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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希特勒明白了蛊惑人心最基本的原则：教授或说服远比煽动情感更难以实现。更不为人接受的是：群众最想要的是找个借口来充分体验内心深藏的强烈情感，因为自己本性中好的一面可能一直引导着自己去压抑这种情感。

“人民大众的思维不会接受任何缺乏热情和无力的想法。对渴望让自身更加完美这种难以名状的情感比抽象理性更能影响女性的心理状态，为此她们宁愿屈从于强者，也不愿统治懦夫。广大民众同样热爱统治者而非请愿人，他们内心更乐于满足于一种教条，无法忍受任何其他教条。”

希特勒可以说是涉猎过广告业，但对如何掌控并利用注意力的真正理解来自他在慕尼黑大受欢迎的公共演说家生涯。这段职业生涯开始于1919年10月16日。昔日的下士已经年近30岁，在啤酒馆的地下室进行了第一次演说。当时，时局动荡多变，当地许多啤酒馆已经成为政治演说的场地，甚至汇集了规模不一、政治阵营不同的人们。每天晚上，那些满怀抱负的辩论家都会在这嗜酒的人群中磨炼自己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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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希特勒已经投靠了德国工人党（Deutsche Arbeiterpartei或DAP，即纳粹党)，当时这只是一个规模很小、能力低下的组织，只有55名党员。纳粹党是一个民族党，这意味着该党以德意志和其领土之间神秘的民族联系为基础，以民粹主义为自己的特点。这个组织的血统与深扎于土壤的理想就是恶毒的反犹太主义。而具有类似民族主义的政党多达几十个，纳粹党只是其中之一，根本算不上是最为突出的。那时候希特勒并不为人所熟知，作为出场的第二位演讲者，当晚他吸引了100多位听众(这一数字超出了组织者的预期)。冗长的开场演讲并没有得到多少回应。然后该希特勒上场了。他的演讲技巧还未尽善尽美，但是表现十分抢眼—无论听众规模大小，这是人们第一次接触他那具有强烈感情色彩、以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憎恨为特点的风格。希特勒在后来写道：“我讲了30分钟，但是在那之前我脑中没有一点儿头绪，我都不知道那是为什么。但是事实证明，我能做演讲。”小获成功后，希特勒被请到了更大的啤酒馆，吸引了更多的人群，同时也为纳粹党招募更多的党员。终于，1920年2月希特勒在一家大型啤酒馆皇家酿酒屋成为头号人物，为超过2000位听众演讲。他战胜了共产主义分子的干扰，演讲结束时观众高声欢呼和叫喊，为他的言辞所倾倒。随后，他在同年8月发表了题为“为什么我们是反犹太者”(WhyWeAreAnti-Semites）的演讲。两个小时的演讲被疯狂的欢呼声打断了58次。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希特勒进行了数百场类似的演讲，从而得以不断完善自己的表达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固定模式。他的站姿总是笔直而严肃，重复着相同的手势。他的演讲以长时间的静默开场，然后饱含个人痛苦和脆弱又不失温柔，他用近乎亲密的语气打破寂静，讲述自己艰难的成长经历，在战争中服役和对德意志兵败的失望。在过渡环节时，他满怀愤怒，开始谴责并抨击当前的一切错误。在情绪极度强烈的结尾，他咆哮着对犹太人无限的憎恨，计划着重振伟大的德意志帝国，最后，他会再来一声团结德意志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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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不是纳粹党党员，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知道身处这群极度兴奋的群体中是一种怎样的体验，而且也能凭借直觉感受到在这种境况下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会有所改变，甚至会去做一些或相信一些不同的东西。如果关注意味着打开心扉去接受信息，那么对有血有肉的群众来说这样的宣传就好像是让他们打开思维的大门。接触任何信息就相当于受到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人群中所能实现的可能性要远超出日常体验。群体心理学创始人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LeBon)认为，个人责任的缺失使群体中的个体更容易受到影响。弗洛伊德说，超自我会由群体意志所取代，就像无意识的希望上升到表面并被大家共享。无论它是什么情形，只要我们能看到这种现象就能明白。3

:美国最著名的例子是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JenningsBryan）在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黄金十字架”演讲所带来的反响。一名36岁的前内布拉斯加州议员参加会议时没有任何追随者，却能通过提出将美元与白银和黄金挂钩来增加货币供应量、扩大经济机会的观点获得提名。不过，布莱恩说服议会并不仅仅凭借他的观点，而是他表达观点的方式。“哪一方为民主党而战？是闲置资金的持有者’，还是“奋斗中的人民大众’？”他以闻名后世的对王权和十字架的描述结束了演讲，他说：“你们不要将这荆棘皇冠强压加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你们也不要将人类钉死在黄金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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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记录下了人们的反应：

言语无法描述充斥在四周的古怪且令人好奇的吸引力。犹如野马脱缰，疯人称霸。从这位演说家的口中，成千上万的人听到了他们自己灵魂深处从未透露的情感。黑压压的人群迸发出的热情就像从维苏威火山喷涌而出的熔浆……踩脚声如同回荡在阿尔卑斯山脉间的隆隆雷声，震耳欲聋的呼声就像让屋顶钢梁震颤的呼啸飓风。几乎每位听众都被此时龙卷风般的狂热情绪所感染，站到了椅子上，似乎完全不去理会自己在做什么或说什么。这近乎疯狂的兴奋在一个女性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她站在椅子上，像个野蛮人一样一边大喊大叫，一边舞动着身体。

布莱恩的演讲表现极具说服力，以至人们还未等他获得提名就把他高高地举在肩上。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今晚在你的客厅举行同一场演讲，你甚至可能听睡着。事实上，一周前布莱恩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过内容差不多的演讲，但是没有吸引什么人注意，更不要提赞誉有加了。4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科学家已经开始研究共同注意力，并且证实了当个体身在关注同一事物的群体中时，大脑的注意力官能会以不同的方式运作。例如，他们发现，当个体共同专注于心理旋转测试时，每个人实际上能在更短的时间内独立完成解答令人惊讶的是，因为每个人本身就是在独立解答。因此，更为有趣的是，人类并不是生来就具备共同注意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在出生后的18个月中发展而来，就像一个婴儿开始学习跟随父母的目光，注意他们正在看什么一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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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个听过希特勒演讲的人都会认为，他的演讲具有催眠一般的力量。汉夫施丹格尔承认：“希特勒在几小时内给人们带来的影响在多年内都不会重演。”他认为这一定程度上要感谢生物学。“神奇的喉部结构让他能编写出歇斯底里的狂想曲。”阿尔伯特·施佩尔形容自己第一次听希特勒演讲时说，他感到“陶醉”，认为“一切都能改变”。

另一个同时代的人这样说：“他就像精准的地震仪一样，能与人类心灵中的波动产生共鸣，凭借那种并非刻意而为的坚定信念，像扬声器一样将最为隐秘的欲望、最无法容忍的直觉以及整个国家的苦难与个人反抗宣之于众。”

几乎没人会认为勒庞和弗洛伊德引领着思维如何运行的研究，但是就在那里，他们的思想穿过狂热人群的言语，焕发出光芒。

阿尔方斯·赫克(AlfonsHeck)记得自己还是一个男孩时曾经参加过纳粹集会，那是20世纪30年代，他既不拥护希特勒，对他也不感兴趣。然而，当希特勒结束演讲时，这个男孩蜕变了：“从那一刻起，我的身体和灵魂都属于阿道夫·希特勒。”赫克参加的是每年在纽伦堡举行一次的集会。这种集会配以灯光、巨幅纳粹旗帜和游行的队伍等其他因素，极大地增强了希特勒的演讲影响力，创造阿尔伯特·施佩尔所说的“完全剧场”。一位参会者这样描述道：

这样的场面前所未见。宽阔的场地像一个巨大的哥特式大教堂，通体散发着光芒。聚集在这里的14万人目不转睛地看着这景象。我们是在做梦吗？这是真的吗？有可能想象出这样的景象吗？7面旗帜穿插进入队列之中。你只能看到的是一条水波起伏的河流，又红又宽，水面上金银交错，像炽热的熔岩一样慢慢地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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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片人莱妮·里芬斯塔尔用胶片记录下了1935年的那场被称为“自由集会”的活动，她写道：“这是我在纽伦堡经历过的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之一。一切都是如此扣人心弦和宏大壮阔，我作为艺术家后经历的任何事情都无法与其相比。”6

1933年，在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后不久，他就开始通过新成立的公众启蒙与宣传部，为征服德国民众的思想策划和建立各种机构，由他的忠实助手、当时年仅36岁的保罗.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实施。然而，对于如何大规模地吸引注意力和如何处理所吸引到的注意力来说，戈培尔甚至可以说超越了希特勒。

德意志第三帝国注意力计划的核心是一个相对简单的理念：扩大希特勒演讲令人狂热的效果，进而影响全体民众。最终，希特勒的演讲使一个只有55名成员的政党演变成为纳粹运动服务以及对整个世界的威胁。他们为这项运动带来了精神层面的力量。这个部门面临的技术挑战是强调此次集会的影响。在全国8000万人中，此次集会最多只能到达成千上万个政党支持者那里。在之前独裁统治下，大规模注意力的吸引受到场地大小的限制，所以凯旋游行或大规模集会都受到了外在的限制。然而，这个部门从无线电广播和电影中看到了突破这种物理限制的方法，从而牢牢地抓住了数百万人共同的注意力。7

1933年8月，戈培尔发表演讲陈述当务之急。他说：“无线电广播是精神运动和国家之间、信念和人民之间最具影响力且最为重要的媒介。”因此，它必须是纳粹计划的关键所在：“如果一个政府决意要将全国凝聚在一起，从而再次成为决定世界大事的权力中心，那么它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使国家的各个方面都从属于自己的目标，或者至少确保它们都支持自己的目标。这也同样适用于无线电广播。事物在影响广大群众意愿中发挥的作用越大，那么它对于国家未来的责任就越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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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培尔并不是第一个想到这样运用无线电广播的人，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许多国家靠它来促进民族团结和激励大众。在政治宣传的其他领域，英国也许算得上是开拓者。20世纪20年代，英国广播公司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有广播系统。早在口吃的乔治六世不得不号召全体国民挑战德意志第三帝国之前，它在1924年就已经开始广播国王乔治五世的演讲。同样，苏联政府在十月革命后不久接管了俄国的广播电台，使莫斯科电台成为20世纪30年代世界最强大的电台。至于美国这一广播电台的发源地，广播电台仍然掌握在私人手中，主要用于广告，偶尔播放几次炉边谈话。

1933年，德意志第三帝国虽然落后于英国，甚至苏联，但在很多领域却迅速赶上并超过其他楷模，不过在某种意义上，它依靠的确实是来自苏联和西方的技术。德意志政治宣传部接管了节目编排的每一个细节，全权决定广播内容。作为首席节目制作人，戈培尔找到了打造全民社区（民族共同体）的正确方法，不是进行无休无止的演讲，而是播放轻音乐娱乐节目，插播政治内容以及用偶尔发生的重大事件代替广告时间如希特勒或戈培尔的讲话，也就是当时所谓的“国家性的时刻”。就像西方的注意力商人一样，他发现，以糖送药更好下咽。就这样，接触纳粹党的中心思想几乎成为每个德国人的日常活动。

美国学者马克斯·勒纳(MaxLerner)在1933年写道，显而易见，公众启蒙与宣传部向美国借鉴了不少经验。“民主国家演化、发展出一种广告技巧，一种用于高压推销的技巧，一种绚丽夺目的新闻风格，以及可以在数百万人的心中留下了相同模式化观念的广播和电影，而独裁统治对民主的最为强烈的打击就是，从我们手中接过我们最为珍贵的说服技巧和潜在的对人民大众轻信他人的蔑视并对此加以完善。”简而言之，德意志第三帝国已经洗去了20世纪一二十年代政治宣传的教训并收为己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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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政治宣传部为了实现全面覆盖大众的目标，开发了“国民收音机”(Volksempfänger)。当收音机发展为普通工人也能轻松负担得起的产品时，它的销售范围很广，以至到1942年德国的广播听众已经从450万人增加到超过了1600万户家庭。纳粹国家在收音机渗透率上与英国和美国不相上下，让统治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亲密接触普通家庭，正如《阿莫斯与安迪》一样。

然而，收音机有一个特性，只要躲过了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雷达，广播内容就可以被忽略或关闭，甚至有人可能会选择收听外国电台。政治宣传部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组建一支无线电巡逻队，将政党支持者分配到每一个社区或公寓，确保人们在收听他们的广播节目。广播主管尤金·哈达莫夫斯基(EugenHadamovsky)写道，无线电巡逻队是政党和国家间“活的桥梁”，创造了“广播和听众间的人为接触”，而且随后甚至举报敢于从其他来源获取信息的人。

德国广播监管部门为“国家性的时刻”尽了最大努力。正如这一章开始时提到的，整个国家停止了任何活动，由无线电警卫把所有人赶进了收听室。这与宗教仪式集会的相似并非偶然，而是对“教会敬拜上帝”的有意模仿。我们已经讨论过纳粹主义是否应该被视为“政治宗教”。当然，按照政治宗教理论，它曾试图取代已有的路德教派在宗教信仰上的精神权威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天主教。①在大众层面，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之一是实行某种定期的强制性的共同注意力活动，就像宗教一直要求信徒定期顶礼膜拜一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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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政权对注意力的极端强迫性需求驱使着我们去考虑控制人类注意力和人类自由之间的关系。关于最基本的自由，是在A和B之间做自由选择，比如选择巧克力口味还是香草口味。

独裁政权剥夺自由最直接、最显而易见的方法就是直接限制、阻碍或完全禁止某些选择，例如，没有巧克力口味给你选择。举例来说，美国曾经禁止过酒精；同样，它可以禁止某些政党或个人担任公职。但是这种方法是唐突且具有侵入性的，同时也并不完美，任何需要强制执行的限制令都是如此。因此，对国家来说更为有效的方式是在出现选择之前就加以干预，这样可以减少与政权的摩擦，但是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全面控制注意力。

有人会说，自由不仅是描述我们“可选择的”有多少，也是指我们具备选择的意识。这种意识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如果我们不知道某种事物，比如巧克力冰激凌，我们几乎不会去选择它，更不用说因为想要它而感受到了压迫。第二个层次是指我们从概念上了解某种事物并开始将其当作真正的选择。我可能知道人类已经进入太空，我选择自己去太空是我的一个想法，但是在维珍银河公司开始安排太空之旅的航班前，“我的想法”仅仅是一个概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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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希特勒神话》(HitlerMyth)中，伊恩·克肖（IanKershaw)讨论了“教会斗争”(Kirchenkampf)，也就是第三帝国努力使德意志教堂纳粹化，清除所有支持传统基督教教义、抵制新的血统与国土意识形态的个人。

举一个更常见的近代例子。20世纪90年代末，人们认为几乎不可能放弃个人电脑并转而使用Mac（麦金托什）电脑。接下来，苹果公司组织了一场广告宣传活动，展示如何使用Mac电脑以及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很快，许多用户对Mac电脑感到满意，而苹果公司的市场份额为此显著增长。对于一个物有所值的产品，如果广告做得好，就可以证明这个选择的存在并且它看起来真实，从而促进人类自由。但是广告也可以让选择变得模糊，或者（如我们所看到的）展现虚假的选择(比如，“使用这种产品，否则会面临尴尬的后果”)。尽管如此，广告商如果不是垄断者，那么通常仍是在有所选择的背景下去做着说服人的生意。相比之下，真正的政治宣传旨在消除市场和选择本身，使市场或宣传看起来不可思议或不存在。商业广告很少能如此有力。

换句话说，希特勒不仅仅是在出售一种选择，而是在推广一种全方位的现实愿景。想要做成这样的一笔买卖，信息必须是完整的，自成一体的，并且没有一道裂痕或一个弱点。正如希特勒所说，德意志必须“不停地为自己的真理服务”，因为“一旦承认自己的政治宣传瞥了一眼另一边，那么就是种下了怀疑自己权力的种子”。替代观点就像替代选择一样，不属于这个计划，个人的目的和想法被归入了一个整体，因为这与民族共同体的利益一致。这本身可以作为在自由理想主义中被忽略的一种诱饵，往往会高估我们对真正选择的真诚之心。选择可能是个体自由的基石，但人类历史证明，向更伟大事物的屈服并且超越自我也同样紧迫，甚至更加紧迫。最伟大的政治宣传家和广告商总是明白这一点。

凭借全面控制注意力，纳粹政治宣传部长推广了一种新的信仰，不仅赋予了它选择的力量，而且给予了某种荣耀感，使人敢于为此献身。戈培尔在1933年写道：“制造革命有两种方法，一个人一旦发现拥有机枪的人占有优势，那么就会向拿着机枪的对手射击，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一个人也可以通过精神革命改变一个国家，不是摧毁对手，而是争取他。”他这段话的含义在于，不要去赢得争论，而是实际上替换掉个人思想和与之相关的所有冲突。戈培尔说：“我们想要用涵盖所有人的共同意识取代自由思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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