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权力：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点

竞争不是普遍和永恒的，因为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可能是一个观察因素。它的历史发展是资本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显然它的普遍性只是这种基于资本的新型生产方式的普遍化的结果。

从分析上看，解释经济竞争起源的第一个经济范畴是私有财产。用恩格斯(1844)的话说：

我们已经看到，只要私有财产存在，一切都归结于竞争……因为私有财产使每个人都孤立于自己的原始状态.而且尽管每个人都与他的邻居有相同的利益，但一个地主站在另一个地主的对立面，一个工人站在另一个工人的对立面。在这种完全相同的利益不一致中，身份所产生的不和谐，是迄今为止人类状况的不道德性的体现，这就是竞争。

然而，私有财产无法解释竞争在资本主义中的核心作用。事实上，只有当私有财产成为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时，竞争才成为这种生产方式的协调机制。

在资本主义中.财产的特征不仅体现于它作为一种法律形式，还体现于它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不平等分配。最终，这种不平等分配将这两个阶级推到了劳动力市场的对立面。因此，财产关系在资本主义中也是阶级关系(坎贝尔，1993)。个人财产的分配可以随时间而改变，但这些变化仍然是阶级关系的内部变化：一个人变得更加富裕，而另一个人变得更加贫穷。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些变化只是产生一类所有者和一类无产阶级、一类劳动力买家和一类劳动力卖家。

在社会层面上，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可能被简单地定义为生产资料与工人的分离以及资本主义的垄断。财产的这种社会概念对于个人财产的变化是不变的。私有财产的这种双重性质——个人差异和社会不变性——在资本主义中并不是偶然的。恰恰相反，它是这种生产方式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其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个人财产分配的变化和阶级财产的再生产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查托帕答雅，1994)。

马克思详细讨论了劳动力商品化的过程，以及私有财产在社会阶层之间的平行形成。他解释说，对于工资一劳动关系的出现，工人必须在法律上自由地卖掉他/她的劳动力，并在经济上依赖这种销售(马克思，1867，ch.6)。然后，他讨论了产生“一方拥有金钱或商品，另一方只拥有自己的劳动力”的历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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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产生这些阶级的机制。①

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发展和竞争的发展是同一过程的一部分，并且相互加强：私有财产使个人相互抵触，释放竞争行为；经济激励的竞争有助于发展和推广财产关系。然而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路线略有不同。

恩格斯(1844.1884)旨在表明：所有的政治经济范畴和它们所对应的现实都预设了竞争和私有财产。然而，在他的批判中，他解释了竞争是私有财产的结果，但他对私有财产来源的处理主要是历史性质的。

正是马克思承担了在逻辑上解释私有财产来源的任务(克拉克，1991)。事实上，尤其是在他早期的著作中，马克思把私有财产与另一种社会关系，即异化劳动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私有财产与竞争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晰。他解释说，为了以财产的形式来分配劳动力.首先必须采取异化劳动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基础和原因，但实际上却是后果。但是后来，这种关系变得相互关联(马克思，1844)。

换句话说.马克思通过与异化劳动的关系来实现他的社会竞争观，在逻辑上将其作为私有财产的一类。恩格斯的重点是将社会阶层之间的私有财产的不均等分配作为再生产条件。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劳动力的商品化是资本主义竞争的阶级本质和历史原因。②

竞争与资本矛盾

通过资本法则，竞争将资本的矛盾性强加于社会，这种矛盾的本质就表现在资本一劳动关系的双方身上。

如前所述，马克思关于资本竞争的讨论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核心冲突开始，即工作时间的长短。在工人阶级内部，工人被迫削弱他们的劳动权力，并将工作中的努力和工作的时间最大化。这些都是被雇用的条件，是竞争对工人的要求。同样地，在资本主义内部，竞争迫使资本家尽可能地从工人的劳动权力中榨取更多的劳动力：不是因为他们的主观欲望，而是因为资本的客观需求。

第五章 马克思对资本和竞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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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将《资本论》第1章第8节用于研究“原始积累”和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过程，并把“粗俗的经济学家”称为对资本主义起源作抽象臆测的作者。不幸的是，正如我们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所看到的那样，基于假设个体之间相互独立的推测方法，在今天已经成为新制度主义和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显著特征。

② 克拉克(Clarke，1994)从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略有不同的理论目标出发，探讨了危机研究中竞争分析的不同含义。

马克思(1867,ch.10)写道：

“我死后哪怕是洪水滔天！”这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口号。因此，除非受到社会的强制，否则资本罔顾劳动者的健康或生命。对身体和精神退化、过早死亡、过度劳累的折磨的抗议.它的答案是：这些会让我们因为增加利润而烦恼吗？但是看整个事情，这些并不完全取决于资本家个人的善意或恶意。自由竞争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形成了对每个资本家权力的外部强制。

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好或坏的意愿”，而是尽量减少成本和保持业务的必要条件。这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动力”。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竞争也往往会恶化劳动力，成为资本积累的障碍。“工作日的不自然延长，缩短了个体劳动者的生命长度，从而缩短了劳动力的持续时间。”这增加了其再生产的成本，就像机器，每天重现价值的一部分，机器的有些部分也磨损得更快。如果没有能够抵制竞争的力量，剥削的必要性就会产生“过度开发”的倾向。就像一辆在进入下一个加油站之前就被过度使用并耗尽燃料的汽车，资本往往“过度利用”劳动力，使其再现自身的能力趋于恶化。

资本的矛盾性不仅表现在对待活劳动力的方式上，还表现在对待死劳动力的方式上。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倾向于增加固定资本，无论是绝对资本还是可变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依靠劳动力资本的增值往往变得越来越成问题。这也许是马克思主义辩论中关于竞争最激烈的后果。马克思认为，竞争促进技术进步，资本积累的方式则导致了制度的停滞和危机。让我们来看一看它是如何发生的。

为了增加自身的利润，在竞争的压力下，每一个资本家都被推向创新，引进更先进的技术，利用更大的规模和分工回报率。承受风险能力、预测能力和其他主观因素是影响资本家战略的关键因素。但是，所有命令是一样的：“积累，积累！那是摩西和先知！”(马克思，1867，ch.24)

在竞争推动单个资本改革劳动过程和生产组织之后，它继续行动，将这些变化推广到整个经济。一旦资本主义发展创新，竞争对手就没有选择：要么跟随，要么被迫退出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创新企业利润增加，积累速度加快，以小成本为代价增加市场份额的方式已无法赶上竞争的步伐。因此，资本的集中与其说是资本家主观选择的结果，不如说是强制性竞争法则的结果，它迫使每个个体资本增长，以避免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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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积累中兼并和收购趋势进一步加速了这种资本集中的过程。在分析这些过程时，马克思(1867，ch.25)考虑了信贷体系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以及危机引发的加速。这些集中过程的效果是越来越少的资本家控制着越来越多的资本。因此，竞争过程有市场垄断的倾向。

在提升经济资本有机构成的过程中，平均利润率下降(对利润率的影响)。竞争的无形之手在这里展示了资本积累的矛盾性质：创新资本成功背后的利润动机事实上是资本危机的原因。个人理性和集体非理性是资本理性的两个方面。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利润率的下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颇具争议的话题。在古典主义经济学时期，利润率的下降是基于经验而被普遍接受的。问题不是用经验证明，而是从理论上解释。然而，在马克思的理论贡献之后，一些批评家和他的观点的支持者主要以经验来解释他的倾向，并作为对实际经济进程的描述。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试图通过实证检验来驳斥或捍卫他的理论。①

然而在我试图发展马克思的观点时，这个问题并不属于严格的经验主义，而首先是理论上的。虽然经济倾向可以在经验领域中进行研究，但在马克思的概念中，经济倾向与经验表现并不一致，而仅仅是对实际经济过程的支配。它们在这种生产方式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不是由实际发展的经济过程所证明的，而是直接来自资本的矛盾。

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三部分标题为“利润率下降趋势定律”的研究中，马克思的方法是直截了当的。他首先审视“这样的定律”(第13章)，然后是“抵制影响”(第14章)，最后是“内在的定律矛盾”(第15章)。通过这种方法，他将这种趋势解释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必然性，并分析了这种趋势在具体的经济过程中如何与其他或有力量相互作用。马克思没有试图提出一个典型的机制模式来应对危机，或者表明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命运。相反，马克思指出竞争应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实现这一趋势，但不能违反规律本身。①

第五章 马克思对资本和竞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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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实证文献丰富，但主要集中在美国经济领域，吉尔p(Gillman，1957)和玛格(Mage,1963)的评论揭开了这场辩论的序幕。曼德尔(Mandel，1975)、马蒂克(Mattick，1972)和罗森(Rowthorn，1980)对马克思的概念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证据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认为实证研究的新动力来自垄断资本方式的发展以及对过度积累、消费不足和利润挤压的争论(Weisskopf,1979;Wolff, 1979;Moseley，1988，1991;Dumenil,Glick and Rangel, 1984, 1985; Dumenil and Levy, 1993; Sherman, 1997; Van Lear, 1999;Goldstein,1999; Kleinknecht, Mandel and Wallerstein,1992;Shaikh and Tonak,1994;Brenner,2002). 此外，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引发了对实证研究的兴趣（Kotz，2008；Roberts,2009;Kliman，2011;Carchedi and Roberts,2013).

竞争的发展和资本包容的过程

从劳动过程的角度看，资本积累的过程也是基于资本的劳动的过程。这一过程以竞争为指导，加强了竞争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的作用。

马克思(1864)区分了形式包容和真实包容。前者发生在资本重组，即预设的非资本主义工作过程中，而不是通过工人的具体活动：资本将其逻辑强加于劳动过程中，并允许其所有者将工人产生的剩余价值加以利用。这种类型的剩余价值源于在向资本主义生产过渡之前就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尽管工人们继续做着同样的工作，但他/她的剩余劳动力现在都流向了资本家而不是封建领主。

当资本以资本主义的原则重新组织劳动过程，改变和重塑工人及其工作方式时，就会出现后者。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认为形式包容倾向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真实。只有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劳动过程才不断重演。但是，资本主义是一个需要扩张的内在动力系统，产生了一系列众所周知的后果：技术不断创新；更便宜的生产流程取代旧的、竞争力较弱的流程；大型资本比小型资本更能利用规模经济。在这些过程中，在竞争的控制下，工人的工作逐渐适应了资本的组织原则。他们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进行改革的具体工作。在某些情况下，工人本身成为机器的附属物。针对这些倾向，个别工人没有有效的抵制方式，他/她可能会破坏机器——这是指定他/她任务和工作节奏的具体商品，但不能废除控制这些过程的外部力量一—竞争。

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竞争已经将资本流动的过程引导至两个主要轨迹。一是通过跨越国家边界，把资本强加于不被资本占有的地区，引导资本广泛扩张(所谓的全球化进程)。二是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经历了资本、土地、矿物、植物和动物的发展。在竞争的影响下，健康、教育、文化、体育、科学，一切都要转化为商品。

虽然马克思关注的是资本包容的经济方面，但并不局限于劳动过程，而是适用于整个社会互动领域。资本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竞争是在严格的经济领域之外发展起来的。它不再是在生产过程的严格界限内强加于资本的强制性规律，而是存在于一般的社会生活中。竞争就这样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强制和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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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与权力——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点

① 有学者研究认为，竞争作为实现这些倾向的机制，由垄断市场形式的发展而得到加强而不是被削弱。

当然，这些趋势并没有自动地出现。通过制度安排，经济政策和主观选择、形式和真实包容、全球化和商品化都可能会得到加强、对比或简单地直接指向特定的轨迹。然而.这些控制资本主义发展的企图不能将竞争作为资本自我扩张的内在动力。

反对竞争协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反对“资产阶级最尖锐的武器”(竞争)，他们的答复带有政治色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联合，在许多方面与竞争相反，试图将人民团结起来，以抵制竞争的隔离倾向。然而，与竞争不同的是，这种机制对资本主义再生产并不是必要的，其具体运作依赖于阶级意识和政治行动。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具体的社会形态时和在他们的政治著作中讨论工人协会的原因。在这些著作中，协会以对竞争的客观、强制性规律的有意识的主观反应形式出现(马克思，1847，1867;恩格斯，1844,1845,1847;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

协会可以对资本一劳动关系双方的竞争做出回应，但并不一定没有政治斗争，尤其是当工人协会岌岌可危时。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协会的具体发展实际上受到阶级之间不对称的权力关系的制约。协会在资本家当中是自发的(合法的)，而在工人中间却存在很多障碍，并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必须保密。事实上，联合的权利本身就是工人运动的一场政治胜利，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这一结果永远不会被认为是确定的，就算阶级关系允许他们这样做，雇主也随时可能对此提出质疑。

还要注意，在资本主义的具体运作中，在某些情况下工人协会可能会产生稳定效应。正如戴维·哈维(David Harvey，2010)所指出的，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强制性竞争的影响，工人们有时会设法对从他们的劳动中提取劳动力的方式、形式和速度进行监管。通过捍卫工人的个人利益和阶级利益，有助于解决我们已经研究过的由于过度利用他们的劳动力而产生的矛盾。

但是协会并不仅仅是用来对付竞争的强制性作用的手段，它也是最终从私有财产和竞争中解放出来的新社会的目标。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ch.2)“这个新的社会秩序是什么样的？换句话说，就是废除竞争并用联合取代它。”(恩格斯，1847)

第五章 马克思对资本和竞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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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像蒲鲁东(1847)所设想的那样，建立一个由小财产所有者组成的自由联盟，而是一个由生产者共同拥有生产资料的自由联盟。这些不同的概念实际上是他们不同的竞争概念的直接结果。蒲鲁东并不认为竞争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一种历史机制，而是一种普遍的必要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私有财产及其延仲到劳动权力的结果。正如他所断言的，“在这里消灭竞争是毫无疑问的，就像消灭自由是不可能的”(蒲鲁东，1847，ch.5)。相比之下，马克思分析了竞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作用，批评“社会主义竞争”是一个矛盾(多伊彻，1952)。在他看来，竞争可能作为人类互动的一种自然形式出现，这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人性是劳动力商品化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并随着对资本中所有社会关系的吸收过程而得到充分发展。

马克思(1847B，ch.2)写道：“蒲鲁东不知道所有的历史只不过是人性的不断变化。”因此，这个问题不能解释上帝或不可变的人性如何产生资本主义，而是要了解历史上资本如何将其逻辑强加于社会，并导致发展出具有竞争力的人性，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定人性，以同样的生产方式塑造了完全不同的人性。①

蒲鲁东把协会看成对永恒竞争的补充，是对它带来的不便的一种补救，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建议发展协会用以反对竞争，反对它的强制作用，并作为可能废除它的一种手段。

竞争的结束

竞争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马克思去世后批判发展的主线之一。希尔弗丁、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尼古莱·布查林(Nikolai Bucharin)、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列宁等人分析了竞争的历史发展以及市场力量和垄断的实证倾向。根据列宁所说(1917，ch.1)，“把竞争转化为垄断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在欧洲，这一进程已经彻底改变了产业结构，自20世纪初以来，卡特尔和垄断已经成为市场的主导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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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蒲鲁东在他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中，引人了上帝的假设。

与工商业企业一样，银行也受到集中过程的制约。工业和金融市场力量由于两个部门之间相互的渗透而得到加强：通过股权交叉收购，以及银行与企业监事会监事的交叉任用，资本往往集中在一起。经济活动的规划和明确协调取代了旧式的企业分散决策体系。在现阶段，银行在产业政策中发挥明确的协调作用。它们的战略不再局限于单一企业的租金，而是可以协调和规划整个工业部门甚至整个经济体的活动。

垄断的蔓延和银行与行业的融合，导致“金融资本”的崛起。从历史上看，“金融资本”将资本主义的普通工作置于金融寡头的监管之下。垄断和卡特尔现在是规则，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列宁，1917)。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种转型对个人资本协调模式造成的后果已经引发了长期争议。考茨基(1914)将这一垄断过程视为结束经济和政治竞争的倾向。在他的“超帝国主义”观念中，他认为在经济垄断之后，竞争趋势将会导致伟大的非殖民主义者联合和结束军备竞赛。然而，希尔弗丁(1910)更准确地发展了这一概念的经济方面。他认为，资本集中和集中化的过程必将导致形成“普通卡特尔”。在这一点上，单一的机构将有意识地调节整个工业所有分支的资本主义生产和产量，事实上，这将取消竞争和它在经济中的协调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垄断消除竞争、改变资本积累机制的观点，尤其在“垄断资本学派”中得以体现。①

然而，这个概念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经验方面的。一般的假设是，竞争与垄断之间存在实证关系，前者不可避免地被后者所取代。那么垄断资本主义就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命运。不过这既不符合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也不符合马克思的观念。实际上，马克思指出了竞争产生的一些反倾向，它们与集中的主要倾向相互作用。他认为，垄断市场形态的实证发展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这一趋势与反趋势之间辩证关系的结果。这就解释了市场形态演变的复杂动力学特征。垄断资本传统中也承认了垄断机制概念的实证限制。特别是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2004)指出，在竞争的压力下，现有公司的解体和新公司的建立，在历史上“阻止了任何与希尔弗丁的普通卡特尔相差甚远的事情的形成”。

第二个问题是理论上的。垄断市场的兴起真的取消竞争了吗？显然，如果竞争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市场结构，答案儿乎是肯定的：巨型企业不能存在于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然而，如果竞争被认为是随着资本发展而发展的协调和强制性机制，答案就不那么明显了。列宁(1917.ch.7)认为，主导市场结构的转变和新的金融寡头的兴起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机制。帝国主义不会取代资本主义，它只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在自由竞争中崛起的垄断，不能消除前者，而是存在于它之上，并与它相伴随。”

第五章 马克思对资本和竞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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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垄断与竞争之间的这种对抗关系受到了克利夫顿(Clifton，1977)、威克斯(Weeks,1981)和哈维(Harvey,1999)等人的批评。

垄断和帝国主义并不是竞争消失的经验证据，而是相反的情况。它们是竞争作为一种强制性机制发展的表现，强制要求资本的增长、合并和在越来越高的资本集中水平上与其他资本斗争。竞争不是资本主义的暂时或偶然的特征，而是其基本的协调机制。帝国主义降低了竞争市场的实证性作用，但并没有消除竞争作为连接个别资本的机制。竞争作为一种市场结构成为一种例外，但其作为一种协调和强制性机制的作用在更高的阶段发展。

列宁还意识到在扭曲的竞争作为一种市场结构的背后还隐藏着科学和政治风险。随着垄断和金融寡头的发展，他注意到，一个神秘的竞争观念也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弊端不是在其内在逻辑中，不是在其一般和必要的管理机制中，而是在其特定和偶然的发展中。垄断和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固有产物，而是令人讨厌的对竞争的违反。金融资本不是资本积累的高级阶段，而是对工业资本积累的一种损害。

在政治辩论中，这个神秘主义的观念表明了对竞争和产业的捍卫，谴责垄断和金融：前者似乎是社会上可取的，而后者则是社会上不合理的扭曲：“基于这些理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反动派、小资产阶级批评家梦想着回到“自由”“和平”和“诚实”的竞争中去(列宁，1917，ch.1)。但是，无产阶级政策的目标在今天不能是恢复自由竞争的理想，自由竞争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反动思想，但是废除资本主义至少要完全消除竞争(列宁，1917，ch.9)。

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完全竞争的神话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的社会融合，社会目标、道德规范、传统风俗和习惯都让位于商品生产和“现金支付”。生产变成寻求利益的一件事，而个人——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方法论的起点——不过是资本增值的手段。只有在这个阶段，竞争才会显得自然。竞争成为个体与同伴交往的自发方式的一部分。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行为中，它成为一种社会标准，是规范的基准，远远超出了商品生产的范畴。竞争在学校、体育活动、艺术、写作中变得很自然。对于科学家来说·最终可以设想一个完全由市场关系和竞争来监管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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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解释了一股均衡模型如何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知识参考。原子化的个人在市场上的竞争并不被视为儿个世纪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物，而是所有经济现象的最终原因。竞争的历史、社会性质和强制性内容都已不复存在，其作为一种普遍的互动方式，同时也作为人类自由的最高表现形式。

从竞争出现以来，一般均衡模型在科学界受到极大关注。瓦尔拉斯的作品被翻译成意大利语和德语·在学术研究方面变得非常有影响力(尽管这位法国经济学家从未在他的国家担任过学术主席)。像斯坦利·杰文斯(StanleyJev-ons)和所谓的边缘革命的创始人卡尔·门格尔(CarlMenger)的理论一样，他的模型是对资本主义和谐的复杂尝试，代表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危机的明确学术回应。在这种新的方法中.剥削和阶级斗争作为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结果消失了，它否定了社会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的真正实体的存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没有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任何直接的批判，而只是通过方法论的假设否定其范畴。

尽管最优秀的数理经济学家做出了努力，但是这项研究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产生严谨的结果。但与此同时，完全竞争几乎从真正的资本主义中消失了，这是集中过程的结果，也是由竞争机制驱动的。历史上，这些过程发展得非常迅速，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数学方面进展缓慢。正如关于帝国主义的辩论所展示的，在最初的几十年后，一般均衡模型至少已经成为不合时宜的模型。

当严格的理论结果最终出现时，它几乎是成功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模型实际上解决的是这个竞争概念的内部矛盾，而不是它的科学有效性。在经济学教学中，现在大家已经习惯于处理阿罗和德布鲁针对问题的解答和帕累托最优的一般均衡。相反，不太受欢迎的是稳定性和唯一性的负面结果，这剥夺了模型的任何实际效用和解释力。

矛盾的是，正是在一般均衡范式走到其经验和理论的死胡同时，它在学术上成为霸主，正如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罗，198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德布鲁就可以作为例证。而最为矛盾的是瑞典皇家科学院奖励了后者在存在帕累托最优问题上所做的贡献，认为他通过对稳定性和独特性的分析，为整个方法的界限做出了贡献。

但这些悖论只是关于经济理论的问题。在政治上，这是新自由主义学说兴起的年代。它明显支持工人的灵活性，私有化、自由化、放松管制、自由流动、竞争胜利的理论现在绝对受到欢迎。人们不再需要现实主义和内部的一致性。目的不是要理解资本主义中竞争的作用，而是要表明竞争对个人有利。对假设和方法论选择不需要严格审查，只有它们的含义才是重要的：竞争在道德上是公平的(按照边际生产率分配)，在经济上是有效率的(福利定理)，并且与所有形式的权力和胁迫(二分权力一完全竞争)不相容。①这就是完全竞争是世界上最好的事情的科学证明，即使模型是不真实和不一致的。

第五章 马克思对资本和竞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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