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伦理

图1.99 辩论比智能问答更困难，需要根据对手的观点把自己的论点和论据组织起来，驳倒对手并赢得听众对自己的支持。甚至有的时候，演讲者与听众有互动，需动态地调整讲话的内容

由自然语言生成技术产生的言论，是否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虽然是机器生成的，如果该言论诽谤、伤害了他人，谁该为此承担责任？正常的人类明白自己所说的话并为它负责，而机器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即便它生成的文字中有观点，对机器而言，它并不明白其含义和可能的后果（譬如种族仇恨）。像例1.20中的语言模型，其设计者和训练者应该为它的不良言论负责。

图1.100 讨论是人类独特的一种交流方式，人们各抒己见，共同解决问题。俗话说，“三个臭裨将，顶个诸葛亮”，由多个专家组团决策的集成学习（譬如，靠多数投票的分类器）正是一种集思广益的机器学习策略

常言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广开言路、博采众议总是有益的。未来会有满腹经纶的机器律师、演说家、咨询师、企业决策者、金融顾问等，它们的言论也要和人类的一样既有自由又有约束。

人类的辩论有论点和论据，讲究思路清晰和逻辑正确，机器的也应如此，而不是东拉西扯、不知所云。要做到这一点，自然语言理解是必不可少的，还需要自动文摘、信息检索、各种推理、语言生成、伦理评估，等等。计算论证技术可以自动地获取各种观点，为机器增添了更强的学习能力，说不定还能成长为一个学者或公司总裁呢。

探索语言的本质

图1.101 语言学家索绪尔

瑞士语言学家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Saussure, 1857—1913）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他区分了言语（parole）和语言（language），认为前者是个体对语言系统的运用，而语言是基于符号及意义的一门科学。通俗地讲，言语是现象，语言是机制。索绪尔是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的鼻祖，他把语言中永恒的结构作为终极目标。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人类话语能力的社会产物，而且它是被社会使用和容许人用这个能力的必要习惯的总和。”甚至，“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索绪尔去世后，他的学生把他的授课讲义整理成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于1916年出版，被公认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开山之作。

图1.102 物质的很多属性由它的分子结构（即共价键与分子的空间结构）决定

结构是刻画概念的重要手段。例如，钻石和石墨都是碳，但结构不同（即同素异形体）。结构主义把基本关系及其组合作为研究的对象，认为意义存在于结构之中。在数学中，结构（structure）是附加了一些特征（如运算、关系、度量等）的集合。根据结构，对象可以拆解为更小的组成部分，还可以重新组装起来。

之前，数学家花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意义存在于关系之中。例如，20世纪初，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德国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 1862—1943）在其名著《几何基础》（1899）里提出了初等几何的一个公理体系，这些公理都是用来描述抽象关系的。基本元素的语义被抛弃，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公理体系的适用范围。

意义到底在关系之中还是结构之中？或许二者兼有。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现代人类学之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认为亲属关系有四种基本类型：夫妻、父子、兄妹、舅甥，其他的亲属关系都由此定义（见《亲属的基本结构》，1948年出版）。其名著有《忧郁的热带》（1955）、《结构人类学》（1958）、《野性的思维》（196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