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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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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最可能的起源地当然应该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英国。然而,晚至1830年,仍然没有迹象表明,英国工业界知道管理为何物,也没有迹象显示,有什么类似于“管理课”的东西存在。管理是美国人创造的,而且正如基斯·霍斯金和理查德·马克韦(RichardMacve)所示,管理的出现是“非常突然”的。管理并不是美国工业界明显需要的产物,因为美国工业在19世纪中叶是世界经济的边缘力量。管理之根可以追溯到一种新的教育体制,1817年由美国军事学院的第四任院长希尔维纳斯·泰雅首创。他做了两项革新。第一项是从巴黎高等技术学院引进的用分数给学生判卷打分的制度。我在上文已经说过,给试卷打分的办法18世纪末起源于剑桥大学,欧洲大陆的几所学校接受了这一制度。泰雅借用这种技术恐怕是美国的首例。每一位老师都知道,分数改变了整个的经验,改变了意义之意义。界线分明的成功失败符号引发了学生中的激烈竞争。评分给人的表现提供“客观的”计量尺度,产生了一种难以动摇的幻觉:可以用准确的计算来衡量价值。用米歇尔·福柯2的话说,人变成了“可以用数字计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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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希尔维纳斯·泰雅(Sylvanus Thayer,1785—1872):美国军人,1817—1833年任西点军校校长,管理学先驱。西点军校原名美国军事学院。

2 米歇尔·福柯(PaulMichel Foucault,1934—1984):法国哲学家、史学家,著有《精神病与人格》《疯癫与文明》《词与物》《知识考古学》《性经验史》《异常者》《主体的诠释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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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的第二项革新是部属与参谋部制度(line and staff system),这显然是他自己的发明。他把学院分成两个系,每个系都按等级系统组织。霍斯金和马克韦做了这样的描述:“他要求部属呈送日报、周报、月报,而且全都要用书面报告。这是连续不断的接力式的书面交流和命令,从底层到顶层逐级上报,信息强化之后才达到中心的‘参谋部’。”泰雅摈弃传统领袖直接、显性的管理。他用书面报告、图表、备忘录、人事档案等媒介来间接管理,略带一丝现代首席执行官的管理方式。

我们不知道泰雅手下的200名学生中的大多数人对他的新制度做何反应(霍斯金和马克韦称为“文牍中心原理”[grammatocentricprinciple],意思是说一切围绕文书来组织)。但我们确实知道,这个新制度给丹尼尔·泰勒(DanielTylor)和乔治·惠斯勒(GeorgeWhistler)两个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两人于1819年毕业,领上尉衔,同时带走了泰雅将军的组织方法。

丹尼尔·泰勒在斯普林费尔德兵工厂工作,1832年做了时间和动作研究(比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早6年启动),他在兵工厂为每一个工种确立了客观的生产标准。工人受到监管,他们的实际生产率要用他确定的标准来衡量。他还首创了质量控制和库存盘点。这些方法使生产力获得急剧增长,使成本迅速下降。

与此同时,乔治·惠斯勒(他是詹姆斯·惠斯勒之父,他的妻子被称为“詹姆斯·惠斯勒之母”)成为西部铁路的总工程师,1839年开发了一个管理系统,希尔维纳斯·泰雅为此感到骄傲。他用等级分层管理铁路,上层是一个中心研究室,往下依次是大区域经理和地方经理。他运用文牍中心原理,收到奇效;无疑,这是他从军校学到的,他曾经在西点军校的参谋部服役,任军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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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可计算原理和文牍中心原理是现代管理体系的基础。可计算原理的必然结果是详细的核算制度、库存控制和生产力标准。文牍中心原理提倡的思想是:管理企业的最佳方式就是通过下属的报告来了解企业。换句话说,你要通过“数字”来管理,你要和日常的生产现实拉开距离。值得一提的是,企业管理的基础结构起源于非企业的环境。不久,美国企业就开始采用泰雅、泰勒和惠斯勒的原理,创造了我们现在认为的现代公司。实际上,管理对我们所谓的公司进行界定;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在《新工业国》(TheNewIndustrialState)里说:“也许,庞大而复杂的企业组织,就是先进技术可以触摸到的体现,在这一点上,企业组织比机械更加典型。”

管理原理为何具有教育意义,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正如加尔布雷斯所言,和0、统计数字、IQ测量、阅卷判分、民意测验等技术(technology)一样,管理发挥着技术的作用。当然,管理不是由机器零件组成的。它是由程序和规则组成的,管理的目的是使行为标准化。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程序和规则称为技艺(technique);技艺没有可怕之处,除非它们像许多机器一样成了独立于人的东西。技艺与人会产生摩擦。在技术垄断条件下,我们往往相信,唯有通过技艺(和机械)的独立,我们才能够达到既定的目标。这个观点很危险,因为谁也没有理由去反对用理性的方式去应用技艺,并以此实现人的目的。管理之类的技艺也许是现代企业运行的最佳方式,实际上我对这一点不持异议。我们是技艺动物,我们偏爱技艺,能够创造技艺,且能够实现高水平的清晰度和效率。如上文所述,语言本身是一种技艺,是看不见的技术,凭借语言,我们可以实现更高水平的清晰度和效率。我们要达到人性化的目标,否则就会堕落到非人性化的层次。关于语言,我们要问的问题现在是而且始终是:谁是主人?这和我们考问其他的技艺或机器一样。我们控制语言,还是语言控制我们?一句话,争论的核心不是技艺本身,而是应不应该让技艺高歌猛进,应不应该神化一些技艺,应不应该排除其他一些技艺。和技术一样,技艺往往独立于它服务的系统之外,成为独立自主的存在,像仿人机器人那样,不再服从自己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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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哈佛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外交家,曾任美国驻印度大使,著有《富裕社会》《美国资本主义:抵消力的观念》《新兴工业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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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之所以给人启迪的第二个原因是,管理是一个重要的实例,说明“隐形技术”(invisibletechnology)如何具有颠覆力,并能够强有力地产生新的行为方式,典型的例子是摇尾巴的狗。没有高度技术化的管理结构,企业和其他机构的运转虽然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却难以想象这样的局面。我们几乎习惯于相信,管理本来就是万物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正如学生和老师习惯于相信,没有大学“课程”的结构,就不可能办教育一样。搞政治的人相信,没有民意测验的帮助,他们就会随波逐流,难以扎根。一种处事方法和一种制度紧紧相连以后,我们就分不清孰先孰后、前因后果了;于是,为了达到制度的目的而改变制度就难以实现,甚至连替代的方法也难以想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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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弄清楚我们的技艺从何而来、有何用处,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必须使这些技艺显明易察,以便使技艺重新纳入我们的监管之下。在下一章里,我希望探讨技艺那复杂而庞大的阵容,以便于我们驾驭技艺;我把技艺那复杂而庞大的阵容叫作唯科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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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科学主义

1989年12月5日,《纽约时报》负责采写社会科学的记者丹尼尔·戈尔曼(DanielGoleman)用很大篇幅介绍“最近的研究发现”。根据他的报道,心理学家发现人怕死,这个发现使不太了解心理学研究的读者感到不安。用戈尔曼的话说,心理学家提出一个“高度概括的理论,他们把死亡恐惧置于核心地位,赋予它前所未有的角色”。报道说,心理学家并未告诉我们,死亡的角色是否会受到怀疑;但他们的理论足以使人提出这样一个假设:一切文化都“规定了如何过‘美好的’有意义’的生活,都提出了长生久视的希望,如基督教的来世观念和印度教的转世观念”。仿佛这个发现还不足以令人震撼,于是戈尔曼又说,这些心理学家还发现:人对死亡的态度取决于人的道德准则,心胸开阔的人比较宽容价值观念不同的人这句话等于是说:心胸开阔的人往往是心胸开阔的人,而且即使这个事实已为人知,人们的认识也不到位。

第九章

1990年9月11日,戈尔曼再次披露一批新的研究成果,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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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显示:亚裔美国学生之所以成绩好,那是因为他们的家庭完整,且重视高学位。1990年10月2日,他又报道说,心理学家发现,善于社交的儿童往往不太受其他儿童欢迎。

我引述《纽约时报》的报道,那是因为许多人认为该报是“公共记录的报纸”,其报道可以被认为是最优秀的社会科学成果。当然,戈尔曼可能是一只“鼹鼠”,或便衣特工,其目的是讥讽社会科学的委琐,揭示我们文化水平不高。不过,我怀疑他当“鼹鼠”的可能性。看来他信赖社会科学,正如许多人信赖技术垄断一样。换句话说,他相信,只要严格按照物理学和生物学确立的原理去从事研究,人类行为的研究就可以产生有关人类境遇的客观事实、可以验证的理论和深刻的认识,甚至可以产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

我曾经把这种信念的源头追溯到奥古斯特·孔德头上,我们可以为这样的立场辩护,但这样的溯源过分简约。实际上,“人的科学”的滥觞与其说起始于一个人,不如说起始于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创办于1794年,叫巴黎高等技术学院(前已提及,它迅速采用了起源于剑桥大学的做法,用数字给学生的功课评分)。该校网罗了法国最杰出的科学家、数学家和工程师,以它对自然科学方法的热情而著名。拉瓦锡、安培2在这里任教,后来到校执教的还有伏尔泰和洪堡。他们对化学和物理学的贡献奠定了现代科学的基础,在这个方面,巴黎高等技术学院的荣耀实在是实至名归。但该校的另一些人对自然科学方法过分热情,他们相信,人脑智力无限,尤其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智力无穷无尽。所谓“科学傲慢”最著名的表现见诸拉普拉斯2的著作。他在1814年出版的《概率的哲学导论》里说:“如果一个人在给定的事例中理解启动自然的一切力量,如果他知道构成自然的一切天体的位置,如果他的头脑足以容纳一切他能够分析的数据,他就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达宇宙最大天体和最小原子的运动;没有任何东西对他是不确定的;未来和过去都同样展现在他的眼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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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拉瓦锡(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1743—1794):法国化学家,氧气发现者,现代化学奠基人

安培(AndréMarie Ampère,1775—1836):法国物理学家、电磁学家,电流强度单位安培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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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今天再也没有科学家认真对待拉普拉斯的这个观点了,但19世纪时的确有少数人予以唱和。这种科学理想的精神激励少数几个人相信,我们可以获取可靠的、可以预测的有关星球和原子的知识;同样,我们对人的行为也可以了解到这个程度。早期最著名的“社会科学家”里有这样一批人,比如圣西门3、安凡丹4,当然还有奥古斯特·孔德。他们有两个共同观点对技术垄断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自然科学提供的方法能够揭示人心的秘密,也可以揭示社会生活的方向;(2)社会科学揭示的原理可以合情合理地用来重组人类社会。“社会工程学”的思想在这些人身上滥觞,唯科学主义的种子在他们的身上萌芽。

第九章 唯科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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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洪堡(Alexander vonHumboldt,1769—1858):德国自然科学家、自然地理学家、政治家,地球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

2 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de Laplace,1749—1827):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提出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

3 圣西门(Saint-Simon,1760—1825):法国哲学家,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主张知识分子统治社会、消灭贫穷、以宗教代替理性。

4 安凡丹(ProsperEnfantin,1796—1864):人称“安凡丹老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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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谓唯科学主义是三个互相联系的观念,它们共同构成技术垄断论的一个基石。其中的两个观念是方才已经提及的观念。第一个不可或缺的观念是,自然科学方法可以用来研究人类行为。这个观念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主要支柱,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情况;社会科学之所以收效甚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这个观点来解释;用哈耶克的话说:“社会科学对我们理解社会现象贡献甚少。”[2]

已如上述,第二个观念是,社会科学生成的原理可以用来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组织社会。

第三个观念是,科学可以用作一个全面的信仰系统,赋予生命意义,使人安宁,使人获得道德上的满足,甚至使人产生不朽的感觉。

我想在此说明,这些思想如何盘旋上升、互相纠缠,赋予技术垄断能量与形态。

今日“科学”普遍的含义是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成果,这个意义上的科学是19世纪初普及的,得力于1831年英国科学协进会的成立(虽然默里2主编的《新英语词典》把科学一词的现代意义定在1867年)。到20世纪初,其他人盗用这个词;自此,它就日益用来描绘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甚至人类学家的成果而广为人知。我断言:这是科学一词的滥用,它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且产生混乱,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过程和实践的区别。我的断言不会令人感到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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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耶克(FriedrichA.Hayek,1899—1992):奥地利裔美国经济学家,197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有《价格与生产》《货币理论与经济周期》《资本纯理论》《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法律、立法与自由》《货币的非国家化》《经济的自由》等。

2 默里(James Augustus Henry Murray,1837—1915):英国词典编纂学家、《牛津英语词典》主编、《不列颠百科全书》撰稿人,两度出任英国语言学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