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开普勒是路德教徒，他被罗马教廷革出教门之后，仍然真诚地相信上帝。比如，他发现行星的椭圆形轨道时感到不满意，他认为椭圆形在上帝的眼中不应该受欢迎。诚然，在哥白尼的基础上，开普勒创建了新的学说，他并不要求其中的真相一定会得到上帝的恩宠。然而，他的学说究竟会走向何方，他自己并不完全清楚。清楚表现科学和神学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工作，尚待伽利略去完成，科学和神学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思想观点和道德观点的矛盾。

伽利略本人并不是望远镜的发明者，但他并非总是反对别人把这个发明算在他的头上。发明眼镜的荷兰人约翰·利珀希(JohannLippershey)很可能是望远镜的真正发明人。无论如何，首先获得望远镜许可证的是利珀希，那是在1608年。(也许值得说明的是，在比萨斜塔上抛铁球的那一场著名实验，不是伽利略做的，而是他的对手乔齐奥·科雷索[GiorgioCoressio]做的，而且科雷索做实验的目的并不是要驳斥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相反是要证实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要把望远镜从玩具变成科学工具的功劳完全算在伽利略的头上。而且，伽利略使天文学成为主流神学的痛苦不安之源，这个功劳也必须要算在他的头上。他用望远镜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他的文风简洁明快、通俗易懂，这正是他武库里的两件有力武器。尤为重要者，他直截了当地对《圣经》表示异议。在《致大公爵夫人克里斯蒂纳的信》(Letter to the Grand Duchess Christina)里，他引|用开普勒提出的理由，说明为何不能按照字面的意思解释《圣经》。而且他进一步说，凡是可以直接观察或证明的物质现象，都不能够因为和《圣经》的表述不一样而受到怀疑。伽利略认为，教士没有资格对自然现象发表意见，在这一点上，他比开普勒表述得更加清楚。他认为，让这些教士评说自然现象是愚蠢之至。他写道：“如果允许他们评头论足，那就像是容许既不懂医药又不懂建筑的暴君去行医治病、修建楼房，因为暴君知道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然而其后果却是将可怜的病人置于死地，使高楼大厦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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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诸如此类的大胆论述，把教士们搞得晕头转向。因此教会竟然不断努力协调教会的信仰和伽利略的观察和言论，这实在是令人惊讶。比如，教会愿意接受地球运动、太阳静止的假说。接受的根据是，提出有趣的假说是数学家的责任。然而在一个问题上，教会和伽利略是水火不相容的：伽利略声称，地球的运行是自然的事实，教会就不能容忍了。这样的信念和《圣经》矛盾，有害于神圣的信仰，那是确定无疑的。因此，对伽利略异端的审判虽然一再推迟，却是必然的结果。审判在1633年举行，伽利略被判有罪。裁决的惩戒是：伽利略发誓放弃哥白尼的观点，在正规的监狱里服刑，在三年的时间里，每周背诵七首赞美诗，表示忏悔。有人相信，他听到宣判时低声说过“但地球的确是在运动的啊”，或者他咕哝过诸如此类的话，以此表示其抗议；但这样抗议的可能性并不大。事实上，在宣判裁决时，裁判所四次问他是否相信哥白尼的观点，每一次他都回答说，他不相信。人人都知道，他的信仰与口头的回答刚好相反；他不得不顺从的原因是他老态龙钟、体弱多病、害怕受刑。反正，伽利略没有坐一天牢。起初，他被软禁在蒙地特立尼塔大公爵的别墅里，后来被转移到锡耶纳城大主教皮科洛米尼的宅邸，最后被送回他在佛罗伦萨的老家，并在此安度余生。伽利略1642年去世，艾萨克·牛顿1在这一年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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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安放的炸药将要炸毁中世纪世界的神学和形而上学。牛顿点燃了引爆的导火索。接着的爆炸炸毁了亚里士多德的万物有灵论，连同他在《物理学》(Physics)里的一切论述。《圣经》失去了很大一部分权威。曾经是学问女皇的神学，沦落到宫廷弄臣的地步。尤为严重的是，生存的意义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一切真是天大的讽刺！传统适合向上天寻求权威、目的和意义，相反，那些“梦游者”（阿瑟·凯斯特勒2笔下的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并不乞求上天，而是观察层层天空里的天象。他们在天上看到的仅仅是数学公式和几何图形。他们大义凛然却不无顾虑，他们尽力维护自己的信仰，却又不背离上帝。他们信奉的上帝是谋划和设计整个创世过程的上帝，是大师级的数学家。他们寻求自然界的数学规律，说到底这是一种宗教追求。造化是上帝的文本，伽利略发现，上帝的字母表是由“三角形、四边形、圆形、球体、锥体、金字塔等数学图形”组成的。开普勒同意甚至夸口说，上帝写就了这个文本，但上帝不得不等待6000年才盼来第一位读者—这位读者就是他开普勒。至于牛顿，他晚年的大部分时光用来运算亚当以降的世代，他对《圣经》的信仰从来就不曾动摇。笛卡尔1637年出版的《方法论》(Discourse on Method)给怀疑主义和理性以高尚的地位，成为新科学的基础，可是他又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宇宙观是机械宇宙观（他写过“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就把世界构造出来”），然而笛卡尔有关运动恒定不变的规律却是从上帝永恒的信仰里推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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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艾萨克·牛顿（IsaacNewton，1642—1727）：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提出万有引力定律、力学三定律、白光由色光组成等理论，开创了微积分学，著有《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光学》等。

2 阿瑟·凯斯特勒（ArthurKoestler，1905—1983)：匈牙利裔美国作家，代表作有《正午的黑暗》《梦游者》《机器中的幽灵》等。

以上科学家直到临终都信守自己时代的神学。毫无疑问，他们对末日审判何时降临的考虑，不可能抱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不可能想象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况且，他们构建的科学几乎全部是有关真理的问题，而不是有关权力的问题。为了寻求真理，16世纪末出现了追求精确的激情：精确的年月日、数量、距离和速度。有人甚至觉得，可以准确地确定创世的时刻，那就是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上午9时正。这些人像希腊人那样考虑哲学(他们称之为科学)，他们相信，研究自然的真正目的是在思辨中得到满足。他们不关心进步的观念，不相信自己的思辨有改善生活条件的前景。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尔和牛顿为技术统治论的观念奠定了基础，然而他们本人却是工具使用文化时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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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RenéDescartes，1586—1650）：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将哲学从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人，黑格尔称他为近代哲学之父。代表作为《方法论》和《哲学原理》。

弗朗西斯·培根生于1561年，他是技术统治时代第一人。我这样说可能是在挑战康德2的权威。康德说，人们需要开普勒或牛顿去寻找文明运行的规律。也许是吧。然而，清清楚楚发现科学与改善人类境遇关系的第一人正是培根。他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推动人类的幸福”。他坚持不懈地批评先行者未能理解这样的追求：科学真正、合理和唯一的目的是“将新的发明和财富赋予人的生活”。他把科学从九霄云外拉下来放到地上，这些科学包括数学，他认为数学是发明的侍女。有了这种知识的功利主义观，培根就成为新思想大厦的主要设计师。在这幢大厦里，听天由命的态度被抛到窗外，上帝被送进一间特制的房间。这幢大厦的名字叫进步和力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培根本人并不是科学家，至少不太像科学家。他并没有在任何一个研究领域做过任何拓荒的工作。他并未揭示任何新的自然定律，也没有提出一个新鲜的假设。他甚至对当时的科学研究并不通晓。他自认为开创了科学方法的革命性进步，并为此而感到自豪。但后人并不容许他享受这个美名。实际上，他最著名的科学实验之所以引起我们的注意，那是因为这一次实验要了他的命。在一个风雪天，他与好友威瑟尔博恩(Witherborne)博士乘马车出游，看见地上的积雪时，他就自问：冻雪能否像食盐那样保存鲜肉呢？两人决定立即实验。他们买了一只鸡，掏空内脏，把雪塞进去。可怜的培根未能等到实验的结果，因为他当即受冻病倒，很可能患了气管炎，三天以后就不幸去世。有的时候，他因此而被认为是实验科学的殉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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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英国散文作家、哲学家、政治家，古典经验论始祖，近代实验科学方法鼻祖，著有《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新工具》《学问的进步》。

2 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创始人，主张自在之物不可知，人类知识是有限度的，提出星云假说，著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等。

然而，实验科学并不是他的伟大之处。实用的发明对改善生活条件的效果给他同时代的其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培根是深入而系统地思考这个问题的第一人。他把大量的著作用来教育人，使人明白发明和进步的关系。在《新工具》(NovumOrganum)里，他写道：

观察发现的力量、效应和结果，值得一试。这样的发现最明显地表现在古人闻所未闻的三大发明中，它们是不久前的发明，却不大为人所知。这三大发明是印刷术、火药和磁针，它们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事态。印刷术改变了文学，火药改变了战争，磁针改变了航海。由此而产生了无数的变化；在此，没有一个帝国、一个教派、一颗星球对人类事务施加的力量和影响，堪与这些变化一比高低。

在这一段话里，我们能够看到培根的美德，探察到他伟大影响的源泉。他身上没有丝毫梦游者的迹象。他完全明白技术对文化的作用，他把技术发展置于读者注意力的中心。他笔下的文字信心十足、气势磅礴。他毕竟是世界级的散文大家。他是顶级的宣传家，通晓科学史，但他并不把科学当作思辨的记录，而是把科学当作思辨成就的记录簿。他孜孜不倦地把这个思想传达给全世界，传达给自己的同胞。《新工具》的第一、二卷留给世人的格言警语多达182条，他试图创立一种科学哲学，其基础是这样的公理：“头脑的改善和命运的改善是同一回事。”在这本书里，他谴责声名狼藉的四种假象（idols），因为它们妨碍人获取战胜自然的力量：部落假象使人相信我们的感觉和自然界的真实情况一致；洞穴假象使我们走向从遗传和环境得到的错误观念；集市假象使我们受语词的欺骗；剧场假象把我们引向哲学家误人子弟的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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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读培根，常常会对他言论的现代性感到惊讶。科学是力量和进步源泉的观念，我们耳熟能详。在《学问的进步》(TheAdvancement ofLearning）里，他甚至给一所“发明家学园”勾勒了基础，这所大学颇像今天的麻省理工学院。按他的构想，政府给发明家提供津贴，资助实验和差旅费。他设想创办学术刊物，组建国际学会。他鼓励科学家充分合作，这个念头足以使第谷·布拉赫、开普勒和伽利略大吃一惊，因为他们把一部分天才用来隐藏自己的研究工作，互相保密。培根还主张，科学家做公开的讲演应该得到优厚的报酬，他认为，让公众了解发明的用处和发明本身同等重要。简而言之，他构想的科学事业和今人的想法一致组织有序、经费有保证、公开，在人类不断改善自身境遇的斗争中成为最锐利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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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如上述，培根是技术统治时代的第一位学者。但许多人加入他的行列却还要等待很长一段时间。他1626年去世；欧洲文化过渡到现代世界即技术统治的心态，还需要150年才能够完成。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这样的理念：知识就是力量，人类能够进步，贫困是严重的不幸，普通人的生活和其他人的生活一样有意义。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上帝已经死亡，那不是事实。但“上帝设计”(God'sdesign)这个观念的威力和意义，的确是极大地削弱了。伴随这种观念缺失趋势的是文化上的满足感，因为道德价值和思想价值结为一体了。同时我们必须记住，在工具使用文化的老欧洲，大多数人是农夫，是贫困潦倒、没有权利的农夫。即使他们相信，来生充满无穷的快乐，他们的今生却是“难以忍受、猪狗不如、夭折短命的”。正如C.P.斯诺所云，19世纪的工业革命既是培根式科学的果实，也是穷人的唯一希望。正如托马斯·卡莱尔2所云，即使他们“真正的造物主变成了机械装置”，到了19世纪，大多数人还是不愿意失去他们现今的生活，回到充满神性的、整合一体的工具使用文化。即使他们愿意，那也无妨，因为惋惜过去的时光徒劳无益。西方世界已经成为技术统治论的世界，不可能走回头路了。斯蒂芬·文森特·贝内3给人的忠告是唯一有意义的忠告，他的诗歌既针对那些为技术统治论感到欢欣鼓舞的人，也针对那些厌恶技术统治论的人。《约翰·布朗的尸体》(John Brown's Body)中有这样几行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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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 P.斯诺（CharlesPercy Snow，1905—1980）：英国作家、物理学家，代表作有小说《陌生人和兄弟们》(11卷)，论著《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等。

2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Carlyle,1795—1881)：英国散文家、史学家，关心社会问题，批评社会弊端，著有《法国革命》《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等。

3 斯蒂芬·文森特·贝内（Stephen Vincent Benet，1898—1943)：美国诗人、小说家，代表作有以内战为题材的叙事诗《约翰·布朗的尸体》，短篇小说《魔鬼和丹尼尔·韦伯斯特》等。

倘若你有临终遗言，

既不要说

“那是置人于死地的魔法，应该诅咒”，

也不要说“它赐福于人”，

你只需说“它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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