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用英国哲学家奥克肖特的定义，我们可以说，“过程”(processes)指的是自然界发生的事情，行星运行、冰雪融化、叶绿素的生成就是这样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和人的智能没有关系，受铁的规律制约，由自然的结构决定。如果你愿意，你甚至可以说，过程由上帝创造。另一方面，奥克肖特所谓“实践”(practices)指的是人的创造，是人的决策和行动的产物，比如这本书的写作和阅读、建立新政府、餐桌上的谈话或陷入情网就是“实践”的例子。这些事件是人的智能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人类事务里当然有一定程度的规律性，但它们并不受铁的规律的制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换句话说，无意识的眨眼和有意识的使眼色的差异是不可改变的。眨眼可以纳入“过程”的范畴，有生理的原因，可以在既定的假设和理论的语境下去理解和解释。相反，使眼色必须要纳入“实践”的范畴，充满了人为色彩的、难以知晓的意义，无论如何是难以用因果关系来解释或预测的。

由此可见，我们所谓科学是一种追求，它寻求支配“过程”的永恒而普适的规律，并假定过程之中存在着因果关系。顺理成章的结果是，理解人类行为和情感的追求无论如何不能叫作科学，或许只有最委琐的行为和情感除外。当然，你可以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自然科学和人类行为科学的学者常常对自己的观察做量化的研究，在这个共同的基础上，你可以把两者纳入一个类别。一个简明的比方可以说，既然油漆工和油画家使用的都是油彩，它们从事的就是同样的工作，目的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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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奥克肖特（MichaelOakeshott，1901—1990)：英国哲学家、政治学家，著有《经验及其模式》《政治中的理性主义》《论人的行为》等。

科学家用数学来揭示和描绘自然的结构。相反，即使用量化的方法，社会科学家最多只能够使自己的思想带上一丝精确的色彩。然而，这样的社会研究里并不存在任何特别科学的东西。各色各样人都给事物计数，以求精确，但他们不会因此而自称科学家。保释担保人留意本市的谋杀案有多少宗，法官计算他们管辖范围内的离婚诉讼，企管人员计算顾客在自己商店里花销的金钱，幼儿喜欢数自己的手指头和脚指头，以免糊涂到连自己有多少手指头和脚指头都说不清楚。有的时候，计数得到的信息有助于得到一个主意，甚至有助于支持一个主意，但单纯的计数本身并没有意义。

同理，单纯的观察本身也没有意义，虽然有的时候说，如果你主张经验主义，你就抱着科学的态度。经验主义的意思是先观察然后做结论。因此，除了患妄想狂的精神分裂者，人人都是经验主义者。经验主义的另一层意思是，别人能够和你一样清清楚楚看见你提出的实证。比如你可以举例说，我写了几本书，除了这一本还有几本，于是你得出结论说，我喜欢写书。你可以提供一盘录音带作为证明，我可以应你的请求提供这盘录音带，告诉你我喜欢写书。这样的证据就可以说是经验主义的证据，你的结论也可以说以经验为依据。尽管如此，你的做法并不是科学家的做法。你只不过是在以理性的行为做事，许多并非科学家的人都可以称自己是理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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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科学家努力以经验为依据，并尽可能精确；与此同时，他们又努力保持高度的客观性，这是他们基本的追求之一；也就是说，他们做独立的研究，无论别人怎么看，也不管别人怎么说。科学家认为，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观点始终是一个需要克服的障碍；众所周知，科学家描绘的外部世界和大多数人心目中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况且，在追求客观性时，科学家一开始就假设，他们研究的客体对研究者来说是中性的。海森堡所谓的测不准原理显示，亚原子层次的粒子的确“知道”(know)自己正在被人研究，至少是某种意义上的“知道”。比如，电子在受到追踪时总是改变自己的动量或位置。尽管如此，在“知道”的一般意义上，电子并不“知道”或“关心”自己正在和科学家互动。树叶、苹果、行星、肾脏、桥梁也不知道自己和科学家的互动。这个事实本身使科学家得到解脱，他们不必研究这些客体的价值观和动机，单单这个原因就足以把科学和所谓的社会科学区别开来，把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放到“形而上学和伪客观”(默达尔2语)的地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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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森堡（WernerKarlHeisenberg,1901—1976）：德国物理学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提出著名的“测不准原理”。

2 冈纳·默达尔（GunnarMyrdal，1898—1987)：瑞典经济学家、经济学奖，著有《货币均衡论》《美国难题：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社会研究的客观追求》等，与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共获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几乎没有什么实验能够揭示社会科学理论的谬误，社会科学方法的地位因此而受到进一步的削弱。显然，社会科学理论的消亡是由于它们使人厌烦，而不是因为它们被批驳为谬误。但卡尔·波普尔证明，科学依靠一个基本的要求：理论的表述必须要允许人们用试验来证明它是否错误。倘若理论不能经受是否错谬的检验，那它就不是科学理论，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就是一例。精神治疗专家能够举例支持恋母情结理论的有效性，但如果你问“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该理论是错误的”，他们就无言以对。相信上帝创世说（有时称为特创论）的人面对“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上帝不存在”时，总是保持沉默。

顺便说明，我并不是说，恋母情结和上帝不存在，也不是说，这样的信仰是有害的绝非如此。我只是说，原则上没有检测手段证明这些说法是错误的，它们处在科学的界域之外，“社会科学”里的大多数理论都不在科学的范围之内。

下文紧接着说我认为社会科学是什么，同时阐述为什么技术垄断论想要和科学攀亲。我想举一个例子说明，如果社会科学自称为科学，它为什么会使人误入歧途。

有一项社会科学研究深受敬佩，至少从技术角度看是这样的，如果不是从道德角度看的话。那就是斯坦利·米尔格兰姆主持的(所谓)实验。他的记述见于《对权力的服从》(Obedienceto Authority)一书之中。在这项臭名昭著的研究里，米尔格兰姆诱骗人对“无辜受害者”进行电击，实际上这些“受害者”是实验里的合谋人，他们并没有受到电击。然而，大多数应邀观察的人却相信，那些“受害者”真的受到了电击，而且在心理压力的作用下，许多观察者真的出现了休克的症状；倘若米尔格兰姆在实验里真的用了电击，那些受害者当然就必死无疑。米尔格兰姆精心策划了实验的环境，他在书里用了大量的统计数字，说明多少人按照要求去进行电击，多少人没有按照要求去做。大约65%的被试者很顺从地去对“受害者”进行电击，而不是为“受害者”的健康考虑。米尔格兰姆的结论是：面对自己认为的合法权威时，大多数人会听从命令。换句话说，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是行为的控制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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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1902—1994)：英国哲学家，赞同反决定论的形而上学。代表作有《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

我们来分析这个结论。首先，它只不过是普通的人类经验，尽人皆知，从摩西·迈蒙尼德到你的姑父姑母都知道，例外的人恐怕就是美国精神治疗专家了。米尔格兰姆进行实验之前，向大批的精神治疗专家发出问卷，请他们判断，有多少被试者会按照指令对接受实验的人进行电击。精神治疗专家认为，听命令的人比实际顺从的人要多一些，他们的估计建立在对人类行为的了解上(心理学家最近才承认，人怕死)。我并不暗示，真正的科学家绝不会得出平凡的结论；我只想说，平凡的结论是很罕见的，因为平凡的结论绝不会收到令人激动的效果。与此相反，平凡的结论几乎总是社会研究的特征，但社会研究总是伪装成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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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摩西·迈蒙尼德（MosesMaimonides,1135—1204)：犹太教法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出生于西班牙，中世纪最伟大的犹太学者，著有《犹太律法指导》《迷途指津》等。

其次，米尔格兰姆的研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验研究，因为它赖以建立的基础不是自然而然的生活环境下的人。我想，如果在耶鲁大学或别的实验室里去观察人的行为，谁也不会对此特别感兴趣；人们感兴趣的是，人在什么情况下的行为对他们的生活别有一番意义。不过，米尔格兰姆的任何结论都应该向公众说明：它们只适用于米尔格兰姆实验室条件下的行为。即使我们假定，实验条件下的行为和更加逼真的生活情景中的行为有一定的对应性，谁也无法预计实际生活情景里的行为究竟会像什么样子。谁也不能够认真地断言，接受合法权威指令和服从指令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事实上，米尔格兰姆本人就告诉我们，这里不存在因果关系，因为35%的被试者命令“权威人士”滚开。米尔格兰姆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叫他滚，有人没叫他滚。我个人可以肯定地说，倘若要求他的参加者先阅读汉娜·阿伦特的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Evil)，然后才在实验室里现身，那么，拒绝接受指令、叫他滚开的人数就多得多了。

不过，让我们首先假定我是错的，并假定米尔格兰姆的被试者100%地按指令行事，无论他们是否读过阿伦特这本书。让我们再假定，我讲述一个真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故事，一群人不顺从一个合法权威的指令，比如纳粹占领下的丹麦人协助9000人逃亡到瑞典。你会不会说，因为米尔格兰姆实验的结论与此相左，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呢？你会不会说，这样的事情推翻了米尔格兰姆的结论呢?也许你会说，丹麦人的回应与米尔格兰姆的结论没有关系，因为他们并不认为纳粹的占领构成了一个合法的权威。但是，我们如何解释法国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对纳粹官方的合作态度呢?我想你不会做这些假定的，因为米尔格兰姆的实验既没有确认也没有证伪任何有关人性的理论。顺便说明，我发现他的研究既富有魅力，又令人恐怖，但那不是科学。那完全是另一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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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自然引出我的另一个话题：如何看待米尔格兰姆从事的研究，如何看待研究人类行为和处境的研究工作。我首先指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相似之处。弗洛伊德把自己的一本书送给爱因斯坦，请他评价。爱因斯坦回答说，他认为这本书堪称典范，但他没资格评判它的科学价值。弗洛伊德回信说，如果爱因斯坦对它的科学价值不置一词，那他把这本书说成是典范就是不能想象的：要么是科学，要么就是谬误。当然，弗洛伊德错了。他的研究成果的确是典范的成果，而且还是纪念碑式的成果；然而到了今天，几乎再也没有人相信弗洛伊德从事的工作是“科学”，正如受过教育的人不会相信马克斯·韦伯、刘易斯·芒福德、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卡尔·荣格2、玛格丽特·米德3、阿诺德·汤因比从事的研究是“科学”一样。他们所做的和斯坦利·米尔格兰姆所做的一样，是记述人面对自己的文化提出的问题时的所作所为和情感，他们从事的工作是一种讲故事的形式。当然，科学本身也是一种讲故事的形式，但科学的假设与研究方法和社会研究有云泥之别，把两者统称为科学，实在是使人误入歧途。事实上社会研究者的故事在结构和功能上都很接近想象力丰富的文学；换句话说，社会研究者和小说家都是对人的一系列事件做出独特的解释，并且用各种形式的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解释。社会研究者和小说家的解释既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也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但两者的魅力都来自语言的力量、解释的深度、例证的相关意义和主题的可信度。社会研究和小说创作的一切要素里都有一个可以辨认的道德意旨。“正”“误”这两个词用于数学或科学的意义在这里不适用。这是因为这些解释里不存在普适天下、不可改变的正确或错误。没有什么关键的测试可用来验证或证伪这些解释。没有什么由它们演绎而来的自然法则。它们受到的局限是时间、情景的局限，尤其是受到研究者或作家文化偏向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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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1903—1990)：奥地利裔美国心理学家，研究儿童心理和教育，著有《仅有爱是不够的》《魅力的用处》等。

2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瑞士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之一，曾经是弗洛伊德最亲密的同事，著有革命性的《无意识心理学》，提出无意识两层次的假说：人生活在被压抑的事件和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之中。

3 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1901—1978)：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心理人类学的创始人之一，著作甚丰，20世纪30年代以《萨摩亚人的成年》而一举成名。

以D.H.劳伦斯为例，他的小说讲述一个女人的性生活；从这位查泰莱夫人的性生活，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人的秘密，我们自问，查泰莱夫人这样的人是否比我们过去的想象更加常见。劳伦斯没有自称为科学家，但他仔细而深刻地观察他熟悉的人并断定：普天之下的虚伪比有些哲学家梦想的虚伪更加泛滥。阿尔弗雷德·金赛也对女人的性生活感兴趣，他和助手访谈了数以千计的女人，以了解她们自认为的性行为。每个女人讲述自己的故事，虽然每个故事都是由金赛访谈的问题精心构造的。一些人可以谈允许范围内的一切，一些人只被允许谈很少的一点点，有人也许说了谎话。不过，所有的故事放在一起之后，某时某地的一个集体故事就浮现出来了。这个故事比劳伦斯的故事抽象，多半是用统计数字的语言讲述的，当然，它不会有多少心理学的洞察力，但它仍然是一个故事。你不妨称之为一个一千零一夜的部落故事，由101个女人讲述，但它的主题和劳伦斯的主题差别不大—有些女人的性生活比故事里讲述的性生活更加奇怪、更加活跃，尤其超过了弗洛伊德让我们相信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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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H.劳伦斯（D.H.Lawrence，1885—1930):20世纪英国最富争议的作家之一，受弗洛伊德心理学影响，描写性及两性关系，兼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和神秘主义特色，著有10部长篇小说，要者有《虹》《恋爱中的女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

我并不是说，劳伦斯和弗洛伊德没有区别。劳伦斯展开故事的语言结构叫作叙事体。金赛的语言结构叫作说明文。这两种体裁当然不同，虽然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大不相同。有人评论亨利·詹姆斯2和威廉·詹姆斯3兄弟时是这样说的：亨利写小说像心理学家，威廉研究心理学像小说家。无疑，用我所谓“故事”的意义，说明文能够像记叙文那样展开一个故事。当然，劳伦斯的故事完全受他想象力的局限，除了他了解的事实之外，他不必查找其他任何事实。他的故事是纯粹的个人感受，我们称之为“虚构”(fiction)，其道理就在这里。金赛的故事是别人讲述的，他受到的局限是人家的回答。因此，我们可以把他的故事叫作记叙。然而，正如一切故事一样，金赛的故事也贯注着道德偏向和社会学理论。这是因为问题是金赛设计的，访谈对象是他挑选的，访谈的环境是他决定的，如何解释受访者的回答也是由他决定的。这一切都决定了他的故事的形态和要义。实际上我们可以设想，金赛和劳伦斯一样，从一开始就知道故事的主题，否则他可能就不喜欢讲这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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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Charles Kinsey，1894—1956)：美国生物学家、心理学家，以研究人类性行为著称，著有《男人的性行为》《女人的性行为》。

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1843—1916)：美国作家、评论家，晚年入英国籍，作品涉及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对立，从心理学角度反映现实主义小说的先锋，著有《一位妇女的画像》《鸽翼》《波士顿人》《金碗》《小说的艺术》等。

3 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1842—1919）：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实用主义者、机能心理学创始人。

小说家和社会研究者都用原型和隐喻来构建故事。比如，塞万提斯就塑造了堂吉诃德这个永恒的原型，一位不可救药的梦想家和理想主义者。社会历史学家马克思就塑造了资本家的原型，他塑造的是无名无姓但残忍而狡诈的资本家。福楼拜塑造了爱玛·包法利夫人的原型，她是感到压抑的资产阶级浪漫主义者。玛格丽特·米德塑造的原型是萨摩亚岛上无忧无虑、不觉得内疚的青少年。卡夫卡塑造的原型是与社会格格不入、虚度光阴的都市人。马克斯·韦伯塑造的原型是一群辛勤工作的人，他们的驱动力是他所谓的基督教新教伦理。陀思妥耶夫斯基²塑造了极端利己主义者的原型，但爱心和宗教狂热使利己主义者得到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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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1547—1616）：西班牙小说家、剧作家、诗人，创作《堂吉诃德》。

2 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ylovitch Dostoevsky，1821—1881)：俄国小说家，写小人物的苦难，擅长心理描写，代表作有《白痴》《罪与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