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权力：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点

它们。

在后瓦尔拉斯本体论中.权力关系的本质只能在人际关系中被发现。通过建立，后者只能通过引入缺陷来实现权力内容。在这个本体论中，没有任何社会强制和权力关系的空间，权力关系只能作为完全竞争性互动而存在。权力的概念因此将完全竞争理论作为其基本前提，其研究成果不过是完全竞争模型的补充。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可以很容易地总结出来：从一个神秘的竞争概念出发，发展出另一个神秘的权力概念。

令人奇怪的是，关于权力的学术辩论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来自激进派，他们的代表人物经常肯定马克思主义。但是，这些人并没有发展出马克思的观点和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相反，在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在多大程度上也适用于他们的情况下，他们批判性地采用新古典主义的方法，然后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声音得出结论。

这个结论是，马克思的方法是无力的和模糊的，只有严格的新古典主义方法才能克服其内部限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历史性崛起一对马克思主义及其革命性影响的学术反应—被认为是普适性经济学方法的诞生，甚至马克思也应该转向这一方法。这是“激进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考虑。这种新的学术“异端”的逻辑是：马克思主义成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必然结果，或者被谴责为科学的谬论。(“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是分析型马克思主义者给自己贴上的标签。)

不幸的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不能单独使用。当您采用其方法时，您会采用其隐含本体论和思想前提。其结果是，同样的说法资本家对工人拥有权力一在马克思的概念中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

在这个观念中，证明经济关系可能涉及权力的唯一办法就是假设。“缺陷”和“具有不同内在特质的个体”是新古典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基于自由契约和纯循环的隐含本体论中选择的内容。在玩这个游戏时，在交换之前，鲍尔斯、金蒂斯和其他后瓦尔拉斯学者们没有发现比假设工人反对资本家更好的不对称性，因而解释了为什么在交换之后，后者对前者有权力。

他们的故事从个体工人的优势开始，资本家对他/她有权力，但只是因为工人的初始优势是货币化的。工人所面临的权力关系似乎是由于他/她对资本家的有利地位，而不是相反。现实就如此颠倒过来，就像在庸俗经济学古老的神秘概念中一样。尽管后瓦尔拉斯主义者并不喜欢剥削概念，但在这种理论中，剥削者最终可能是支付地租的资本家，肯定不是获得它的工人。

但是要充分把握这个神秘的概念，我们必须在工人终于摆脱与资本家的权力关系的那一天跟随工人：在资本家引进新机器的那一天，这台机器管理着工人的劳动、他们的工作速度和彼此之间的协作模式；同一天，工人失去了信息优势、收入或者工作。然而对于瓦尔拉斯激进分子来说，这是工人从资本家的力量中解放出来的一天。现在，他/她终于可以离开资本家而不会失去任何东西(除了他/她的劳动力之外，已经失去了一切)，这便是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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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明资本家拥有对工人的权力，后瓦尔拉斯主义者认为个体工人并不是除了劳动力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出售的人，相反，他/她是这个阶级中享有特权的人，还有着其他的东西(他/她的信息优势)。在马克思观点的彻底颠覆中，个体劳动者的权力关系不是由对他/她进行剥削的阶级所造成的，而是由他/她在这个阶级中的特权地位所造成的。简而言之，在这个理论中，工人不是因为他/她的社会弱点，而是因为他/她的个人力量而产生权力关系。

一些激进分子可能对他们的结果与马克思的批判之间的形而上的相似性感到满意。然而，他们的科学观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与“庸俗经济学家(实际上只是将资本家的概念)翻译成更加理论化的语言”一样，并试图证实这一概念(马克思，1894，ch.13)。

作为权力仆役的经济学家

1968年的运动仍然是世界范围内最先进的激进革命运动之一。那些在不同社会生活领域和世界各个角落进行权力斗争的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不同的社会：他们想要一切，他们要求将“不可能”作为现实主义者的唯一手段，他们是整个社会的政治斗争的一部分。黑人权力、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反战、反核武器主义、反禁止主义、生态保护、人民的自主等。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成为集体批评和政治斗争的对象。在工作场所、学校、街头和监狱里，无处不在的制度化权力受到了质疑并引发争执。罢工、占领、自发组织、文化、音乐、艺术、体育等成为集体反对资本主义压迫统治形式的一种手段。随处可见的反权力，是为了改变这个阶级社会的物质条件，消除资产阶级霸权文化的强制性，重新思考社会交往规则。

在西方社会，大规模的学生运动首次在社会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加入了工人的主张，在激进的批判和社会解放的过程中与民权运动形成一种融合。学生运动破坏了学术平衡，让所有社会科学中的主流思想产生了激进的反应。在美国，这些过程导致激进学校的诞生，这是一个基于普通的进步政治目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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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般方法和概念的学术项目。

关于权力的学术辩论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社会和政治运动的产物。被社会矛盾和公然的政治斗争所迫害的社会学家们被要求采取立场：一方面，试图掩盖现有形式的权力和胁迫的理由或理性；另一方面，那些批评他们的人，想方设法削弱或取代他们。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一些进步的学者已经开始了这种理论练习，并希望在主流经济学中“恢复”马克思。

像旧的修正主义一样，后瓦尔拉斯激进分子正式宣布同情马克思，但是不久之后，他们就抛弃了他的方法和批判。后瓦尔拉斯主义者没有发展出可能使社会上集体斗争一致的理论，而是发展了一个权力对个人有利的框架，集体行动只是一种令人遗憾的垄断形式。学生和社会要求批判性思维，攻击所有制度化权力，包括学术层面，“激进”教师和研究人员试图通过制定一个理论框架来回答：(1)世界上最伟大的集体斗争浪潮似乎仅仅是一种非理性的、科学上没有根据的对一个虚构的胁迫世界的反应；(2)唯一严格的权力科学与孤立的个人则为自己而战。

为了肯定这一普遍的权力观念，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一直在努力工作。他们已经制定了一个抽象的、有效的框架，并已将其应用于所有社交互动领域，从杂货商采购到国际关系。特别是激进派推动了这一观念并得出结论：权力关系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然而奇怪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像科学家一样，也被嵌入一个由权力关系所统治的社区，并通过特定的规则和机制再现自身，其作用是塑造和选择科学生产。在他们看来，即使在学术界之外，这也是广泛的意见。大学是进行批判性思维、科学自治和研究自由卓越的地方。科学严谨和技术技能，而不是权力关系、阶级利益和文化同源性，才是学术成功的关键。在走上一条矛盾的科学道路之后，证明了这种学术方法在权力方面的最后一个矛盾，这种方式伪装成预言性的：权力无处不在，包括学术界。

历史上，大学教授一直不倾向于批评赋予他们经济特权和社会认可的权力制度，相反，他们对各种经济和政治权力表现出高度的适应性。1931年，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Mussolini)在意大利大学宣读了法西斯誓言，在1200多名院士中，只有12个人拒绝了(因此被取消了他们的职称)。而当今，欧洲大学的教学和研究被重新定义，在所谓的“博洛尼亚进程”的国际协调下，为了满足国际资本重组的需求，研究人员再次温顺地适应新的经济和社会功能。因此，在市场化的大学制度中，权力关系的作用并不是很弱：显然政治权力的侵蚀性较小，但仅仅是因为大学已经处于经济力量的严密控制之下。

虽然大学系统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机制运作和复制，但它们在科学和文化生产中都发挥了微妙的作用。只有在不承认其社会和经济角色的科学家的领导下，大学才能被视为“自由的”，科学才能被认为“中立的”。只有这样，一个科学家才能认为，他的权力理论的成功与现实中存在的权力关系无关。然而，对知识分子最尖锐的批评并非偶然，这是由葛兰西提出的，他在法西斯监狱中为这种激进思想和政治连贯性付出了代价，而不是作为一个相信科学中立、进步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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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1925一1935)解释说，“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因为“没有任何人类活动可以排除任何形式的智力参与”。因此，他的批评不是关于知识分子，而是关于这个职业范畴的社会功能。在革命战略中，关键问题在于创造出一种“新的知识分子阵营”，其形式主要有“积极参与实际生活”、参与群众的社会斗争、表达社会运动的感受等。只有这样的知识分子才能对传统知识分子及其内在的保守主义发挥革命作用。

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在阶级关系之外发展起来的，并且会在不同的阶级文化和实践之间产生公开冲突。没有意识形态的抵制，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观容易占上风，成为全社会的利益和价值观，甚至主流阶级也会用统治阶级的利益来认同自己的利益。这就是在葛兰西资助的周刊(L’OrdineNuovo)的标题下，有一个口号“教育自己，因为我们需要你所有的智慧。激励自己，因为我们需要你所有的热情。组织你们自己，因为我们需要你们所有的力量”的原因。

对于葛兰西来说，“文化霸权”不是自由竞争文化的结果，而是阶级斗争双方的政治策略。

科学家的善意或恶意是无关紧要的。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兴起是这个霸权主义进程的一部分，这个进程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特征。把马克思的革命思想变为主流经济学，也是文化霸权在科学中发挥作用的体现。这些项目并不是为了复兴马克思主义，而是将马克思主义排除在他们所定义的严谨科学之外。由于科学的严谨性和中立性，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假装比马克思飞得更高。如果不理解这只是他们霸权进程的一部分，那么他们就会显得科学中立。

后瓦尔拉斯激进派不仅错过了他们理论的资产阶级性质，还甚至不理解他们实际上扮演的政治角色。在他们的“中立”权力观中，资本家对工人的权力符合工人的利益，客观上的需要(对资本和其主人)加快了工人的步伐和整体努力，这仅仅是为了后者的自身利益。这是左派经济学家在撒切尔和里根开始新自由主义计划时所肯定的。

虽然后瓦尔拉斯主义者可能相信他们的学术成功只是科学问题，但是当学术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与资本主义制度中大学的社会和经济功能相联系时，就会出现一种更为线性的解释；这种做法的吸引力不一定在于自称的科学优势，而是在于它能够将更激进的资本主义批判纳入新自由主义文化和政治的更便利的框架之中，从而使其免于一切颠覆性和革命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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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兴起之前，鲍尔斯写了一篇题为“作为权力仆役的经济学家”的文章，他在文中讨论了“社会关注经济学家的巨大可能性”，如果他们决定与社会运动合作，并批评“传统经济学家”，那么他们将分为两类：一类是“工程师”新凯恩斯主义者和其他的经济学家共同努力来为大型企业合理化生产和扩大利润。另一类是“牧师”，新古典主义理论家在大多数情况下，扮演了一个稍微有用，但是没那么重要的意识形态角色，他们的作用是混淆社会问题的根源，将不平等和层次结构定位在人的本质(偏好)或者自然状态(技术)下，从而否认一个更好的社会的可能性。

经济学家很难在这些不同的角色之间进行选择。只有基于工人努力自发最大化的权力理论，并且在经济效率的原则下，才能期望两者兼得。

重新定位斗争

资本主义作为权力制度或一系列人际关系的概念—无论是通过权力还是通过竞争——对经济研究和政治斗争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方法。

在第一个概念中，研究和斗争的方向应该是改变制度、约束和调节结构以及强制机制。协会和集体行动是反权力的物质基础和对比竞争的方式。社会和政治斗争威胁着资本主义势力。工人的团结是个体工人和整个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的联合是改变工作场所和社会中权力关系的具体方式，更普遍地说，被压迫者的联合是对抗和废除压迫的方式。

在第二个概念中，权力是个人的问题。权力关系是旨在从交易方获得特权的个人选择。这是一种分裂、不团结的个人策略。工人联合会只是一种垄断形式，反权力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整个理论框架只不过是把“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作为一个永恒的真理，甚至没有把它看作一个阶级策略。恺撒(Caesar)关于分裂的名言不再被视为获得和维持权力的暴政策略，而是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状态。

从这些普遍的差异出发，让我总结一下。我在抵制和反对资本主义权力制度的政治问题上有一些话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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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

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希望实现阶级斗争的终结：阶级斗争在这种方法中简直荒谬。首先，在瓦尔拉斯本体论中不存在阶级关系；其次，斗争的概念与这种方法无关。

当然，社会阶级可以作为任何微观经济模型中的统计总量被引人，但不能在本体论中发挥任何实质性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ch.1)认为“迄今所有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则认为这是和谐社会的历史，而且是根据帕累托改进而演变，碰巧上升到人际关系。

在这种方法下，即使是集体行动也成为个人的问题。再次引用激进的后瓦尔拉斯主义领导人的话：工资不仅是执行手段，也是通过集体行动赢得的奖品。例如，将种族、性别或族裔差异排除在外的一组工人可以提高工资(鲍尔斯和金蒂斯，1990，p.197)。

在这个框架下，工会首先不是抵制资本的手段，而是在资本主义斗争中打败其他工人的策略。集体行动不是获得解放的做法，而是歧视的原因。面对来自阶级、种族、性别和民族关系的许多权力和压力，瓦尔拉斯之后甚至没有人试图解开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并最终建议如何与多种形式的压迫做斗争。相反，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合理化的斗争方式，在这个斗争中，受社会歧视的群体在其他受压迫的群体中发现他们的敌人，而不是他们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即资本。

根据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的观点，集体谈判、罢工、占领和在阶级斗争历史中的其他所有做法都是非理性行为和对共同利益的侵犯。将社会的真正转变归因于学术方法显然夸张了。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工资、集体谈判权和工人权利(包括斗争权利)的直接攻击正是这样在全球大部分地区实施的：不是作为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而是作为为所有人谋福利的技术解决方案。

这种做法的结果显然是，只有明确抵制这些过程的尝试才能成为阶级斗争的一部分(因此被谴责)，而过程本身显得自然且经济有效。如果在一个国家要工作40～45个小时，这是技术性事件，是国际竞争力强加的外部条件，每个人都应该迅速适应。但是如果工人为了缩短工作时间而进行斗争，那就是无效率的，会损害整个国家。

后瓦尔拉斯经济学从阶级斗争中消失的第二个原因是，它在方法上排除了一般的斗争。的确，在这种做法中，系统被视为会自动改变并假定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个人的愿望，因此通过斗争改变它既不合逻辑也不可取。

在后瓦尔拉斯的框架中，问题是在现有的规范和约束条件下定义一个最优策略。但是，这些规范和约束的转变问题是无法提出的。社会不对称不仅未被否认，而且被视为应当，个体理性被定义在这些社会不对称中，显而易见的结果是革命实践—一或者简单地说，试图改变现有的不对称—显得非理性。在现有的规范和约束条件下，这种方法建议工人为自己着想，当他/她的同事罢工时去工作.甚至与他/她的同志分离，成为资本家的特殊合作者。这就是后瓦尔拉斯经济学中的工人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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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社会斗争中，问题不仅是利用和平的权力关系，而且也改变了这种关系，为今后更深层次、更先进的斗争奠定了基础。根据社会变革的观点，合理性并不意味着新古典主义者的怯懦，而是根据一个集体项目动态定义的。如果历史环境需要，即使是违反规则的选择也可能是完全合理的。

符合规则的“阶级斗争”是任何保守派的梦想。这就等于放弃一条战线，以便在另一条战线上前进。这种“斗争”只会加强现有的权力平衡，几乎不会扰乱它。然而从历史上看，工人阶级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或者说所有被剥削者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改善，往往是通过打破现有规则而获得的。

只有当挣扎的过程具体地阻碍了权力制度的运作时，后者才会被迫深入改造，改变制度化规则，重新界定压迫和压迫者的一套职责和权利。只有当一个权力系统再生机制形成时，另一个世界才成为可能。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可能会教导我们，这些斗争与帕累托效率是不相容的。但是没有人会认为阶级社会可能通过帕累托改进而消失。

反权力

第二个政治问题是，可能通过发展斗争来颠覆资本主义权力体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后瓦尔拉斯本体论中，权力没有起到重要的作用。自由主义者和激进分子对不完善的经验持有不同意见，但当经验背景类似于完美的DMC时，权力是缺位的。因此，权力只是偶然的、可能的，不是必需的。因此，权力和反权力之间的本体论区分是做不到的，因为它们是必要的或非必要的实体。

所有形式的权力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原因：缺陷。工人的工作权力与资本家的解雇权相同，承租人的权力与出租人收回公寓的权力具有同等的尊严，人们捍卫其土地的权力等同于外国军队占领的权力。在这个概念中，以不对称的规则或直接的行动来维护一个弱者是非理性的。所有权力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强者胜。

然而，权力和反权力的区别在经济研究和政治斗争中都是决定性的。从概念上讲，权力直接来自资本主义的结构和机制(可以通过占权力制度主导地位者的自觉行动来加强)；反霸权只是作为主导者有意识的反应而出现。这种概念上的差异预示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观点，其中管理该制度的结构和机制不是无权力的，而是发挥不对称的强制性作用。在这个制度下，并不是要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重构.而是强化资本主义权力和强制的形式和策略：当规则是对称的而权力关系不对称的时候，并不难预测谁会变得更强，谁会变得更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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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保护权力关系中弱者的必要性被认为是社会互动的构成要素。明确的不对称规则经常被引入以平衡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对称条件。但是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反权力的斗争，而不是由于超级政治哲学家的设计。

权力和反权力之间的本体论混淆只是满足了权力制度主导的需要：它表明工人的罢工和资本家的停工是一回事。

权力和反权力的理论与实践分离是制定推翻权力制度的总体战略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的力量是由资本主义剥削形成的，其真正的危险性来自改变这种阶级关系的斗争。从历史上看：停产、罢工和纠察、破坏、抵制、占领、工人的自我管理、无产阶级反抗剥削等形式的斗争既加强了无产阶级的统治力量，也加剧了资本化。但资本主义的力量并不仅限于生产和流通过程，它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为反权力创造了许多可能性。在工作场所、学校，在捍卫权利、保卫领土、保护地球、文化、音乐、艺术、体育、法律方面，资本都可能受到攻击和削弱，但所有这些都需要有意识的行动和组织。

这是发展反权力时所面临的挑战。与权力不同，反权力不会自发地产生，当它在这个神秘的制度中实现时，立即就会对自由竞争的神圣规则发起攻击。打击资本主义权力制度的核心力量越大，越不注意资产阶级的“普遍”价值观和违法行为的根源。结果，进行社会谴责和政治镇压更加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权力制度内的斗争是一个比人之间的斗争更为复杂的问题。

新自由主义文化权今天已成为反权力发展的主要障碍。然而，当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除了枷锁之外一无所有时，反权力就成了一种必需品。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矛盾：客观强制随着社会资本的逐步融入而增加，但“激进思维”是在主流文化和科学竞争的神话之后产生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表明，当资本目由流动时，它倾向于征服整个社会。但它也表明，在任何资本发挥其强制性的地方，社会都不遵循学术教义。它自我组织，并在资本面前自我辩护。

在本书中，我试图通过提出一个分析和改造资本主义权力关系的总体框架，为社会发展中的许多反资本主义斗争赋予连贯性和有效性做出贡献。我也建议，经济学家能够在革命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只要他们开始认识到即使是他们所谓的中立科学也已经是斗争的一部分。我希望我对新古典主义方法及其政治作用的批判，将有助于学生和研究人员重新思考社会学家在这个社会中的作用。但我完全知道，只有实践，而不仅仅是靠书中论道，才能产生葛兰西的“革命知识分子”。如果你有耐心一直跟随我的论点读到这里，那么现在该是停止阅读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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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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