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为了澄清当前的处境，说明前面路上的危险，我觉得有必要再提出一种分类。文化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当前，这三种文化在地球上都能找到，但工具使用文化正在迅速消失，我们要到充满异域风情的地方才能寻觅其踪影。[2]如果我们到这些地区旅行，最好是要知道，直到17世纪，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全都是工具使用文化。当然，工具使用文化里的工具还是千差万别的。有些文化只有长矛和炊具，有些则使用水磨和燃煤。但一切工具使用文化的主要特征都是相同的，发明工具的目的主要是做两件事：一是解决物质生活里具体而紧迫的问题，水力、风车和重轮犁头就是这样的问题；二是如何为艺术、政治、神话、仪式和宗教等符号世界服务的问题例如城堡和教堂的修建、机械时钟的开发。无论是哪一个目的，工具都不会侵害（更加准确地说，发明它们的目的不是要侵害）它们即将进入的文化的尊严和完整。除了少数例外，工具都不会妨碍人们去相信自己的传统和上帝，不会妨碍他们相信自己的政治、教育方法或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实际上，这些信仰指引着工具的发明，限制工具的用途。即使就军事技术而言，精神理念和社会习俗也形成控制的力量。著名的例子有武士刀，一套武士的理想细致入微地管束着武士刀的使用，这一套理想就叫作武士道。规则和仪式都有详细的规定，何时、何地、如何使用两把武士刀即长刀和短刀都规定得很严格，都和荣誉联系在一起，包括荣誉受损时切腹自杀的要求。这一类军事技术的管束在西方也不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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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12世纪初教皇英诺森二世禁止使用致命的弩弓，违者就可能被革出教门。教皇裁定驽弓“仇视上帝”，不能用于伤害基督徒。驽弓可以用来攻打穆斯林和其他异教徒，但这不会使以下的评判无效：在工具使用文化的社会里，技术并不被认为是独立自主的，技术受到社会体制或宗教体制的管束。

这样界定工具使用文化之后，我必须要补充两点，以免失之过简。首先，一种工具使用文化里拥有的技术总量并不是该文化的界定性特征。比如，即使对罗马帝国的肤浅研究也能够揭示，罗马帝国的经济活力和军事征服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道路、桥梁、沟渠、地道和下水道。另一个例子是，从10世纪到13世纪，欧洲经历了技术迅猛发展的时期：中世纪的人民生活在机器的簇拥之中。[3]你甚至可以像林·怀特(LynnWhite)那样走得更远。他说，中世纪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个“不依靠奴隶和苦力的血汗而主要依靠非人力的、复杂的文明”[4]。换句话说，在解决物质环境中的问题时，工具使用文化既可能富有创造性，也可能具有比较高的生产力。风车是12世纪晚期发明的。近视眼镜是1280年在意大利出现的。11世纪为驭马发明的垫肩解决了一个问题：既增加马的拉力，又不影响马的呼吸。实际上，早在9世纪，欧洲就发明了马掌；有人发现，如果把几匹马前后排列驾辕，它们的拉力就会大大增强。磨坊、造纸厂、缩绒机成为中世纪文化的固有成分，就像桥梁、城堡和教堂是中世纪文化的构造成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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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诺森二世（InnocentⅡI，?—1143)：意大利籍教皇。

著名的斯特拉斯堡1大教堂建于13世纪，高466英尺(约142米），相当于40层的摩天大厦。再往回追溯，你不能不提英国巨石阵和埃及金字塔令人惊叹的工程(刘易斯·芒福德强调指出，金字塔是王者机器的第一个例子)。

从以上事实必然得出的结论是：工具使用文化未必是技术上贫困的文化，相反，它们的先进性甚至可能是令人震惊的。当然，其中一些文化曾经是(现在仍然是)技术原始的文化，有一些甚至鄙视手工艺和机器。比如，希腊的黄金时期没有产生重要的技术发明，甚至没有利用马匹力量的有效方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鄙视“低贱的机械技艺”，大概他们认为，提高效率和生产力的努力不可能使头脑更加高贵。效率和生产力是让奴隶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哲学家思考的问题。我们在《圣经》里发现了类似的观点，这是对古代工具使用文化篇幅最长、最详细的描绘。在《圣经·申命记》中，摩西以相当于上帝的权威口吻说：“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诅咒。”2

由此可见，工具使用文化里可能有许多工具，也可能工具很少；这种文化可能热衷于工具，也可能鄙视工具。所谓“工具使用文化”，盖源于文化中工具与信仰体系或意识形态的关系。在这里，工具并非外来入侵之物。它们在文化中整合的方式使它们不至于和文化中的世界观产生矛盾。如果把欧洲中世纪当作工具使用文化的例子，就可以发现，其中的工具和世界观形成了高度的整合。中世纪的神学家描绘的人与上帝、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工具的关系，详尽而系统。其神学的第一和终极要义都是：一切知识和善心都来自上帝，因此，人的一切努力都必须侍奉上帝。神学而不是技术赋予人所作所为、所思所想的依据。也许，这正是达·芬奇把他的潜水艇设计图藏诸深山的原因，因为他相信，这种工具释放出来以后危害太大，不会得到上帝的恩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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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法国东北部城市。

2《圣经·申命记》第27章第15节。

无论如何，神学预设的原则构成了工具使用文化里具有控制力的意识形态，无论发明的工具为何物，一切工具使用文化都必须适合其中的意识形态。而且我们还可以说，一切工具使用文化，从最原始到最先进的文化，都带有神权的性质，即使不带有神权的性质，它们至少都依靠某种形而上的理论结为一体。这样一种神学或形而上学给存在赋予秩序和意义，使人几乎不可能臣属于技术的需要。

“几乎”这个词至关重要。它引出我的第二种修正条件。正如塔姆斯提醒我们的精神所示，工具有办法入侵哪怕是黏合力最严密的一套信仰体系。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力量都是有限的，这就给技术留下用武之地。有的时候，技术的力量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也许在工具使用文化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能够充分说明技术的破坏力，这就是8世纪法兰克人在国王查理·马特2治下使用的马镫。此前，战马的用途主要是把骑兵运送到战场，骑兵抵达战场后才下马御敌。马镫使人能够在马背上作战，造成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军事技术：骑在马背上的突击力量。林·怀特详细描绘了这种新型的作战形式，它放大了骑士阶级的重要地位，改变了封建社会的性质。[5]庄园主看到有必要用骑兵来保护自己。到后来，骑士就夺取教会的土地，把土地分给诸侯，条件是诸侯为骑士效命。倘若容许我们用一个双关语，我们就可以说，马镫配上马鞍，俘获了封建社会，否则封建社会是不会就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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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画家、雕刻家、建筑学家、工程师，主要作品有《最后的审判》《岩间圣母》《蒙娜丽莎》等。

2 查理·马特（CharlesMartel，约688—741)：法兰克王国国王，732年在普瓦蒂埃打败阿拉伯人。

再举一个稍后的例子：上文已经提到14世纪机械时钟功能的转化，从宗教仪式工具向商业工具的转化。有人给这次转化确定一个准确的年代—1370年。查理五世命令巴黎市民根据皇宫的钟声来调整自己的私人生活、商务生活和产业生活，宫廷的时钟每60分钟敲响一次。同样，巴黎的所有教堂受命调整时钟，它们不能再遵循原来礼拜时才敲钟的制度。于是，教会不得不把精神需要的优先地位让渡给物质利益。这个例子充分说明，时钟这种工具撼动了中世纪生活的集中化体制。

技术给中世纪欧洲精神生活造成问题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农夫纷至沓来的磨坊成为妓女喜欢勾引嫖客的地方。这个问题愈演愈烈，以致到了12世纪，西多教团2的领袖圣贝尔纳竟然试图关闭磨坊。但他徒劳一场，因为磨坊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实在是太重要了。换句话说，认为工具使用文化里的风俗习惯和象征意义的生活从来就没有因为技术的引进而重新定向，那实在是失之过简。再者，正如中世纪这样的例子一样，我们可以在技术原始的社会里看见工具攻击风俗、宗教或形而上学的例子，这些例子既稀奇古怪又耐人寻味。荷兰社会学家艾格伯特·德·弗里斯(Egbert deVries)告诉我们，火柴的引进促成一个非洲部落性习俗的变化。这个部落里的人觉得，每次行房事之后有必要重新生火，于是就产生这样一个后果：每一次性事都成为公开的事件，因为完事之后不得不到邻居家去借火，借一根燃烧的木棍回家重新点火。在这样的情况下，通奸是难以掩盖的。这个性习俗产生的首要根源显然就是借火。然而，火柴引进之后，一切为之一变。人们不必到邻居家去借火就可以重新生火了，于是转瞬之间，一个悠久的传统就毁灭了。在转述德·弗里斯的发现时，阿尔文·托夫勒提出了几个有趣的问题：火柴使价值观念改变了吗？通奸因此而有所减少或更使人厌恶吗？既然火柴使性事更加方便，它们是否改变了人们对性事的价值评判呢?可以肯定的是，的确发生了一些文化价值的变化，当然和20世纪初来复枪引进伊哈尔缪特(Ihalmiut)部落引起的剧烈变化相比，火柴引起的变化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法利·莫瓦特的《鹿图腾部落》(ThePeopleoftheDeer)描述了这样的变迁。来复枪取代弓箭，这是记录在案的新技术对工具使用文化发起攻击的最令人心寒的故事。其结果不是改变一种文化，而是灭绝一种文化。

第二章 从工具时代到技术统治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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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理五世(CharlesV，1337—1381)：法兰西国王(1364—1381年在位)，在英法百年战争中即位，大力改革，增强国力，反败为胜，收复大片土地。

2西多教团（Cistercian order):1098年在法国由本笃会革新者创立的严格教团。

你得承认，没有任何一种分类法和实际情况完全吻合，而且所谓工具使用文化尤其缺乏精确的定义。尽管如此，把工具使用文化和技术统治文化区别开来，仍然是可能的，而且是有益的。在技术统治文化里，工具在思想世界里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一切都必须给工具的发展让路，只是程度或大或小而已。社会世界和符号象征世界都服从工具发展的需要。工具没有整合到文化里面去，因为它们向文化发起攻击。它们试图成为文化，以便取而代之。于是，传统、社会礼俗、神话、政治、仪式和宗教就不得不为生存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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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技术统治文化拥有的工具肇始于中世纪的欧洲，那时出现了三大发明：机械时钟产生了新的时间观念；印刷机使用活字，攻击口头传统的认识论；望远镜攻击犹太—基督教神学的根本命题。每一种发明都产生工具和文化的新型关系，所以它们都至关重要。然而，既然我们可以说，在信仰、希望和慈善之中，慈善最为重要，那么，我敢斗胆说，在时钟、印刷机和望远镜之中，望远镜最为重要。更加准确地说(因为哥白尼和第谷·布拉赫2进行天文观测，并不具备望远镜这个有利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开普勒3也没有依靠望远镜)，比望远镜粗糙的观测工具也可以得到超过前人的天文观测结果。然而，望远镜的精密程度使天文学家的知识非常精确，以至于我们能够说，西方的道德重心因此而崩溃。过去的道德重心使人相信，地球是宇宙恒定的中心，因此上帝对人类特别感兴趣。哥白尼、开普勒之后，尤其是伽利略之后，地球成了一个孤零零的独行客，孤悬在宇宙一隅，默默无闻地在银河系里游荡；这就使西方世界怀疑，上帝是否对我们有兴趣。虽然伽利略的《星际使者》(Messengerfrom Stars）1610年印行时，约翰·弥尔顿2还在襁褓之中，他还是能够在多年之后描绘不可探究的宇宙使人产生的心理孤寂。伽利略的天文观测对毫无思想准备的神学造成心理上的冲击。弥尔顿在《失乐园》里写下了这样的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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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现代天文学创始人，提出地动说即日心说，推翻了托勒密的地心说。

2 第谷·布拉赫（TychoBrahe，1546—1601）：丹麦天文学家，毕生辛勤耕耘，积累了大量的观察资料，其弟子开普勒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

3 开普勒（JohannesKepler，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发现行星运动三大定律。

在他的眼前展现着

朦胧、浩瀚、深不可测的秘密—

那黑暗的、无边无际的汪洋，

没有边际，深渊无底…

这是货真价实的失乐园。但解除自己文化的武装并非伽利略的意图，也不是哥白尼和开普勒的意图。这几位中世纪的学者和走在他们之前的谷登堡一样，并不想摧毁自己世界的精神根基。比如，哥白尼就研究教会法，并且被选为弗龙堡(Frauenburg)大教堂的教士。他没有上过医学院，但他研究医学，并担任他叔父的私人医生；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他作为医生的名气胜过天文学家的名气。他只出版过一本书，即《天体运行论》(OntheRevolutions of the Heavenly Spheres)，第一册完整的书在他临终之前的几个小时才送到他的手里，这一天是1543年5月24日，他享年70岁。这本论述日心说的书之所以推迟了30年才得以出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认为这本书不健全，而不是因为他害怕教会的惩罚。实际上，在出版73年之后，这本书才被列入了教廷禁书目录，而且被禁的时间也很短。(伽利略受教廷审判是在哥白尼死后90年。)1543年，只要不直接挑战教会的权威，学者和哲学家就没有理由害怕受教会的迫害；哥白尼并不想挑战教会的权威。虽然该书前言的作者究竟是谁仍然有些争议，然而前言在一个问题上的表述还是很清楚的：它的“假设未必准确，甚至未必有很大的可能性”。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哥白尼相信地球真的在运动，但他不相信地球或其他行星真的在按照书中描写的体系运行；他相信，天体的运行存在着几何学上的虚构。他并不相信，他的研究成果瓦解了神学至高无上的地位。马丁·路德说哥白尼是“反对《圣经》的傻瓜”，确实说得对，不过哥白尼本人并不认为自己反对《圣经》。这说明，路德比哥白尼的认识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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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Galileo，1564—1642)：意大利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现代科学思想的奠基人之一。1632年发表的《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大力宣传哥白尼的地动说.次年被罗马教廷宗教裁判所审判并软禁8年。1983年，罗马教廷正式宣布300年前的审判是错误的。

2 弥尔顿（JohnMilton，1608—1674)：英国诗人，对18世纪诗人产生深刻影响，创作大量诗歌和散文，代表作有长诗《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论出版自由》等。

开普勒的故事颇为相似。他生于1571年，职业生涯之初出版天文观测年鉴，晚年任华伦斯坦公爵的宫廷占星师。他的占星术小有名气，然而我们必须赞扬他是因为他相信，“如果聪明的占星师利用他人轻信的弱点，占星术就可以给一位君主造成极大的损失”。他希望，占星术能够待在一切国家元首的视域之外，可是这些年来，占星师的告诫并非总是被人注意。开普勒的母亲被人指控为女巫；虽然他并不相信这样的指控，可是他可能会断然否定女巫的存在。他用很多时间和学者通信，探讨基督的生辰问题，他认为耶稣生于公元前4年或前5年，今天的人们普遍接受他的断代。换句话说，开普勒是很符合时代气质的人，一个地地道道的中世纪人。唯有一点例外：他认为，神学和科学应该加以区隔，各行其是，天使、精灵和圣徒的意见应该被排除在天文学的大门之外。在《新天文学》(NewAstronomy)里，他写道：“至于圣徒有关自然的意见，我用一个词来回答，在神学里唯有权威的分量有效，在哲学里唯有理性的分量有效。”在评说各方圣贤对地球的论述之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看来，比这一切都神圣的是真理；我尊敬教士，但我从哲学上证明，地球是球体，有两极，在宇宙中小得微不足道，在众多的星球之中快速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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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开普勒表达这个观点时，他就向着技术统治论的观念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们在这里听到一个清楚的呼唤：区分道德价值和思想价值，这个概念的区分是技术统治论的基石之一。这是重要的一步，但仅仅是一小步。为何行星运行的速度不一样？在他之前尚无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开普勒的回答是，肯定是由于太阳发出的力量不一样。但这个答案给上帝留下了立足之地。在给同事迈克尔·梅斯特林（MichaelMaestlin)的信中，开普勒写道：“太阳处在运动的星球之中，太阳本身不动，却是运动之源，他承载着圣父和造物主上帝的形象…他通过一种中介分配动力，在圣父通过圣灵创造万物之初，这一中介已经包孕着运动的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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