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ingtheFuturePostcapitalismandaWorldWithoutWorkNickSrnicekAlexWilliamsZLibrary的全文翻译

例如，国家支持建立邻里公社，作为将社会主义融入日常实践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新政党的资源可以被集体动员起来—一例如，“我们可以”党就是通过群众集资15万欧元成立的一一党的活力可以通过地方运动、党员和中央政党结构之间不断的制度化谈判来维持

例如，Podemos旨在建立民众治理的机制，同时也寻求进入既定机构的途径它是一种多管齐下的社会变革方法，比任何一种选择本身都提供了更大的真正变革潜力与此同时，巴西的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一直对多个团体(解放神学团体、农民运动)保持开放，同时仍然围绕一个本质上以工会为基础的核心组织。用一位研究者的话来说，“这种基层和先锋队的结合构成了一种不是很列宁主义的列宁主义”。63然而，所有这些经验表明，为了将国家转变为他们利益的有意义的工具，并克服运动力量和国家力量之间的生硬划分，人民的大规模动员是必要的。其目的必须是避免“迷恋国家、官方权力及其机构的倾向，以及相反的迷恋反权力的倾向”。64在对政治制度普遍不满的背景下，这仍然是可能的—一尽管，再一次，有一个适当的话语框架来引导这种不满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最后，政党仍然掌握着重要的政治权力，关于他们未来的斗争当然不应该被抛弃给反动势力。

应该清楚的是，我们现在离地方主义、水平主义和直接民主的民间政治拜物教有多远。组织生态学并不否认这样的组织形式可能有作用，但它拒绝这种组织形式就足够的观点。对于一个需要推翻新自由主义常识的反霸权项目来说，更是如此。因此，我们所呼吁的是组织之间的功能互补，而不是对特定组织或组织形式的拜物教。

杠杆点

如果民粹主义运动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反霸权的组织生态系统，为了发挥作用，它仍然需要有破坏的能力。即使有健康的组织生态和大规模的统一运动，如果没有机会利用运动的力量，变革也是不可能的。从历史上看，工人运动取得的许多最重大的进步都是由关键战略位置的工人实现的。不管他们是否有广泛的团结、高水平的阶级意识或最佳的组织形式，他们通过能够融入并反对资本主义积累的流动而取得了成功。事实上，工人战斗性和阶级斗争成功的最佳预测指标可能是工人在经济中的结构性地位。

例如，在早期的物流基础设施中，码头工人发现自己占据了资本流通的一个关键点。多式联运一一在轮船、火车和卡车之间转移货物—一是劳动密集型的，而且成本很高由于位于货物流通的关键通道上，从事这项工作的码头工人控制着一个主要的杠杆点。其结果是，码头工人非常好斗，在劳资纠纷中损失的工作日比几乎任何其他行业都要多像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这样的著名的工会力量也是如此

源于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结构地位以及汽车工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此外，他们的力量是在高失业率和低组织水平的时期出现的一一事实证明，支持性的劳动力市场和组织力量都不是成功所必需的煤矿工人也拥有类似的杠杆地位。在矿井里工作，在一个停工特别容易发生的环境中，从管理层那里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性。其结果是，“他们的地位和集中度，在某些时刻给了他们机会，去锻造一种新的政治力量”。68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今天的采矿业，因为资源供应本身是不流动的，所以采矿业能够抵抗资本外逃的威胁。南非的矿区提供了一个当代的例子，既揭示了工会的力量，也揭示了资本的暴力。当矿工们在2012年进行野猫罢工时，政府被召集起来，30多名工人在马里卡纳大屠杀中丧生。不那么暴力，但同样重要的是，某些供应商的垄断地位。69.在这些地方发生的罢工，如中国宝成集团的罢工，堵塞了整个供应链，对资本主义利益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在供应链的另一端，零售分销也为重大的军事行动做好了准备，为打破当代资本主义对准时物流的依赖提供了丰富的机会这些杠杆点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看到了有意无意地剔除这些杠杆点的过程。集装箱的发展促进了多式联运的自动化;物流的全球化促进了资本为应对罢工而转移工厂的能力;石油作为主要能源的转变大大减少了可供政治行动使用的瓶颈点。如今，经典的杠杆点已经基本消失，需要进行新一轮的实验和战略反思。实验之所以必要，正是因为政治是一套动态系统，由冲突驱动，由适应和反适应驱动，导致战术军备竞赛。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一种类型的政治行动都极有可能变得无效，因为它的对手会学习和适应。因此，没有一种特定的政治行动模式在历史上是不可侵犯的。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需要抛弃熟悉的战术，因为他们所对抗的力量学会了更有效地防御和反击这些战术。秘密遭遇卧底渗透者;戴口罩遭遇新立法禁止;Kettling会遇到跟踪警察行动的应用程序;对警察暴力行为的记录会被其定罪;大规模抗议遭遇的是严厉的监管，让抗议变得枯燥乏味;非暴力的非暴力反抗遭到警察的暴力镇压。政治策略是一个动态的力量领域，在克服国家和企业阻碍变革的新障碍时，实验是必不可少的。

劳工运动的历史为这种方法提供了一个典范。它的主要策略之一是限制劳动力的供应，从而使其更有力量和价值为达到这一目的而进行的早期努力往往是基于技能、性别和种族的歧视而拒绝对特定工作进行培训例如，早期的排字工人组织起来，以保护以男性为中心的熟练劳动力不受引进相对不熟练的女工的威胁然而，资本的去技能化和生产的工业化使得削弱许多熟练的工会成为可能，并在更大程度上开放了劳动力供应。其结果是许多以特定技能为基础的传统工艺工会的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沿着工业路线组织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产业工会的出现减少劳动力供应的另一个可能的策略是我们前面研究过的:减少工作时间。这就产生了

减少劳动力供应，正如上文所述的排他性工会所实现的那样，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76.减少工作时间的策略不是依赖于将特定群体排除在技术行业之外，而是依赖于收回每个人的一部分劳动时间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一一尤其是由于战后劳资双方达成的共识一—这种策略不再受欢迎，工人运动的注意力转向了关于工资的集体谈判。然而，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这种策略有可能在改造我们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努力中复活。另一个关键策略是罢工，其逻辑是让资本付出代价，迫使其在谈判中出手。但这种方法受到了一个事实的限制，即非技术劳动力很容易被新的(更温顺的)痂工取代。罢工还允许雇主利用停工时间引进新机器一一这恰恰是工人们可能正在努力反对的变化。作为回应，20世纪初出现了静坐罢工和占领工厂的新策略，这使得替代工人无法操作，并有可能证明管理是多余的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对手之间发生的动态军备竞赛，因为每个人都试图利用新的战术和技术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今天，这些斗争的地形再次发生变化，至少有两个与经典工作场所中断有关的广泛和新出现的问题表明了这一点。首先，存在着自动化的趋势。正如物流的自动化夺走了码头工人占据的一些杠杆点一样，工厂、运输以及最终服务工作的自动化也预示着职场斗争的可能性会显著下降。例如，自动驾驶汽车的出现将迅速减少运输系统中所包含的杠杆点。英国全国铁路、海运和运输工人工会(National Union of Rail, Maritime andTransport Workers)在不久的将来将不得不直接面对这个问题，因为自动驾驶列车已经投入运营，并计划进一步扩大规模。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明确表示，应该用自动化来摧毁英国仅存的几个激进工会之一然而，至关重要的是，杠杆点仍然存在，在重组和自动化之后，新的杠杆点将会出现。例如，正如一位作者所指出的——1957年!一一“极少数工人的罢工有可能使整个自动化工厂瘫痪”。监督一个过程的工人数量的减少也意味着潜在的权力集中在一小群人手中。同样，虽然自动化运输系统可能不会受到司机罢工的影响，但它可能会受到程序员和it技术人员的罢工，而且由于自动驾驶汽车的技术限制，它更容易受到封锁。这些车辆通过减少环境变化来发挥作用，使它们“更类似于在看不见的轨道上运行的火车”。80.因此，对环境的意向性的操纵可能特别具有破坏性。同样，模式识别算法在各种任务(如诊断、情绪和面部检测、监视)中的使用也极易受到于扰对这类机器的技术理解对于理解如何中断它们至关重要，任何剩下的未来都必须在技术上和政治上一样流畅。最后，需要的是对正在重构生产和流通的自动化趋势的分析，以及对新的杠杆点可能在哪里发展的战略理解。

经典破坏性策略的第二个相关限制是，面对大规模失业和围绕过剩人口而非工人阶级组织的斗争，它们可能会动摇。如果没有工作场所可供破坏，还能做什么?同样，争论的套路也随着社会、政治、技术和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发生了转变。随着不稳定、零时工合同、临时工作和实习在整个社会蔓延，运动

关于失业者和以社会再生产为基础的运动提供了抵抗的重要和有益的例子。这些斗争从来没有一个工作场所可以破坏，所以他们总是不得不发明新的手段来撬动权力。许多左翼人士的短视之一是，他们只看到工人的力量来自于破坏生产，而事实上，在工作场所之外，对现有秩序的挑战已经采取了多种形式。例如，在阿根廷，失业工人的运动封锁了主要街道，以便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这对推翻政府起了关键作用被赶出工资，失去工作场所，封锁城市主干道成为行使政治权力的主要手段2014年8月密苏里州弗格森市警察杀死迈克尔·布朗后，高速公路封锁事件激增，这表明这类斗争日益普遍类似的策略也出现在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其他方面，其基本目标是相同的，包括房租罢工和债务罢工。港口封锁也有作为一种策略的潜力，计算机建模可以提供关于如何避免分散和无效的政治行动的见解当然，这些新策略必须置于一个更大的战略计划之中，否则就有可能成为许多临时运动，爆发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因此，工人运动的经典权力基础已经被分散和削弱了。然而，这并不一定预示着阶级斗争的丧钟。自动化和不稳定性可能意味着生产环节中断的减少，但它们并不意味着中断的终结。正如传统的杠杆点在灵活的全球基础设施背景下被抹去一样，这种转变也在其他方面增加了基础设施的脆弱性。定位良好的地方斗争可以立即变成全球性的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必须是对变化了的物质现实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为新的行动空间制定战略。在现有的实践中，有先例和教训可以学习，比如工会和社区组织者所进行的“权力结构分析”，它绘制了当地社会网络和关键行动者的地图，确定了他们的弱点、优势、盟友和敌人我们在这里提出的论点是为了构建对这一过程的补充，强调斗争的物质条件，而不仅仅是它的社会网络。然而，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法，实地知识都必须与有关不断变化的经济条件的更抽象的知识联系起来。

后工作时代的世界不会从资本家的仁慈、经济不可避免的趋势或危机的必然性中出现。正如这一章和前一章所论证的那样，在后工作社会成为一种有意义的战略选择之前，左翼的力量一一广义地解释—一需要重建。这将涉及一个广泛的反霸权项目，该项目寻求推翻新自由主义的常识，并重新阐明对“现代化”、“工作”和“自由”的新理解。这必然是一个民粹主义的项目，它动员了广泛的社会群体，虽然植根于阶级利益，但仍然不可简化为阶级利益。它将涉及对组织采取全方位的方法，寻求将不同的组织优势结合起来一一不是根据松散联盟的实用主义，而是在对更美好世界的愿景的支持下。这些组织和群众将不得不在日益贫瘠的工作场所的资本主义回路中确定并确保新的杠杆点。面对一个永远在移动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反对它的人必须在灵活的预期政治中先发制人，以应对未来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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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的处境如何呢?最近的斗争周期已经耗尽，被他们倾向于民间政治所破坏，今天到处都是大规模的愤怒与大规模的无能相结合。我们认为，最有希望的前进道路在于恢复现代性，并攻击新自由主义的常识，从新深奥的政策讨论到最生动的情感状态，这些常识制约着一切。这个反霸权的计划只能通过想象更美好的世界来实现，并超越防御性的斗争。我们已经概述了一个可能的项目，其形式是一种后工作政治，使我们能够自由地创造自己的生活和社区。要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就需要组织一个广泛的民粹主义左翼，在多个战线上建立一个全方位政治所必需的组织生态系统，并尽可能利用权力的关键点。

然而，工作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为后工作社会建立一个平台将是一项巨大的成就，但它仍然只是一个开始这就是为什么将左翼政治构想为一种现代性政治是如此重要的原因:因为它要求我们不要将后工作社会一一或者说任何社会一一与历史的终结混为一谈。普遍主义总是自我毁灭，它拥有自己的资源来进行一种内在的批判，这种批判坚持并扩展了它的理想。任何特定的社会形态都不足以满足它的观念和政治要求。同样，综合自由迫使我们拒绝满足于现有的可能性范围。如果满足于后工作状态，就有可能让种族、性别、殖民和生态的划分原封不动地留在我们的世界，而这些划分仍在构成我们的世界虽然这种权力的不对称有望被后工作世界所解决，但消除它们的努力无疑需要继续下去。此外，我们仍将寻求系统性地取代市场，并面临建立新的政治制度的任务。我们仍然不知道一个社会技术机构能做什么，我们仍然需要解除技术发展的束缚，释放新的自由。超越我们对有偿劳动的依赖是很重要的，但我们仍然面临着消除其他政治、经济、社会、物理和生物限制的巨大任务。一个面向后工作世界的计划是必要的，但还不够。

然而，后工作平台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平衡目标，完成了从社会民主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再到新的后工作霸权的转变。我们相信，它集中了当前的任务，并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点，从中寻求进一步的解放收益。与任何平台一样，创建它的人无法完全预测它将如何被使用。虽然平台内置了某些限制和机会，但它们并不能完全决定它将实现的生活方式。平台让未来敞开大门，而不是假定它会关闭未来当它设计正确时，它的成功恰恰在于允许人们在其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开发。有了一个工作后的平台，人们可能会开始更多地参与政治进程，或者他们可能会退回到由媒体景观形成的个性化世界。但考虑到后工作社会所需的职业道德转变，我们有理由抱有希望。这样一个项目需要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主观的转变一一它为更广泛的转变提供了条件

Conclusion

You live the surprise results of old plans.

Jenny Holzer

从资本主义形成的自私的个人，到工作结束所解放的共同的、创造性的社会表达形式。长期以来，人类一直受到资本主义冲动的影响，后工作时代的世界预示着这样一个未来在这个未来中，这些约束已经大大放松。这并不意味着后工作社会将仅仅是一个游戏王国。相反，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剩余的劳动将不再由外部力量一一雇主或生存的必要性一一强加给我们。工作将由我们自己的欲望驱动，而不是由外界的要求驱动相对于保守势力的紧缩和反现代主义者所承诺的简朴生活，对后工作世界的需求陶醉于欲望、富足和自由的解放。

这样的未来无疑是有风险的，但任何建设更美好世界的项目也是如此。没有人能保证事情会像预期的那样发展:后工作世界可能会产生内在的动力，导致资本主义的迅速解体，或者反动力量可能会在新的控制体系下吸收被解放的欲望。对政治行动风险的担忧使部分当代左派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地:他们渴望新奇，但渴望一种没有风险的新奇。对实验、创造和预测的一般性要求是司空见惯的，但具体的建议往往会遭到一波批评，批评中列出了事情可能出错的每一个可能点。鉴于这种双重倾向一一追求新奇，但反对社会变革中固有的风险一一庆祝自发“事件”的政治思想的吸引力变得更加明显。事件(作为革命的决裂)成为一种没有责任的对新奇的渴望的表达。这一弥赛亚式的事件有望粉碎我们停滞不前的世界，将我们带入历史的新阶段，方便地免去了政治这一艰巨的工作。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是，在建立新世界的同时，承认新世界将带来新的问题。最好的乌托邦总是被不和谐所撕裂。

这种迫切需要与旨在消除决策过程中的偶然性和风险的预防性原则背道而驰。在强读的情况下，预防性原则旨在将认知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对现状的监护，温和地拒绝那些试图用“做更多研究”的命令来建立更美好未来的人。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认为，预防原则包含了一个几乎是固有的缺陷:它忽略了其自身应用的风险。在寻求总是在谨慎的一边犯错，从而消除风险，它包含了对不作为和不作为的危险的盲目虽然风险需要被合理地对冲，但对偶然性的阵痛更充分的认识意味着，采取预防措施通常不会让我们得到更好的结果。预防性原则的目的是关闭未来，消除偶然性，而事实上，高风险冒险的偶然性恰恰是通向更开放的未来的因素——用概念艺术家珍妮·霍尔泽(JennyHolzer)的话来说，“你活在旧计划的意外结果中。”建立未来意味着接受意外后果和不完美解决方案的风险。我们可能总是被困住，但至少我们可以逃到更好的陷阱里

资本主义之后

后工作计划，更广泛地说，后资本主义计划是对普遍解放承诺的进步决定。在实践中，这些项目涉及到“对市场力量的有控制的消解……以及工作与收入的脱钩”。但是，普遍解放的最终轨迹是克服物理的、生物的、政治的和经济的限制。这种消除约束的雄心，如果达到极限，就会引领我们前进

不可阻挡地走向宏大和投机的前沿。对早期俄国的宇宙学家来说，甚至死亡和地心引力都是需要通过未来的聪明才智来克服的障碍在这些后行星时代的推测中，我们看到人类解放的计划变成了一个永无止境的计划，它沿着两条高度交织的发展道路蜿蜒前行:技术和人类。

技术发展遵循重组的道路，将现有的思想、技术和技术成分结合在一起，形成新的组合。简单的对象被联合成日益复杂的技术系统，每一项新开发的技术都构成了进一步技术的基础。随着这种扩展，组合的可能性迅速增加看来，资本主义竞争一直是这种技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在一种流行的叙述中，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被视为推动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变革，而消费资本主义则要求越来越差异化的产品。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也在技术发展的道路上设置了实质性的障碍。虽然精心策划的资本主义形象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冒险和技术创新，但这种形象实际上掩盖了经济中活力的真正来源。铁路、互联网、计算机、超音速飞行、太空旅行、卫星、制药、语音识别软件、纳米技术、触摸屏和清洁能源等发展都是由国家而不是企业培育和引导的。在战后研发的黄金时期，三分之二的研发是由政府资助的然而，近几十年来，企业对高风险技术的投资急剧下降由于新自由主义削减了国家开支，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技术变革减少也就不足为奇了换句话说，是集体投资，而不是私人投资，成为了技术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高风险的发明和新技术风险太大，私人资本家无法投资;像史蒂夫·乔布斯和埃隆马斯克这样的人物狡猾地掩盖了他们对国家主导的发展的寄生依赖同样，数十亿美元的大型项目最终是由非经济目标驱动的，这些目标超出了任何成本效益分析。这种规模和雄心的项目实际上受到了市场约束的阻碍，因为对它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可行性的冷静分析表明，它们是非常不令人印象深刻的此外，一些社会福利(例如埃博拉疫苗提供的福利)没有得到开发，因为它们几乎没有利润潜力，而在某些领域(如太阳能和电动汽车)，资本家可以看到积极阻碍进展，游说政府终止绿色能源补贴，实施阻碍进一步发展的法律。整个制药行业为知识属性垄断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特别具有破坏性的例证，而科技行业正日益受到专利骚扰的困扰。因此，资本主义错误地认定了技术发展的来源，将创造力置于资本主义积累的束缚之下，将社会想象力限制在成本效益分析的参数范围内，并攻击破坏利润的创新。为了释放技术进步，我们必须超越资本主义，把创造力从它目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将开始把技术从目前的控制和剥削范围中解放出来，走向合成自由的定量和定性扩展。它将使大型项目的乌托邦野心得以释放，唤起人们对发明和发现的经典梦想。太空飞行的梦想、经济的脱碳、平凡劳动的自动化、人类寿命的延长等等，都是重大的技术项目，它们发现自己以各种方式受到资本主义的阻碍。技术的自力更生的扩张过程，一旦从资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就可以使这两者都成为可能

积极的和消极的自由。它可以构成完全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使人们能够摆脱匮乏、劳动和剥削，走向人性的全面发展

因此，人类的未来与这种自由技术变革的图景交织在一起。通往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需要从人类的无产阶级化转向一个转型的、新可变的主体。这个主体不能预先确定:它只能在实践和概念分支的展开中得到阐述。在我们对技术、自然和社会网络的纠缠之外，不可能发现人性的“真正”本质认为后工作社会只会进一步灌输盲目消费的想法忽视了人类创新和创造的能力，并引发了一种基于当前资本主义主观性的悲观主义同样，新需求的发展必须与它们的商品化区分开来。后者将新的欲望锁定在一个限制人类繁荣的逐利框架中，而前者则代表着一种真正的进步形式。“需求作为一个整体的扩展和分化”比任何回归到“这些需求的原始自然状态”的民间政治梦想都值得称赞。诚然，在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下，需求的复杂性被毁容了，但是，脱离了这种变异，“它们的目的必然是为整个人类发展一种丰富的个性’”。20

因此，后资本主义主体不会揭示一个被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所遮蔽的真实自我，反而会揭示创造新的存在模式的空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切历史只不过是人性的不断变化”，人类的未来不能抽象地预先确定:它首先是一个实际的问题，要在时间上实现。尽管如此，一些一般的概念还是可以接受的。对马克思来说，后资本主义的首要原则是“人类力量的发展本身就是目的”。事实上，他的计划的基本目标是普遍解放。马克思主义者为实现这一目标而提出的各种思想—一生产社会化、终结价值形式、消除雇佣劳动—一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直接的问题是:这个目标需要什么?对自由的综合建构是人类力量得以发展的手段。这种自由找到了许多不同的表达方式，包括经济和政治的表达方式，对性和生殖结构的实验以及新欲望的创造，扩展的审美能力，新的思想和推理形式，以及最终的全新的人类存在方式欲望、需求、生活方式、社区、存在方式和能力的扩展一一所有这些都是由普遍解放的计划所唤起的。这是一个打开未来的计划，一个阐述人类可能意味着什么的工作的计划，一个为新欲望产生乌托邦计划的计划，一个将政治计划与无止境的普遍向量的轨迹结合起来的计划。资本主义虽然表面上有解放和普世性，但它最终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一个无休止的积累循环中，使人类的真正潜力僵化，并把技术发展限制在一系列平庸的边缘创新中。我们走得更快一一资本主义要求这样做;然而我们却一事无成。相反，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能够加速摆脱停滞的世界。

在未来到来之前

本书的论点是，左派既不能停留在现在，也不能回到过去。为了建设一个新的、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必须开始采取必要的步骤，建立一种新的社会

霸权主义。这与我们今天的政治常识背道而驰。民间政治的倾向一一强调地方的和真实的，暂时的和自发的，自主的和特殊的一一可以解释为对最近失败历史的反应，部分的，矛盾的胜利，以及激增的全球复杂性。但它们仍然根本不足以取得更广泛的胜利，以反对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我们今天必须超越这些限制，而不是在民间政治的各种掩体中寻求暂时和局部的救济。反对抵抗、撤退、退出或纯粹的想法，今天左派的任务是参与规模和扩张的政治，以及这样一个项目所带来的所有风险。这样做需要我们拯救现代性的遗产，并重新评估后启蒙时代矩阵的哪些部分可以保存，哪些部分必须丢弃;因为只有一种新的普遍行动形式，才有能力取代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

没有表格或奇迹事件，我们必须在当今世界的趋势和能力范围内找到建立新霸权的资源。虽然这本书关注的是完全自动化和工作的终结，但当代左派也有广泛的政治选项可供选择。这将意味着，最直接的是，根据最先进的技术，重新思考经典的左派要求。这将意味着建立在“堆栈”的后民族国家领土上，即使我们今天的数字世界成为可能的全球基础设施一种新型的生产方式已经出现在当代技术的前沿。增材制造和工作自动化预示着某些商品基于灵活性、去中心化和后稀缺性的生产的可能性。物流的快速自动化提供了一个全球互联系统的乌托邦式可能性，在这个系统中，零件和货物可以在没有人工的情况下快速有效地运输。加密货币及其区块链技术可以带来一种脱离资本主义形式的新的公共货币

新兴技术也加速了经济的民主引导。著名的奥斯卡·王尔德(OscarWilde)曾说过，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占用了太多的夜晚。日益增长的经济民主可能要求我们投入大量的时间来讨论和决定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计算机技术的使用对于避免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它既简化了要做的决定，又使集体认为无关紧要的决定自动化。例如，与其对经济的每一个方面进行审议，不如对某些关键参数(能源投入、碳产出、不平等程度、研究投资水平等)进行决策社交媒体一一脱离了货币化的驱动和自恋的倾向一一也可以通过带来新的公众来促进经济民主。一个后资本主义的社交媒体平台可能会催生新的审议和参与模式。后资本主义经济面临的长期问题——如何在没有市场价格的情况下有效地分配商品一一也可以通过计算机来解决。从苏联早期对经济计划的尝试到今天，计算能力呈指数级增长，变得比现在强大1000亿倍如何分配我们的主要生产资源的计算越来越可行。同样，通过普适计算收集有关资源和偏好的数据意味着，运行经济的原始数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获得。所有这些都可以动员起来，在国家和全球范围内实施卢卡斯计划一一将我们的经济转向自觉地生产对社会有用的产品，如可再生能源、廉价药品和扩大我们的合成自由。

这就是21世纪左派的样子。任何希望保持相关性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