当的。

迄今为止，没有一位学者公开批评过波斯曼主张“技术决定论”，也没有一位学者旗帜鲜明地肯定他不是“技术决定论者”，然而，不少学者暗暗把媒介环境学派的大多数学者都想象为“技术决定论者”。

技术是双刃剑、浮士德的交易，利弊皆有，毁誉参半，既是普罗米修斯盗取的火种，也是潘多拉打开的盒子，既给我们馈赠，又让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这似乎是尽人皆知的普世真理，其实不然。人们对技术影响力的评估之所以有差别，那是因为有人倾向乐观，有人倾向悲观，但他们仅仅是对技术利弊的强调有所侧重而已。一般地说，不同的意见并非南辕北辙、各执一端、水火不容，绝对的乐观主义和绝对的悲观主义都不存在，人们对技术的乐观、悲观态度，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有人说，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上，麦克卢汉倾向于乐观主义，波斯曼倾向于悲观主义，这未必是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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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波斯曼是一个印刷文化人，他坚守印刷文化，警惕电子文化对文化素养的侵蚀。令人称奇的是，他终生只用钢笔或铅笔写字，从来不用打字机和计算机；他从来不做即兴讲演，也不用提纲对付讲话，他坚持用手写的方式书写一切讲稿、论文和书稿，而且写完全文，不用提纲。与此同时，他又是讲故事的一流高手，课堂教学令人倾倒，所以我们说，他又是口头文化人。

他高扬人文主义的旗帜，旗帜鲜明地主张现实关怀、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与麦克卢汉自称的道德中立分道扬镳，而且揭示了麦克卢汉言论背后深刻的道德关怀和宗教情怀。在这一点上，他不是麦克卢汉“听话的孩子”，所以他说：“麦克卢汉本人的著作里就有强烈的道德判断倾向。”

1982年，波斯曼在《童年的消逝》里抨击电视文化，捍卫印刷文化，叹息电视文化抹杀成人和儿童的界限。于是人们说，他是悲观主义者。

1985年，他在《娱乐至死》里控诉电视对读写能力的戕害，映射电视掏空了人的头脑和心灵。人们似乎更有理由说，他是悲观主义者。

1992年，他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里高呼“狼来了”，揭示唯科学主义和信息失控的现实危险，指控技术垄断对美国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危害。你能说他主张“技术决定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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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引自菲利普·马尔尚：《麦克卢汉——媒介及信史》，尼尔·波斯曼序，第3页。

他用这个媒介批评三部曲给我们敲响警钟，那是因为他悲天悯人、忧心忡忡，害怕失去丰饶的文化遗产。

波斯曼和自己的同事甚至学生论战，他不仅反对“技术决定论”和“悲观主义”的帽子，而且反对把社会研究说成是社会“科学”，反对把统计学等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硬塞进智商测量、民意测验等社会研究领域，反对把人文科学和社会研究变成所谓社会“科学”。他痛恨失去道德关怀的人文社科研究。

1998年，波斯曼在媒介环境学会的成立大会上做主题报告，题为“媒介环境学的人文关怀”。这既是媒介环境学的宣言书，又是他个人的自白书。他借此机会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媒介环境学的由来和宗旨，旗帜鲜明地张扬媒介环境学的现实关怀、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严厉批评缺乏道德关怀的倾向。

在这里，波斯曼提出4条人文主义原则，用以指导媒介研究和传播研究：(1)媒介在多大程度上对理性思维的发展做出了贡献？(2)媒介在多大程度上对民主进程的发展做出了贡献?(3)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使人能够获取更多有意义的信息？(4)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或有损我们的道德感、我们向善的能力？

既然他以如此严厉的态度考问技术和媒介，你能够说他是技术决定论者吗？

他在《技术垄断》的压轴戏里宣告：“人类进步的故事是一个乐观主义的故事，并非没有苦难，但占主导地位的是令人震惊的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第188页)你还能够说他是悲观主义者吗？

xxxii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在上述讲话的结尾，波斯曼直截了当地批评与会同事和弟子中忽视道德关怀的倾向：“依我的理解，媒介环境学的全部重要命题是，它要推进我们的洞见；我们何以为人，我们在人生路途中的道德关怀上做得怎么样—在这些问题上，媒介应该有助于推进我们的洞察力。你们之中有些人可能自信是媒介环境学者，但不同意我这一番话。如果真是这样，你们就错了。”这是他对年青一代学者的善意警告和谆谆嘱托！

波斯曼是印刷文化人的典范，他对电子技术的负面影响忧心忡忡。他主张媒介环境的完美平衡：语言环境、感知环境、媒介环境、多重媒介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平衡。在道德关怀上，他的立场和言论都比麦克卢汉更加旗帜鲜明。一句话，波斯曼绝对不提倡“技术决定论”。

三、什么是技术垄断

波斯曼戏称自己是“麦克卢汉的孩子”，却又“不是很听话的一个孩子”。他接受麦克卢汉的建议，在纽约大学创建“媒介环境学”学科和博士点，把麦克卢汉的思想发扬光大，所以他是“麦克卢汉的孩子”。他抨击“技术垄断”，成为呼号呐喊的旗手，与盲目“乐观派”划清界限，这是他“不听话”的主要表现之一。

他继承了卢梭、梭罗、阿道司·赫胥黎、乔治·奥威尔、罗马俱乐部悲天悯人、警钟长鸣的传统，仿佛在说：“人们，你们要警惕啊！”他批评丹尼尔·贝尔、阿尔文·托夫勒、约翰·奈斯比特、保罗·莱文森那种过分乐观的调子，所以他在上述讲演中旗帜鲜明地说“你们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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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阐明技术垄断的危害，认为技术垄断是对传统尤其是对印刷文化和文化素养的侵蚀。那么，什么是技术垄断呢？他对技术垄断做了简明的界定，追溯其渊源，警惕其走向。以下是他对技术垄断多角度的描述：“任何技术都能够代替我们思考问题，这就是技术垄断论的基本原理之一…所谓技术垄断论就是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第52页）“技术垄断是文化的艾滋病’(AIDS)，我借用这个词来表达抗信息缺损综合征’(Anti-Information DeficiencySyndrome)。”(第63页)

和伊尼斯、麦克卢汉一样，波斯曼用技术和媒介的演化来划分人类历史。他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三个阶段。人类文化大致也分为相应的三种类型：工具使用文化类型、技术统治文化类型和技术垄断文化类型。

他追溯技术和人类文化敌友关系的消长。他认为，技术和人的关系是亦敌亦友的关系，但他死死地盯着技术的阴暗面，警惕技术对人造成的危害。

他描绘了这种敌友关系的大致走势。在工具使用文化阶段，技术服务、从属于社会和文化，技术不对人构成危害。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技术的潜在危害有加大的趋势。到了技术统治阶段，技术开始向文化发起攻击，并试图取而代之，只是尚不足以撼动文化而已。遗憾的是，进入技术垄断阶段，技术的突飞猛进、一日千里，使信息的暴涨失去控制、泛滥成灾，产生了大量的信息垃圾，使人难以辨别孰优孰劣、孰好孰坏，甚至使人无所适从，使传统世界观消失得无影无形，“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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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技术、媒介和传播有偏向，这样的偏向造成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知识垄断。在这个问题上，他继承并发扬了伊尼斯和麦克卢汉的思想。波斯曼所说的媒介“意识形态偏向”就是对伊尼斯“传播的偏向”、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继承和发展。他说：“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种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构建世界的倾向，或者说它给一种事物赋予更高价值的倾向；也就是放大一种感官、技能或能力使之超过其他感官、技能或能力的倾向……这就是麦克卢汉警语媒介即信息’的意思…在手握榔头者的眼里，一切都仿佛是钉子……在手握铅笔者的眼里，一切都像是写下的清单；在拍照人的眼里，一切都像是图像；对使用计算机的人来说，一切都像是数据；对手握成绩单的人来说，一切都像是数字。”（第13\~14页)

波斯曼对技术和文化做了这样的断代：工具使用文化从远古到17世纪，技术统治文化滥觞于18世纪末瓦特蒸汽机的发明(1765)和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1776)，技术垄断文化滥觞于20世纪初。

在工具使用文化阶段，人和技术的关系大体上是友好的关系。他认为，此时工具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比较好地服务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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