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ingtheFuturePostcapitalismandaWorldWithoutWorkNickSrnicekAlexWilliamsZLibrary的全文翻译

今天，霸权最普遍和最微妙的方面之一是它对我们集体想象力的限制。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反对霸权主义，但“别无选择”这句口头禅仍然是真实的。这标志着与漫长的20世纪相比的一个重大变化，当时乌托邦式的想象和对未来的宏伟计划蓬勃发展。例如，太空飞行的图像一直是人类控制自己命运愿望的暗号在前苏联时期的俄罗斯，人们对太空探索有着非常广泛的兴趣。尽管航空还是一种新鲜事物，但太空飞行的梦想承诺“从过去的象征中彻底解放出来:社会不公正、不完美、重力，最终是地球”。当时的乌托邦倾向使人们理解了迅速变化的世界，使人们相信人类可以将历史引导到理性的方向上，并培养了对未来社会的预期。在更为神秘的表述中，宇宙学家以令人钦佩的雄心主张，地球工程和太空探索只是实现真正目标的部分步骤:使全部死者复活与此同时，更世俗的方法概述了全自动经济、大众经济民主、阶级社会的终结和人类繁荣的详细计划人们对即将到来的太空旅行的热情和信仰是如此之高，以至于1924年，当有关可能用火箭飞往月球的谣言流传开来时，几乎爆发了一场骚乱流行文化中充斥着这样的形象，充斥着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交织在一起的故事。但这些不仅仅是外星幻想的问题，因为它们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具体的影响。在后革命时期，这种雄心勃勃的文化催生了一系列社会实验，包括新的公共生活方式、家庭安排和政治形式这些实验使人们相信，在一个快速现代化的时代，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实现的，这为布尔什维克和人民提供了支持。虽然在斯大林主义时代，乌托邦的野心在很大程度上被压制在地下，但随着新发现的经济信心的增长和实现一些早期梦想的资源的增加，它们在20世纪50年代重新出现苏联实验中最伟大的时刻—一人造卫星的发射和它在20世纪50年代似乎即将实现的经济主导地位一一最终都与充满乌托邦欲望的流行文化分不开在美国的早期，类似的乌托邦野心也占据了主导地位。人们普遍信仰，新的工业资本主义是暂时的，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很快就会出现，工人们为这个新世界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在一个远比我们现在的环境更加敌对的环境中工人们能够创建一系列强大的组织，并施加巨大的压力这一时期的成功与更广泛的乌托邦文化密不可分。

相比之下，今天的世界仍然牢牢地局限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范围内未来已经被取消了。我们更倾向于相信，生态崩溃迫在眉睫，军事化加剧不可避免，不平等加剧不可阻挡。当代科幻小说被一种反乌托邦的思维方式所主导，它们更倾向于描绘世界的衰落.而不是创造一个更美好世界的可能性当乌托邦被提出时，必须从工具的角度严格证明其合理性，而不是允许其存在于任何计算之外。与此同时，在学术界的殿堂里，乌托邦的冲动被痛斥为幼稚和徒劳。在数十年失败的威吓下，左派一直在放弃其传统上的宏伟抱负。举个例子: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激进的女权主义和酷儿宣言，呼吁建立一个根本的新社会，到20世纪90年代，这些已经沦为一种更温和的同一性政治;到了21世纪初，讨论的主题被更温和的要求所主导，要求承认同性婚姻，要求女性有平等的机会成为首席执行官今天，激进希望的空间已经消失了

被一种被认为是怀疑的成熟和一种普遍的愤世嫉俗的理由所占据而雄心勃勃的左派的目标，曾经以社会的全面变革为目标，已经沦为社会边缘的小修修补补。

我们认为，一个雄心勃勃的左派对于工作后的计划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记住和重建未来乌托邦是进步的矫枉过正的体现。它们要求未来得以实现，它们构成了一种不可能但必要的欲望目标，它们给了我们一种希望和向往更美好世界的语言。对乌托邦幻想的谴责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正是想象力的元素使乌托邦成为任何政治变革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如果我们想要逃离现在，我们必须首先摒弃未来的既定参数，并打开可能性的新视野。没有对不同未来的信仰，激进的政治思想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的确，乌托邦思想在解放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都是中心思想一一从早期的自由主义，到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再到女权主义和反殖民民族主义。宇宙主义、非洲未来主义、永生之梦和太空探索一一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一种普遍的乌托邦思想冲动。即使是新自由主义革命，也在面对占主导地位的凯恩斯共识时，培养了对另一种自由主义乌托邦的渴望。但自苏联解体以来，任何与之竞争的左翼乌托邦都严重缺乏资源。因此，我们认为，左派必须将乌托邦的冲动从新自由主义的枷锁中释放出来，以便扩大可能性的空间，动员对当下时刻的批判视角，培养新的欲望。

首先，乌托邦思想严格地分析当前的形势，并将其趋势投射到未来科学方法试图减少对未来的讨论，以适应概率框架，而乌托邦思想认识到未来是完全开放的。今天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可能会变得非常有可能。在最好的情况下，乌托邦包含了自身的紧张和活力，而不是呈现出一个完美社会的静态形象。虽然不能简化为工具性的关注，但乌托邦也培养了对可能在条件变化时实施的想法的想象。例如，19世纪的俄罗斯宇宙学家是第一批认真思考太空飞行的社会影响和潜力的人。他们最初被认为是无用的空想家，结果却对未来的火箭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样，早期关于太空探索和宇宙主义乌托邦的科幻小说在俄国革命之后继续影响着国家对科学技术的政策。替代方案的创造也使人们有可能首先认识到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随着苏联提出的有缺陷但意义重大的全球替代方案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这种不同世界的图像变得越来越重要，扩大了奥弗顿的窗口，并试验了在不同条件下可能实现的想法。

42.在阐述未来的形象时，乌托邦思想也产生了一种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现在变得可以接受批判它把现在的表象悬置为不可避免的，并揭示了否则会被忽视的世界的各个方面，提出了必须从本质上排除的问题例如，最近的美国科幻小说经常是针对当代的种族、性别和阶级问题而写的，而早期的俄罗斯乌托邦所想象的世界克服了快速城市化和种族冲突所带来的问题这些世界不仅为解决方案提供了模型，而且阐明了问题。正如斯拉沃伊iek在他对托马斯·皮凯蒂的讨论中指出的那样，实施全球税收的看似温和的要求实际上意味着对整个全球政治结构的彻底重组在这个小小的要求中，隐含着一种乌托邦

冲动，因为使之成为可能的条件要求对现有环境进行根本性的重新配置。同样，对普遍基本收入的要求提供了一个视角，从这个视角来看，工作的社会性质、看不见的家庭方面及其延伸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变得更加明显。从后工作世界的角度来看，我们组织工作生活、家庭和社区的方式有了新的面貌。为什么我们要把生命的三分之一奉献给屈从于别人?为什么我们坚持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性完成)是无偿的?为什么我们的城市是围绕着从郊区来的漫长而沉闷的通勤而组织起来的?因此，来自未来的乌托邦式需求迫使我们质疑我们这个世界的既定条件。通过这些方式，乌托邦既可以是对现在的否定，也可以是对可能的未来的肯定

最后，在肯定未来的过程中，乌托邦发挥着情感调节器的作用:它在意识和前意识层面上操纵和修改我们的欲望和感受。在所有的变化中，乌托邦最终关注的是“欲望的教育”。47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告诉我们如何渴望和渴望什么，同时将这些力比多的因素从理性的界限中释放出来。乌托邦给了我们一些目标一一一些超越资本主义永恒的当下所提供的一成不变的重复的东西。在打开现在并提供一个更美好未来的形象的过程中，现在和未来之间的空间变成了希望和对更多的渴望的空间通过产生和引导这些影响，乌托邦思想可以成为行动的动力，变革的催化剂;它会扰乱习惯，打破对现有秩序的认同未来的思考，通过沟通机制的延伸，产生了希望的集体影响，动员人们为更美好的未来而行动一一这种影响对任何政治计划都是必要的虽然乌托邦思想拒绝了在当代左派的某些部分中发现的忧郁和先验的悲惨主义，但它也唤起了它自己的消极影响希望的反面是失望(这种情绪在今天具身在像年轻的“没有未来的毕业生”这样的人物身上)。53传统上，愤怒一直是激进左派的主要情绪，而失望唤起了一种更富有成效的关系一一不仅是一种对现状的意志转变，而且是一种对未来的渴望。失望表明了对失去的未来的向往。

如果左派要对抗新自由主义的常识(“没有足够的钱”、“每个人都必须工作”、“政府效率低下”)，乌托邦思维将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需要从大处着眼。左派的自然栖息地一直是未来，这个地形必须开垦。在我们这个新自由主义时代，在日常生存的压力和要求下，追求更美好世界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在这种压抑中，失去的是那种创造“一个在存在、美学和政治上超越资产阶级文化悲惨界限的世界”的雄心。54但是，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明显的普遍的和不可抑制的特征，乌托邦思想甚至可以在最压抑的条件下涌现出来乌托邦倾向在人类的各种感情和影响中发挥作用一一体现在流行文化、高雅文化、时尚、城市规划，甚至日常的白日梦中例如，人们对太空探索的普遍渴望表明一种超越利润动机的好奇心和野心与之相类似的非洲未来主义趋势不仅提供了一个高度程式化的更美好未来的形象，而且还将其与对现有压迫结构的激进批判和对过去斗争的回忆联系起来。后工作想象在乌托邦写作中也包含了大量的历史先例，指向了一种不断努力超越雇佣劳动的约束。文化运动和审美生产在重新点燃对乌托邦的渴望和激发对未来的愿景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导航新自由主义

当乌托邦寻求转变新自由主义的文化霸权时，教育形成了转变知识霸权的关键机构。正是教育机器向新一代灌输特定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在几十年里复制其意识形态。在教育系统中，孩子们学习社会的基本观念，尊重(实际上是服从)现有秩序，以及在劳动力市场的不同部分分配这些观念所必需的技能因此，改变知识分子的教育体系是建立新霸权的关键任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曾写道：“只要我能写一个国家的经济学教科书，我不在乎谁来制定一个国家的法律，或者为这个国家撰写先进的论文。”“专注于改变这种社会制度因素的项目可以集中在三个主要目标上:使经济学教学多元化，重振左翼经济学研究，扩大大众经济素养。

这一点经常被遗忘，因为我们深深植根于新自由主义，以至于经济学曾经是一门相对多元化的学科。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是各种形式主义和非形式主义方法之间良性竞争的时期在学术期刊上，经常可以看到关于经济计划、利润率下降趋势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其他标准范畴的讨论。20世纪60年代，剑桥资本之争把非正统和主流思想家聚集在一起，就这一学科的基础展开了一场开创性的辩论一一每个人都承认，非正统思想家赢了直到20世纪70年代，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还在一家著名的经济学杂志上讨论剥削、劳动价值论和转型问题这样的事件，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虽然新古典经济学是一个包含各种方法的大帐篷，但从根本上讲，它对什么是真正的经济知识的看法是有限的。这一问题因最杰出期刊的特殊方法论要求而变得更加复杂，正式建模优先于更多的社会学分析和定性理解。

如果要改变关于如何运行经济的广泛的文化和学术观念，至少需要在学生教育方面实行更多的多元化。在这里，多元主义的复兴有了一线希望。世界各地都在努力将另类经济学引入主流大学，学生和专业人士团体也开始围绕这个问题动员起来。自2000年以来，许多大学都看到学生们公开要求在他们的经济学教育中实行多元化近年来，学生们公开抗议主流经济学的捍卫者，并且出现了像“后危机经济学会”和“反思经济学”这样的团体，他们共同努力改变课程设置然而，经济学多元化项目的关键是研究计划和教科书的发展。形式主义方法兴起的部分原因恰恰是它们符合高等教育的制度要求:它们为研究人员提供了花时间检验的理论，提供了延续思想谱系的教科书和博士学位，提供了清晰和可传播的原则今天，这一领域已被新古典主义教科书所主导，其结果是，即使教授们想要使这门学科多元化，他们手头也没有很多可获得的资源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可能正在发生变化，其中包括两位支持者创建了一本非正统教科书

为了支持这一进程，应该有一场运动来重振左翼经济学。2008年危机之后，左翼经济分析的匮乏就可以看出，当时最突出的批评性回应是一种权宜之计的凯恩斯主义。左派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一个有意义的、令人满意的经济纲领，他们主要集中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而不是对替代方案的阐述。这是一场乌托邦想象的危机，也是一场认知极限的危机。一系列新兴的当代现象必须仔细思考:例如，长期停滞的原因和影响;向信息、后稀缺经济的转变所引发的转变;引入全面自动化和全民基本收入所带来的变化;集体化自动化制造和服务的可能途径;量化宽松替代方法的进步潜力;使生产资料脱碳的最有效途径;黑池对金融不稳定的影响—一等等。同样，应该重新研究后资本主义在实践中可能是什么样子。除了一些过时的经典著作之外，很少有研究来思考另一种经济体系一一在增材制造、自动驾驶汽车和软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出现之后，就更少了。68例如，非国家加密货币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如果不通过抽象或具体的劳动来衡量价值，又该如何衡量呢?生态问题如何在后资本主义经济框架中得到充分考虑?什么样的机制可以取代市场，克服社会主义的计算问题?利润率可能下降的趋势可能产生的影响是什么?70建立一个后资本主义世界既是一项技术任务，也是一项政治任务，为了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左派需要克服对形式建模和数学的普遍厌恶。讽刺的是，批评数学建模抽象的同一批人，往往坚持对资本主义最抽象的辩证解读。这种对定量方法使用的承认并不意味着简单地采用新古典主义模型或盲目地遵循数字的指令，而是正式建模所带来的严谨和计算上的详细阐述对于应对经济的复杂性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从现代货币理论到复杂性经济学，从生态经济学到参与经济学，创新思维的轨迹正在启动一一即使它们目前仍处于边缘地位。同样，像新经济基金会(New Economics Foundation)这样的组织在创建经济模型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这些模型可以为左翼政治目标提供信息，同时也可以培养公众对经济事务的素养。

后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提高经济素养不仅意味着改变学院派经济学家的实践还意味着让非专业人士也能理解经济。对经济趋势的复杂分析需要与日常生活的直觉洞察联系起来。虽然在不久的将来，左派经济学的复兴很可能集中在学术界，但其目标应该是将这种经济学教育传播到远远超出大学范围的地方。工会可以利用它们的资源，让会员了解当代经济不断变化的本质。通过内部教育计划，普通工人可以开始把他们的工作场所和社区的问题放在更大的经济背景下。类似的方法可以一一在许多情况下已经一一通过培训积极分子来实现。开放学校为教育提供了另一种媒介，让公众有机会了解那些常常被学术术语弄得难以理解的思想，他们被高昂的学费和出版费拒之门外。在英国，工人阶级有着悠久的传统

教育，这是可以借鉴的。例如，工人教育协会已经向当地社区提供低成本的成人教育这些机构提供了一些途径，使抽象的经济理解可以与工人、活动家和社区成员的实际知识联系起来，彼此相互影响。系统地发展多元主义，经济研究和公共教育将在加强前一节概述的乌托邦叙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提供必要的导航工具来绘制出资本主义的路线。

重新利用技术

如上所述，霸权不仅存在于社会理念中，也存在于我们周围的建筑环境和技术中。这些对象在其内部带有一种政治:它们促进特定的用途和行动，同时约束他人。例如我们目前的基础设施倾向于将我们的社会塑造成个人主义的、以碳为基础的、竞争的形式，而不管个人或集体可能想要什么。随着技术扩展到最小的纳米尺度，并扩展到最大的后行星结构，这些政治化基础设施的意义只会越来越大。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科技的影响，事实上，许多人会认为人类本质上是科技的为了应对这种物质化的霸权——一种完全由资本主义构建并与资本主义有牵连的霸权——出现了几种不同的选择。第一种立场认为，为了解放我们自己，我们必须摧毁这种建成的环境虽然这种观点在原始主义中达到了顶峰，并要求结束文明，但类似的倾向渗透到今天的左派中。考虑到这样一个项目将带来的破坏，以及这些主张背后的理论缺陷，我们认为这种立场只不过是一种学术上的好奇心。相反，第二种立场认为，技术是后资本主义秩序的基础，但任何对改变技术的有意义的关注都应该等到后资本主义的政治计划实现之后这无疑会使我们的任务更简单，但是，考虑到技术与政治的普遍纠缠，以及当前技术的潜在潜力，我们认为更谨慎的选择是考虑如何在今天改变发展方向，并立即改变现有技术的用途。因此，第三种方法侧重于发明，并强调选择开发哪些技术以及如何设计这些技术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技术发展的方向不仅取决于技术和经济方面的考虑，而且还取决于政治意图。这种做法不仅仅是夺取生产资料，而是宣告需要发明新的生产资料。最后一种方法侧重于现有技术如何包含在我们当前的视界中被封锁的潜力，以及如何重新利用它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潜力受到极大的限制—一沦为创造利润和控制工人的工具。然而，在现有用途之外，技术的潜力仍然存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发现隐藏的潜力，并将它们与可扩展的变革过程联系起来。这最终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干预，因为重新定位的目的是激发集体的想象力，让他们知道用手头的资源可以做些什么

因此，在处理技术霸权问题时，我们有两种有效的策略。在第一种方法中，重点是新技术的发明和采用，强调我们可以创造变革的工具。本着这一思路，一些人呼吁加强民主

控制基础设施和技术的设计和实施在工作场所，这意味着要为引进哪些技术以及如何使用这些技术而斗争。鉴于技术很少(如果有的话)一次全部引进，因此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利用权力来控制技术的开发和实施方式。拒绝监视措施是最明显的目标之一，但工作场所的斗争也意味着抵制那些只会加剧、加速和恶化工作条件的技术在国家层面，考虑到大多数重大创新来自公共部门的资助而不是私营部门，有一个同样强有力的理由来支持对技术发展的民主控制。正是国家领导了重大的技术革命一一从互联网到绿色技术、纳米技术、b谷歌搜索引擎的核心算法，以及苹果iPhone和ipad的所有主要组件微处理器、触摸屏、全球定位系统、电池、硬盘和SIRI只是政府投资产生的部分产品事实是，资本主义市场倾向于短视和低风险投资。正是政府提供了长期资源，使重大创新变革得以发展和繁荣，而当代的风险资本越来越倾向于产生短期利润正是政府在高风险的发展项目上进行投资，这些投资很可能会失败一一但正因为如此，它们也很可能导致重大变革。鉴于政府在技术发展和消费品创新中的作用，公共资金应该受到民主控制。这就意味着政府不仅要在技术发展的速度上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在技术发展的方向上发挥作用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那些被称为“任务导向”的项目它们的目标不是产品差异化和对现有产品的微小改进，而是与大规模的创造性项目有关，如太空旅行和互联网。这是革命性的发展，旨在创造全新的技术路径，并对在此过程中出现意外创新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87.在民主的控制下，它可以对当时最大的社会问题作出反应，并通过例如利用国家投资银行通过资助决策来塑造项目的社会价值来促进大规模的思考一个具有前瞻性思维的政府可以支持以任务为导向的项目，如经济脱碳、工作完全自动化、扩大廉价可再生能源、探索合成生物学、开发廉价药物、支持太空探索和建设人工智能。挑战在于建立体制机制，使民众能够控制技术创造的方向。

公众对政府资金如何用于发展的控制，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一系列以工人为基础的斗争的核心。在现在基本上被遗忘的实验中，UK和日本(以及后来的巴西、印度和阿根廷)的工人试图将技术发展引向“对社会有用的产品”的生产。89这些是对社会需求作出反应的商品，其生产方式是尽量减少浪费，在生态上可持续，并尊重工人和他们的技能这些项目中最具影响力的发生在UK的卢卡斯航空航天公司，这家公司专注于生产高科技部件，主要用于军事，并获得了大量的政府资助面对不断上升的结构性失业和即将到来的裁员，卢卡斯航空航天公司的工人们聚集在一起，就如何经营公司和维持就业提出了另一项建议。他们的基本论点是，鉴于公共资金被输送到公司，社会应该对这些资源的使用方式有发言权，并从中受益。这是一个需要疏导资源的论点

从军事装备变成有用的产品。为了提出对社会有用的产品的建议，工人们编制了一份可供他们使用的技术和设备清单，站在计划者的角度，向工人及其社区征求产品建议，并集体决定如何将这些技术和技能重新用于不同的目的现有的能力将被重新用于设计和生产医疗技术、可再生能源、安全改进和用于社会住房的加热技术，而不是高科技军事装备最终的计划长达1200多页，包括150种产品的详细建议为了达到反对不妥协的管理层的政治目标，所采取的战略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反霸权的计划，工人们明确的目标是“激发他人的想象力”，并改变人们对生产的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卢卡斯计划拒绝停留在一个预示性政治的临时空间，而是旨在动员工会和政府的资源，努力创建一个新的霸权秩序。在这一努力中，该计划引起了和平活动家、环保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其他工人运动的共鸣，导致了国际联系的建立和工人领导行动的浪潮然而，最终，工党和全国工会的停滞不前，加上新自由主义的崛起，意味着卢卡斯计划未能实现其目标。但它所取得的成功—一减缓失业一一主要是超越防御方法并朝着创造替代方案的方向发展的结果尽管有这些失败，卢卡斯计划展示了一个清楚的例子，说明如何重新利用社会生产力来改变社会的技术方向。这并不是简单地试图在以利润为导向的经济中建立一个工人控制的工;更激进地说，这是一种重新组织技术发展的尝试，从边缘武器改进转向对社会有用的产品它是一个理想的模式，说明技术知识、政治意识和集体力量如何结合起来，以实现对物质世界的彻底改造。

上世纪70年代初，智利出现了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重新利用项目。新当选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试图通过现有的经济和政治机构实施渐进式变革，将智利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这一过程的一个关键部分是赛博syn的发展，这是一项分散经济计划的创新尝试，旨在将全国各地的公司与政府和官僚职能联系起来。该项目涉及将控制论从经常被指责为控制系统99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基础设施。赛博syn系统不是为一个无所不能的外部中央政府而设计的，而是作为持续经济流动的局部和内部调节器它的目的是让工人在计划过程中有发言权，并使工厂能够自我管理，同时为国民经济提供一个理性的方向。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赛博syn包括一个连接工厂的原始互联网，一个测试政策的经济模拟器，一个预测问题的统计预测器，以及一个直接从科幻小说中提取的操作室。但美国对该国的敌意使得购买新电脑几乎不可能，与法国的交易直到阿连德被推翻后才开花结果其结果是，智利建立控制论社会主义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重新利用现有技术，以便有任何成功的机会。这是一种拼凑的方法，利用现有的东西，拼凑出新的东西。当时，智利只有四台大型计算机(其中只有一台可供赛博syn使用)，全国只有102台和50台计算机，所以原始互联网被削减了，取而代之的是基于

更广泛使用的电传机器。1973年，美国支持的推翻阿连德政权的政变，最终使建立一个民主的、由工人管理的企业体系的雄心戛然而终。虽然这个项目从未完全实现，但赛博syn的一部分在一次值得注意的经历中展示了它们的潜力。1972年，面对经济精英日益高涨的反对，政府不得不应对4万多名卡车车主的罢工小资产阶级试图通过阻止工厂生产必需材料的运输来破坏政府。但工人们占领了工厂，并在可能的地方继续驾驶卡车，而国家政府则部署了赛博syn电传网络，以协调封锁和罢工。实际上，正如赛博syn的杰出历史学家所写的那样，“网络提供了一个通信基础设施，将阿连德领导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与智利工人和基层组织成员领导的自下而上的革命联系起来”。104换句话说，这次罢工显示了赛博syn将社会基础设施改造为民主和社会主义目标的潜力。它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历史上独特而充满希望的愿景，即另一种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因此，最终，这个实验提供了一个富有想象力和乌托邦式的例子，重新利用了控制论原理、现有的智利技术和尖端软件

虽然前面的例子表明，重新用途如何成为当前政治项目的重点，但对于后资本主义的未来，也可以想象出更多的推测性命题。作为生产力的中心来源和我们行动能力的扩展，技术创新构成了超越资本主义的任何生产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新世界必须建立在当前最先进的元素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旧世界的废墟上。今天，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这种方法被遮挡的潜力，因为实现经典左派目标(减少工作、增加富足、加强民主控制)的技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获得。问题是，它们仍然被包裹在社会关系中，这些社会关系掩盖了这些潜力，使它们变得无能为力。在这种背景下，反思和重新利用技术的要求重新点燃了陈旧资本主义中心的乌托邦想象。一系列的可能性已经存在。最后一章考察了自动化技术作为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键枢纽，但重新定位的范围远远超出了生产力的自动化。类似的争论围绕着物流网络，围绕着为了生态原因而重新利用城市，围绕着为后资本主义目的部署最新的计算技术精确定位这类技术有助于将精力集中在其开发和使用的政治斗争上。物流提供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因为它同时利用了工资差异，实现了全球生产，并且处于自动化的前沿。在不否认物流对在世界各地剥削廉价劳动力的项目的重要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物流将在后资本主义中以各种方式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它的用途远远超出了资本主义的范围。首先，任何后资本主义经济都需要生产(例如，增材制造)和分销(例如，即时物流)的灵活性。这使得一个经济体能够对个人消费的变化做出反应，而不像苏联时代那种宏大而僵化的计划努力。如果没有这些技术，后资本主义将有可能重复在第一次共产主义实验中已经出现的所有经济问题其次，全球物流使得广泛的比较优势的利用成为可能一一而不仅仅是工资差异。举个例子:研究发现，与在新西兰生产和消费相比，某些农产品在新西兰生产并运往英国更环保

即使在运往世界各地之后，它们的碳足迹仍然较小。原因很简单，在英国重现适宜的气候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这种环境比较优势只有在拥有高效的全球物流网络的地方才会存在。最后，物流处于工作自动化的最前沿，因此代表了后资本主义世界可能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主要例子:机器嗡嗡作响，处理人类被迫做的艰苦劳动。值得回顾的是，在物流革命之前，运输货物对工人的身体来说是一项体力消耗的任务。这种劳动的自动化是值得称赞的，而不是因为狭隘的原因而受到阻碍。由于所有这些原因，物流因此呈现出资本主义与后资本主义之间的重要过渡技术。

但是，重新利用也有重要的限制。例如，苏联人认为，资本主义的技术和技术可以简单地被接管，并转向共产主义的目的，但这些技术倾向于最高效率和严格的管理控制考虑到他们大量采用资本主义机器和管理技术，这个体系倾向于资本主义运作模式也就不足为奇了。工人们再次沦为机器中的齿轮，被剥夺了自主性，被迫更加努力地工作。征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搁浅在这样一个现实上，即权力关系植根于技术之中，因此，技术不能无限地倾向于与它们的功能背道而驰的目的例如，数控技术已被用来设定生产的节奏，迫使工人跟上机器的步伐一一从而使管理的权力更加间接和无形通过这种方式，机器可以通过使权力关系看起来像简单的机械过程来掩盖权力关系。然而，尽管存在这些限制，重新利用仍然是可能的，因为在一项技术中，往往有大量尚未开发的潜力处于休眠状态。难理解的一点是，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技术无好也无坏;也不是中性的。任何给定的技术都是政治性的，但也是灵活的，因为它的存在总是超出了设计它时可能达到的目的更确切地说，一项技术的设计、意义和影响是不断变化的，随着用户对它的改造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套用斯宾诺莎的话，我们可以说，我们不知道一个社会技术团体能做什么。我们当中有谁能充分认识到，在已经开发出来的技术中，有哪些尚未开发的潜力等待着我们去发现?什么样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建立在我们已经拥有的材料之上?我们的赌注是，我们的许多技术和科学研究的真正变革潜力仍未得到探索。

那么，我们如何区分受其限制的技术和其特性为后资本主义未来提供潜在支持的技术呢?117.没有先验方法来确定一项技术的潜力，但我们仍然可以建立广泛的参数来判断一项技术的潜力，并在思考个别技术的具体方面时应用这些参数就标准而言，一种方法是确定哪些功能构成一项技术的必要和/或详尽的方面。例如，如果一项技术的唯一作用是剥削工人，或者这种作用对于其部署是绝对必要的，那么它在后资本主义的未来就没有立足之地。根据这些标准，必然建立在对工人的控制和高度剥削基础上的泰勒主义将被拒绝。核武器要求具有造成大规模毁灭的能力，因此在后资本主义世界也不会有立足之地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技术将比这更加模棱两可。如果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