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许多人认为他们看得清清楚楚，新技术会把我们引向何方然而无一例外，难以预料的后果却横亘在他们的路上。即使技术发明人也不可能是可靠的未来先知，塔姆斯发出的正是这样的警告。比如，无论怎么说，谷登堡2都算得上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倘若他听见路德的异端邪说，他一定会十分震惊。路德把印刷术说成是“上帝最大的恩赐，是推动商业福音的力量”。路德懂得的道理，谷登堡却一窍不通。路德知道，《圣经》进入了每个主妇的厨房以后，每一位基督徒就成了自己的神学家，还可以说成了他自己的神父，更加准确地说，按照路德本人的观点，每一位基督徒就是他自己的教皇。在宗教信仰的统一和多样的斗争中，印刷机偏爱的是信仰的多样性。我们可以认为，谷登堡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性。

第一章 塔姆斯法老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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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笃会修道院（Benedictinemonastery)：西方基督教隐修院，创办人为圣本尼狄克(St.Benedict，480?—547?)，肇始于意大利卡西诺山，修士每日劳动、读经、抄书。日后采纳这一制度的修会，叫本笃会，即本尼狄克会。

2 谷登堡（JohannGutenberg，1400?—1468?）：德国人，机器活字印刷发明人，1455年用自己发明的印刷机印制《圣经》。

塔姆斯深知发明人受到的局限，他深谙发明的社会心理偏向，即意识形态偏向。我们可以想象他会对谷登堡这样说：“谷登堡，你真是发明家的典范，然而技艺发明人并不是评判发明利弊的最佳人选，使用者才能够做出恰当的评判。印刷术也是这样；你是印刷术之父，你喜爱自己的孩子，所以你认为，它会推进教皇的事业，然而实际上，它会在教徒之中播下不和的种子，它会损害你热爱的教会的纯正，摧毁教会的垄断。”

我们可以想象，和他对特乌斯的回答一样，塔姆斯也会向谷登堡指出，谷登堡新发明的印刷机会造就大群的读者，但这些人“接受的将是大量的信息，而不是老师的真传………他们自负张狂，自以为有智慧，而不是真有智慧”。换句话说，阅读将与过去的学习形式一争高下。这是我们能够从塔姆斯的评判演绎出来的有关技术变革的另一条原理：新技术和旧技术的竞争，是为争夺时间、注意力、金钱和威望而竞争，主要是为自己的世界观夺取主导地位而进行斗争。一旦认识到每一种媒介都有一种意识形态偏向，我们就知道，媒介之间的竞争是隐而不显的。这样的竞争是激烈的竞争，这是意识形态竞争特有的激烈竞争。这样的竞争不仅仅是工具对工具的竞争，不仅仅是字母表对会意文字的攻击、印刷机对插图手抄本的攻击、摄影术对绘画艺术的攻击、留声机对印刷术的攻击、电视对印刷词语的攻击。在媒介互相争斗杀伐时，它们的竞争还是不同世界观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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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1 路德(MartinLuther,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家、欧洲16世纪宗教改革的发起者，抗议宗（新教)的创始人。1517年10月31日发表《九十五条论纲》，批评教皇政策，举起改革旗帜。这场改革对欧洲历史影响深远。

在美国，我们处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冲突；在政治、宗教、商业里随处可见，但在学校里看得最清楚。在学校里，两种强大的技术毫不妥协地互相竞争，以求控制学生的头脑。争夺的一方是印刷词语的世界，其重点是逻辑、序列、历史、解说、客观性超脱和纪律。另一方是电视的世界，它倚重的是图像、叙事、历历如在眼前的现实性、同步性、贴近性、即刻的满足和迅速的情感回应。学龄儿童已经习惯了电视的偏向，上学以后他们遭遇的却是印刷词语的世界。一种心理战随之发生，造成惨重的伤亡；不能或不愿学习读书写字的儿童，在简单的段落里都不会以逻辑结构组织思想的儿童，不能静下来听老师讲解的儿童，就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这些儿童之所以打败仗，并不是因为他们愚笨，而是因为他们背后正在进行的媒介之战，是因为他们站到了错误的一方，至少是暂时站错了队。谁知道25年后的学校像什么样子呢?50年后的学校又像什么样子呢?到那时,现在成绩不好的学生说不定会被认为是优秀学生，而现在的优秀生说不定会被认为是残障生吧这些优秀生有可能会反应迟钝，太超脱，缺乏激情，可能没有足够的能力在心理上构建现实的画面。请琢磨塔姆斯这句话：“自以为有智慧的自负”—即通过书面词语获得的非真实的知识，这样的自负最终成了学校珍惜的最明显的知识形式。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样的知识形式必须永远得到很高的评价。

第一章 塔姆斯法老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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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一例。计算机进课堂时，我们打破的是400年的休战，对垒的一方是口语养成的群居性和公开性，另一方是印刷词语培养的内省和独处。口语倚重的是群体学习、合作和社会责任感；塔姆斯认为，这是地道的传授和真正的知识交流所必须依靠的语境。印刷术强调的是个体化的学习、相互竞争和个人独立。400年来，老师们一方面强调印刷文字，同时又容许课堂上使用一定程度的口语交流，因而在教学方法上实现了两种学习形式的和平相处，进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每一种学习方法的价值。现在轮到计算机登场了，它重新高举个人学习、独立解决问题的旗帜。计算机在教室里的普及会不会一劳永逸地战胜集体口语的一切主张呢?计算机会不会把自我中心(egocentrism)提到美德的高度呢?

这些问题是技术变革使人想到的问题。如果你像塔姆斯一样看问题，你就能够把握这个道理：技术竞争点燃的竞争是全面的战争，换句话说，新技术的影响不可能被控制在有限的人事活动范围。倘若这个比方太残忍，我们可以试用一个比较温柔、和蔼的比方：技术变革不是数量上增减损益的变革，而是整体的生态变革。我所谓的生态就是环境科学家所谓的生态。重要的变化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你把毛毛虫从它栖息的环境里清除掉时，剩下的环境并不是单纯减去毛毛虫的环境：你得到的是一个新环境，你重新构建了生存的条件。同理，你把毛毛虫放进一个没有毛毛虫的环境时，整个环境也为之一变。媒介环境运行的机制也是这样的。一种新技术并不是什么东西的增减损益，它改变一切。到1500年，即印刷机发明之后50年，欧洲并不是旧欧洲和印刷机简单的相加。那时的欧洲已截然不同。电视问世之后的美国不只是美国加电视的美国；电视给每一场政治运动涂抹了一种新的颜色，使每个家庭、每所学校、每个教会、每种产业都带上了新的色彩。媒介的竞争之所以激烈，其道理就在这里。每一种技术都有一套制度，这些制度的组织结构反映了该技术促进的世界观，其生存竞争反映的世界观的竞争就更不用说了。因此，一种新技术向一种旧技术发起攻击时，围绕旧技术的制度就受到威胁。制度受威胁时，文化就处在危机之中。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所以当教育工作者问，学生用计算机学数学的效果是否胜过用课本学数学的效果时，我们从这个问题里学到的东西等于零，其原因就在这里。同理，如果商人问用什么手段能够销售更多的商品，如果牧师问用电视布道影响的人数是否会超过用广播影响的人数，如果政客问用不同媒体发表讲演会取得什么不一样的效果，我们从这些问题里是学不到任何东西的。这些问题只对提问题的人有直接的价值，它们反而会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它们涣散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看不见新媒介引起的严重的社会、思想和制度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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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打一个比方会有助于说明问题的要害。谈到诗歌的意义时，T.S.艾略特说，诗歌外在内容的主要用途是“满足读者的阅读习惯，分散他的注意力，使他安静，以便让诗歌在他的身上起作用：就像敲门贼总是随身携带滋味鲜美的肉团来分散看门狗的注意力一样”。换句话说，教育工作者、企业家、牧师、政客提出那些具体的问题时，他们就像看门狗，他们享用肉团时，敲门贼已经把房子洗劫一空了。也许，其中一些人知道这样的后果，可他们并不特别介意。毕竟，不求自来的美味确乎解决了下一顿饭的问题。然而，对我们其他人来说，让窃贼打劫而不加抗议或浑然不知窃案已然发生，那是不能够接受的。

我们需要在这里考虑的计算机的作用，和它作为教学工具的效果没有关系。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计算机如何改变我们学习的观念，它如何与电视携手破坏我们关于学校的老观念。谁会去关心依靠电视能够推销多少包麦片呀！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电视是否改变我们对现实的看法，是否改变富人和穷人的关系，是否使幸福观念本身发生改变。如果牧师只考虑一种媒介如何使其听众的人数增加，他就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什么意义上新媒介改变了宗教、教会甚至上帝的观念呢？如果政客考虑问题时不能够超越下一次选举，我们就必须要问：新媒介对政治组织的理念和市民的概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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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T. S.艾略特（T.S. Eliot，1888—1965)：20世纪伟大的文学家、现代派诗人、剧作家文学批判家，生于美国，卒于英国，著有《普鲁夫洛克情歌》《荒原》《四个四重奏》等，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时，塔姆斯的评判能够助我们一臂之力。他用传奇故事对我们进行的教诲正是哈罗德·伊尼斯试图给我们提供的教益。新技术改变我们兴趣的结构：我们思考的对象要变化。新技术改变我们的符号：我们赖以思考问题的符号要变化。新技术改变社群的性质：我们思想发展的舞台要变化。塔姆斯相隔两千多年对伊尼斯说话时，我们必须要洗耳恭听，参与他们的会话，使之恢复活力。这是因为，美国发生的事情奇怪而危险，人们的意识却非常模糊甚至愚钝，原因之一是，这样的危险难以名状。我把这个危险叫作技术垄断。

第一章 塔姆斯法老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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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具时代到技术统治时代

马克思那支使人不安的笔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著名的格言警句其中之一是《哲学的贫困》(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里的一段话：“手工织布机给你的社会是封建领主的社会；蒸汽机给你的社会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就我所知，马克思没有说什么技术给我们技术专家（technocrat)，但我相信，他的视域里没有包含技术垄断论者(technopolist)的兴起。然而，他这一论断还是有用的。他深知，除了经济意义之外，技术还产生人们感知现实的方式，这些方式是理解不同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形式的关键所在。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TheGermanIdeology)里说：“个人表达生活的方式，就是他们为人的面目。”这句话很像麦克卢汉的口吻，也可以说像塔姆斯的口吻，实际上，该书临近书末的一段话令人称奇，放进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Media)也非常恰当。马克思问：“炸药和炮弹发明之后，阿喀琉斯这样的英雄还可能诞生吗？在印刷机存在的情况下，《伊利亚特》还可能出现吗？印刷机出现以后，说唱和歌舞随即停止，缪斯女神止步不前，史诗出现的条件随即消失，难道这不是必然的结果吗？”[1]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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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喀琉斯（Achilles)：希腊英雄，出生时母亲捏住他的脚踵倒提着把他放到冥河里浸泡，他由此而得到刀枪不入之身，唯一的弱点就是脚踵，结果在特洛伊之战中被击中要害而战死疆场。

马克思把技术条件与符号生活和心灵习惯联系在一起，这没有任何异常之处。在他之前，学者们已经发现，以时代的技术特征为基础进行文化分类，颇有用处。当代的学者仍然做这样的分类，因为这种习惯是一种坚持不懈的学问。无须苦想立即涌上心头的著名分类就有：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钢铁时代。我们不假思索地使用阿诺德·汤因比2普及的工业时代，使用丹尼尔·贝尔前不久命名的后工业时代。斯宾格勒3笔端论述的时代有机器工艺时代。皮尔斯4把19世纪称为铁路时代。刘易斯·芒福德用更大的视野看事物，创造了前技术(eotechnic)时代、旧技术（paleotechnic)时代和新技术（neotechnic)时代的术语。加塞特5论述了技术发展的三个时代：机运(chance)技术时代、工匠技术时代和技师技术时代。沃尔特·翁阐述了口头文化、书面文化（chirographic culture)、印刷文化和电子文化。麦克卢汉首创了“谷登堡时代”(他认为谷登堡时代正在被电子传播时代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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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1《伊利亚特》(Iliad)：希腊史诗，与《奥德赛》(Odyssey)齐名，传说同为荷马所作。

2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英国历史学家和教育学家，代表作有12卷巨著《历史研究》。

3 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只是若干各自独立的文化形态循环交替的过程，著有《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远景》等。

4 皮尔斯（CharlesSandersPeirce，1839—1914）：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自然科学家.实用主义奠基人之一，著有《论文集》(8卷)。

5 加塞特(José Ortega yGasset，1883—1955)：西班牙著名思想家、哲学家，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知识贵族与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现代大众社会理论的先驱，加缪誉之为“尼采以后欧洲最伟大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