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伦理

做科研若是出于热爱便不会造假，因为造假的科研哪有什么真正的乐趣可言。假的永远真不了，这世上没有一位科学家愿意把明知为假的结果刻在他的墓志铭上，这是莫大的耻辱。

图3.110 人们用各种科学实验来验证猜想，任何理论都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变成知识。越不容易验证的，越需要科学家的良知

若学术造假是为了名利，大可不必走科研这条充满荆棘之路去追逐这些用谎言换来的浮云。也许上述对科研的理解是幼稚的，在一些人看来“科研”的确是通往名利的捷径。其实他们是大错特错了，科学从来不撒谎，因为真理眼里不揉沙子。

例3.21 2006年初，有人在清华大学水木清华BBS上匿名举报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的“汉芯一号”造假，以此骗取政府1亿多元的科研经费。经过一个月的调查，“汉芯事件”终于浮出水面并得到核实。5月份，上海交通大学撤销了陈进的各项职务和学术头衔，并追缴其名下的科研费用。遗憾的是，没有任何人在这次丑闻中受到法律的制裁。

图3.111 用细砂纸打磨掉了标志的摩托罗拉芯片，被重新涂上“上海交大”和“汉芯”的标志，完成这件细致工作的是上海翰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学术造假是一种隐蔽、恶劣的学术腐败行为，它在无形中侵蚀摧毁了一个民族的诚信和科学精神。当官、商、研沆瀣一气作奸犯科时，更是释放出无穷的破坏力，致国家于危险的境地。“汉芯事件”让中国的半导体事业进入了低谷，也影响了那些诚实的研发者。半导体产业落后、人才稀缺的这个短板，在中美贸易战与科技战中被对手抓住，令国家蒙受了难以估算的巨大损失。

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强调求实、创新、怀疑、包容等几个方面。梁启超（1873—1929）在讲演《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1922）里大声疾呼科学精神，他道出了我们缺乏科学精神的真相。“那些绝对的鄙厌科学的人且不必责备，就是相对的尊重科学的人，还是十个有九个不了解科学性质。他们只知道科学研究所产结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他们只有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化学……等等概念，而没有科学的概念。他们以为学化学便懂化学，学几何便懂几何；殊不知并非化学能教人懂化学，几何能教人懂几何，实在是科学能教人懂化学和几何。他们以为只有化学、数学、物理、几何……等等才算科学，以为只有学化学、数学、物理、几何……才用得着科学；殊不知所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只要够得上一门学问的，没有不是科学。我们若不拿科学精神去研究，便做哪一门子学问也做不成。中国人因为始终没有懂得‘科学’这个字的意义，所以五十年很有人奖励学制船、学制炮，却没有人奖励科学；近十几年学校里都教的数学、几何、化学、物理，但总不见教会人做科学。或者说：只有理科、工科的人们才要科学，我不打算当工程师，不打算当理化教习，何必要科学？中国人对于科学的看法大率如此。我大胆说一句话：中国人对于科学这两种态度倘若长此不变，中国人在世界上便永远没有学问的独立，中国人不久必要成为现代被淘汰的国民。”

梁启超是这样定义科学精神的，“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梁启超把这句话分了三个层面说明：第一层，求真知识。第二层，求有系统的真知识。第三层，可以教人的知识。

一百年前，梁启超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学术界，因为缺乏这三种精神，所以生出如下之“病证”。

“一、笼统。标题笼统——有时令人看不出他研究的对象为何物。用语笼统——往往一句话容得几方面解释。思想笼统—最爱说大而无当不着边际的道理，自己主张的是什么，和别人不同之处在哪里，连自己也说不出。

“二、武断。立说的人，既不必负找寻证据、说明理由的责任，判断下得容易，自然流于轻率。许多名家著述，不独违反真理而且违反常识的，往往而有。既已没有讨论学问的公认标准，虽然判断谬误，也没有人能驳他，谬误便日日侵蚀社会人心。

“三、虚伪。武断还是无心的过失。既已容许武断，便也容许虚伪。虚伪有二：一、语句上之虚伪。如

隐匿真证、杜撰假证或曲说理由等等。二、思想内容之虚伪。本无心得，貌为深秘，欺骗世人。“四、因袭。把批评精神完全消失，而且没有批评能力，所以一味盲从古人，剽窃些绪余过活。所以思

想界不能有弹力性，随着时代所需求而开拓，倒反留着许多沉淀废质，在里头为营养之障碍。“五、散失。间有一两位思想伟大的人，对于某种学术有新发明，但是没有传授与人的方法，这种发明，便随着本人的生命而中断。所以他的学问，不能成为社会上遗产。

图3.112 2 400多年前，柏拉图学园追求的就是经得起考验、可以传授的真知识

“以上五件，虽然不敢说是我们思想界固有的病证，这病最少也自秦汉以来受了二千年。我们若甘心抛弃文化国民的头衔，那更何话可说！若还舍不得吗？试想，二千年思想界内容贫乏到如此，求学问的途径榛塞到如此，长此下去，何以图存？想救这病，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

“我最后还要补几句话：我虽然照董事部指定的这个题目讲演，其实科学精神之有无，只能用来横断新旧文化，不能用来纵断东西文化。若说欧美人是天生成科学的国民，中国人是天生成非科学的国民，我们可绝对的不能承认。拿我们战国时代和欧洲希腊时代比较，彼此都不能说是有现代这种崭新的科学精神，彼此却也没有反科学的精神。秦汉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中国者二千年；罗马帝国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于欧洲者也一千多年。两方比较，我们隋唐佛学时代，还有点‘准科学的’精神不时发现，只有比他们强，没有比他们弱。我所举五种病证，当他们教会垄断学问时代，件件都有；直到文艺复兴以后，渐渐把思想界的健康恢复转来，所谓科学者，才种下根苗；讲到枝叶扶疏，华实烂漫，不过最近一百年内的事。一百年的先进后进，在历史上值得计较吗？

“只要我们不讳疾忌医，努力服这剂良药，只怕将来升天成佛，未知谁先谁后哩！我祝祷科学社能做到被国民信任的一位医生，我祝祷中国文化添入这有力的新成分，再放异彩！

一百年过去了，先哲梁启超的这番宏论依然是掷地有声、发人深省的。回想1919年，思想家、政治家、新文化运动领导者之一陈独秀（1879—1942）在《新青年》撰文大力提倡“德先生”

（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百年以来，我们发展科学与技术，却单单忘记了“科学精神”。我们是否请错了“先生”，应该请两位的合体——科学精神。令人痛心疾首的是，梁启超论及的那些“病证”如今仍在，继续吞噬着我们的自由思想（它在春秋战国时期曾经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