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ingtheFuturePostcapitalismandaWorldWithoutWorkNickSrnicekAlexWilliamsZLibrary的全文翻译

结构性经济问题的移民)，左派的地方主义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审视。虽然毫无疑问是善意的，但激进左翼和主流左翼都参与了地方主义的政治和经济，这对他们是有害的。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批判性地研究两种更流行的变体—一地方食品和经济地方主义一一它们在非常不同的领域中例证了地方主义普遍存在的问题。

当地食物

最近，地方主义在有关食品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讨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典型的政治圈子。在这方面最具影响力的是被称为“慢食”(slowfood)和“土食主义”(1ocavorism)的相互关联的运动。慢食运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意大利，部分原因是为了抗议快餐连锁店日益增长的侵占。慢食，顾名思义，代表了麦当劳所没有的一切:当地食物、传统食谱、慢食和高技能的生产正是食物最真切地体现了慢生活方式的好处，克服了快节奏资本主义的变迁，回归到品尝美食和传统生产技术的古老文化但就连慢食的支持者也承认，慢食的生活方式有困难：“我们中很少有人有时间、金钱、精力或自律来成为慢食的典范。”，75

如果不评估我们的生活是如何被社会、政治和经济压力所构成的，这些压力使得吃预先准备好的食物比接受慢食的生活方式更容易，最终的结果是一种带有享乐主义扭曲的道德消费主义的变体。花时间享受一顿精心准备的饭菜可以是一种愉快的经历，这显然是正确的。对一顿饭的关注将这种体验从纯粹的实用转变为一种更具社交性和审美性的体验。但是，我们不经常选择这样做是有结构性原因的—一这些原因并不是任何个人道德沦丧的结果。例如，工作的结构是我们许多人无法享受慢食或按照慢食运动的理念准备的饭菜的主要原因。慢食可能并不总是需要钱，但它总是需要时间。对于那些不得不打多份工来养家的人来说，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更重要的是，慢食的性别政治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生活在男权社会，大部分食物的准备工作仍然被认为是妻子和母亲的任务虽然“快餐”或预先准备好的饭菜可能不健康，但它们的流行使妇女能够解放出来，过较少每天为养家糊口所做的苦差事的生活虽然慢食运动乍一看是无辜的，但它像许多其他形式的道德消费主义一样，未能大规模地思考其理念如何在贪婪的资本主义这一更广泛的背景下发挥作用。

与慢食运动密切相关的是土食主义和“100英里饮食”——一种强调在当地饮食的食物政治。本土素食主义认为，本地采购的食物不仅更健康，而且是我们减少碳排放的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减少我们对环境的影响。因此，它将自己定位为对全球问题的回应。此外，土食主义声称是克服资本主义下我们与食物关系异化的一种方式。通过食用在我们当地种植或生产的食物，所以这个逻辑是这样运行的，我们将能够重新接触到我们的食物生产，并把它从一个已经横行的资本主义的死人手中收回来与慢食运动相比，土食主义在政治上更明确地反对全球化。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吸引了一群民间政治观念，这些观念与当地作为政治行动的地平线的首要地位以及农业的美德有关

地方高于全球，直接高于中介，简单高于复杂。

这些观点往往将复杂的环境问题浓缩为个人伦理问题。因此，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本质上也是集体的)危机之一被有效地私有化了。这种个性化的环境伦理体现在地方主义的食品政治中一一尤其是对当地种植的食品的道德(和价格)溢价。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生态动机的论点(例如，通过减少食物运输的距离来减少能源消耗)与阶级分化(以旨在促进对有机食品的认同的营销形式)相结合。同样，复杂的问题也被浓缩成表述不佳的简写。例如，“食品里程”的概念一一确定食品运输的距离，以减少碳排放—一似乎是合理的。问题是，它常常被认为足以作为道德行为的指南。正如英国农业和食品部2005年的一份报告所发现的那样，虽然运输食品对环境的影响确实相当大，但以总食品里程为基础的单一指标不足以作为可持续性的衡量标准最值得注意的是，食品里程度量法强调的是食品生产中对总碳排放量贡献相对较小的一个方面。当我们简单地假设“小即是美”时，我们很容易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与在当地生产食物相关的能源成本可能远远超过将食物从更适宜的气候中运输出来的总成本即使是为了评估食物运输的贡献，食物里程也是一个糟糕的度量标准。例如，空运在食品总里程中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小，但在与食品有关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中所占的比例却大得不成比例把食物端上我们的盘子所消耗的能量是很重要的，但它不能用食物里程这样简单的东西来衡量，也不能用“本地最好”的观念来衡量。事实上，效率极低的本地食品生产技术可能比高效种植的全球采购食品成本更高。这里更大的问题涉及我们对我们生产的食物类型的优先考虑，如何控制生产，谁消费这些食物以及以什么成本消费这些食物。

地方主义的食品政治将其试图解决的复杂性扁平化为一个简单的二元:全球的，坏的;本地的，好。相比之下，我们需要的是用不那么简单的方法来看待复杂的问题一一一种把全球粮食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分析，而不是像食物里程或“有机”食品与“非有机”食品这样直观的简略公式。全球粮食生产的理想方法很可能是地方倡议、工业化农业实践和全球分配系统的某种复杂混合。同样有可能的是，能够计算出种植和分配食物的最佳方法的分析超出了任何单个消费者的掌握范围，需要大量的技术知识、集体努力和全球协调。一种只看重本土的文化无法很好地服务于这一切。

地方经济

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的地方主义，都代表着一种放弃全球经济、政治和环境等大系统所涉及的规模问题和政治的尝试。我们的问题越来越具有系统性和全球性，它们需要同样系统性的回应。在某种程度上，行动必须始终发生在地方一级一一事实上，一些地方主义的想法，如弹性，可能是有用的。但作为意识形态的地方主义走得更远，它拒绝进行可能指导和协调地方行动的系统分析，以对抗、反对和潜在地取代全球权力或迫在眉睫的行星威胁的压迫性实例。地方主义解决方案的无能无处不在

挑战复杂的全球问题，而不是朝着本地化的商业、银行和经济发展。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广义左派出现了许多改革经济和货币体系的趋势。虽然这些工作中的大部分都是有用的，但其中一个突出的部分侧重于通过本地化改造经济体系。按照这种思路，大企业的问题不在于其固有的剥削性质，而在于所涉及企业的规模。小型企业和银行应该更能反映当地社区的需求。

最近一个流行的运动，“转移你的钱”运动，其核心思想是，如果银行的规模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那么客户应该把他们的资金集体转移到更小、更有道德的机构。像这样的道德消费主义运动提供了一种有效行动的表象一一它们提供了一个关于系统问题的有意义的叙述，并指出了解决问题所必需的简单而无痛的行动。与大多数民间政治行动一样，它具有做了一些事情的所有外观和感觉。大银行被定位为坏人，个人只要把钱转移到较小的地方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就可能产生重大影响。这个模型忽略了现代银行体系的复杂抽象。货币流通是立即全球化的，并与其他所有市场立即相互关联。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一家小银行或信用合作社的存款超过了它在当地进行再投资的盈利能力，它就不可避免地会在更广泛的金融体系中寻求投资。事实上，阅读一下美国小银行的账目就会发现，它们和其他人一样参与并为同样的全球金融市场做出贡献一一投资于国债、抵押贷款或公司债券，同时经常参与与大银行一样具有社会破坏性的贷款活动虽然这显然是一项改革措施，但“转移你的资金”至少可能会导致美国银行体系的构成发生一些变化。然而，截至2013年9月，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六大银行持有的总资产增加了37%。事实上，以所有可用的指标衡量，如今美国大型银行的规模都比危机爆发之初更大，占美国银行体系总资产的67%虽然世界各地的立法努力已经做出了一些尝试，对导致危机的活动施加限制(要求提高资本资产比率，并定期进行“压力测试”，以避免进一步的救助)，但风险贷款仍在继续，风险衍生品的持有仍处于惊人的高水平

如果限制最大银行规模的地方主义者的努力注定要失败，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复制构成欧洲大陆银行体系大部分的一些地方银行的替代运动呢?例如，德国银行业的70%由社区银行或较小规模的银行组成他们的支持者认为，德国和瑞士的社区银行共同分担风险，为双方所有，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可以利用当地的知识，因此在整个金融危机期间总体上保持盈利还有人认为，这种类型的地方银行比美国和英国更常见的大型机构更有可能向小企业提供贷款。一些地方银行模式有其优势，但其稳定性往往被夸大了。例如，尽管西班牙的社区银行(cajas)高度本地化并受社区控制，但在21世纪头十年，它们在属性和其他投机性投资中承担了重大风险，在2008年危机之后，有必要进行彻底的金融重组。尽管在所谓的有社区代表的董事会的控制下，投资决策实际上是在几乎没有适当监督的情况下做出的。在这里，地方化意味着所谓的无私政治化

88.治理委员会，把一些储蓄银行变成地方政府投资投机性属性计划的平台，因为裙带关系的文化根深蒂固由于西班牙最严重的银行业危机集中在地方银行，重组意味着地方银行合并，形成更大的机构。即使在经常被吹捧为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本土化银行体系的德国，一些地方银行也存在问题。例如，地方银行(Landesbanken)大量投资于结构性信贷产品，而这些产品在金融危机期间的表现尤为糟糕从中吸取的教训是，小型机构没有任何内在的东西能使它们抵御当代金融最严重的过度行为一一而且，在今天，将地方银行与全球银行彻底分离的想法是不可能的。政治捕获、寻求超越当地可用投资的有利可图投资的需要，以及风险更高的投资的高回报，都是导致地方银行参与更广泛金融体系的因素。即使是共同所有权也不能保证金融诚信，正如英国合作银行(Co-operativeBank)最近的阵痛所证明的那样，该银行在2009年收购一家建房互社(building society)后考虑不周，几乎完全倒闭。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问题只能通过拆分金融权力来妥善解决。无论是通过广泛监管(就像战后凯恩斯主义短暂实现的那样)，还是采用更具革命性的方法，都能解决这一问题。盲目迷恋小的和地方的东西，似乎只是一种忽视更重要的方式的手段，这些方式可以使体系变得更好。

抵抗是徒劳的

一种民间政治情绪在激进的水平主义者和更温和的地方主义者运动中都表现出来，然而类似的直觉支撑着当代左翼的广泛范围。在这些群体中，一系列的判断被广泛接受:小就是美，地方就是道德，简单就是更好，永恒就是压迫，进步已经结束。这些观念比任何反霸权计划——一种可能在最大规模上与资本主义权力抗衡的政治一一都更受青睐。因此，在其核心许多当代民间政治表达了一种“深深的悲观主义:它假设我们不能进行大规模的集体社会变革”。91这种失败主义的态度在左派中横行一一考虑到过去三十年持续不断的失败，也许有充分的理由。

对于中左翼政党来说，怀念逝去的过去是他们所能期待的最好的事情。在这里可以找到的最激进的内容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梦想和所谓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然而，曾经使社会民主主义成为可能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是建立在有序工厂环境的生产范式之上的，在那里(白人，男性)工人获得了安全和基本的生活标准，以换取一生的无聊和社会压迫。这样的体系依赖于帝国、殖民地和不发达外围的国际等级制度;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国家等级制度;以及女性屈从的僵化的家庭等级制度。此外，社会民主依赖于阶级之间的特殊力量平衡(以及他们之间妥协的意愿)，而即使是这样，也只有在经历了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前所未有的破坏之后，以及面对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外部威胁时才有可能。尽管许多人可能会有怀旧之情，但这种政权既不受欢迎，也不可能恢复。但更切题的一点是，即使我们可以回到社会民主主义，我们也不应该这样做。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而社会民主主义对就业和增长的坚持，意味着它永远会站在资本主义一边，以牺牲人民为代价。与其把我们的未来建立在怀旧的过去之上，我们

虽然怀念逝去的过去显然不是一种恰当的回应，但今天对抵抗运动的广泛颂扬也不是。抵抗总是意味着对另一种积极力量的抵抗。换句话说，它是一种防御和反应的姿态，而不是一种主动的运动。我们不抵制一个新世界的形成;我们以旧世界的名义进行抵抗。因此，当代对抵抗的强调掩盖了对扩张性资本主义侵犯的防御立场。例如，工会将自己定位为抵抗新自由主义，要求“拯救我们的医疗系统”或“停止紧缩”;但这些要求只是揭示了运动核心的一种保守倾向。根据这些要求，在面对掠夺性的资本主义时，人们所能期待的最好结果就是小小的障碍。我们只能努力保持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尽管它可能是有限的和充满危机的。即使在左倾的拉丁美洲，这种趋势也很明显，最显著的成功主要是围绕着阻碍跨国公司的努力，特别是在采矿方面在许多圈子里，抵抗运动得到了美化，在激进言论的面纱后面掩盖了这种立场的保守性质。抵抗被认为是所有可能的，而建设性的项目只不过是一个梦想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抵抗是重要的，但在建设一个新世界的任务中，抵抗是徒劳的。

其他运动主张一种撤退的方法，即个人退出现有的社会制度。横向主义与这种方法密切相关，它以拒绝现有制度和创造自治形式的社区为基础。事实上，最近的行动主义历史已经趋向于这样的方法这些方法通常明确地反对复杂的社会，这意味着隐含的最终目标是某种形式的社群主义或无政府原始主义另一些人则建议隐姓埋名，以逃避国家的侦查和镇压在极端情况下，一些人主张相当于左翼生存主义的观点:文明处于灾难之中，98因此我们应该隐形，99撤退到小公社，100并学习如何种植粮食，狩猎，治疗和保护自己如果停留在生存主义的层面，这些立场虽然可能不吸引人，但至少会有一些一致性。它们至少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对自己的含义持开放态度。然而，支持退出和退出的论点太容易混淆与资本主义分离的社会逻辑与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逻辑——或者，更有力地说，是对资本主义逻辑构成威胁的社会逻辑然而，资本主义已经并将继续与广泛的不同实践和自治空间兼容。西班牙的马里纳莱达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这个小社区(流行)2700人)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它征用土地，建造自己的住房和合作社，保持低生活成本，并为每个人提供工作。然而，这种改造资本主义的方法的局限性很快就暴露出来了:住房材料由地方政府提供，农业补贴来自欧盟，工作是通过拒绝使用节省劳动力的设备来维持的，收入仍然来自在更广阔的资本主义市场上销售商品，企业仍然受制于资本主义竞争和全球金融危机马里纳莱达只是一个例子，说明退出、逃离或退出资本主义的计划仍然包含在一个民间政治的视野中，在这个视野中，保护自主性的小掩体免受资本主义的冲击是我们所能期待的最好的事情。然而，我们认为，不仅可以有更多的希望(和实现)，而且，在缺乏广泛和系统的争论的情况下，即使是那些

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性的？

水平主义、地方主义、怀旧、抵抗和退缩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如何进行政治活动的民间政治直觉。而它们都不足以胜任改造资本主义的任务。但这并不是说，它们应该被全盘拒绝。正如本书的其余部分将阐明的那样，这些方法中有一些重要的元素需要保留。民间政治并非本质上是恶意的，它只是局部的、暂时的和不充分的。例如，各种水平主义的方法提出了关于权力、统治和等级制度的重要问题一一但它们并没有对此做出充分的回应。民间政治作为一种倾向，从一开始就试图消除这些问题，从而回避了这些问题的困难。然而，在一个支配、权力、等级和剥削强加于我们的世界里，这些问题必须直接面对，而不是逃避同样，在一种陈腐的意义上，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性的。我们对我们附近的事物采取行动，以改变更大的政治结构。我们不能简单地拒绝当地的事物。但今天的民间政治倾向唤起了一种更强烈的地方政治意识:为了避免复杂而抽象的社会问题而退回到地方;对本地的真实性和自然性的假设：以及对可能超越本地的可扩展和可持续实践的忽视。虽然所有的政治都始于地方，但民间政治仍然是地方性的。

最后，民间政治的一个重要问题不在于它倾向于坚持的特定策略和实践，而在于它所处的总体战略愿景。抗议、游行、占领、静坐和封锁都有它们的位置:这些策略本身都不是本质上的民间政治。但是，当它们被一种将暂时的、小规模的变化视为成功的地平线的战略愿景所组织，或者当它们被外推到使它们有效的特定条件之外时，它们就不可避免地会与民间政治思维捆绑在一起。例如，如果采用占领的策略是为了创造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范例和临时空间，那么它将不可避免地无法实现实质性的变革。另一方面，如果它被理解为一种产生团结网络并动员它们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机制，那么它可能在更广泛的反霸权战略中仍有用处。但是，这种关于任何特定行动的优点和局限性的战略反思，是今天太多左派所缺乏的。众多的抗议、游行和占领活动通常没有任何战略意识，只是作为分散的、独立的抵抗活动。人们很少考虑如何将这些不同的行动结合起来，以及它们如何共同发挥作用，共同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所采取的行动有时会取得成功，但很少考虑到这些行动如何有助于实现中期和长期目标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探讨右派是如何进行这种战略性反思，并精心策划了一种局面，使新自由主义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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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什么会赢?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形成

We are all Keynesians now.

Milton Friedman

如果我们的时代被一种霸权意识形态所主导，那就是新自由主义。人们普遍认为，生产和分配商品和服务的最有效方式是允许工具理性的个人通过市场进行交换。相比之下，国家法规和国家工业被视为扭曲和低效，阻碍了自由市场固有的生产动力。今天，这种关于经济应该如何运行的观点，被其批评者和支持者视为基准。新自由主义为现实的、必要的和可能的事情设定了议程。虽然2008年的经济危机打破了对新自由主义的盲目信仰，但它仍然是我们世界观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以至于它的批评者也很难描绘出连贯的替代方案。然而，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完全从米尔顿·弗里德曼或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思想中形成的，甚至也不是芝加哥学派的思想，它的全球霸权也不是不可避免地从资本主义的逻辑中产生的。

从新自由主义的起源来看，它是一种边缘理论。它的追随者发现很难找到工作，经常没有终身教职，并受到凯恩斯主义主流的嘲笑新自由主义远没有成为它最终会成为的主宰世界的意识形态。本章将重点讨论的问题是:一小群新自由主义者是如何如此彻底地重塑世界的?新自由主义从来不是既定的，从来不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必然终点。相反，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项目，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成功在于巧妙地构建了一种意识形态和支持它的基础设施，并以一种非民间政治的方式运作。本章旨在表明，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扩张性的普遍意识形态发挥了作用。新自由主义的普遍化逻辑从卑微的开始，使其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渗透到媒体、学术界、政策界、教育、劳动实践以及日常人们的影响、感受和身份。因此，本章主要关注新自由主义霸权是如何构建的，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的具体内容。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它如何能够改变全球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物质结构。

新自由主义的标准历史常常忽视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里，这种意识形态架构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如何系统而精心地建立起来的正是在这个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史前时期，我们可以辨别出另一种政治行动模式一—一种逃避民间政治限制的模式。这并不是说，这种史前史为任何未来的左翼纲领提供了一个可以简单复制的模式;相反，它是一个有益的案例研究，说明右翼如何能够超越民间政治，创造一种新的霸权。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是一部充满偶然性、斗争、集中行动、耐心和宏大战略思考的历史。它是一种灵活的思想，根据历史的不同以不同的方式实现

Chapter 3

它所遇到的具体情况:从上世纪40年代的德国、70年代的智利和80年代的英国，到本世纪头十年后侯赛因时代的伊拉克。这种多功能性使新自由主义有时成为一个矛盾的项目，但它的成功恰恰在于将这些矛盾转化为富有成效的紧张关系

这些矛盾和变化导致一些人认为“新自由主义”一词毫无意义，应该被降级为论战。但这个词有一定的有效性，即使它经常被松散地使用。在普遍的感知中，新自由主义通常被认为是对自由市场的赞美一一这一立场也需要对自由贸易、私人属性权利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承诺。然而，将新自由主义定义为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有问题的，因为许多表面上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并不坚持自由市场政策。其他人则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尽可能灌输竞争的基础上的这对推动私有化是有意义的，但它无法解释新自由主义内部关于竞争是否是一种终极善的辩论有些人考虑到新自由主义内部的这些紧张关系，并认为它是一个特定阶级的政治项目，而不是经济项目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从表面上看，它无法解释为什么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被据称从中受益的资产阶级长期拒绝。

我们的观点是，与流行的表述相反，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把一个重要的角色归于国家因此，新自由主义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控制国家并重新定义它的用途古典自由主义主张尊重一个据称超出国家控制的自然化领域(人类和市场的自然法则)，而新自由主义则认为市场不是“自然的”。市场不会随着国家的退出而自发地出现，而是必须有意识地构建，有时是从头开始构建例如，公地(水、新鲜空气、土地)、医疗保健或教育没有自然的市场这些市场和其他市场必须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物质、技术和法律结构来建立。碳市场的建立需要数年时间;波动性市场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抽象金融模型的一种功能;甚至最基本的市场也需要复杂的设计因此，在新自由主义制度下，国家在创造“自然”市场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国家在维持这些市场方面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一新自由主义要求国家捍卫属性权利，执行合同，实施反垄断法，压制社会异见，不惜一切代价维持价格稳定。尤其是后一种需求，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已经大大扩展为通过央行对货币问题进行全方位管理。因此，如果我们认为新自由主义国家的目的仅仅是退出市场，那么我们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中央银行对金融市场前所未有的干预不是新自由主义国家崩溃的症状，而是其核心功能的症状:不惜一切代价创造和维持市场然而，从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到现在，这是一条艰辛而曲折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支配着那些向市场注入数万亿美元的人。

新自由主义思想集合体

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在地理上和思想上都是截然不同的。在20世纪20年代的维也纳，30年代的芝加哥和伦敦，以及30年代和40年代的德国，都可以找到后来成为新自由主义计划的元素。在这几十年里，民族运动在学术界的边缘工作，以维持自由主义思想。直到1938年，这些独立的运动才开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在巴黎举行的沃尔特·李普曼学术讨论会(WalterLippmannColloquium)促成了他们的第一个跨国组织。这一事件第一次将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家、新德国的自由主义者、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自由主义者以及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等奥地利经济学家聚集在一起。它聚焦于古典自由主义在集体主义崛起面前的历史退潮，也正是在这里迈出了巩固一批新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第一步。这一事件催生了一个新的组织——国际自由主义中心(centre International d'Études pour la r<s:1>novation du libsamalisme)，其明确目标是发展和传播一种新自由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迅速终结了这个组织雄心勃勃的目标，但参与其中的人们将继续为发展新自由主义而努力。全球新自由主义基础设施的种子已经种下。

哈耶克的思想最终将这种基础结构动员成一个“新自由主义思想集体”，并开启了新霸权的缓慢崛起由于沃尔特·李普曼学术讨论会(Walter Lippmann Colloquium)被第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II)的猛烈冲击所淹没，新自由主义初期的跨国基础设施必须重建。1945年与一位瑞士商人的偶然会面给了哈耶克将他的想法付诸行动的经济手段由此诞生了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 MPS):一个封闭的知识分子网络，为新自由主义的发酵提供了基本的意识形态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战后新自由主义创立过程中的几乎所有重要人物都出席了1947年的第一次会议，其中包括奥地利经济学家、英国自由主义者、芝加哥学派、德国自由主义者和法国的一支队伍

从一开始，MPS就有意识地专注于改变政治常识，并寻求建立一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它明确地认识到，这种知识框架随后将通过智库、大学和政策文件积极地过滤下来，以便使意识形态领域制度化并最终垄断哈耶克在给他邀请的人的一封信中写道，MPS的目的是

在制定一项有机会获得普遍支持的计划时，争取最优秀的人才的支持。因此，我们的努力不同于任何政治任务

因为它本质上必须是一项长期的努力，所关心的不是立即可以实现的东西，而是如果要避免目前威胁个人自由

的危险，就必须获得优势的信仰

因此，学会承诺在“思想之战”中进行一场长期的阵地战……因此，私有化的、战略性的、精英的审议被确立为一种运作方式。23在为期十天的会议开幕式上，哈耶克诊断了新自由主义者的问题:缺乏对现有(凯恩斯主义)秩序的替代。没有“反对派团体一致的哲学”，也没有变革的“真正纲领”由于这一诊断，哈耶克将MPS的中心目标定义为改变精英意见，以便建立民意形成的参数。与普遍的假设相反，资本家最初并不认为新自由主义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MPS的一项主要任务是教育资本家为什么他们应该成为新自由主义者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有效行动的愿景是在政治常识的无形框架上运作，这种框架是由精英网络中流传的思想形成的。从它的起源开始，MPS就避开了民间政治，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工作，通过抽象地工作(在现有可能性的参数之外)，通过制定一个明确的战略概念来占领地形-即精英意见-以改变政治常识。

在这一套目标的背后，有一个关于新自由主义新事物的一致但高度灵活的解释。分歧出现了，特别是在国家在维持竞争秩序方面的作用；一些人认为于预对于维持竞争是必要的，另一些人则认为干预是垄断和中央集权的根源关于其他特定政策立场的争论分歧较小，表明这远不是一个同质或统一的群体。在许多方面，共同的因素仅仅是社会网络本身，它致力于建立一种新的自由主义然而，这种内在的多元性使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各地传播时得以培育和变异，使其在适应每个空间的特殊性方面具有霸权力量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灵活性使它能够出色地执行其将不同群体纳入总体共识的霸权功能

这些辩论也延伸到战略问题。圣佩林山的许多成员和出资人对哈耶克的长期方针感到不耐烦，想立即开始出版书籍和其他出版物，以影响公众在凯恩斯主义占主导地位、经济稳定增长和低失业率的情况下，哈耶克敏锐地意识到，改变公众舆论的可能性不大。协会的战略是自觉的长期战略，哈耶克的观点最终在会议中胜出。在这些会议之外，围绕MPS的网络开始积极构建广泛的跨国意识形态传播基础设施。哈耶克至少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就开始计划建立一个智库体系，宣扬新自由主义思想，同时努力将社会成员安置在政府职位上(这一战略最终产生了三位国家元首和一大批内阁部长)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与学会结盟的智库大量涌现，新自由主义思想随后扩散到学术和政策领域。

在英国，MPS的目标是由智库和其他组织组成的网络来实现的，比如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亚当·斯密研究所(Adam Smith Institute)、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和一系列较小的团体。MPS要进入美国政坛，首先是通过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等智库，然后是通过更正式的职位，比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竞选总统期间担任经济顾问。然而，正是在德国，新自由主义首先取得了组织和政策上的成功。

并非如此试探性的步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经济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正是德国面临着一系列独特的经济困难一一既包括魏玛共和国众所周知的恶性通货膨胀问题，也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艰巨的重建工作。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取凯恩斯主义政策时，德国却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其指导者是一些参加过沃尔特·李普曼学术讨论会(Walter Lippmann symposium)的新自由主义者。鉴于德国国家的彻底崩溃，战后重建规划者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重建国家一-具体来说，如何在没有已经到位的功能性国家基础设施的情况下产生合法性。答案可以在早期自由主义人士提出的理念中找到:建立一个经济自由的空间。这进而产生了个人之间的联系网络，从而产生了战后新生的德国国家的合法性。人们认为，国家的合法性不是来自法律上的合法性，而是来自运转良好的经济正是这种观点为新自由主义的第一次政策实验提供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