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B.E.斯金纳描绘了自动化的原型，因宜人的技术而得到补偿的原型。

我认为我们有理由说，19世纪的小说家为我们的文化创造了大多数最有力的隐喻和形象。到了20世纪，这样的隐喻和形象却多半出自社会历史学家和社会研究者的笔端。请想想约翰·杜威、威廉·詹姆斯、埃里克·埃里克森2、阿尔弗雷德·金赛、索尔斯坦·凡勃伦3、刘易斯·芒福德、B.F.斯金纳、卡尔·罗杰斯、马歇尔·麦克卢汉、芭芭拉·塔奇曼4，诺姆·乔姆斯基、罗伯特·科尔斯⁵，甚至斯坦利·米尔格兰姆，你不得不承认，我们关于自己是什么人的观念、关于我们国家的观念多半来自社会历史学家和社会研究者讲述的故事，大大超过了最知名小说家给我们讲述的故事。

顺便说明，我不是说，社会研究者的隐喻和小说家、剧作家的隐喻是以同样方式创作的。小说家创作的方式是详细而具体地描绘人的行为和情感，社会学是小说家创作的背景，个体心理是小说家创作的焦点。相反，社会研究者的研究方法是倒过来的；其焦点是一个比较宽广的领域，个体生活的轮廓靠演绎和暗示来揭示。此外，小说家用展示来推进情节。社会研究者用的是抽象的社会事实，靠理性、逻辑和论辩来推进说理。因此，小说往往更加有趣。奥斯卡·王尔德、伊夫林·沃2向我们展示慵懒、炫耀的富人；相反，索尔斯坦·凡勃伦则论证有闲阶级的诞生。巴德·舒尔伯格3用萨米·格里克（SammyGlick)来展示自恋的人物；相反，克里斯托夫·拉什4用社会学分析来解释自恋文化的根源。由此可见，不同人讲述的故事是有差别的；大多数时候，小说家讲的故事读起来更有趣。然而，社会研究者讲述的故事至少有同样的吸引力，而且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们讲述的故事显然是更加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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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E.斯金纳（B.F.Skinner，1904—1990)：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新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获美国心理学会杰出科学贡献奖，1968年获美国国家科学奖。

2 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H.Erikson，1902—1994)：美国神经病学家、发展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提出心理发展的八个阶段，指出每一阶段的特殊社会心理任务，认为每一阶段都有一个特殊矛盾，矛盾的顺利解决是人格健康发展的前提。

3 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BundeVeblen，1857—1929）：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制度学派创始人，研究商品供给和创造利润之间的根本矛盾，著有《有闲阶级论》《企业论》等。

4 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WertheimTuchman，1912—1989)：美国历史学家，两次荣膺普利策奖，一次获奖的作品是《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其他著名作品有《八月炮火》《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远方之镜：动荡不安的14世纪》等。

5 罗伯特·科尔斯（RobertColes,1929)：美国心理学家、精神治疗专家，著有《危机中的儿童：勇气与惧怕研究》。

为何这些社会研究者要讲述自己的故事呢？他们的根本目的是道德教谕。他们的目的和佛陀、孔夫子、希勒尔（Hillel）、耶稣的目的相同（同理，和D.H.劳伦斯的目的也一样）。诚然，社会研究者很少鼓吹自己的知识建立在神圣经典不可争辩的基础上，更不会声称自己以神的启示为根基。然而，我们绝不能被布道者和社会研究者方法上的区别蒙蔽了眼睛，也不能受表面上差别的欺骗。我想说，像凡勃伦一样，说耶稣是精明的社会学家，这并没有亵渎神明的意思。事实上，耶稣关于富人、骆驼和针眼的教诲，就是凡勃伦《有闲阶级论》(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最好的小结。作为社会研究者的耶稣和凡勃伦的差别在于，凡勃伦要啰唆一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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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王尔德（OscarWilde，1854—1900)：爱尔兰作家、诗人、戏剧家。19世纪末英国唯美主义的代表，提倡“为艺术而艺术”，著有《认真的重要性》《少奶奶的扇子》《道林·格雷的画像》，晚年长诗《瑞丁监狱之歌》揭露了其中的非人道待遇。

2 伊夫林·沃（EvelynWaugh，1903—1966）：英国小说家，擅长讽刺上层社会流弊，著有《衰落与瓦解》《邪恶的肉体》《荣誉之剑》《旧地重游》等。

3 巴德·舒尔伯格（BuddSchulberg，1914—):美国好莱坞剧作家，奥斯卡奖得主，作品有《在滨水区》《码头风云》《什么使萨米逃走》《醒着的梦》《聪明的糊涂和糊涂的聪明》《我喜欢这个不讨人喜欢的人》。

4 克里斯托夫·拉什（ChristopherLasch，1932—1994)：美国社会学家，著有《自恋文化》。

和科学不一样，社会研究从来不发现任何东西。它只是重新发现人们过去知道、现在需要重述的东西。实际上，倘若文明的代价是压抑人的性行为，发现这个道理的并不是弗洛伊德。如果人们的意识是由其物质环境决定的，发现它的也不是马克思。如果媒介即是信息，发现它的也不是麦克卢汉。他们只不过是用现代的风格重述一些古老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在未来的几十年、几百年里还要反反复复地重述，不过我想效果可能会比他们讲述的效果差一些。这是因为，技术垄断似乎不想听这样的故事，而只想看事实硬性的事实、科学的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技术垄断论比较喜欢精确的知识，而不是真实的知识；可以说技术垄断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主体性的两难问题。由于机器的非人格性，由于它无穷无尽的可重复运作，它就成了一种有控制力的隐喻，且被认为是进步的工具；在这样的文化里，主体性就成了非常难以接受的观点。人的判断力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歧义性是技艺的敌人。这些敌人嘲弄统计数字、民意测验、标准化测试和官僚主义。在技术垄断论者的眼里，社会研究重新发现古老的真理、评判并批评人的道德行为，这是不够的。技术垄断论者认为，把某人称为“说教者”是对他的侮辱。诚然，社会研究提出隐喻、意象和理念，使人的生活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理解和尊严，但那不足以使技术垄断论者满足，社会研究缺乏科学才拥有的光环。于是，把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转换成“科学”就有必要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类本身就成了客体，很像植物、行星或冰块的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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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怕死，来自稳定家庭的儿童重视功课且成绩很好—诸如此类的事情本来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可有人偏要宣告它们是科学研究的“发现”；原因就在于他们把社会研究当成了科学。于是，社会研究者就可以把自己当成科学家，也可能被别人看作科学家，没有偏向、没有价值观、没有背负纯主观意见包袱的科学家。于是，社会政策就可以宣称是建立在客观判断的事实上了。在技术垄断论的支配下，认为黑人儿童和白人儿童分校读书不道德，那是不够的，用《黑孩子》(BlackBoy)、《隐身人》(InvisibleMan)或《下一次的烈火》(The Fire NextTime)做例子是没有用处的。你必须向法庭证明，标准化的学业和心理测试揭示：黑孩子的成绩比不上白孩子，他们觉得分校读书受了侮辱。在技术垄断论盛行时，你可以说，容忍无家可归的现象是不道德的，是堕落，但仅仅在嘴巴上说说还不够。如果你请法官、警察或官僚主义者去读《悲惨世界》(LesMiserabbles)或《娜娜》(Nana)，他们不会搭理你，甚至请他们读《圣经》你也会劳而无功。你必须要用统计数字证明，无家可归的人既不幸福，也消耗经济。陀思妥耶夫斯基、弗洛伊德、狄更斯、韦伯、马克·吐温、马克思等等，都不是合法知识的分配者。他们都有趣，都值得读；但他们是老古董。至于“真理”，我们必须要转向“科学”求教。这自然引入了我所谓唯科学主义的要害问题，我们要看看在技术垄断论情况下唯科学主义兴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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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尽力证明，科学、社会研究和想象力丰富的文学是三种截然不同的事业。归根到底，三者都是讲故事的形式，都是人们条理清晰地解释自己经验的尝试。然而，三者目的不同，提出的问题不同，遵循的程序不同，给“真理”赋予的意义不同。从大多数方面来看，社会研究和科学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和其他形式的想象力丰富的文学倒有大量相似的地方。尽管如此，有些社会“科学家”却追求与物理学、化学、生物性等自然科学家一样的身份认同，而且不仅是名义上的认同，但自然科学家探究的是自然界的规律。研究人类境遇的学者为什么要寻求与自然科学家一样的身份认同，这一点不难解释。现代世界的伟大成就实际上可能是仅有的成就，诞生在医学、药学、生物化学、天体物理学，而且，机械工程、生物工程和电子工程的一切成就，都是靠运用自然科学的目的、假设和程序取得的。这些伟大的成就赋予科学令人敬畏的权威，赋予号称“科学家”的人类似的尊敬和威望。除此之外，19世纪科学家的希望也保留下来：自然科学的假设和程序可以原封不动地用来研究社会，并且和自然科学一样，达到增进预见和控制的目的，并得到同样的工程业绩。实践证明，这个希望既使人误入歧途，又使人产生幻觉。然而，由于附加在“科学家”标签上的心理、社会和物质利益的诱惑，这样的幻觉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我们不难发现，社会研究者总是觉得，这个标签难以割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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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社会研究者之外的人为什么心甘情愿，甚至迫不及待地采取合作的态度，使这个幻觉保持下去，其中的原因就不那么容易看清了。部分原因是，人们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研究有深刻的误解，对物质和社会两个世界的差异有深刻的误解。但原因不止于此。当新技术、新技艺和伽利略、牛顿和培根等人的精神为自然科学奠基的时候，过去对物质世界的权威记述就失去光彩，《创世记》里的伟大故事就是一例。科学使一个领域(《创世记》)里的伟大记述令人生疑，于是神圣故事里的整个信仰大厦就受到损害，大多数人寻求道德权威的源泉最后也被一扫而光了。我认为不难指出，失去神圣信仰的世界自此以后就开始寻求一个替代性的道德权威源泉。据我所知，没有任何负责任的自然科学家声称，文艺复兴时代的自然科学家和近代的自然科学家都没有声称，自然科学的程序或发现能够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与他人打交道的方式孰善孰恶，孰好孰坏。实际上，由于自然科学要求对研究对象持客观的态度，自然科学的原则本身就迫使自然科学家放弃他角色里的道德评判或宣示。自然科学家对道德问题发表意见的时候，当他们说孰善孰恶时，他们就和其他人没有区别，他们就成为关注地球危局的公民，就是理性的男男女女，就是有良心的人，他们就与你和我一样了；他们就必须为自己寻求答案，寻求道德判断的终极权威。这是一个渴望倾听的世界，渴望更强大道德权威的世界，人们乞求自然科学家说，科学而不是人在诉说终极的道德权威。可是，自然科学家并不能问心无愧地承担这样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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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我们的社会“科学家”就不如自然科学家谨慎，他们有关科学的观点始终不那么严密。换句话说，对他们的程序能够回答什么问题和不能够回答什么问题，他们的思想更加混乱。他们把指引我们立身行事的权力托付给他们的“发现”程序如何严密；无论如何，他们在这一点上从来就不那么小心谨慎。这就是为什么社会“科学家”常常在电视上露面，[著作]登上畅销书的排行榜，进入机场书架的“自助”书籍中。他们之所以频频亮相，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一些人有的时候循规蹈矩，而是因为他们声称要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他们之所以到处抛头露面，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同人阅历更广，或经历了更多的苦难，或思想更深刻，并不是因为他们更仔细地思考了一些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同意维护这样的幻觉：他们的数据、程序、“科学”在说话，而不是他们自己在说话。我们之所以欣然接受这些东西，之所以欢迎他们或明或暗的主张，那是因为我们迫不及待地需要寻找新的源泉，超越我们肉体凡胎脆弱判断的源泉。于是，在蛮力的权威之外，我们似乎只剩下程序的权威，但蛮力的权威难以被认为是道德的权威。

这就是我所谓的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不仅是技艺的滥用，比如量化问题，比如毫无意义的数字问题；唯科学主义不仅是把人类经验的物质领域和社会领域混为一谈的问题；也不仅是社会研究者声称把自然科学的目的和程序用来研究人间事务的问题。唯科学主义包含这一切，而且还包含了更加深沉的东西。它是一种绝望中的希冀和愿望，归根到底是一种虚幻的信仰。它相信，某种标准化的程序即“科学”能够提供一种无懈可击的道德权威的源泉，一种超人的基础；它相信，这个道德权威可以回答许多问题,比如:“什么是生命?何时出现生命?为什么出现生命?”“为什么存在死亡和苦难?”“什么是正确或错误的行为?”“什么是善的结局?什么是恶的结局?”“我们应该如何思考、感知和行事?”里根总统说，他相信堕胎不对，至于受精卵什么时候开始进入有生命的阶段，我们则要听科学家怎么说如果你像里根总统这样说，那你就在个人层次上信奉唯科学主义。如果没有科学家挺身反对这样的意见，如果报纸的“科学”版不登载批驳的文章，如果人人有意无意地以合作的态度长期维持这种幻觉，那就是文化层次上的唯科学主义。科学能够告诉我们，心脏什么时候开始跳动，宫外孕各阶段胎儿有多高的存活率。至于何为“生命”的“真正”定义，何为“人”的定义，科学并不拥有这样的权威去确定诸如此类的标准，就像你和我没有这样的权威一样。社会研究能够告诉我们，一些人在自认为的合法权威面前会如何行事。然而，社会研究不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权威”是合法的，什么时候“权威”是不合法的，也不能够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如何决定服从权威，什么时候服从权威是正确的，什么时候服从权威又是错误的。这样去询问科学，指望科学回答这样的问题，盲目接受科学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这就是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是技术垄断论的大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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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晚年与自己辩论他所谓的“幻觉的未来”。他指的幻觉是对存在、知识和道德权威的超自然、超人源泉的信仰，即对上帝的信仰。他盘问的不是上帝是否存在，而是在没有上帝幻觉的情况下人是否能够生存；也就是说，在这种幻觉的情况下，人类是否在心理上、文化上和道德上能够生活得更好。弗洛伊德以最强有力的声音表述了他的疑问（通过与他设计的另一个自我的辩论)，最后“胜利”的是弗洛伊德的理性（或他对理性的信仰):人类可能会活得更好或更糟，但人类必须要在没有上帝幻觉的情况下生活。弗洛伊德没有看到，就在他写《幻觉的未来》(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时，他的著作又在支撑另一种幻觉，这样一个未来的幻觉：凭借客观而中立的科学家的努力，凭借道德权威的经验源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程序最终能够揭示人类行为“真正的”真相。他未能预见我们这个时代终极权威形象经历的一个奇异的变化，从白髯垂胸的老人形象变成了穿白大褂的年青男女的形象。倘若他预见到这个变化，他可能会修正他盘问自己的问题。他未能修正这个问题，让我来做这个修正吧。我不会提供答案，我希望提出问题以期引起新的辩论：关于上帝幻觉的问题、关于唯科学主义幻觉的问题、根本没有幻觉的问题、根本不希望道德权威的终极源泉的问题—在技术垄断时代，这些问题中的哪一个最可能对人类有利，哪一个最可能对人类有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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