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信息

事实上，我们最早的语词就是我们的概念，概念容许更抽象的思维形式。语词不生成概念，概念不生成语词，更准确地说，人类语言和概念化正好在同样的时间点上出现，那是两者共现条件产生的时间点。从前语言的原始人基于感知的、具体的思维到基于概念的口语和思维，这种转折或分岔是间断平衡论（punctuated equilibrium）的例证。我相信，这个转折点是完全意义智人出现的界定性时间点。这种非连续转折证明了伊利亚·普里高津^[1]（Ilya Prigogine）远离平衡态的理论，证明了这样一个概念：从混沌非线性动力系统的分叉中，一个新层级的秩序会突然冒出来（Prigogine，Stengers 1984；Prigogine1997）。

语词表征概念，概念由语词表征。每个词均有隐喻功能，都是一个奇异吸引子，把先前存在的与该词相关的感知纽结在一起，形成一个词，因而是单一的一个词。我们一切与水有关的经验和感知：我们饮用、洗澡、烹饪、游泳的水，雨水、雪水，全都被捕获在水这一个词里，这个词还表征简单的水的概念。我们语言里的词语并非全都是以感知概括的面目出现的，不过，语言一出现就使抽象水平的思维成为可能，抽象思维导致新功能词的产生，它们有语法功能，给语言赋予句法结构。句法结构也是概念，是包含语词关系的概念，正如语词是包含感知关系的概念一样。

感知是我们用感官去领悟外部世界所得的直接印象。相反，概念是抽象观念，从具体的例子概括而来。观念使人能应对时空遥远的事物，使模仿外部世界和谋划成为可能。人是唯一能使用语言、进行谋划的动物。这些观点与利维·维谷斯基（Lev Vygotsky 1962）《语言与思维》（Language and Thought）的观点相似。

我们把语言的产生归之于原始人生活的复杂性，这样的复杂性又源自于控制用火、制造工具、复杂的社会结构、协调的大规模狩猎和采集，以及手势、体姿、身势语和非言语发声的模仿性的前语言交

流。这些活动实际上是有声语言发展的一个认知实验室。克里斯琴森（1994）认为，工具制造产生序列学习和处理，其功能也可能是口语的预适应。

复杂的社会结构产生社会智能，产生合作和共享信息的需求，因此也起到口语预适应的作用。许多人互动并完成复杂活动产生信息超载，因而产生更好交流与合作活动的需求，合作的活动有分享用火、维持健康、分享食物和大规模的协调狩猎与采食。从这种复杂的混沌中浮现出模仿性交流的前语言的原始语，唐纳德（1998，p.61）认为，模仿性交流“确立了原始人意向表达的基本要素，没有这些要素，语言是没有机会演化为精致、高速的现代语言交流系统的，除非以前就有过一种稍慢、略简单的语言存在”。在原始人早期交流形式的语境中，生成性表征和交流的技能发展起来了。

工具制造、社会互动和模仿性交流产生的不仅有口语和概念思维。经由口语和概念思维的转化，工具制造、社会互动和模仿性交流成为三种活动的原型，形成现代人类社会的核心，分别是：源自工具制造的技术，源自社会组织和智能的商务，源自模仿性交流的艺术形式。“我们的现代文化里嵌入了残余的模仿性文化，现代人类心灵的总体架构中嵌入了一种模仿性心灵（Donald 1991，p. 162）。”

第三节 心灵的延伸

语言不仅把工具制造、社会互动和模仿性交流分别转化为技术、商务和艺术，而且还使人脑转化或延伸为人的心灵。许多现代心理学家认为，人脑和心灵是近义词，不过是描绘同一现象的两个词汇而已，一个出自生物学，另一个出自语文学。另有人把心灵界定为意识、思维、情感和意志的住所。另一方面，我们意识不到的过程不是我们心灵的活动，而是大脑的活动。没有客观的办法来化解这两种观点的分歧，不过我认为，基于我们的语言动态系统模型，可以对心灵和头脑作一个有效的区分：这就是从具体的基于感知的思维到抽象的基于观念的思维分叉的模型。因此我设想，口语到来时，心灵随即生成，概念思维也随即生成。

语言使人脑的效用延伸，产生心灵。语言是工具，据麦克卢汉（1964）所言，一切工具都是人的延伸，由此就可以断定，语言使人脑延伸为心灵，即我所谓的心灵的延伸。我用一个等式来表达这个观点：心灵＝大脑＋语言（mind ＝ brain ＋ language）。

我这个假设就是麦克卢汉（1964）思想的延伸：

人的言语延伸使智能与广袤的外部世界分离。柏格森认为，如果没有语言，人的智能会全部卷入其注意的客体。语言之于智能犹如轮子之于脚和人体。轮子使人的肢体更轻盈、快速地在事物之间移动，使肢体的卷入越来越少。语言使人延伸和拓展。

人的心灵是人脑的言语延伸，是人脑的分岔，这次功能分岔后，人脑仍保留着原始人头脑的感知特征，同时，人脑又能进行抽象的概念思维。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也独立地形成并提出“心灵的延伸”的观点（Clark 1997；Clark，Chalmers 2003）。

在我看来，句法化语言的出现也代表着原始人的最后一次分岔，从智人的远古形式向羽毛丰满的智人的发展。克罗（Crow 2002，p.93）作出了类似的结论：“谨慎的结论是……语言的起源与原始人向现代智人的过渡同时发生，距今大致在十万年和十五万年之间。 7

人是唯一拥有口语的物种，也是唯一体认到心灵的物种。我们的祖先、早期的原始人体会到思维，但他们的思维模式是基于感知的，他们大脑的功能是感知的加工引擎，得不到抽象观念的帮助。由此可见，动物有大脑，却没有心灵，人和动物的鸿沟是：唯有人拥有口语和心灵。

总之，口语的发生代表着三种各自独立的结构分岔：

（1）从感知到概念的分岔；

（2）从脑子到心灵的分岔；

（3）从远古智人到现代智人的分岔。

这三次分岔未必是同时发生的。德里克·比克顿（Derek Bickerton1990，1995）称，首批表征性使用的语词组成原始语，这种语言的发生与直立人同步。这就是说，第一次的分叉可以断定在200万年前左右。第二次和第三次分叉可以断定在充分句法化语言出现的年代，距今大约150万年，似乎与彼时人类文化和技术进步的爆发有关联（1995，p. 65）。

第四节 语言乃有机体

我们提出的了解语言起源的方法论建基于这样一个概念：从工具制造、社会互动和模仿性交流获得的技能是人类语言发生的预适应。这条路径和乔姆斯基的解释截然不同，他率先提出一个观点：世界上的所有语言都共享一种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简称UG）。他解释说，因为基因突变，我们都配置了一种硬接线的设施——普遍语法。他还假设，我们都有硬接线的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Acquisition Device，简称LAD）。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何幼儿能轻松自动地学会父母的语言，虽然他们学母语的刺激很贫乏。他们不需要普遍语法规则的明确灌输，却能在没有人传授的情况下学会这些规则。我们的心灵延伸模型假设：幼儿学父母的语言靠的是模仿，世界语言之所以有普遍性，那是因为人类认知能力的普遍性，因为工具制造、社会互动和模仿性交流成了人类语言发生的预适应。

克里斯琴森（1994）提出另一种有别于乔姆斯基硬接线的假设，和我的心灵延伸模型一致。他说，语言能被视为有机体，演化的结果使之很容易学习，虽然刺激学习的因素贫乏。在稍后与同事合作的一篇文章里，他写道：

语言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人能学习、生成和加工语言。没有人就没有语言。因此，把语言理解为有机体是有道理的，因为语言不得不通过自然选择去符合预适应，以便适应一个特殊的小生境：人脑。为了“生存”，语言具有不需要适应人类学习和加工机制的特性。这并不是说，拥有一种语言的能力不会赋予人选择性优势。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具有优势语言能力的人拥有选择性优势。这一点没有争议，是构成许多语言演化预适应论的基本前提。然而，常常没有被人理解的一点是：作用于语言使之适应人的选择性压力相当大，相比而言，人们适应语言的选择性压力要小得多。在语言受压力大的情况下，语言的生存必须要有一个条件：可以被人学习和加工。适应语言的使用仅仅是人受到的许多选择性压力之一（其他的选择性压力有规避食肉动物、寻觅食物等）。人可以在没有语言的情况下生存，语言没有人却不能生存。由此可见，情况更可能是这样的：语言必须适应人类宿主，而不是人去适应语言。难以学习的语言必定消亡，更可能的情况是，难学的语言根本就不可能产生。

（Christiansen，Dale，Ellefson和Conway 2001，pp. 144—145）

这个假设直截了当地作出了解释：为什么语法是普遍的，为什么无需硬接线的语言习得机制，儿童就轻松学会了语法。

考夫曼（1995，p. 49）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有机体靠自催化繁衍，这个观点可以应用于语言像有机体运行的假设。 “生物有机体是一个化学物系统，能催化自身的繁衍。”我们借用考夫曼的定义，用其泛化的形式来解释语言像有机体运行的假设。我们有理由把语言视为有机体，因为语言是一个语词和语法结构的系统，能催化自身的繁衍。如果我们把每个人的语言使用视为有机体，那么，我们就可以作如是观：每当一个儿童学会父母的语言时，那就是语言的再生。借用这个定义，我们不仅满足了考夫曼关于有机体催化自身繁衍的标准，而且我们还可以这样来考虑语言这个有机体：借用达尔文演化的简单单线定义“带修正的遗传”（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这是因为达尔文所谓的血统就是繁衍。把社会里每个人的语言视为一个有机体，我们就可以说语言在自我繁衍。在这样的情况下，遗传或血统就不是二倍性，而是多倍性，是父母、同胞兄弟姐妹、同龄人、老师、亲友和社会形成的多倍性。到这里，你就可以把自然选择的概念用来指称社会里每个人的语言有机体了。

作为整体的社会语言不是有机体，因为它不能自我繁衍，但我们可以设想它是所有社会成员语言构成的一个有机体物种。费尔迪南·索绪尔^[2]（Ferdinand de Saussure）把社会的语言称为“语言”，把个人用的语言称为“言语”。换用我们的定义来说，“语言”是物种，“言语”是有机体。一个生物物种的同种个体能相互繁衍，一个语言物种的同种个体能相互交流。英语和法语是语言物种。个体的语言能力则代表拥有独特语言的一个有机体，这样的独特语言智能在语言物种内部成员间交流。语言习得的个体发生既是生物性的，也是文化性的，意思是说，降生其间的儿童既带有言语遗传机制，同时又接触一种语言。像英语或法语的一个语言物种不是属于个人的，而是属于社会的或文化的。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1989，p. 192）认为，达尔文主义原理既适用于生物复制器（基因），也适用于文化复制器（模因）。“正如基因在基因池里自我繁衍，通过精液或卵子从一个身体跳到另一个身体一样，文化基因在文化基因池里自我繁衍，通过一个过程从一个脑袋跳到另一个脑袋，广义地说，这就是模仿。

罗伯特·沃登（Robert Worden 2000）试图这样来解读语言变化。他说，语言可以被视为一个语词栖居的生态系统，语词是互相影响的文化基因。受这个观点启示，我将其拓宽并提出一个想法：口语和书面语的每个词、每个语法结构，以及数学、科学、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每一个语义要素和句法结构都是文化基因，就像其他文化成分一样。如果一个新词用来指示一种新经验或新句法结构且听者模仿并复制它，那个词或句法结构就符合道金斯的文化基因定义。语词和句法结构演化并相互竞争。它们是适应的产物，含有残留的结构。它们是活的实体，是活的语言的一部分，像生物系统一样演化和竞争。不同的是，语词和句法结构是没有外延的信息，不是由原子组成的、占有物理空间的活生生的有机体。你可以想象它们是活的信息系统或组织，以道金斯（1996，p. 81）所指的方式自我繁衍。“语言似乎以非基因的方式‘演化’，其演化速度比基因演化要高出若干个数量级。

第五节 第六语言和符号语言的演化

每一个特定的符号都强调某个特定的观点。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道金斯和沃顿的文化基因思维与我稍早论语言演化的《第六语言》有交叉。我证明，口语是语言演化链的一部分，这根链条里还包括文字、数学、科学、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我们将看到，这几种语言都是文化复制因子，通过文化基因繁衍自己的组织，像生物有机体一样，它们是活的文化实体，演化、竞争并传递某种形式的信息。

传统上，语言学家严格按照交流的语汇来界定语言。一个例子是爱德华·萨丕尔^[3]（Edward Sapir 1921）的定义：语言“是思想、情感和意欲的纯人类的、非本能的交流方式”。但交流并非语言的唯一功能。在信息的形成包括信息的加工、储存、检索和组织中，语言还发挥重要的作用。语言是形成新概念和新思想的工具，维谷斯基等人（1962）已指出这一点。文字、数学、科学、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使一些思想的发展成为可能，单用口语是不能产生这些思想的。因此，我们必须将这些形式的语言视为各有特色的语言，虽然它们是互相联系的。

我概括并拓宽萨丕尔的定义，将语言定义为“思想、情感和意欲的纯人类的、非本能的交流方式，语言又是用自然生成的符号系统形成、加工、储存、检索和组织信息的系统”。因此，口语并非唯一的语言形式。比如我们主张，口语和文字是两种特色鲜明、互相联系的语言形式或方式。

这个立场和传统语言学家的信念分道扬镳。他们认为，口语是语言的首要形式，文字仅仅是转注和记录语言的系统。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索绪尔（1967）写道：“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文字存在的目的仅仅是表征语言……语言学的论题不是口语词和书面词的关系，唯有口语词才是语言学的论题。”莱纳德·布龙菲尔德^[4]（Leonard Bloomfield 1933，p. 21）写道：“文字不是语言，文字仅仅是用可见符号记录语言的一种方式。”以上语言学家不懂语言的认知含义，不像斯塔布斯（Stubbs）和蔡菲（Chafe）。斯塔布斯（1982）写道：“语言用于多种方式，每一种方式都影响语言的形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被赋予了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异，现在很清楚了，这两种大类别容许不同的用途和形式（Chafe1998，p. 96）。”

虽然书面语衍生于口语，但将两者视为两种不同的语言形态颇为有益。我们还可以提出另一个类似的论点：数学、科学、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应该被视为四种不同的语言形态，每一种都有独特的交流、储存、检索、组织和加工信息的策略。因此，我将引申口语和文字为两种不同的语言形态的观点，我主张：口语、文字、数学、科学、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是六种不同的语言形态，它们特色鲜明、相互依存，构成一个演化序列，后起的形态衍生于并包含先起语言的形态要素。

口语是第一种语言形态，是其他一切交流和信息加工的语言形式的基础。我们可以这样来界定口语：口语是人类嘴巴说出的信息的总和。书面语衍生于口语，口语可以界定为视觉符号记录的信息的总和。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是：它拥有永久性记录，口语相反，一出口就立即消逝。我们将区分五种不同形态或形式的符号语言：文字（文本）、数学、抽象科学、计算技术和互联网。

文字和数学符号是首批书面语言；两者都是从缴纳农业贡赋的记录系统生发出来的，支付的形式是5000年前苏美尔的泥版符物（tokens）。这种符物的出现是为了应对会计师的信息超载而出现的；农夫向祭司缴纳贡赋用的是农产品，会计师用泥版符物做记录。随后，这些农产品被分配给从事灌溉的农工，他们负责把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流域的河水引进农夫的田地。因为传授文字和数学计算，苏美尔的首批正规学校建立起来了。老师们搜集信息备课，学术由此而生，最终促成科学的发生。科学以有组织知识的面目出现，以应对老师/学者造成的信息超载。科学的方法和发现用文字和数学表达，但科学可以被视为一种独立的语言形式，因为它有自己独特的加工、储存、检索和组织信息的方法，这一方法和书面文本或数学都迥然不同。

六十多年前，下一个加工信息的方式从科学和数学中出现，其形式是计算机技术，这是独特的以赛博空间为基地的、自动加工和组织信息的方法。计算机技术的出现是为了应对科学技术的信息超载。最后，最新的语言形式出现了，那是以互联网和万维网为形式的语言，源自于计算机技术和电信技术的语言。互联网的出现是为了应对计算机技术产生的信息超载，以满足储存和传输信息超载的需要。

这六种信息加工和传播的形态是否应该被视为不同的语言，它们是否仅仅是人类语言能力六个不同的方面——我们不准备讨论这两个问题。为了本书分析的目的，我们将把口语、文字、数学、科学、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视为六种特色鲜明的语言形态。它们共享特色鲜明的通信学和信息学（informatics）方法。每一种语言都提供一个独特的看世界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