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价值：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学批判

转化之后，金的价值及其价值构成和生产周期等之所以有关联，就是为了决定价格的水平（现在，绝对价格在相对价格之后才能从逻辑上被决定)。情况就是如此，因为在这种分析层次上，价值的衡量标准不再是货币商品，而是与相对价格系统挂钩的一般利润率。等式（8.3）表明生产价格决定于当前投入之物的生产价格，在这种标记中，每个资本都在影响平均利润率（平均利润率受总剩余价值的限制，参见第四章第一节)。①在分析的这个阶段，黄金货币有可能被废除，它不必再瞄准经济的稳定性或我们理解经济稳定性的能力。

一旦金从流通中退出，绝对价格可以维持在当前水平（当政府颁布货币不能再兑换金的法令时通常如此)，抑或变成任意水平(如果进行了货币改革)。发达资本主义的货币是价值衡量标准（一般利润率）和交换媒介（它有可能采取金、铜以及纸等任何形式）的复杂统一体，并且履行本章第一节确定的那些功能。即便在黄金货币体系下，上述分析也能表明资本主义条件下金并不是唯一的价值衡量标准，也不是充分的流通工具。然而，随着理论的发展，商品货币的作用变得不可或缺。

第三节信用、货币和通货膨胀

对货币、信用和危机的分析可以朝几个方向发展，以便说明许多当代现象。通过批判性评述信用货币动力学中分别强调冲突、垄断力量和政府干预的三种通货膨胀理论，这一部分将阐明这些方式潜在的用途。①这样做的重要性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通货膨胀提出了有趣的理论挑战。②主流分析通常受QTM的启发，它们的立论基础包括完美的价值、充分的就业和静态平衡中的无成本调节，这些基础太弱了，无法令人接受。与之相比，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学）的贡献虽然尚未充分发展，但确实更有前景。第二，对通货膨胀之认识的进展，很容易就延伸到对通货紧缩的研究上，现在这两者都很重要。③第三，通货膨胀和传统的反通货膨胀政策通常具有很高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它们经常导致高失业、低工资、高剥削率，改变了收入分配和各种社会力量在资本（尤其是金融利益）上的平衡。为了直面通货膨胀和传统上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各种结果，做出另一种分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第八章货币、信用和通货膨胀

①在更具体的分析层次上，包括不同的周转时间在内，货币的交换价值受经济中旧价值和新价值关系的影响，受各个部门技术变革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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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发展马克思对通货膨胀的分析时遇到两个难题。第一，通货膨胀是个高度复杂的过程，它蕴含着一系列抽象程度不尽相同的决定因素，包括生产、货币供给、收益率、商业和金融结构、外部冲击、分配冲突以及其他许多变量。在一个中肯的理论中把这些影响因素安排得井井有条，是非常困难的。第二，尤为困难的是，利用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图克(Thomas Tooke)、马克思、卡莱斯基(MichalKalecki)和诸多后凯恩斯主义学者的反数量理论传统，无法解释不可兑换的货币系统中的剥削。简单地说，发展一种通货膨胀理论的同时，既坚守这种主张—生产的需要以及贸易要求货币进入流通（内生性问题），又承认货币有可能影响“真正的”变量(非中立性问题），这简直太难了。当这种尝试包含了政府和商业银行发行的各种货币形式，而每种货币形式与资本积累都有一种特殊关系时，它会变得更加复杂。尽管有这些困难，这一部分表明勾勒出通货膨胀的一般条件还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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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部分参见 Saad - Filho(2000a)；还可以参见 Howard and King(1991，ch.16)。

②简单起见，通货膨胀被定义为随相对价格的变化而来的价格水平的持续提高。出于许多理由，这个定义并不充分，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它忽略了“隐蔽的”通货膨胀（当货物质量不变，而技术进步并未降低价格时）。

③参见 Moseley(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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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冲突性通货膨胀

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多数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和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家在内，信仰不尽相同的非主流经济学家们论证，分配冲突通常是通货膨胀最重要的原因（这种方式吸引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它显然验证了阶级斗争观念的合理性)。①

对冲突的分析受20世纪50\~70年代尤为流行的成本膨胀理论的启发。这些分析从均衡出发，并假定货币供给完全是内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是被动的，以及关键人物（尤其指垄断资本家和加入工会的工人）具有市场力量、能在很大程度上不依赖市场需求而制定自己的货物或服务的价格。通货膨胀产生了，为了保证金融稳定性和生产的持续性，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的融通抑或对金融系统的支持，认可了对国民收入的占有中不兼容的要求。①通常，通货膨胀率是价格和工资变化的频率以及产能利用率这二者的共同主张中的积极功能，也是生产增长率的消极功能（通过把收入水平、收入预期等目标和由失业对预期工资造成的限制结合在一起，生产增长率的基本模式可以不断地得到改进)。

第八章货币、信用和通货膨胀

① Burdekin and Burkett(1996)和 Dalziel(1990) 对冲突理论做了概述。还可以 参见 Armstrong, Glyn and Harrison (1991), Boddy and Crotty (1975, 1976), Cleaver (1989), P. Devine (1974, 2000), Glyn and Sutcliffe (1972), Gordon (1981), Green and Sutcliffe (1987), Jacobi et al. (1975), M. Lavoie (1992, ch.7), Marglin and Schor (1990), Morris (1973), Palley (1996), Rosenberg and Weisskopf (1981), Rowthorn (1980, chs. 5 -6), Sawyer (1989, pp. 359 - 372)和 Weintraub(1981)。相关批判，参见 de Brunhoff(1982)，Fine and Murfin(1984,ch.7),Kotz(1987),Weeks(1979) 和 Wright(1977)。很明 显，通货膨胀能催生分配的冲突，但这里先不考虑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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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方式最重要的缺陷是：它没有清晰的内部结构。这种方式可以与价值、生产、雇佣、需求、收入和分配等大不相同的理论相契合，也可以与预期收入水平的不同的决定原则相契合。有时候，不同阶级被看作合作者，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收入政策的协商，就可以相对容易地获得经济的稳定性。其他一些时候，必须使用剥削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唯有通过暴力使工人屈服才能获得经济的稳定性。这种灵活性使对冲突的分析能吸引到广泛的受众；然而，它容易受到任意性和缺乏分析严谨性的指控。尤其是，通货膨胀通常始于一种使经济背离帕累托最优均衡的错位。“推卸责任”是存在的，其他经济政策通常由它们能否使经济复归于最初的均衡来评价。那种均衡最初是如何得到的以及为何值得回到那种均衡，诸如此类的问题，并未得到解释。再者，第二章第二节和第四章第一节已经证明了资本家和工人在分有国民产值时并非直面对方，因为（1）工资是预付的而利润是剩余的，(2)分歧通常在于分有多少而不在于是否分有。

唯有通过冲突方法和更广博的经济理论之间的有机关系，诸如此类的不确定性才能被消除。不幸的是，许多这种联系是可能的，但没有一个是必要的。换句话说，冲突理论正如它们通常表现出来的，是典型的“中度理论”。①它们从一系列格式化的经验观察开始，例如，主体可以说自己通过出售自身货物而占有国民产值，并把这些观察转化为能够用来解释这些格式化的事实—例如分配冲突会导致通货膨胀—的结构。这种方式把原因和结果混淆在一起，因为它预设了既然通货膨胀会影响分配，那么收入上的分歧引发了通货膨胀的过程。这种分析并不可靠，因为它的基础并没有一个能够支撑其基本概念和结论的更广泛的结构。缺少一种生产理论，这意味着政府的作用和政策没有足够的基础，它们通常源于更进一步的格式化事实。因此，经济政策的根本原因和力量还没有得到解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分析者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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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当失业降低到对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构成威胁时……通货膨胀在一定时间内……作为维持资本主义剥削的力量而代替了产业后备军。实际上，工人阶级对通货膨胀代替失业的反应，有助于通货膨胀率的快速积累。”(Morris1973，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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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这些重要的限制因素，冲突的方式仍具有现在的关联性。分配的冲突必定是任何通货膨胀理论的一部分，因为缺少了对国民收入水平和国民收入分配的不满意，通货膨胀不可能持续存在。

(二)垄断资本、消费不足和通货膨胀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论证，通货膨胀与大公司日益增长的市场力量相关、与消费不足相关，垄断资本学派的主张最为清晰。②这种方法论证垄断资本是最有活力的公司，是最大的投资者、雇主、生产者和出口商。为了让经济增长最大化，政府通过购买、廉价基础设施、减税、科研和发展补助等方式，支持垄断。更广泛地说，政府在公务人员薪资、消费和公共投资、健康基金、教育和国防上花费巨资，这些钱很大一部分转化成与社会安全相关的费用。通过直接购买和间接转化到消费者上，这些花费支撑着垄断。尤其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到60年代晚期，政府颁布的干涉主义的福利政策造就了经济空前的稳定性、高就业率和高增速。然而，它们也带来了持续的预算赤字、公共债务的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悄然发生。总而言之，通货膨胀是干涉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这种政策试图在受垄断力量和价格测量制约的经济中，确保充分的就业和社会的稳定性。①

第八章货币、信用和通货膨胀

① 参见 Fine and Leopold(1993)。

② 最经典的例子是 Baran and Sweezy(1966)；还可以参见 Best(1972)，Bryan (1985), Dollars and Sense (1978), Dowd ( 1976), Gamble and Walton (1976), Morris (1972), Sherman (1972, 1976a, b), Spero (1969), Sweezy andMagdoff(1979, 1983, drawing on Steindl 1952), Szymanski (1984) 和 Zarifian(1975)。相关批评请参见 Aglietta(1979，pp. 26-28)，Semmler（1982)， Weeks(1982b)和 Wright(1977)。Clarke（1988)剖析了“凯恩斯式政府”， 而Bleaney(1976)批判性审视了消费不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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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洞见固然重要，但这种方法在理论上很脆弱。它缺少关于垄断力量或定价的理论，更没有对希法亭(RudolfHilferding)提出的观念进行审视校勘（对希法亭来说，垄断资本迫使定价高于生产价格以便获取额外利润)。②垄断资本对资本循环和收入分配的影响还未得到解释，社会需求、其他限制因素和相反趋势在资本集中和集权时起到的作用几乎完全被忽略了。

政府理论也不清晰，具有潜在矛盾。一方面，政府相对自主地管理经济，以便保障整个资本的再生产，这就要求资本各个部分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达成和解，而只有在民主下才有可能达到这一点。另一方面，政府是垄断（强力）利益的工具，政府政策受到垄断利益是否同意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就有可能选择法西斯主义。最后，对于把垄断力量、政府政策和通货膨胀贯穿起来的那种联系，几乎也未得到解释。除了这种预设—货币供给是在主动回应垄断的需求或政府的需求以及金融的发展是助力因素之外，我们并没有一种清晰的货币、信用或金融理论。我们仍不清楚为什么这会导致通货膨胀。①一般来说，通货膨胀的原因在垄断决定定价和政府主导的过量需求（这是政府试图避免消费不足而带来的矛盾结果）之间变换。②除了论证垄断收益的代价在于工人和其他集团获得名义上的固定收益以外，通货膨胀对分配的影响也未得到分析。我们尚不清楚这与工资理论、剥削理论是如何联系起来的。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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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 Morris(1972，pp.18-19)来说，通货膨胀的提高源于“毫无活力的垄断资本系统通过货币和注射财政药物做出的无休止的经济刺激”。

②参见 Hilferding(1981，ch.15)，Kalecki(1990c) 和 Sawyer(1985,ch.2)；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做出的批判，参见 Fine and Murfin(1984)。Bleaney(1976，pp.225-226)的论证是正确的：“就现代性消费不足理论写作时有一个严重问题，即它们的影响看起来远远超过它们的理论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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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超发货币的通货膨胀

20世纪70年代中期勾勒出另一种分析，在这种分析中：通货膨胀是商品价格和价值永恒增长的结果，它源于货币供给和货币的社会需求之间的差异。④

第八章货币、信用和通货膨胀

① 参见 Mandel(1968，p. 527)和 Sweezy(1974)。Sweezy认为 Baran(1973) 确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通货膨胀的危险性：长期看政府赤字融资不具有持续性，因为政府的大部分预算花在了非生产性支出上（例如军费开支)。这些开支具有潜在的通货膨胀性，因为它们提高了货币和商品的比值（参见下文)。

② 参见Sherman(1972)；相关批判参见Weisskopf(1985)。Sweezy和 Magdoff(1979，p.9)再三主张“垄断资本也许不是价格上涨的直接原因，但绝对是价格上涨之所以发生的必要条件……即便垄断不是发动机，毫无疑问，它也是迄今十年的通货膨胀以及之前价格螺旋上升的必要条件”。

③由于使用经济剩余的概念而未使用剩余价值的概念，垄断资本学派受到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的激烈抨击。参见第二章第一节和Weeks(1977，1982b)。

④ 参见 Aglietta(1979),Boyer(1986, ch.10),de Brunhoff(1978a, pp. 45 - 48),de Brunhoff and Cartelier (1974),Ergas and Fishman (1975),Fine(转下 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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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分析从资本流通开始。当资本家利用之前积累的资金或者重新创立的信用货币借款以便为生产筹资的时候，生产循环就开始了。将这些资金注入经济中，这提高了流通货币和产出价值的比率。如果更多的产品被生产出来并且被销售出去、额外的收入被创造出来，那么，货币和价值关系中最初的变化就不会发生。然而，如果产品不能以生产价格出售，那么两种方式可以弥补公司受到的损失。一种方式是，如果“市场原则”受尊重，那么一组定义明确的主体通常是公司或银行会承受这些损失。这种解决方式并不稳定，因为它有可能导致失业、产能利用不足、工作环境恶化和金融脆弱。

另一种方式是损失的社会化，即债务得到融资或公司收到政府补贴（其极端方式是损失由国家承担、由公共资金“重组”）。无论哪种方式，都注入了一种购买力，以便使流通货币和产出之物之间最初的差异永远存在，换句话说，始终不断地增加与劳动等价的货币。违背“市场原则”为经济注入的货币就是超发货币。①超发货币之所以被创造出来，还可能是因为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支持，是因为投机目的而合作、动用家庭储蓄或借债。②不考虑产品的不变价值，不顾当今或过去存在的均衡，超发货币增加了非金融部门名义上的收入或流动财富。如果超发货币引起了数量上的回应，之前价值和货币的关系有可能得到恢复；否则，劳动的货币表达就会升高：这就是超发货币的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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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注④)(1980,ch.4)，Lipietz(1985a)，Loranger(1982a，1989)，Mandel(1975, ch. 13), Mattick (1978), Orléan (1982), Reuten and Williams (1989,pp. 84 -87, 95 - 98, 148 - 156), deVroey (1984) 和 Weeks (1981, pp. 145 -148)。Toporowski(2000)也勾勒出类似的路径，他强调资本市场的作用。更完整的分析，参见 Saad-Filho(2000a)。许多后凯恩斯主义学者（例如 Moore1988）论证如果货币供给是内生性的，就不会有过量的货币供给。相反的论证，参见 Hilferding(1981,ch. 5)和 Lapavitsas and Saad - Filho(2000)。

① 参见 de Vroey(1984)。

②类似的论证，参见 Kalecki(1997)和 Sawyer(1985，c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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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上的态度有可能促进超发货币的通货膨胀，但是这种态度不应该受“指责”，即便这种超发是由个人决定（而非受政府控制—包括银行贷款）所进行的例行的、必要的创造。再者，即便超发货币是由政府制造的，也不可能提前知道它对数量或价格的影响（影响肯定存在，但必然不精确）。在适当的时候，流通货币的数量和需求之间的差异，会由于产品、流通速度或贮藏的变化而被消除。这种调整需要时间，它们还有可能因为对价格、交换率、收支平衡和收益率的影响而造成额外的不稳定性。如果这些货币差异持续存在，它们有可能导致持续的通货膨胀、严重的收支不平衡并使经济停滞延长，这些都表明了货币的非中立性及其对积累过程的潜在影响。

长期的通货膨胀可能源于政府试图让经济持续增长，抑或源于增长衰退时对通货紧缩的规避。更一般地说，在上升阶段，超发货币主要是由受中央银行支持的单个部门提供的，以便为消费和新投资提供资金。因此，增长必然在已确立的价值和货币关系上打开一个缺口，而且它总是具有潜在的通货膨胀性（这取决于供给和相应的进口)。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失调和瓶颈不可避免地得到发展，金融结构变得日趋脆弱，除非廉价进口物已经就绪，否则价格（以及工资）就要有上升的趋向。在这个阶段，由于收支平衡的限制抑或采纳了相矛盾的政策，危机自然地爆发了。如果危机变得尖锐、通货紧缩迫在眉睫，那么，政府通常会介入并且审慎地注入超发货币。①

第八章货币、信用和通货膨胀

① 这种观点与Minsky(1986) 的观点相似，这是在强化 de Vroey(1984)的论证——超发货币与后凯恩斯主义的分析具有潜在的契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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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表面相似，但是，超发货币的通货膨胀理论无法与QTM理论相契合。数量理论有如下预设：货币供应是外源性的，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以及从超发货币的视角看，不用于贮藏的货币是无法被接受的。

第一，这种方式论证了超发货币是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公司的交互作用中，常规地、自发地创造出来的，而且政府不能控制甚至无法精确地知道其超发货币的数量。与之相比，数量理论预设了银行体系总是满额贷款，以及中央银行可以自由地直接（通过政府财政赤字的货币化或购买政府债券）或间接（通过强制性银行准备金的变化，这无疑会带来未偿还贷款存量的变化）决定货币的供给，而货币供给变化的其他原因常常被忽略。QTM也常常忽略了这种可能性—贮藏、还贷和补偿的变化有可能抵消由中央银行引发的那些变化。

第二，从短期和长期看，超发货币是非中立性的。它可能对国民生产的水平和构成以及需求的结构带来不可逆转的变化，这依赖于它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以及它是如何流通的。与之相比，QTM预设了长期极端情况下，乃至以短期来看，货币是中立的。

第三，超发货币（无论其数量、价格还是二者兼而有之）的影响是不可预测的。人们能说的只不过是高产能利用率和积极的政府政策增加了超发货币的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绝不简单。与之相比，对QTM来说，货币供应和通货膨胀的关系通常是直白的。由于有完善的竞争、充分的就业以及货币中立性等潜在的预设，（由中央银行发行的、由商业银行自主传播的）货币供给的变化毫无疑问会引出价格水平不可预期的变化。

超发货币的方式能为这种通货膨胀理论—将劳动价值论的主要主张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通货膨胀的卓有价值的洞见融为一炉—提供基础。然而，这种方式的关键点仍有待发展，而且它也有一些不足和模糊亟须加以阐释。例如，对中央银行和信用货币供给的分析通常过于简单，直面最近后凯恩斯主义的发展①、迂回的贡献②和卡莱斯基的著作③，能在这方面受益良多。从更具体的分析层面来说，明斯基（MarvinMinsky）对现代资本主义金融不稳定性的贡献，需要得到更详细的评价，需要融入分析之中。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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