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ingtheFuturePostcapitalismandaWorldWithoutWorkNickSrnicekAlexWilliamsZLibrary的全文翻译

为自动化投资提供补贴，提高资本的劳动力成本(161)，以及许多其他选择这意味着反对驱逐过剩人口，并攻击控制他们的机制。大规模监禁和与之相关的种族化统治体系必须被废除，163以及控制的空间机制一一从隔都到边境控制一一必须被拆散.以确保人民的自由流动。福利国家必须得到捍卫，不是作为目的本身，而是作为更广泛的后工作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未来依然是开放的，工作危机走向哪个方向，恰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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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Work Imaginaries

The goal of the future is full unemployment.

Arthur C. Clarke

鉴于前一章分析了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这些条件使得后工作世界越来越必要，本章将概述后工作世界在实践中可能意味着什么为此，我们提出了一些泛的要求，开始为后工作社会建立一个平台。在主张要求的中心地位时，我们正在打破当今激进左派的一种普遍趋势，即认为不提出要求是激进主义的高度这些批评家经常声称，提出要求意味着通过提出要求，从而使一种权威合法化，从而屈从于现有的事物秩序。但是，这些说法忽略了提出要求的核心的对抗性，以及它们对于构成积极的变革动因至关重要的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拒绝要求是理论混乱的征兆，而不是实践进步的征兆。没有诉求的政治，只不过是一群漫无目的的身体的集合。任何有意义的未来愿景都会提出建议和目标，本章是对这种潜在讨论的贡献。所提出的建议都不会是全新的，但这是它们力量的一部分:它不是一个自由浮动的项目，因为框架和运动已经存在，并且在世界上具有牵引力。

今天，革命的要求显得天真，而改良主义的要求显得徒劳。辩论往往就此结束，双方互相指责，而改变现状的战略必要性被遗忘了。因此，我们提出的要求意在进行非改良主义的改革。这里我们指的是三件事。首先，它们有一种乌托邦的边缘，在资本主义所能让步的极限上发挥作用。这使它们从礼貌的请求转变为充满好战和对抗的坚持要求。这样的要求将乌托邦的未来取向与需求的直接干预结合起来，唤起了一种“没有道歉的乌托邦主义”。4其次，这些非改良主义的建议以当今世界的真实趋势为基础，赋予它们革命梦想所缺乏的生存能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些要求改变了当前的政治平衡，并为进一步的发展构建了一个平台。它们投射出一种对当前的开放式逃离，而不是机械地过渡到下一个预定的历史阶段本章中的建议不会使我们摆脱资本主义，但它们确实承诺使我们摆脱新自由主义，并建立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新平衡。从社会民主主义共识到新自由主义共识，我们的论点是，左派应该围绕工作后共识动员起来。有了后工作社会，我们将有更大的潜力向更大的目标前进。但这是一个必须长期实施的项目:几十年而不是几年，文化转变而不是选举周期。鉴于当今左翼势力被削弱的现实，前进的道路只有一条:耐心地重建其权力一一这一主题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讨论。要实现一个后工作时代的世界，除了这一条路别无他法。因此，我们必须关注这些长期战略目标，并重建可能最终实现这些目标的集体机构。通过引导左派走向后工作时代的未来，不仅会

Chapter 6

我们的目标是取得重大成果一一比如减少苦工和贫困—一但政治权力将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来。最后，我们认为，在物质条件下，后工作社会不仅是可以实现的，而且是可行的和可取的本章描绘了一个前进的方向:在经济完全自动化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后工作社会，减少每周的工作时间，实施普遍的基本收入，实现对工作理解的文化转变。

全面自动化

我们的第一个需求是完全自动化的经济。利用最新的技术发展，这样的经济旨在将人类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同时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如果没有完全的自动化，后资本主义的未来必须在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富足(呼应苏联的以工作为中心)或以牺牲富足为代价的自由之间做出选择，以原始主义的反乌托邦为代表相比之下，有了自动化，机器可以越来越多地生产所有必要的商品和服务，同时也将人类从生产这些商品和服务的努力中解放出来基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自动化和替代人类劳动的趋势应该被热情地加速并作为左派的一项政治计划而成为目标这是一个采取现有资本主义倾向并试图将其推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可接受参数之外的项目。

长期以来，资本主义一直是技术快速变化的同义词:在迫切需要积累的驱使下，生产方式不断地发生着变化19世纪，农业开始机械化，小块土地越来越集中在越来越大的工业农场之下。手工业也发生了变化，机械作为一种外来的干预手段出现在生产过程中。传统上由熟练工人承担的工作现在被分解成不熟练的组成任务，并且经常使用机器来完成工人被分配去做部分工作，曾经由工人控制的工具变成了有节奏地指挥工人的机器工作变得越来越重复，越来越不熟练，越来越受机器的控制——对廉价的非熟练工人(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需求越来越大在20世纪早期，随着技术的引入，这种趋势开始发生变化，这些技术消除了最常规和最平凡的体力劳动(如运输和运输货物)。熟练工人在监督新机器、开展扩大的服务工作和管理新兴的越来越大的公司方面变得越来越必要20世纪初，由于打字机、复印机等办公技术的兴起，对熟练工人的需求进一步扩大，这些技术需要受过相对良好教育的操作人员。换句话说，技术并不总是使人失去技能，过去一个世纪对熟练工人日益增长的需求证明了这一点在此期间，由于制造业易受提高生产率技术的影响，其就业人数继续下降20世纪早期大规模生产制造的自动化最终随着小批量生产的自动化而得到扩展1970年，工业部门雇用了1000个机器人，而今天，它使用了160多万个机器人就就业而言，制造业已达到全球饱和点。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有去工业化的趋势，就业增长现在主要局限于服务部门在制造业衰落的同时，20世纪后半叶出现了另一种转变。而早期的办公室

技术补充了工人并增加了对工人的需求，微处理器和计算技术的发展开始在许多领域取代半熟练的服务工人，例如电话接线员和秘书服务领域的机器人化正在加速发展，在过去的15年里，已经售出了超过15万台专业服务机器人受到特别威胁的是“常规”工作——那些可以被编成一系列步骤的工作。一旦程序员开发出合适的软件，这些任务就完全适合由计算机来完成，这导致了过去四十年中常规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数量急剧减少其结果是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因为许多中等工资、中等技能的工作是常规的，因此会被自动化取代在北美和西欧，劳动力市场现在的特点是低技能、低工资的体力和服务工作(例如，快餐、零售、运输、酒店和仓库工人)的工人占主导地位，同时还有少数工人从事高技能、高工资、非常规的认知工作

最近的自动化浪潮将彻底改变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分布，因为它将涵盖经济的各个方面:数据收集(射频识别、大数据);新型生产(机器人的灵活生产，25种增材制造，26种自动化快餐);服务业(AI客户协助、养老);决策(计算模型、软件代理);金融配置(算法交易);尤其是配送(物流革命、自动驾驶汽车、27艘无人机集装箱船和自动化仓库).28在经济的每一个功能中—一从生产到分销，从管理到零售—一我们都看到了大规模的自动化趋势这一最新的自动化浪潮是基于算法的增强(特别是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方面)、机器人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计算能力(大数据的来源)的指数级增长，这些都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第二次机器时代”，正在改变机器可以完成的任务范围它正在创造一个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历史独特性的时代。新的模式识别技术使日常和非常规任务都可以自动化:复杂的通信技术使计算机在某些技术性知识任务上比人类做得更好，机器人技术的进步正迅速使技术在各种各样的体力劳动任务上做得更好例如，自动驾驶汽车涉及非常规手工任务的自动化，而非常规的认知任务，如撰写新闻故事或研究法律判例，现在正由机器人完成这些发展的范围意味着，从股票分析师到建筑工人，从厨师到记者，每个人都很容易被机器取代在屏幕上移动符号的工人和在仓库里搬运货物的工人一样危险。一份报告预测，随着机器人继续渗透到金融世界，“交易大厅的人口将减少”;34个长期以来作为后工业就业堡垒的零售工作将被机器取代;预计全球将有3500个、超过1.4亿个认知工作被淘汰虽然上一波自动化浪潮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但这一波最新的自动化浪潮似乎将摧毁劳动力市场中低技能、低工资的一端随着机器人取代人类劳动，工人们可能面临更低的工资和日益增加的贫困至少，正在兴起的自动化浪潮将彻底改变劳动力市场的构成，并有可能导致对工人的需求大幅減少。

然而，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生产率并没有提高到自动化革命所期望的学位如果一台机器取代了工厂里一半的工人，那么如果工厂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生产率应该翻倍。然而，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年里，特别是在经济危机之后。全球生产率增长普遍放缓撇开生产率是出了名的难以衡量这一事实不谈，我们相信一些现象可以帮助解释这种反常现象。首先，低工资极有可能抑制了对提高生产率的技术的投资。获得大量廉价劳动力储备意味着，企业专注于资本投资的动力减弱。当更廉价的工人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购买新机器时，为什么还要购买新机器呢?这意味着，在实现全面自动化的努力中，争取更高的全球工资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补充任务。其次，可能存在延迟因素在起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IT革命花了一些时间才体现在生产率数据上，因为企业必须先进行投资，然后再适应这些技术的新能力。为了有效地利用这些新技术，组织必须改变，新技能必须学习，流程必须重新设计。总的来说，对数字技术的投资似乎面临着5到15年的生产力滞后今天，许多正在讨论的技术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新技术，甚至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这种新颖性意味着，随着这些技术被采用并适应商业运作的方式，我们应该预料到生产率数据的反应会有延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在这里的论证主要依赖于规范性的主张，而不是描述性的主张。完全自动化是一种可以而且应该实现的东西，无论它是否还在实施。例如，在可能受益于采用工业机器人的美国企业中，只有不到10%的企业这样做了这只是完全自动化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域之一，这重申了将完全自动化作为一项政治要求的重要性，而不是假设它将出于经济需要。各种政策可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增加国家投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及致力于替代而非增加工人的技术研究。在对劳动力市场最详细的估计中，有人认为，目前47%至80%的工作都有能力实现自动化让我们不要把这一估计当作一种确定性的预测，而是把它当作一项反对工作的政治计划的外部限制。我们应该把这些数字作为衡量我们成功与否的标准。

虽然经济的完全自动化在这里被提出是一种理想和要求，但在实践中不太可能完全实现在某些领域，由于技术、经济和道德的原因，人类劳动可能会继续下去。在技术层面上今天的机器在涉及创造性工作、高度灵活的工作、情感工作和大多数依赖于隐性知识而不是显性知识的任务方面仍然不如人类将这些任务自动化所涉及的工程问题在未来20年内似乎是无法克服的(尽管10年前就有人对自动驾驶汽车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一个完全自动化的计划将旨在投入研究资金来克服这些限制。实现完全自动化的第二个障碍是出于经济原因:某些任务已经可以由机器完成，但机器的成本超过了同等劳动力的成本尽管机器劳动效率高、精度高、生产率高，但资本主义更愿意赚取利润，因此只要比资本投资便宜，就使用人力。一个完全自动化的计划也将旨在克服这一点，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支持劳工运动和利用国家补贴来激励替代人类劳动力等简单措施。

完全自动化的最后一个限制是我们赋予某些工作(如护理工作)的道德地位许多人认为，这些任务，包括抚养孩子，必须由人类来完成。对于这类劳动，我们可以概括出两种大致的方法。第一种方法认为，这类劳动具有道德价值，应该由人类而不是机器来完成。然而，在后工作社会中，护理劳动可以被赋予更大的价值，使社会摆脱被赋予盈利劳动的特权地位。完全自动化带来的自由时间也可以促进对替代性家庭安排的试验。乌托邦式的实验由来已久，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实验来重新思考我们的社会如何组织家务劳动、生育劳动和照料劳动必须强调的是，所有这一切仍然需要一场政治运动来实现;后工作时代的世界或许能促进变革，但不能保证变革。然而，一种更为激进的观点认为，大部分劳动的自动化应该是未来的目标事实上，认为女性天生就养育和渴望这种情感劳动的刻板印象，往往是对她们继续剥削的有害掩护。但是，如果大部分这种劳动可以被消除呢?传统上，家庭一直是一个几乎没有技术变革的空间:它的无报酬性质和缺乏生产力规范使资本主义几乎没有动力投资于减少家务劳动然而，像打扫房子和叠衣服这样的家务，越来越多地可以委托给机器来做辅助技术和情感计算也在使一些高度个人化和令人尴尬的护理工作自动化方面取得进展，这些工作可能更适合非人格化的机器人更有推测性的是，一些人认为怀孕期间的痛苦和折磨应该让它成为过去，而不应该被神秘化为自然和美丽在这种设想中，人工合成的生物繁殖形式将使两性之间获得一种新的平等。我们不会在这里评判这些道路，而只是将它们作为后工作世界提供的选择。然而，无论采取何种方法，关键是劳动不会立即或完全被消除，而是会逐步减少。完全自动化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要求，旨在尽可能地减少必要的劳动力。

你讨厌的不是周一，而是你的工作

建立下班后平台的第二个主要需求涉及回归经典理念，即在不减薪的情况下缩短每周工作时间。从资本主义开始，工人们就一直在与强加的固定工作时间作斗争，而缩短工作时间的要求是早期劳工运动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在最初的斗争中，工人们以个人旷工、大量休假和不规律的工作习惯等形式进行了高度的抵抗这种对正常工作时间的抵制今天仍在继续，表现为普遍的偷懒现象，工人们经常上网而不是工作因此，在前进的每一步中，工人们都在努力摆脱正常的工作时间，工人运动早期的许多成功都与减少工作时间有关。例如，两天的周末是自发产生的，因为工人们喜欢喝酒，并多花一天时间休养而不是工作周末最终被巩固为一段公认的有限度的休息时间，是持续的政治斗争的产物(这个过程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在西方世界完成)同样，工人们在将每周工作时间从1900年的60小时减少到大萧条时期的35小时以下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功。60.成功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在20世纪30年代的5年时间里，每周工作时间减少了18小时在大萧条的早期，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的想法在美国得到了两党的支持

人们认为每周工作30小时的立法迫在眉睫与此同时，知识分子预言工作时间会进一步减少一一想象一个工作减少到最低限度的世界。在一篇经典的声明中，保罗·拉法格主张将每天的工作时间限制在3小时以内著名的凯恩斯提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计算出，到2030年，我们所有人每周将工作15小时—一尽管不太为人所知的是，他只是在用语言表达当时普遍持有的信仰马克思把缩短每周工作时间作为他整个后资本主义愿景的核心，认为这是达到“自由王国”的“基本先决条件”。65

但这种每天工作三小时的愿景已经消失了。近一个世纪以来，缩短工作时间的努力在大萧条期间突然终止，当时商界舆论和政府政策决定利用创造工作机会的计划来应对失业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在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每周工作时间稳定在40小时，从那以后，很少有人认真考虑改变这种情况相反，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工作时间普遍扩大了。首先，整个社会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增加了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后，每周的工作时间保持不变，因此用于工作的总时间增加了其次，随着工作渗透到我们清醒时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作与生活的区别正在逐步消除。我们中的许多人现在每时每刻都与工作联系在一起，电子邮件、电话、短信和对工作的焦虑不断地冲击着我们领薪水的工人经常被迫在不被承认的情况下加班，而许多工人感到被人看到长时间工作的社会压力。这些要求意味着，美国全职工人实际上平均每周工作近47小时除此之外，大量的工作是无偿的，因此没有计算在官方数据中(在这些无偿劳动力中也存在持续的性别差异)虽然有工资的工作对许多人来说仍然很难找到，但无偿工作正在激增—一随着销售点的自动化一个完整的“影子工作”领域正在出现，工作被委托给用户(想想自助结账和自动取款机此外，还有维持一份工作所需的隐性劳动:财务管理、失业时找工作、持续的技能培训、通勤时间，以及最重要的(性别)领域的劳动，包括照顾孩子、家庭成员和其他家属

如果工作已经延伸到我们生活的许多领域，那么回到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的状态将会带来许多好处。除了最明显的好处(即增加了自由时间)之外，它还会带来一系列更微妙的好处首先，减少每周的工作时间是对日益自动化的一个关键反应。事实上，这一政策在以前的自动化时期所起的作用往往被遗忘。许多评论家正确地指出了技术变革的历史以表明它不一定会导致大规模失业。然而，自动化的初级阶段与每周工作时间的大幅减少同时发生;就业往往是通过重新分配工作来维持的。这项政策的第二个好处是它的各种环境优势。例如，减少每周的工作时间将导致能源消耗和总体碳足迹的显著减少自由时间的增加也意味着为了适应我们繁忙的工作日程而购买的便利商品的减少。更广泛地说，利用生产率的提高来减少工作量，而不是增加产出，将意味着能源效率的提高将有助于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因此，减少工作时间是任何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其他研究表明，缩短每周工作时间可以普遍减轻压力、焦虑和精神压力

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健康问题但是，减少工作时间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这是一种既巩固又产生阶级力量的要求。首先，减少工作时间可以作为政治斗争中的一种临时策略一一劳动合同、罢工和其他消除劳动时间的方式都是对资本家施加压力的手段。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减少每周的工作时间也会使工人运动更加强大。通过减少市场上的劳动时间，劳动力的总供给减少，工人的力量增加。正如两位评论员最近指出的那样，“没有其他议价需求能同时提高议价地位。”此外，没有任何其他战略逻辑能够启动一种持续的良性循环，在这种循环中，每一次胜利都为下一次斗争中的实力奠定了条件。79.由于这些原因，减少每周工作时间的目标应该是21世纪左派的一个直接和突出的要求。

我们倾向于建立一个为期三天的周末，而不是减少工作日，以减少通勤，并在已经存在的长假期周末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这一要求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一一通过工会的斗争、社会运动的压力和政党的立法改革。工会为未来制定战略，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接受资本主义对工作的要求，可以利用集体谈判来接受自动化，以换取更短的工作周。事实上，历史记录表明，面对技术变革，工会往往是被动的，工资方面的让步只会推迟自动化，而不是阻止它另一种侧重于减少和分散工作的方法可以减少工作，而不会让工人流落街头还可以努力使作为工作周一部分的非正式的、无报酬的劳动得到承认，仅仅通过引起人们的注意来减少这种劳动关注缩短每周工作时间也要求工会与兼职工人和不稳定工人建立联系。83.但是，尽管工会在这场斗争中是必要的，但仅仅有工会是不够的，原因很简单，每个部门在自动化和生产率提高方面都有不同的潜力如果要与当前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决裂，就必须进行更广泛的斗争。社会运动和意识形态机构必须通过塑造可能性的空间来为这场斗争做出贡献。包括新经济基金会和吉米·里德基金会在内的一些智库已经开始公开呼吁减少每周的工作时间在英国，诸如“不稳定工人之旅”和“C计划”等组织都在强调无薪工作，并围绕当今社会中工作地位的问题进行动员但是，最重要的是，公众已经强烈要求减少每周的工作时间，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人支持这一想法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的政策方法也多种多样。干预措施可以将劳动力成本从按人计算改为按小时计算，使企业强制实行长时间工作的成本效益降低比利时和荷兰等国赋予工人要求减少工时的权利，而不会受到雇主的歧视。荷兰也开始缩短各个年龄段的每周工作时间。通过逐步改变工作时间，年轻人和老年人现在分别进入和退出劳动力大军所有这些选择都可以而且应该被动员起来，以追求一个减少每周工作时间的项目。

工资不合适

前两项建议等同于通过完全自动化来减少劳动力需求，通过缩短工作周来减少劳动力供应这些措施的综合结果将是解放大量的自由时间，而不会减少经济产出或显著增加失业。然而，如果人们继续为入不敷出而挣扎，这些自由时间将毫无价值。正如保罗·马蒂克(PaulMattick)所说，“饥饿者或贫困者的闲暇根本不是闲暇，而是一种无情的活动，目的是为了生存或改善他们的处境。”例如，未充分就业的人有大量的空闲时间，但缺乏享受这些时间的手段。事实证明，“未充分就业”实际上只是“工资过低”的委婉说法。这就是为什么后工作社会的基本需求是普遍基本收入(UBI)，给每个公民一笔可生活的钱，而不需要任何经济状况调查这是一个在历史上周期性出现的想法20世纪40年代初，它的一个版本被提出，作为贝弗里奇报告的替代方案，贝弗里奇报告最终塑造了英国的福利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段现在基本上被遗忘的时期，基本收入是美国福利改革提案的核心。经济学家、非政府组织和政策制定者详细探讨了这一想法，并在加拿大和美国建立了一些小规模的实验。95UBI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1300多名经济学家签署了一份请愿书，敦促美国国会制定一项“国家收入保障制度”。三个独立的政府认真考虑了这个建议，两位总统—一尼克松和卡特—一试图通过立法来实现它换句话说，UBI在20世纪70年代和98年代几乎成为现实虽然阿拉斯加最终实施了由其石油财富提供资金的基本收入，但随着新自由主义的霸权，这个想法基本上从辩论中消失了但近年来，这个想法又重新流行起来。在主流媒体和批评媒体中，它都获得了关注，被保罗克鲁格曼、马丁沃尔夫、《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和《经济学人》采纳。瑞士将于2016年就UBI举行公投，该提案已被其他国家的议会委员会推荐。各政党在各自的宣言中采纳了这一建议，纳米比亚和印度也进行了新的尝试。101这一想法具有全球范围，巴西、南非、意大利和德国的团体以及一个涉及20多个国家的国际网络都大力推广了这一建议因此，在2008年危机和危机后实施的紧缩制度之后，UBI运动再次复苏。

然而，对UBI的要求受制于相互竞争的霸权力量。对于自由主义反乌托邦和后工作社会来说，它同样可以被动员起来一一这种模糊性导致许多人错误地将这两个极端混为一谈。因此，在要求UBI时，必须明确三个关键因素，才能使其有意义:它必须提供足够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它必须是普遍的，无条件地提供给每个人;而且必须是福利国家的补充，而不是替代。第一点很明显:UBI必须提供物质上足够的收入。具体数额因国家和地区而异，但利用现有数据相对容易得出。风险在于，如果设定得太低，UBI就会变成政府对企业的补贴。此外，UBI必须是普遍的，无条件地给予每个人。由于领取UBI不需要进行经济状况调查或采取其他措施，它将摆脱福利资本主义的纪律性质此外，普遍补助避免了福利的污名化，因为每个人都能得到它。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所论证的那样，对“普遍主义”的援引也迫使人们不断颠覆对基本收入的任何限制应用(就个人作为公民、移民或囚犯的身份而言)。对基本收入的需求

普遍性的要求为扩大基本收入的范围和规模的持续斗争提供了基础。最后，UBI必须是福利国家的补充。对于基本收入一一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一一的保守观点是，它应该简单地通过向每个人提供一笔钱来取代福利国家。在这种情况下，UBI将成为进一步市场化的载体，将社会服务转变为私人市场。它不会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某种失常，而只是通过创造新市场来扩展其基本姿态。相比之下，这里提出的要求是将UBI作为复兴的福利国家的补充

根据道德论证和实证研究，有大量理由支持UBI:减少贫困、改善公共卫生和降低医疗成本、减少高中辍学率、减少轻微犯罪、有更多时间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以及减少政府官僚主义根据UBI的呈现方式，它能够获得来自各个政治派别的支持一一包括自由意志主义者、保守派、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等等。这种要求的效力部分在于这种模糊性，使其能够动员广泛的民众支持然而，就我们的目的而言，UBI作为一种需求的重要性在于四个关键的相互关联的因素。

首先要强调的是，对UBI的需求是对政治转型的需求，而不仅仅是经济转型。人们通常认为，UBI只是一种从富人到穷人的再分配形式，或者只是一种通过刺激消费需求来维持经济增长的措施。从这个角度来看，UBI将具有无可挑剔的改革资格，只不过是一个美化的累进税制。然而，UBI的真正意义在于，它颠覆了目前存在于劳资双方之间的权力不对称。正如我们在关于过剩人口的讨论中看到的那样，无产阶级是由它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分离来定义的。无产阶级因此被迫在就业市场上出卖自己，以获得生存所必需的收入。我们当中最幸运的人有闲工夫选择从事什么工作，但很少有人有能力选择不从事任何工作。基本收入改变了这种状况，它给无产阶级提供了一种生活手段，使他们不必依赖于工作换句话说，工人可以选择是否接受一份工作(在许多方面，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原话来看，工作是真正自愿的)。因此，UBI解除了雇佣劳动的强制性，部分解除了劳动的商品化，从而改变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政治关系。

这种转变一一使工作成为自愿的，而不是被强迫的一一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后果。首先，它通过减少劳动力市场的闲置来增强阶级力量。过剩的人口表明了当劳动力市场大量闲置时会发生什么:工资下降，雇主可以自由地降低工人的工资相反，当劳动力市场吃紧时，劳工就获得了政治优势。经济学家米克沃夫·卡莱茨基很久以前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这解释了为什么充分就业在每一步都会受到抵制如果每个工人都被雇用了，被解雇的威胁就会失去它的纪律性质——外面就会有足够多的工作等着你。工人将占得上风，而资本将失去其政治权力。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基本收入:通过消除对雇佣劳动的依赖，工人可以控制劳动力供应的数量，从而在劳动力市场上拥有巨大的权力。阶级力量还通过各种其他方式得到增强。罢工更容易动员起来，因为工人们不再需要担心工资被扣减或罢工基金减少。为了工资而工作的时间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调整，空闲时间可以用来建立社区和参与政治。一个人可以放慢脚步，安全地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