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权力：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点

这个抽象的本体论框架被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权力的具体形式。本节的结构与前面相同。但在这里，PTA、P()S和其他与权力相关的概念在资本主义关系的背景下被当作购买力、市场力量和权威等。这种分析依赖于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认为它是一个复杂的本体论实体，其特征是表象和本质之间的分离。我的论点是资本主义是一种权力体系，具有特定的经验表现形式，具有潜在的不可观察的权力结构。

批判现实主义

批判现实主义运动始于 20世纪 70年代由罗伊·巴斯卡尔(Roy Bhaskar)所建立的哲学阵营，由于泰德·本顿(Ted Benton)、安德鲁·科利尔(AndrewCollier)和威廉·奥特维特(William (uthwaite)的贡献，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了起来(诺里斯，1999)。今天，批判现实主义是包括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和物理学的不同学科的运动。

这一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批判现实主义协会、论坛和研讨会的数量不断增长以及与批判现实主义主题有关的学术期刊日益普及的情况下，已经展现了这一点。自1998年起，国际批判现实主义协会出版了一本专门刊物《批判现实主义期刊》。在哲学和经济学的背景下，玛格丽特·阿彻(Margaret Archer，1995)、巴斯卡(Bhaskar，1978，1979，1996，1991)、科利尔(1994)、托尼·劳森(Tony Lawson,1997,2003)和奥特维特(1987)的著作提供了一些主要的理论参考。阿彻、巴斯卡、科利尔、托尼·劳森和诺里斯(1998 eds)收集了一些重要的读物。史蒂夫·弗莱特伍德(Steve Fleetwood,1999 ed.)对经济学中批判现实主义的观点做出了贡献。批判现实主义观点在经济学中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受到劳森强烈影响的“剑桥学派”(其中一些贡献出现在《剑桥经济学报》和《社会经济评论》中)。

根据批判现实主义的观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特点是基于封闭系统建模的演绎方法论。像任何其他的方法一样，演绎主义预先假设一个本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实的本质是可以通过演绎方法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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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巴特利特(Bartlett，1989)做出了通过决策理论来概念化权力的尝试。作者的目标是促进在新古典主义建模中正式考虑权力。结果是，他仍然依赖于人际关系的权力观念，并在新古典主义本体论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在这种新古典主义本体论中没有社会强制的空间。

虽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很少开展本体论论证，但它的隐含本体论是由原子化的、经验性的事件组成的。更确切地说，现实应该由“实际”和“经验”两个领域构成，前者包括事件和事态，后者是人类经历的事件。这两个领域应该是融合的，所以实际的事件按推测与经验并存。因此，现实是观察到的或至少在一定条件下被感知到的，并且通过观察其他(可感知的)事件来提供现实的解释，因为这个本体中没有其他的东西存在。

据说，如果通过观察和记录事件(作为数据)来获得知识，那么只有当这些事件产生某种稳定模式时才能获得广义的科学知识。如果只是产生完全随机的事件，在这种理解下，则无法获得知识。事实上，这些事件产生的模式必须有规律性或恒定性。通常情况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通过假设来产生这些事件规律，结果是一个人为封闭的系统。这里存在的问题是，社会经济体制几乎总是开放的系统，即事件规律并不是普遍存在的系统。

相比之下，根据批判现实主义的观点，“世界不仅包括事件和事态、我们对它们的经验或印象，而且包括存在的基础结构、权力、机制和倾向，无论是否被发现，这些因素都管理或促进了实际事件”(劳森，1997，p.21)。

批判现实主义本体论是分层的，由三个领域组成：“经验”“实际”和“真实”(也称为“深层”)。这三个领域被假定彼此不同步，这意味着不可能在经验和事件之间或事件与机制之间建立一对一的关系。

这种本体论鼓励与演绎主义不同的方法论。与演绎主义推论模式相比，可观察事件不以其他可观察事件的方式进行解释，而是根据基础结构、因果关系、运作机制及其产生的趋势来解释。这种从现实到深层领域的转变称为“再造”的推理模式。然而，结构和机制不一定单独行事；相反，一般而言，事件或事态是由不同结构和机制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因此，科学问题是确定管理现实的结构和机制，并解释其相互作用的方式。

这些不同的本体论前提导致了截然不同的权力概念。根据批判现实主义观点，权力是一个概念，指的是三个领域的实体，PTA和POS是实际经验领域中主要的可见形式的权力，然而其隐形机制处于深层领域。因此，方法论问题解释了权力的经验形式与基础结构和机制之间的关系。相比之下，在经验现实主义引出的理论中，权力的概念仅限于特定的经验现象。这导致了不同的方法论。事实上，研究经验现实主义中权力关系的最常见方式是，将原子论者作为POS(方法论个人主义)最终关系的唯一解释单元。

但是，为了封闭这个体系并且使演绎主义适用，原子论者也被剥夺了所有的真正代理者。因此，方法论个人主义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相结合后，一个缺乏分析能力的人，注定只会亦步亦趋，因为没有固有的特性可以改变，从而在不同的时间对相同的刺激产生不同的反应。只有具有原子论构想的经济人才能有相似的反应，并且每一次他都可以预见他将面临的情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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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方法论框架内，从经验现实主义本体论出发，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发展了狭义的权力概念。

批判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的关系并不明确。如今，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献越来越多，显示差异的共存，至少部分不相容的观点共存。

首先，我们要鼓励对这种关系的探索，它由批判现实主义的创始人巴斯卡(1991，p.143)发展而来。他肯定了“马克思的作品最好地解释了批判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是马克思作品缺失的方法论支柱”。马克思的分析与批判现实主义的兼容性在不同层面得到了捍卫，从简单的形式一致性到深层次的元理论统一。汉斯·埃尔巴尔(Hans Ehrbar，1998)甚至认为马克思在批判现实主义诞生之前就已经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者，并提出把马克思的《资本论》逐句翻译成现实主义的术语(埃尔巴尔，2001)。特别是科利尔(1979，1989)、肖恩(Sean,2001,2003)、弗莱特伍德(2001)和约瑟夫(Joseph，2001)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另一方面，理查德·甘恩(Richard Gunn，1989)、凯文·马吉尔(KevinMagill,1994)和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1999)提出了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之间具有相容性的公开批评。

在布朗、弗莱特伍德和罗伯茨(Andrew Brown，Fleetwood,Roberts,2001)编写的一本书中，他们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对比与融合的要点。编写者们在开篇中探讨了三个不同的观点。根据弗莱特伍德的说法，批判现实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本质是哲学的。在他看来，批判现实主义可以提供一种在马克思主义中所缺乏的全面的科学哲学，并使我们能够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放在更安全的哲学立足点上。

相比之下，罗伯茨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需要为批判现实主义哲学服务，并且表明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的理论类型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而不是把一些批判现实主义的概念和类别放在一起。他认为，这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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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奥地利经济学派——方法论个人主义之最——虽然也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做了严厉批评，但从来没有真正参与到主流经济学的权力辩论之中。

布朗认为，马克思主义从批判现实主义中学到的教训是需要在哲学普遍性的层面上阐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概念。更确切地说，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包含批判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结构因果关系、思想与独立思维对象之间的区别、倾向的概念、结构与机构之间的关系等。然而，这些概念在其他哲学视角中也受到强调。因此，布朗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来接受严格的批判现实主义哲学，而是应该捍卫“唯物主义辩证法”，以此作为能够接受和超越批判现实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

这里没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总体一致性的细节。为达到我的目的，重新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就足够了，并且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术语来解释它。这足以确定社会胁迫和资本主义权力的基本形式。①

权力的本体论

为了在抽象的决策系统中有机地讨论不同形式的权力，我们首先必须定义它们的本体论本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然后，这些定义可用于表现每个具体决策系统的内在权力形式。但是，首先让我从决策理论的角度来定义一个“决策制定系统”，如：(1)一组“代理人”；(2)他们个人的“决策集”和“目标”；(3)这些个人的决策集和目标之间的关系。

采取行动的权力

PTA由代理人的“决策集”定义，它详尽地描述了其潜在的行动过程、智囊团或任何能够做出决定的角色。这里没有理由假设他们确切地知道并理性地考虑自己的决策集和其他决策集。不完全信息和有限理性可能导致偏见和不完善的知识。然而，与此无关的是，代理人是否能够实际承担一系列行为并不依赖于代理人所知道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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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对劳森于2003 年出版的《重新定向经济学》的评论中，平克斯顿(Pinkstone,2003)批评作者从社会关系方面界定经济学，但没有具体的权力参考。他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不否认资本家和工人有社会关系，而这种关系不一定涉及权力。平克斯顿表示，马克思是经济学家，他把社会权力作为他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的解释的核心。书中后面的内容可以看作试图通过平克斯顿的批评来跟随劳森重新定位经济学。

当然，对现有PTA的分析不足以确定代理人会做什么，或者换句话说，对PTA存在的分析不能解释代理人如何实施它：选择不仅取决于物质约束(或对它们的看法和解释)，而且同样依赖于目标。PTA只是决策过程的客观方面，代理人的目标定义则是其主观方面。

代理人的目标是根据他们的主观偏好和他们对决策集的主观知识来定义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假设这两个要素都是没有问题的：主观偏好被认为是给定的，主观知识被假定为与客观信息相符(当信息被假定为“不完善”时)。然而，在这个更宽泛的本体论框架中，代理人的偏好可能受到其他代理人的行为和社会背景的制约。另外，信息在本体论中与知识不同；前者在决策系统中是客观存在的，后者则是在决策系统中代理人的主观感知和解释。①具体来说，这意味着即使代理人的主观偏好一致，相同的信息也可能会被不同的代理人作出不同解释，导致不同的知识和不同的目标。

在实际操作中，在给定的时间点，现有PTA的衡量标准是由每个决策集中的行动范围定义的。这一标准是事前的，因为它是指行使权力的手段，而不是指行使权力本身。购买力由财富决定，而不是由实际购买力决定，军事力量由火力值决定，而不是由实际投掷的以吨计的炸弹决定。当权力被执行时，对其测量是事后的。就存在而言，这一标准对于事前标准来说仅仅是一个不完美的替代指标：购买力与财富相关，炸弹与火力相关，但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即使在实际的经验领域，经验相关性也不是分析这种权力存在的适当工具。

凌驾于别人之上的权力

当B的选择取决于A在其决策集中选择的具体行动时，A对B具有权力。这可能发生在两种情况下：第一种，当A有一个控制B的决策集(在这种情况下，POS可以被看作改变其他代理人的PTA的能力)；第二种，当A能够影响B的目标(通过调整其偏好或知识)。第一种情况描述了客观POS的形式，第二种情况描述了主观 POS 的形式。客观 POS 和 PTA 密切相关，因为前者的出现取决于后者在决策系统中的分布。在一个复杂的人际关系系统中，客观POS的最强形式是“权威关系”，其中A可以命令B做某事，并且B必须遵守：在约束条件下，A对B的权威表现为A将B的决策权重新设置为仅有一个选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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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方法论个人主义中，奥地利经济学派在信息与知识之间形成了这种差异，但同时也假设不存在对个人解释框架的任何外部影响，而偏好被认为是个人素质。

能力。①

主观P()S取决于一个代理人调整另一个代理人目标的能力。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互动体系中.方法论个人主义通过假设排除了这种形式的权力，然而，代理人目标的定义必然是一个不能排除外部条件的社会过程。目标调节最显著的形式是“操纵”.其中A能够意思明确地决定B的目标。

在操作上.P()S的现有关系的事前测量必须至少要通过两个维度给出宽泛的定义。前者由行为依赖于A所采取行动的代理人的数量给出。后者由A的选择对其他代理人的目标和约束的后果的类型给出。这些维度在概念上是独立的：一方面，A有可能有凌驾于很多代理人之上的权力，但是对每个代理人的权力都很弱；另一方面，A只对一个代理人有绝对权力，但这种权力关系是最强的，即权威(客观PO)S)或操纵(主观P()S)。

主观PS不能提供事后措施，因为从概念上讲，在B决定之后，B的目标的起源是不能被检测出来的。如果A没有影响其目标，那只有B可能知道他是否会采取不同的行动。但是外部观察者没有经验方法可以证明这种改变会有效地发生，或者相反，B的目标是由B本身(如方法论个人主义者所假设的那样)发展出来的。对于客观P()S，只有当A所施加的约束相反时，A才能提供事后措施，即A修改B的约束，但B不改变其选择，POS的这种关系不能通过对B的行为的经验观察来检测到。对POS的逻辑检测能力的这些限制意味着经验主义分析可以最好地揭示P()S现有关系的子集。

约束结构

个人决策集及其相互依赖性决定了决策系统的客观因素。这些客观因素在集合理论上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在某些情况下，个人决策集是不可比较的，在某种意义上，A可以采取行动X，而不是行动Y，而B可以选择行动Y，而不是行动X。在其他情况下，B的决策集可以是A的一个子集，也就是说，B比A更受约束(A可以采取排除B的行为)。这种不对称可能会有不同的形式和程度，并且可能在决策制定系统或所有决策系统中只考虑少数代理人。当这种不对称存在时，无论在何种程度上，决策系统的结构本质上都是“约束结构”：即使A对B没有直接的权力，A在结构上比B受到的约束也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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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个权威的定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把另一个人的意志强加给我们”(恩格斯，1872)。它也符合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定义，虽然在这篇文献中，权威的概念也被称为“层次”“垂直性”或“命令”。在政治著作中，有时用“权力”一词来描述“B遵守的情况，因为他承认A的赞扬是以自己的价值观为出发点”(巴克拉克和巴拉兹，1970，p.34)。后者的含义来自韦伯(1968)“合法权威”概念，其前提是同意遵守命令。与我的定义不同，这种权威概念是基于决策过程的主观因素。

有了这个术语，我就能强调决策系统的结构对不同的代理人施加了不对称约束。但另一方面，这种结构也可以被理解为能够实现个人行为，而这种行为如果不存在就无法实现。从不对称约束或不对称PTA角度观察，这些只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与属于特定代理人的PTA和P()S不同.约束结构本质上是社会性的。约束结构的存在是客观形式的社会胁迫的信号，只有通过对整个决策系统的检查才能理解，当分析单一人际关系时，它们仍然是不可见的。

调节结构

单个目标和相互依存关系确定了决策系统的主观因素。像讨论客观约束一样，这些主观因素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在某些情况下，A和B的目标可能是独立的主观偏好和不同的信息解释框架的结果。在其他情况下，它们可能是由类似甚至重合的偏好和解释框架来定义的。这种相似性可能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在决策系统中所有这些都可以有几个代理人。当存在偏好和解释框架一致时，决策系统的结构本质上就是一种“调节结构”。

像约束结构一样，调节结构是一个社会实体。在某种意义上说，其目标调节不一定归因于任何特定的代理人，而是决策系统的一个总体特征。与约束结构一样，它也是客观的，因为它的存在是决策系统的客观质量。将这些结构放在一起表达了决策系统中的一般(客观)不对称性和(主观)同质性。由于约束结构预示着社会胁迫的客观存在，调节结构的存在就是社会胁迫主观存在的信号。

胁迫机制

当约束结构或调节结构在时间上保持相对稳定时，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即发现机制的再现和演化。为了在决策系统中重现一般的不对称性或同质性，这些机制必然涉及一些一般形式的强制。我称之为“胁迫机制”。

“社会胁迫”是约束结构或调节结构与再现机制的结合。我们已经看到，这两种结构都是客观的，所产生的社会胁迫形式可以分为：第一种情况，当强制通过客观约束施行时；第二种情况，当强制通过主观目标施行时。

在这两种情况下，社会胁迫本质上是动态的。它不仅反映了决策系统在一个时间点上的一般不对称性或同质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再现不对称性或同质性。这只有通过全局和动态地查看决策系统才能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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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制机制、反倾向和反权力

除胁迫机制外，还可能存在其他机制干预约束和调节结构的复制，并可能加强或对比现有胁迫机制的运行。这些机制的存在可能是独立于决策系统的一般存在条件或过程的内生产物，这是现有胁迫机制的后果。只有在第二种情况下，这些机制才具有科学的相关性，并且是权力本体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否则，它们只是在决策系统中扮演简单的外力。当这些机制发展成对某些胁迫机制的内生反应时，我称之为“反制机制”。与胁迫机制不同，它们在权力本体论中并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必要条件，它们的具体发展只是由胁迫机制的存在而产生的理论上的可能性。然而，作为对其他机制的反应，反制机制也预先假设有意识的行动。它们不会自动产生。

反制机制的总体效果是对照胁迫机制的倾向，而产生“反倾向”。具体来说，这是通过产生PTA和POS的新形式或通过改变现有的权力形式而发生的，这与胁迫机制管理的权力形式相互作用。实际经验形式的权力的具体发展是通过这些倾向和反倾向的相互作用来规范的。

这种双重对立机制—一反制机制和反倾向，并不一定产生反对意见，事实上是不同的本体论层面：偶然机制和倾向是深层领域的实体，而PTA和POS是在实际经验领域中发生的。原则上，权力的形式由反制机制所控制，可能会削弱或加强约束和调节结构。为了区分这些权力形式，我称之为“反权力”。只是这些权力与约束和调节结构的强制作用相反，而反制机制也可以支配胁迫机制和调节结构的权力形式。

实际经验领域的反权力是由深层次的反权力机制造成的，但是它作为反权力角色并不是深层次领域的胁迫机制与反制机制之间对立的直接结果，而是这种反制机制在实际经验领域影响的结果：胁迫机制往往会在约束结构中再现对称性并在调节结构中再现同质性；而反制机制倾向于产生形式权力和反制权力，这可能加强或削弱这些不对称性和同质性。也就是说，反制机制和反倾向是必要的，但不是发展反权力的充分条件。

反权力并不是简单地弱化决策系统中的社会胁迫形式，而是构成决策系统的内部动态因素，可能会产生稳定或不稳定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反权力可以促进决策系统的再现；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们成为其不稳定的潜在原因，并最终导致危机。

权力系统

当我们讨论一个特定的决策系统作为一个权力系统时，我们并不只是简单地指出PTA(和最终产生的P()S)是否被精确定义。我们的意思是存在约束或调节结构和一些胁迫机制(最终有一些反作用力)。这是使决策系统成为“权力系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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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的PTA和目标可能受到完全不同的因素的影响：它们可能受到整个PTA和目标系统演变出的强制机制的倾向的影响，而与P()S没有任何关系。但如果结果是一组具体的决定，那么不同情况之间的区别只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性的。

这表明权力分析不能归结为P()S研究，因为如果两个代理人是权力系统的一部分，那么他们可以是非对称PTA和同质偏好，解释框架可以通过非个人化的结构和机制系统地复制，而不一定引起P()S关系。这也表明，在一个权力系统中，POS并不代表决策系统中一种基本的权力形式，而仅仅是一种管理PTA和POS的整体复制的、一般形式的社会胁迫的表现形式。

权力系统的这种抽象定义可能适用于非常不同的具体情况。它基本上是从个人和人际权力的一般结构的角度来界定社会胁迫。它可能是经济关系的特征，也可能是性别或种族关系或任何其他社会互动和重塑机制领域的特征。

这种一般的社会胁迫概念绝不直接取决于经济中的剥削概念。恰恰相反，社会胁迫的存在提供了这种社会不对称和产生经济结果的可能性，就像剥削一样。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换句话说，社会胁迫是剥削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例如在资本主义中，种族关系、性别关系与阶级关系和剥削有着密切的关联，但也具有自主性。这些关系施加的权力和胁迫形式远远超过经济剥削的严格结果。

另外，如果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背景下解释这个抽象本体，并且考虑生产方式的再生产条件，那么剥削不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且是社会胁迫的根本动力。正是这种经济关系在每种生产方式中具体塑造了社会胁迫的形式。尽管在逻辑上，剥削的存在取决于社会胁迫的存在，但在具体的历史发展中，剥削成为社会胁迫的基本经济动机。

但现在是时候从一般权力系统的讨论转移到考虑一种具体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了。

资本主义权力的本体论

马克思主义的资本(马克思，1867，1885，1894)并不是从孤立的个体开始的，而是从商品开始的。①商品涵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显著社会关系。物质的东西并不存在于它们自然的商品中。只有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它们才具有特殊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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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类别包括私有财产和市场的类别。私有财产是一种社会关系，定义了社会中的一系列义务和权利及其在代理人中的分配。因此，私有财产的存在意味着以行动权力(PTA)的形式存在的权力关系。②

在市场上，商品得到了社会评估(价格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交换。商品交换改变了社会的义务和权利体系，即改变了各个PTA的体系。私人和私人市场的并存形成了PTA在经济中的具体表现，即购买力。在易货交易中，各方直接交换他们各自的PTA商品。相反，在货币交换中，一方拒绝具体的PTA(处置特定商品的权力)并接受货币，即未来获得商品的权利。因此，货币可被视为对商品的抽象PTA。

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私有财产和市场不足以描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商品化进程。在这种情况下，从货币流出的行动权力(PTA)的抽象形式也采用P()S关系形式，是劳动力买方与卖方之间的直接人际关系。更广泛地说，劳动力的商品化将预先存在的剥削模式转变为资本主义剥削。在这个过程中，私有财产成为资本主义财产，其特征是个人差异和社会不变性，并以社会阶层之间的约束结构为形式。

该过程也改变了预先存在的约束和调节结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资本往往融入劳动过程和全社会。社会中存在的家庭、性别关系和其他客观不对称现象被置于资本治理和胁迫机制之下。这些客观的过程也伴随着主观偏好和解释框架的转变，最终改变了人性。

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中，这些客观和主观因素的演变被视为辩证关系。然而，阶级关系在所有可能的约束和调节结构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因为它们在资本主义剥削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其他社会结构不同，阶级关系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必要特征。其他结构与资本主义胁迫这种基本形式相互作用，并加入其他形式的胁迫，不仅是作为独立的过程，而且是作为与剥削过程辩证联系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在解释了以资本主义剥削为特征的社会胁迫的基本形式之后，才能连贯地发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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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蒂克(1993)认为，资本从商品开始只是因为马克思旨在批评古典政治经济学(经常以商品开始)，但真正的理论出发点是阶级关系。这种解释与由恩格斯(1886)提出并由米克(1976)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一历史解释相反，资本结构反映了从前资本主义“简单商品生产”到正常资本主义的理想化时期生产。对这种解释的早期批评是从巴纳吉(Banaji，1979)和史密斯(Smith，1990)开始的。对于《资本论》的重要性的分析，参见皮林(1980，ch.4).

② 除马克思主义之外，特别是制度主义学者，如凡勃伦(Veblen、1934)，塞缪尔斯(Samuels，1979ed.,1984,1994)和施密德(Schmid.1987)对财产带来的经济强制进行了调查。克莱因(Klein，1992)以及达格和谢尔曼(Dugger and Sherman，1994)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与制度主义在权力和阶级分析中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