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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分析德勒兹 先验经验论与建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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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言之,事件之所以为事件,正因为不再只属于我或你,甚至不再属于任何人,它标识着生命所能攫取的最特异形象与时刻,取代了一切固着的人称,成为滑动于诸异质系列间的“动态与确切点”[3]。事件总是介于词汇与事物之间,由特异点、逃逸线及内在性平面所述说,而“主体一我”只是在这个虚拟建构中等待填入的位子。涉及事件的因此不是这个或那个具体的个人(personne),而是某某人物(personnage)或概念性人物(personnage conceptuel)。作为哲学史事件,苏格拉底之死取得意义正因为他就座于死亡的主体位子,但必需以他同时作为柏拉图的概念性人物为条件。作为构思事件的特殊案例,德勒兹往往将死亡视为“事件的事件”、“问题性的最后形式”,并强调地指出,“每个事件都如同死亡,具双重性且具无人称性于其双重性中”[4]而也正是在此,布朗肖对死亡的著名段落成为德勒兹多次援引的论据:“它是现在的深渊,是与我无关、我无法朝它奔去的无现在的时间,因为在它之中我不死亡,我被剥夺死亡的权力,在它之中,“人们’死亡(onmeurt),“人们’不停且不止地死亡。”1]死亡成为生命的根本事件,因为它是每个个体最核心的不可触知、不可知觉与不可预测的无人称性。这对于生命与对于思想似乎都具有同样效力:绝对域外(死亡或非思)必须翻折为纯粹域内(生命或思想),一切个人都将被无人称性所瓦解,但却也都透过它而被铭刻于大写生命事件之中。“人们死亡”成为德勒兹与布朗肖对事件最精简却也是最强烈的表现。然而,“人们”并不指向任何个人,因为在语言的集体布置上,每个个人都只是“人们”在特定时空的肉身化,而每个名字则不过是此布置的概念性人物。“人们”是一切概念性人物的概念性人物,“人们”同时是你、是我、是他,但也不是你、不是我、不是他,因为“人们”在特异点与其微分关系之上飞掠,它永远指向最纯粹的事件性,而所有含括“人们”的表现则不过是此纯粹大写事件的间接自由言说。

附录

[1]“最伟大的事件与最伟大的思想-而最伟大思想即最伟大事件-最晚才会被理解。” (Nietzsche, Par-delà bien et mal, § 285)

[2] “politique de l'antipersonnel" , Schérer, René(1998). Regards sur Deleuze, Paris : Kimé, 27.

[3] LS, 179.

[4] LS,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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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有别于任何经验性人称,因为“人们”直接连结到无人称与前个体化的先验场域。最能展现这种“人们”的领域,正是文学。对德勒兹与布朗肖而言,只有平庸的作家才书写个人经验并停留于仍然以经验性人称(你、我或他)发声的文学之中。文学必需透过“人们”发声,换言之,必需是事件的间接自由言说,即使是以第一人称书写的文学亦然[1]。关于文学的无人称性,布朗肖在论及美国小说时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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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lanchot, Maurice(1988). L'espace littéraire, Paris: Gallimard,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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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叙事是以第一人称写成,这些书中的主角得以在一种无人称模式上被述说,是因为他们被剥夺一切内在现实,他们只是社交上交换与寻常的意见,他们所表现的不过是他们在本能压力下所完成的空洞行动,其暴力毫无神秘,不过是一种笨拙的不一贯、一种被其所能到达的集体性与历史脉络所攫取的强大缺席(absencepuissante)。所有这一切都早已被千百次地述说、分析及深化,我们所欲强调的,是客观叙事(récitobjectif)的技巧一点都不连结到这种观看下的世界。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就只是绝佳的小说技巧,以及在某种尺度下,所有虚构(fiction)作品与很可能也是所有文学表现的基本要求,如果由大写我过渡到大写它(I)(即使当大写我很自然地只是表象形式时)的努力,如果在语言与我们之间保持距离的努力,为了重新掌握我们自己所努力借助的现实途径,这是愈找出一整个最怪异于我们的事件及词汇以便肉身化就似乎愈不躲避的现实,简言之,如果这种既对语言也对我们自身的剥夺是文学经验的要素的话[2]

附录

[1]“文学追随一条倒反之路,且仅奠基于在表象人称下所发掘的无人称威力,其绝非某种一般性,而是最高等级的特异性: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头兽、一个肚子、一个小孩….”(CC,13)关于无人称书写在小说的例子,亦可参考《骆以军,空间考古学者与时间拓扑学者》,《书写与影像》,杨凯麟,台北:联经,2015,87-152。

[2] Blanchot, Maurice, La part du feu, Paris : Gallimard, 1984, 17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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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观点来看,德勒兹一再颂扬美国文学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是一种契合于事件的“客观小说”,其总是企图由“我”过渡到“它”、到“人们”,而这种“愈找出一整个最怪异于我们的事件及词汇以便肉身化就似乎愈不躲避的现实”的书写正是布朗肖所一再强调的文学经验[1]。透过“人们”(即使其仅隐含于第一人称的表象之下),文学成为一种关于事件的特异性书写,“我”被消抹,因为文学不是为了“我”而服务,即使这个“我”是一个大写且先验的自我。换言之,由特异性所包裹的“人们”对立于总是连结到良知与共感的“大写我”。相对于实际的每个“我”,“人们”永远是虚拟的,总是指向过去或未来,但从不是现在的,因为对德勒兹而言,如果书写朝向“缺席的人民”[2],则“人们”所代表的正是这个书写政治学中的缺席人民。文学不是书写“我”所代表的意见或共感,而是透过“人们”给予事件的间接自由言说。“人们”所述说的不是单纯与实际的经验,而是其虚拟意义。“文学仅开始于当剥夺我们说我的权力的第三人称诞生于我们时(即布朗肖的“中性”)。”[3]“人们”是事件操作器,因为被述说的不再是单纯的我或你的回忆、游记、恋情或幻想,而是铭刻特异性的无人称性意义。菲茨杰拉德、梅尔维尔、博尔赫斯、米勒(H.Miller)、乔伊斯、贝克特、吴尔夫、阿尔托、克莱斯特(H.vonKleist)………在德勒兹哲学中不再是作家个人的直接述说,而是以“文学作者”这样的概念性人物成为事件的间接自由述说。他们各自以“人们”发声(即使作品本身是第一人称),但却总是飞掠于不同的无人称特异性系列之间。作为先验的“人们”而非经验的“我”,这些文学作者被置入集体陈述布置之中,成为代表某一事件的“意义程序”(processus du sens),比如菲茨杰拉德意味某种“瓦解程序”(processus-démolition)、布斯凯(J.Bousquet)则意味“肉身化程序”(processus-incarnation)、卡夫卡是“司法程序”(processus-judiciaire)、普鲁斯特是“符号程序”(processus-signes)等等。举例来说,德勒兹多次援引布斯凯的套语,“我的伤口先于我存在,我被生下来是为了肉身化它。”川布斯凯这个专有名词在德勒兹哲学中并不指向那个在战争中被子弹打瘫了身体与写出《翻译寂静》的个人,而这句引文中的“我”也不再指向作家自己或任何他人。因为在德勒兹哲学中,布斯凯已由个人转化为概念性人物,而他句中的“我”也已“过渡”到无人称的“它”或“人们’。换言之,布斯凯已彻底化身为生命中那道皮开肉绽的巨大伤口,那个我们中的每一个“我”都势将经历与肉身化的永恒事件!而正是从这一点起,“我”从此销声匿迹,每个事件透过“人们”开始回响着生命中共同的无人称巨大能量:“人们”出生、“人们”活着、“人们”生成、“人们”死亡,总之,“人们’的光辉”[2],德勒兹毫不犹豫地表示,复数特异性的观点(point de vue)或听点(point d'ouie)取代主体观点或客体观点;而“事件的非形体性由书写的无人称性所负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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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话录》其中的一个标题为:“论英美文学的优越性”。

[2] “peuple qui manque” , CC, 15.

[3] CC,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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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LS, 174.

[2] Schérer, René (1998). Regards sur Deleuze, Paris: Kimé, 32.

[3] 参阅 R. Schérer 对德勒兹 homo natura, homo tantum与 eventum tantum 的精采分析:《德勒兹的恶魔一无人称性I》、《Homo Tantum—无人称性Ⅱ》,收录于Regards sur Deleu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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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感官界限暴力导向思想界限

特异性首先是稀有的,《意义的逻辑》曾以五大特征(复数异质系列、自我统一过程、拓扑学表面、意义场所与问题性)界定特异性的稀有空间1]。在分析福柯的陈述概念时,德勒兹亦曾描述这个使特异性得以滋生的空间,涉及了诸力量间的动态与对角线关系,这是一门繁复的微物理学,多样性由此建构。[2]然而,如果特异性是稀有的,那是因为在德勒兹哲学中它连结到最严格定义下的重复:重复不是再现或一般性,重复者本身也不具同一性,这是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中一再回返的主题,也是我们在“起源与重复”这一章中所展开的问题。

什么促使特异性同时既是差异的差异者也是重复的重复者?德勒兹以一种尼采式句法指出,每个特异性仿佛都是“威力意志的立即表现”,而所有表现所述说的都是同一回事—永恒回归[3]。如果特异性指向一种原初差异,那么其形上学意义却非得从德勒兹一尼采所构思的永恒回归中才能厘清。永恒回归是德勒兹哲学的几个主要吊诡之一,必需通过一种绝对差异与纯粹重复的动态与拓扑关系才可能理解。永恒回归就是特异性的游牧分配,然而每一次的分配都必然同时倍增差异与重复所共构的问题场域与张力。对德勒兹而言,透过永恒回归,透过差异与重复,透过系列化的特异性,我们得以寻获威力意志或存在单义性的表现,而且正是在这个由强度所述说的表现中,德勒兹建构了他的虚拟哲学1]。

分裂分析德勒兹

[1] LS, 125-132.

[2] FO, 129.

[3]威力意志是尼采所构想的一种“高级形式”,产生自“在永恒回归自身之中的重复特异性”。(DR,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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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个观点而言,经由各种创造性程序所迫出的高张、非组织、无形式与前个体化的场域(无器官身体)等待着特异性降临,但其实就是为了使永恒回归成为可见或可述的机器,只是其完全是非自主、无人称且潜意识的自动机制。在德勒兹最深遂的思想中,总是存在一种仅仅借由一种高张场域的存在而成为可能的拓扑交会,随着问题性的不同可以为差异与重复、事物与思想、域外与域内、思考与不可思考,或究极而言,虚拟与实际。这个交会透过由特异性分配所述说的永恒回归,在无器官身体上找到了其极端形式,成就了思想的虚拟性。在此,差异成为感觉的极端形式,而重复则为思想的极端形式,二者不断在特异性的游牧分配上从事永无止境的交互作用(相互转换与相互经过)。仿佛特异性是思想与感觉的唯一沟通。尽管这个沟通透过一种暴力与高张的极端形式,然而,这却也是差异与重复相互沟通与取得自身意义的唯一形式。德勒兹底下这段话无比重要:

在威力意志中的差异以对抗自然法则而被感受,是感性的最高对象,高涨情感([hoheStimmung]记得威力意志首先是以感受,远距感受,被呈现的)。在永恒回归中的重复以对抗思想法则而被思考,是最高思想,伟大思想(gross Gedanke)。

附录

[1]“大写存在被以唯一且相同的意义述说,然而此意义就是永恒回归的意义,如同它所被说之物的回归或重复。永恒回归中的转轮同时是从差异开始的重复之生产,亦是从重复开始的差异之选择。”(DR,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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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是第一次肯定,永恒回归是第二次,“存有的永恒肯定”或述说第一次肯定的n次方。这总是始于信号,亦即始于思想自我指认的第一强度。经由碎裂链结或曲扭回圈,我们由感官界限被暴力导向思想界限,由只能被感觉之物到只能被思考之物[1]。

差异、重复、永恒回归、威力意志、思想、感觉…无数德勒兹哲学中的重要概念交会于此,这是不可思考中的不可思考,事件的事件,也是一切生成汇集与散射之处,而思考的不可能性将透过一种拓扑与高张的方式(“碎裂链结或曲扭回圈”)而具有可能性,或确切地说,具有虚拟性,只是这一切都必需经由特异性的操作开始。究极而言,只要具有一个特异性便已是对此交会的“n次方”述说,永恒回归只要发生一次便已“一次为了所有次”,因为即使只有一个特异性便都已经既是差异也是重复,一个特异性便足以唤起永恒回归、足以唤起上述诸般多样性力量。一切就如布列兹(PierreBoulez)所言:“一个句子便足以使宇宙就位且精准地制定它。[2]”

三、在世界时刻中的任意空间

什么是一个特异性?德勒兹曾给予不少例子:一抹微笑、一个姿势、一个蹙眉、一阵风、一场战役,或“今晚有一场演奏”、“一段长达一小时、三十分钟或五分钟的时段”…单一或多个,特异性或事件似乎总是启始于不定冠词,然而不定的“单一”如何能转换成特异,进而连结到思想的繁复操作之中?这并不关乎哲学史上一与多的永恒争论,而是涉及单一的特异化作用。在《内在性:单一生命……》中,德勒兹透过狄更斯著名的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OurMutual Friend),最后一次展示了这个特异化作用,其仍然与死亡有不可切割的关系:即使是一个无赖的生命,一个“不名誉者的生命”(vie des hommes infämes),在死亡边缘的瞬间都会转化成一种无人称的生命,因为“在他的生命与他的死亡之间,有着仅是单一生命玩耍死亡的时刻。个体的生命由无人称却特异的生命所取代,抽离出一种摆脱内部与外部生命意外的纯粹事件,亦即摆脱所降临之事的主体性与客体性意外。所有人都予以怜悯的Homo tantum’(只是人)而且达到某种至福(béatitude)。这是一种单体,不再是个体化作用,而是特异化作用”。[1]透过死亡,抽象的生命转化成单一的具体生命,它是会死亡且永远消逝的,在生命之前的这个不定冠词un(单一)嬉游于死亡的定冠词la之前。然而,这是否意味生命或特异性必然与死亡不可分离呢?或者生命的意义必然得吊诡地透过死亡来获得呢?德勒兹最后这篇文章的重要性正在于再次(也是最后地)否定这个必然性。死亡永远是大写事件,然而德勒兹却摆脱这个纠缠其理论核心的问题性直接以单一生命来确立特异性,他写道:“不该将单一生命含括于个体生命面对普同死亡的简单时刻。单一生命到处都是,在活着的这个或那个主体穿越的所有时刻中,也在被经验客体所度量的所有时刻中:内在性生命席卷仅在主体与客体中促使自我实际化的事件或特异性。”1毕夏(XavierBichat)所构思的生机论经福柯到德勒兹后,似乎达到另一个顶峰:(不定冠词)单一生命即使再怎么卑微都对立于(定冠词)死亡。[2]单一生命到处都是,这意味着单一特异性到处都是,条件是必须不断特异化或自我特异化。不定冠词un不再是不可决定的,相反地,成为先验平面上的决定作用;每个“单一”(到处都有)都可以是“先验性的线索”,而每个线索都是单一生命的经过。[3]“这个不定生命(vieindéfinie)本身并无时刻,即使这些时刻彼此何等接近,只有间一时间(entre-temps)、间一时刻(entre-moments)。”[4]特异性是一段过程(passage)而不是一个点,是一种流涌而不是固着,它展示着生成的永恒动态,单一生命就是特异性的肉身化过程。德勒兹哲学的关键正在于由不定、单一的生命翻转为先验场域的“可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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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R, 313.

[2] Boulez, Pierre, Relevés d'apprenti, Paris: Seuil, 1966,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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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Deleuze, Gilles, “L'immanence: une Vie" , Philosophie, 1995, 4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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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生命的诸般不定(indéfinis)失去所有不可决(indétermination),条件是其填满一块内在性平面,或,其实这根本是同一回事,建构一块先验场域的元素(反之,个体生命则离不开经验决定作用)。这样的不定并不标识经验的不可决,而是内在性的决定作用或先验可决性(déterminabilitétranscendantale)。不定冠词无法是个人的不可决而不是特异的决定作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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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leuze, Gilles, “L'immanence : Une vie”, Philosophie, 1995, 47, 5.

[2]“毕夏就在这层意义下,以两种方式与古典死亡概念(决定的瞬间或不可切割之事件)分道扬镳:将死亡视同与生命共同扩展,同时也是一种部分及特异死亡的多样性事实。(FO,102-103)

[3]“不定冠词无法是人称的不可决定而不是特异的决定作用。”(Deleuze,Gilles,“L’immanence : Une vie” , Philosophie, 1995, 47, 5)

[4] Deleuze, Gilles, "L'immanence : Une vie” , Philosophie, 1995, 4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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