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他认为，把人文学科和社会研究当作“科学”是对科学一词的滥用，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且产生混乱。他认为科学研究和社会研究别若天壤，把两者统称为科学，实在是使人误入歧途。

他指出，科学研究和社会研究的最大差别之一是：科学研究发现东西，社会研究不发现任何东西，而是重新发现人们过去知道、现在需要重述的东西。所以他在《麦克卢汉传——媒介及信使》的序文里说：“读者也许注意到，我介绍麦克卢汉的所有文字中，都找不到记者们常用的一个词原创性。我没有用这个词，那是因为我不相信他具有原创性。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他的重要地位。首先，搞社会研究的人绝对不可能有什么原创性，因为他们不可能发现什么小东西。他们仅仅是重新发现曾经为人所知、后来被人遗忘了的东西，只不过这些东西需要有人再来说一说而已。”

他指出自然科学、社会研究和文学的4点差异：“科学、社会研究和想象力丰富的文学是三种截然不同的事业…三者目的不同，提出的问题不同，遵循的程序不同，给真理’赋予的意义不同。从大多数方面来看，社会研究和科学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和其他形式的想象力丰富的文学倒有大量相似的地方。”（第159页）

他抨击不知天高地厚的社会“科学家”“常常在电视上露面，[著作]登上畅销书的排行榜，进入机场书架的自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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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1转引自菲利普·马尔尚：《麦克卢汉传——媒介及信使》，第4页。

书籍中……他们之所以到处抛头露面，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同人阅历更广，或经历了更多的苦难，或思想更深刻，并不是因为他们更仔细地思考了一些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同意维护这样的幻觉：他们的数据、程序、“科学’在说话，而不是他们自己在说话。”（第161页)

他抨击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不仅是技艺的滥用，比如量化问题，比如毫无意义的数字问题；唯科学主义不仅是把人类经验的物质领域和社会领域混为一谈的问题；也不仅是社会研究者声称把自然科学的目的和程序用来研究人间事务的问题。唯科学主义包含这一切，而且还包含了更加深沉的东西。它是一种绝望中的希冀和愿望，归根到底是一种虚幻的信仰…唯科学主义是技术垄断论的大错觉。”(第161\~162页)

他痛惜传统符号的流失，所以他主张：“任何教育都不能够忽视《创世记》《新约全书》《古兰经》《薄伽梵歌》这样的圣典。每一种圣典体现的风格和世界观透露的关于人类进步的信息，都堪与任何文字匹敌。除这些圣典之外，我还想加上《共产党宣言》，认为把它纳入圣典是合情合理的。”（第198页）

六、今天怎么读《技术垄断》

在《技术垄断》压轴的一章里，波斯曼给“爱心斗士”画像，以绝不妥协投降的姿态向技术垄断发起进攻。他呼吁用人文教育和道德关怀来对抗技术垄断。

中译者第一版序 xlvii

笔者在《和而不同息纷争——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调适》(载《深圳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里，论点之一是全球化的分层理念，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的人类发展进程，这是一般人凭直觉就可以得出的结论。但是，人们最熟悉的还是经济全球化，而对其他领域全球化的分层研究却不甚了了。于是，我仔细剖析了全球化的7个层次：集体无意识、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社会学意义上的制度、经济和科学技术。按照这个分层理论，科学技术的全球化最容易实现，经济全球化次之，集体无意识的全球化最难。我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为什么要提出全球化的分层理论？这是为了给一些人一剂降压药，使之不至于头脑发热，血压太高。也许会有少数狂徒企图抹杀文化差别，企图把自封的标准强加于人。人类学有一个著名的冰山理论。它使人一望而知、一看就懂：隐藏在水下的集体无意识和情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基。越是埋藏得深的东西，越是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而且越是难以改变。外界的压力越大，反弹的力量也就越大。民族意识、文化意识有一种集体无意识。这是很难改变的，也是最不容易全球化的东西。”

我们应该牢记波斯曼的警世恒言，用批判的态度来考问技术发展和全球化。

何道宽

于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xlviii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2007年1月13日

作者自序

1959年，查尔斯·斯诺爵士(Sir Charles Snow)推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The Two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书名既是他在剑桥大学所做的里德讲座的题名，也是其主题。该讲座旨在阐明他洞悉的当代重大问题：艺术与科学的对立。更加准确地说，他想阐述文人(有时称为人文主义者)和物理科学家难以调和的敌对态度。甫一问世，该书即引起小小的轰动(大概相当于里氏震级2.3级吧），部分原因是他坚定地站在科学家一边，使人文主义者有充足的理由和机会反唇相讥，提出尖锐、有趣而难听的反驳。不过，这场论战时间不长，所以他的书很快就淡出了公众的视野。这个结果很有道理。查尔斯爵士提出错误的问题，进行错误的论辩，因而做出了文不对题的回答。人文主义者和科学工作者之间不存在争吵，至少不存在足以使多数人感兴趣的争吵。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要感谢斯诺先生，因为他注意到一个事实：确实存在两种文化，而且两者尖锐对立，因此有必要就这个问题展开论战。他太关注教员俱乐部里那些难以捉摸的不满情绪，对从未栖身这种俱乐部的人的生活则关注不够。倘若他对教员圈子的关注少一点，对普通人的关注多一点，他必然会明白，问题不是存在于人文主义者和科学工作者之间的争论，而是存在于技术与人之间。这不是说，“除他之外的每个人”都认识到问题所在。事实上人们相信，技术是忠贞不渝的朋友，原因有两个。首先，技术的确是朋友，它使生活更容易、更洁净，使人的寿命更长。谁还能向朋友提出更多的要求呢？其次，由于技术和文化有长期、亲密且必然的关系，它就不招引人去仔细检查技术的后果。这样的朋友要求你信赖和顺从，多数人往往抱这样的态度，因为技术给人的馈赠实在是非常丰盛。然而，这位朋友却有阴暗的一面，它既给我们馈赠，又让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用最富有戏剧性的语言来表述，我们就可以做出这样的指控：失控的技术增长毁灭人类至关重要的源头，它造就的文化将是没有道德根基的文化，它将瓦解人的精神活动和社会关系，于是人生价值将不复存在。总而言之，技术既是朋友，也是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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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试图描绘技术何时、如何、为何成为特别危险的敌人。许多学富五车、信念坚定的学者已经反复对此进行论证，其中一些还是当代的饱学之士:刘易斯·芒福德、雅克·艾吕尔2、赫伯特·里德3、阿诺德·盖伦4、伊万·伊里奇等。斯诺先生文不对题的论述使围绕技术的论战一度中断，但围绕技术的论战硝烟不绝，到了当代反而更加紧迫；美国人在伊拉克战争中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技术优势，于是，围绕技术的论战就更加挥之不去。我不是说这场战争没有道理，也不是说战争技术被人滥用，我只是说，美国的胜利证实了一个灾祸临头的念头：在和平年代和战争中，技术都是我们的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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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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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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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1895—1990)：美国社会哲学家、大学教授、建筑师、城市规划师、评论家，主要靠自学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奇才，著作数十部，代表作有《技艺与文明》《城市文化》《历史名城》《乌托邦的故事》《黄金时刻》《褐色的几十年：美国艺术研究》《人必须行动》《人类的境遇》《城市的发展》《生存的价值》《生命的操守》《艺术与技术》《以心智健全的名义》《公路与城市》《机器的神话之一：技术与人类发展》《机器的神话之二：权力的五边形》《都市的前景》《解译和预言》，获美国自由勋章、美国文学奖章、美国艺术奖章、英帝国勋章。中译者注（本书脚注均为中译者注，以下不再标出)

2 雅克·艾吕尔（JacquesEllul，1912—1994)：法国哲学家、技术悲观主义者，持技术决定论，著有《无政府状态与基督教》《城市的意义》《西方的背叛》《新的魔鬼》《技术社会》《资源的伦理》《宣传》等。

3 赫伯特·里德(HerbertRead，1893—1968)：英国诗人、艺术批评家和美学家，艺术评论杂志《伯灵顿杂志》(BurlingtonMagazine)的编辑，著书60余部，要者有《艺术的真谛》《西方现代美术简史》《现代艺术哲学》《纯真的眼睛》《艺术与产业》《艺术与社会》《艺术教育》等。

4 阿诺德·盖伦(ArnoldGehlen，1904—1976)：德国哲学家、社会理论家，著有《意志自由的理论》《国家与哲学》《人的本性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原始人与后来的文化》《时间—图像》《人类学研究》《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道德与超级道德》《洞见》等。

5 伊万·伊里奇（IvanIllich，1926—2002)：奥地利裔美籍作家、教育家，著有《废除学校教育的社会》《医学的局限：医疗的报复》等。

目录

中译者第二版序xi

中译者第一版序 XXV

作者自序 xlix

第一章塔姆斯法老的评判 001
第二章 从工具时代到技术统治时代 021
第三章从技术统治时代到技术垄断时代 043
第四章 难以把握的世界 063
第五章 崩溃的防线 079
第六章 机器意识形态:医疗技术垄断 101
第七章 机器意识形态:计算机技术垄断 117
第八章 隐形的技术 135
第九章 唯科学主义 159

第十章 符号大流失 183

第十一章爱心斗士 203

注释223

参考文献229

索引 233

中译者第一版后记 253

中译者第二版后记 255

塔姆斯法老的评判

柏拉图的《斐德罗篇》(Phaedrus)里有一个关于上埃及法老塔姆斯(Thamus)的故事。用梭罗的话来说，我们这样的人往往沦为工具的工具；对我们来说，这个故事富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其他传说难以与之匹敌。苏格拉底向斐德罗讲述的故事是这样展开的：有一次，塔姆斯款待朋友特乌斯（Theuth)。特乌斯发明了许多东西，包括数字、计算、几何学、天文学和文字。他向塔姆斯炫耀这些发明，主张把这些发明向埃及人宣传，让人人都用上这些发明。苏格拉底的故事接着说：

塔姆斯询问发明的用途，特乌斯如数家珍，逐一道来。塔姆斯根据自己的判断，按照特乌斯是否有道理而表示臧否。历数塔姆斯对特乌斯全部发明表示的赞同与否定，难免太费时间，只说文字这个发明吧。特乌斯声称：“陛下，我的成就是，文字会增强埃及人的智慧，强化他们的记忆。毫无疑问，我找到了改善记忆和智慧的担保书。”塔姆斯答曰：“特乌斯，你真是发明家的典范，然而技艺发明人并不是评判发明利弊的最佳人选，使用者才能够做出恰当的评判。文字也是这样；你是文字之父，你喜爱自己的孩子，所以你把文字的利弊和它的实际功能搞颠倒了。识文断字的人可能不再使用记忆，可能会成为健忘的人；他们会依赖文字，用外在的符号帮助自己回忆，而不再依靠内在的资源帮助自己回忆。你发现的是帮助回忆的担保书，而不是促进记忆力的保票。至于智慧，你的弟子可能会虚有其名、名不副实：他们接受的将是大量的信息，而不是老师的真传；结果，人们认为他们知识广博，然而实际上他们多半很无知。由于他们自负张狂，自以为有智慧而不是真有智慧，他们就会成为社会的负担。”[1]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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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梭罗（HenryDavid Thoreau，1817—1862)：美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远离尘嚣，结庐而居，著有《论公民的不服从》《瓦尔登湖》等。

本书以塔姆斯的传说开篇，因为他的回答包含了几条健全的原理，我们可以据此学习如何精明而谨慎地思考技术社会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塔姆斯的评判有一个错误，我们可以从中获得重要的启示。他的错误不是他判定文字有害；他说文字损害记忆、造成虚假的智慧一这没有错。文字的这种弊端是可以验证的。他的错误在于这样的信念：文字会成为社会的负担，全然的负担，舍此无他。尽管塔姆斯很英明，但他并没有想到，文字也有一些好处，而且的确是有相当大的好处，这本来是众所周知的道理。从这个传说我们可以得到如下这样的教益：认为技术革新只会产生片面效应的观点是错误的观点。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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