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信息

符号域里的组织形式是离体的、非物质的、非广延的，却是在物质媒介里实例化的，表征着人的行为和思想。口语的生成和接收需要人体的几种器官，还需要空气这种物质媒介来传播，有时，口语因电话或话筒之类的电子设备而提升。技术、科学、治理、经济和文化的其他方方面面都是概念的、符号的。它们是组织的形式，在物质材料里实例化，它们对物质材料的形塑和控制通过直射而下的因果关系来实现。

本章考虑的一切离体的、非物质的组织形式并非全都源于人类。不过，大量证据表明，人类文化的某些方面起源更早，在能人、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时期就已出现。至于人科的较早形式是否会说话，辩论仍在激烈进行中。无疑，他们已有原始的文化形式，因为他们能制造工具。我们在这里规避这样的争论，因为它和本章的核心主题无关；本章的核心主题是离体组织繁衍的存在。

另一种辩论的主题是，非人科的动物多大程度上拥有文化和语言。的确有证据表明，有些灵长目拥有一种很粗陋的文化，使用粗陋的技术，能传递增强生存机会的行为，比如用细长棍子掏洞里的白蚁，用石头砸坚果。另一个例子是日本一个海岛上的猕猴，它们把红薯洗净后再吃。这里有一个争论的问题：这样原始的或初级的文化形式是否是表征的？我认为不是的。就语言而论，唯有人类掌握完全生成的语言。非人类的野生动物最多只能用一小批信号交流，总数不会超过50个。

同样，人类技术比非人动物的任何工具使用都先进得多。唯独人能用火；唯独人能用工具制造工具；唯独人组织知识、发展科学。因此，我们的焦点是通过人类语言文化的组织繁衍，把非人动物组织繁衍的讨论留给更通晓非人动物行为的专家。

考虑符号域的重要意义在于：用迪肯（1997）的话说，我们人是“唯一的符号动物”（the symbolic species）。其含义是，我们是唯一能概念化和符号化的物种，换言之，唯有我们能应对和处理不在我们感知的时空范围内存在的客体或源头的信息。唯有人能与抽象符号建立符号关系，符号象征性地代表我们不能立即感悟或感知的概念或事物。

第三节 人类语言的组织繁衍

基于舒曼的文章《语言的演化》和《符号域的演化》（2003a，2003b）和我本人的“心灵延伸模型”（Logan 2000，2007），我们假设，符号域、人类语言和抽象的符号概念化是在同一时间协同进化、出现的（Logan，Schumann 2005）。人类语言是突显现象，是复杂自适应系统，其离体组织的繁衍和演化方式与生物有机体非常相似，第三章对生物有机体的繁衍和演化方式已作了描绘。支持我们有关人类语言组织繁衍这个假设的还有另一个假设，那就是道金斯（1989）提出的模因概念，模因复制的文化要素包括语言，本章第四节“人类文化的组织繁衍”将更详细地予以介绍。

考夫曼（1995，p. 49）说：“生物有机体是化学物系统，能催化自我繁衍。”引申这一定义就可以说，语言的运行像符号有机体，能催化自我繁衍。如果我们把每个说话人生成和领会的语言视为非自主的共生有机体，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每当一个儿童习得父母和其他人的语言时，语言就在复制自我、繁衍组织。

我们把每个社会人的语言定义为有机体，借此，我们不仅满足了考夫曼关于有机体催化自我繁衍的标准，我们还可以借用达尔文的单线进化定义来考虑语言有机体的演化，这就是考夫曼所谓的“遗传、修正和选择”。在这里，考夫曼所谓的遗传就是复制，就是儿童的语言习得。如此，你就能把自然选择的概念用于每个社会人的语言有机体，其修正方式是个人构造新的词汇或语法结构。新词流行或旧词的新用法流行，并被其他人“捡起来用”时，选择就发生了。

考夫曼（1995，p. 50）提出的催化闭合（catalytic closure）概念位于生命之源的核心，这个概念也可能提供一种机制，用以说明语言从父母到孩子的复制方式。如果语言表现出催化闭合的性质，那么，有些语言要素的再生产就催化其他元素的再生产。语词不是孤立隔绝的；它们是语义网络的一部分。一个词的意义总是用其他词来界定的，因此，语词互相催化，所谓语言表现出催化闭合机制，其意义就在这里。

语言再生产的意思是，每个说话人的“个体”语言，以及儿童轻松学会父母语言的过程。人科和人通过生物选择学会模仿的生物天赋发挥作用，模拟自催化化学反应，生成更多的同类产物。也许，催化闭合机制使语言习得能很快进行。

语言是非自主的共生有机体，生于催化闭合。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有了有别于乔姆斯基假设的另一种选择。他的主张是：普遍语法是硬接线的。我们的选择是：处在自催化根基的是自组织或考夫曼（1995）所谓的“自组织指令”（order for free organization），即自然发生的自组织（1995，p. 71）。普遍语法不以硬接线的方式蹲在使用者脑子里，相反，它是语言本身的突显特征，每当父母或照顾者的语言以儿童共生语言的形式自我复制时，语言的突显特征也得以复制了。考夫曼的“自组织指令”可译解为“自组织语法”（grammar forfree），或曰语言的自组织。简言之，语言有机体演化的方式使之很容易被婴儿习得，不必借用乔姆斯基假设的语言习得机制。

我们把语言再生产作为生物有机体定义为，“能在环境里自主，是自催化系统，完成一个热力循环”，其中不包含考夫曼生物有机体定义的一部分内容：生物有机体是自主体，由生物分子组成。显然，语言不是分子系统，不完成热力循环，但它能自主完成组织繁衍。语言不必进行热力循环，因为它是非自主的有益寄生体，从宿主身上获取自由能，反过来增进宿主获取资源、利用自由能的能力。

生物有机体的热循环要有一个条件：需要约束条件去做功，做功需要构建约束条件。约束条件嵌入了自主体的组织繁衍，我们在POE里将其确定为学习信息或生物信息，使之有别于香农信息。

就语言而言，基本单位是构成语义的语词，约束条件是语法或句法。语言的自催化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构造语词需要概念和语法，构造概念和语法需要语词。在词汇假设（lexical hypothesis）的传统中，语义和语法是自催化的；根据这一假设，“词汇是语言系统的中心”（Donald 1991，p. 250；亦参见Levelt 1989；Hudson 1984）。因为语词只能用其他词语来定义，词汇就构成语义网，迪肯已指出这一点（Deacon 1997，p. 136）。

语词的比喻用法，以及词义之间的互动可以比喻为一张符号—符号关系网络，迪肯也能够用这个关系网来描绘句法。但是，同一个词的不同意义构成的符号—符号关系网也构成一个语义网，我认为……这是理解语词演化的机制，是语言生态系统变化的方式。（Logan 2007）

综上所述，生物有机体和语言有机体有以下几个共同点：

（1）两者都繁衍组织；

（2）两者都通过遗传、修正和选择演化；

（3）两者都是突显现象；

（4）两者都在自组织和催化闭合中发生；

（5）两者都有一种学习信息或约束条件形式。

相比而言，最后一点不那么简单，需要作一点解释。对生物主体（biotic agents）而言，学习信息提供必要的约束条件，引导自由能转入化学渠道，使维持和复制有机体的工作得以进行。语言有机体的类比是语法或句法，语法约束语义要素流（flow of semanticelements），以构建有意义的命题，为语言提供结构，使婴儿容易学，使语言容易传播或复制。我们把这种学习信息的形式称为语言学习信息，使之有别于生物学习信息。自此以后的下文里，我们只用学习信息这个通称，既指生物体的学习信息，也指语言学习信息。

第四节 人类文化的组织繁衍

文化是社会传输的信息，其形式为人脑中的概念和符号心灵表征（Geertz 1973，p. 8）。这就是说，文化是离体的、非物质的组织形式，在人与人之间扩散。

因为文化繁衍其组织，像生物有机体和语言那样演化，我们在第四章里指出，文化可以被视为符号性的非自主共生有机体（symbolicnon-autonomous symbiont organism），同样，我们把语言描绘为符号有机体和共生体，这也是克里斯琴森和埃利森（2002）对语言的描绘。

作为有机体的文化催生自己的再生产。但社会里的每个人都改变或修正自己从社会继承的文化，以满足自己的需求。我们再一次邂逅达尔文进化论所谓的“带修正和选择的遗传”，因为个人对文化的修正可能被选择或忽视，社会的选择或忽视是基于修正的适合性。如此，文化就繁衍其组织，就像POE描绘的那样。

我们说，个人拥有的文化可以被视为符号有机体。和语言一样，文化不是进行热力工作循环的自主体，而是有益的寄生体（beneficialparasite），它消耗能量，代价是提升个人和社会的能力，让个人和社会获取更好的资源并利用自由能。这个关系是共生关系，类似于宿主植物与菌类的关系：菌类固化氮肥，提高植物把太阳能转化为可用能量的能力。

就生物有机体而言，我们确认，有机化学和化学自催化是作用于它们的约束条件。至于语言有机体，我们确认，语法或句法是作用于该系统的学习信息形式。至于文化，其约束条件是顺应的社会压力，结果就产生大体一致的社会行为。这种一致性并不适用于每一种情况，因为有个人用语特征或逆反行为。这就提供了人与人之间文化传承的修正。通过选择过程，社会的文化规范变迁和演化，与生物有机体的演化颇为类似。

文化的基本单位是行为模式或模型，它们构成个人的信念系统。另一方面，约束条件是社会规范和社会压力。文化的自催化是这样的事实：社会实行自组织。

总之，生物有机体和文化有机体的相似性类似于语言有机体和生物有机体的相似性。它们都繁衍自己的组织；通过遗传、修正和选择机制演化；都是突显现象；都生于自组织和催化闭合；都有某种形式的学习信息。

社会的文化含技术、科学、经济和治理体系等元素，我们将在本章第五节、第六节和第七节分别予以介绍。我们现在转向这些元素，因为它们也代表着组织繁衍，展示出一种演化模型（“带修正和选择的遗传”），很像生物有机体。

第五节 技术演化

技术的出现肯定走在语言之前，证据是：人科动物的工具制造者可以追溯到能人。然而，工具的精细化和增生，以及基于技术的文化却姗姗来迟，大约在5000年前。罗宾·邓巴（Robin Dunbar 1998，p.105）写道：

符号语言……过了很久才以软件发展的形式出现……大概在旧石器革命时期，约5万年前，我们看见首批明白无误的符号表征的考古证据（包括工具质与量的戏剧性改良，赭石可能被用于装饰，紧接着出现的刻意葬式，艺术的、非功能性珠宝首饰）。

技术演化遵循的模式与思维有机体的演化模式相似，许多不同类型的论者均已指出这样的相似性。率先指出这一点的是英国批评家和讽刺家萨缪尔·勃特勒（Samuel Butler），《物种起源》（The Originof the Species.1859）出版后的第四年他就论及这样的相似性。更晚近、更严肃的论述者有乔治·巴萨拉（George Basalla 1988）、约尔·莫吉尔（Joel Mokyr 1990）、沃特·文森特（Walter Vincenti 1990）和加里·奇科（Gary Cziko 1995）。

巴萨拉列举技术演化和生物演化的三点基本相似之处。第一个，生物有机体和技术工具的种类繁多，他列举的事实有：在1790年和1988年间，美国专利局每年批准的专利大约470万项，1988年是他的《技术演化》（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y）出版的时间。如他所言：“制造品的种类之多像生物种类一样令人震惊。

巴萨拉指出的第二个相似之处是，技术演化通过遗传和修正的过程进行：“制造品世界出现的任何新东西都是基于某个已有的客体

（1988，p. 45）。”他列举许多例子，说明革新技术如何大量借用早前的技术，比如轧棉机、电动机和半导体。

谷登堡的活字印刷机是另一个例子。他利用劳伦斯·J.科斯特（Laurens J. Koster）雕版印刷机的理念。科斯特造了一台雕版印刷机，一页一块雕版，反面雕刻，有时也用木活字。科斯特的雕版印刷机并非首创，他借鉴了中国的雕版印刷。中国雕版印刷的理念源于丝绸上的印花图案。

巴萨拉举的第三个例子是，技术通过选择机制存活，社会从大量的技术中选择一种技术，将其融入物质生活。

莫吉尔（1990，p. 275）研究技术演化的路径是考虑技术知识，而不是人造物：

我在这里采用的路径是，技艺……即如何生产物品或服务的具体方式的知识，与物种类似，其变化带有演化的性质。如何生产一件商品的理念或概念可以被视为一个物种成员的表型。在一定程度上，每个有机体的表型是由其基因型决定的，不过环境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与此相似，理念约束技艺的形式，但对环境的适应和调整有助于决定技艺的具体形式。因此，发明、新技术的出现相当于新物种的发生。

文森特（1990）的技术演化研究路径是提出一个“工程知识增长的变异—选择模型”。他建议，设计新技术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建构模型（物理模型或计算机模拟），用替代方式低成本地创造多种变异，然后用选择过程来挑选最后将要建成的技术形式。像莫吉尔一样，文森特的焦点放在技术知识，最有效方式也是通过代理式变异和选择来达成目标。

奇科（1995）引用巴萨拉（1988）、莫吉尔（1990）和文森特（1990）的论述，提出“普遍选择理论”（Universal SelectionTheory），其中一个观点是：技术演化的方式类似于生物有机体。“技术的自适应及其进步是……难以质疑的。 7

最后引用我在《第六语言》里的一段话，我也发现，技术演化与生物有机体的演化有相似之处：

认知工具和物质技术是可供创新者利用的两大资源，社会需要或需求常常是推动力。需要乃发明之母，但发明不会在真空中发生。文化里先前的一切创新提供了认知和物质的资源，为下一层级的创新做准备。先前的创新还对社会经济系统里的变化作出贡献，创造新的社会需求。每一种发明、技术革新或发现都生出新的技术能力、新的认知能力和新的社会条件。这些新东西随即与现存文化里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技术和认知现实相互作用，为下一轮的革新搭建舞台。因此，我们这个模型里的技术变革是正在进行的迭代过程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始于智人的开端，绵延不断直至今天，步伐日益加快。

（Logan 2004b，p. 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