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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8 利玛窦把《几何原本》引入中国，同时也带来了文艺复兴的科学思想

L 步利玛窦后尘，罗马天主教耶稣会德国神父约翰·亚当·沙尔·冯·贝尔（Johann Adam Schall vonBell），中文名汤若望（1592—1666），于1619年抵达澳门，并在中国度过了余生。1631年，汤若望为徐光启制作了天文望远镜，徐观看后赞叹，“若不用此法，止凭目力，则炫跃不真”。另外，汤若望还把西方的冶金技术带入了中国。

图3.119 汤若望协助徐光启推动了中国天文历法的发展

口 天主教耶稣会比利时神父费迪南德·维比斯特（ Ferdinand Verbiest ） ， 中 文 名 南 怀 仁 （ 1623—1688），于1659年抵达澳门，曾与汤若望一起在北京共事，也把生命留在了中国。

图3.120 南怀仁精通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哲学，他接任了汤若望负责天文历法的工作，也曾帮助清廷铸造红夷大炮

《利玛窦中国札记》（拉丁文原名《基督教远征中国史》，1615年在德国首刊）是由金尼阁（1577—1628）⁽¹⁰⁾根据利玛窦的意大利文日记整理而成的拉丁文回忆录^[66]，首次把一个真实的中国介绍给西方，“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利玛窦为中华文明深深着迷，他的日记里不乏许多赞美之词。

第一卷第四章“关于中国人的机械工艺”一开篇就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是最勤劳的人民，而且从以上几章可以很合逻辑地得出结论说，他们中间大部分人机械工艺能力都很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原料，他们又天赋有经商的才能，这两者都是形成机械工艺高度发展的有利因素”。

中国人有海纳百川接受新事物的宽广胸怀。“我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天真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质量更好，就喜好外来的东西有甚于自己的东西。看来好象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发现自己远远优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第一卷第四章）

口 “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欧洲人常常不满意自己的政府，并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西方国家似乎被最高统治权的念头消耗得筋疲力尽，但他们连老祖宗传给他们的东西都保持不住，而中国人却已经保持了达数千年之久。”（第一卷第六章“中国的政府机构”）

“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这是他们最为重视的五大美德（即仁、义、礼、智、信）之一，他们的著作中有着详尽的论述。对于他们来说，办事要体谅、尊重和恭敬别人，这构成温文有礼的基础。他们的礼仪那么多，实在浪费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熟悉他们的风俗的人实在感到遗憾，他们为什么不摒弃这种外在的表现，在这方面他们远远超过所有的欧洲人。”（第一卷第七章“关于中国的某些习俗”）

图3.121 《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的插图：利玛窦和徐光启

除了赞美，利玛窦从另一个文明的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的批评之声至今仍然振聋发聩，值得我们深思。

在第一卷第五章“关于中国人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及学位的运用”，利玛窦坦言，“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做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和知识。”

口 在第二卷第六章“罗明坚神父退场，利玛窦神父摆脱了一项严重的指责。他以自己的数学知识震慑了中国人”，利玛窦再次表达了他的感受。“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而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直到鸦片战争，中国还沉醉在这种井底之蛙的盲目自大之中。在备受挫折之后，自卑又让这个民族迷失了自我。骄傲和自卑这两个极端的心态，都无助于认清自己。

口 利玛窦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的思想体系不重视逻辑的弊端。“中国所熟习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但在这方面他们由于引入了错误，似乎非但没有把事情弄明白，反倒弄糊涂了。他们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因而处理伦理学的某些教诫时毫不考虑这一课题各个分支相互内在的联系。在他们那里，伦理学这门科学只是他们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所达到的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见第一卷第五章）

口 中国的传统文化重文轻理，导致科学土壤的贫瘠。“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除非由于家务或才力平庸的阻挠而不能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研究。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像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学生们因希望着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吸引。这一点从人们对学习道德哲学深感兴趣，就可以很容易看到。在这一领域被提升到更高学位的人，都很自豪他实际上已达到了中国人幸福的顶峰。”（见第一卷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