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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于社会阶层。
最后,在这些方法论和本体论的前提下,我阐明了我的策略,即从马克思对资本和竞争的批判开始,揭示新古典主义方法的神秘性,并阐述资本主义权力的另一种概念。
在最后一节中,我将介绍这本书的结构。
社会科学中权力的维度
“权力”这个主题最早主要是在社会学和政治学中进行研究。在这些调查研究中,马克斯·韦伯(MaxWeber,1968.Vol.1.p.53)将权力定义为,无论是否存在阻力,一个人都能够贯彻自己的意志。①在学术辩论中.这一定义主要研究当其他人都公开表示反对的情况下,一个人处在什么位置才能够在社会关系中做出他/她的决定。②
辩论产生于弗洛伊德·亨特(Floyd Hunter,1953)、赖特·米尔斯(WrightMills,1956)、埃尔默·沙特施奈德(ElmerSchattschneider.1960)的作品中,他们认为,在美国,权力是不对称分布和集中的。论文引起了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1961)和纳尔逊·波尔斯比(Nelson Polsby,1963)的注意,并通过一些实证分析而得出结论。他们认为,在美国社会中,权力的多元化传播已经非常普遍。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对立的定义都是这些作者基于韦伯的定义而建立不同理论框架的结果。例如,在达尔的框架中,行使权力的前提是两个或更多的群体有相互冲突的偏好,并且他们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在这些条件下,作者假设的是任何人都是没有余地行使权力的。
史蒂文·卢克斯(StevenLukes,1974)在他的著作《小而有影响力》中指出,一种权力的限制性概念可以被称为“一维的权力”,它确定了另外两种权力观点:由彼得·巴赫拉奇和莫顿·巴罗兹(Peter Bachrach and Morton Bara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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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与权力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点
①英语翻译可能会误解术语“机会”(翻译为“概率”),但也意味着“机遇”。
② 政治科学中的权力问题常常与福柯(Foucault)的工作有关。在他的分析中,正如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绝不会构建一个权力理论(福柯,1990.p.39)。在福柯(福柯,1980,p.93)的概念中,权力存在于纯粹的名义下,而不是从任何实质意义上说,权力是一个特定社会中复杂的战略关系的属性。正如卡曾斯和侯赛因(Cousins and Hussain,1984)所注意到的,福柯的主要兴趣不在于什么是权力,而在于它是如何行使的。正如福柯(福柯,1977,p.26)所说:权力是用来行使而不是拥有的;“它只存在于行动中”(戈登,1980.p.89)。他也没有兴趣址化和争论是否存在任何可量化形式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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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1963,1970)提出的“二维”观点,以及他自己的“激进”或“三维”观点。①
巴赫拉奇和巴罗兹(1962)的第二个维度的权力——他们称之为权力的第二个“面”,包含对集体决策的目标进行约束的能力。如果A设法将决策的范围局限于特定的问题,并且阻止B提出可能不利于他/她自己的偏好的问题,则A实际上是对B行使权力。在这个更广的范围内控制议程理论框架,实际上是一种权力形式。这使人们怀疑民主多元论的一般合理性。②
但是,对卢克斯来说,此二维观点依然是不足的。他认为,政治议程不一定受特定个人的有意行动的控制;它取决于集体行动和组织系统(系统效应)的形式。此外,权力的概念不应局限于可观察到的冲突,因为对个人的权力也可以通过影响、塑造或决定他/她的迫切需要来行使。在这个框架内,即使没有抱怨,也不意味着有真正的共识,因为那些掌权的人可能无法表达自己真正的兴趣,甚至可能不了解这些。最重要的是,个人选择可能存在强制形式,这取决于决策制度的整体结构,不能归因于任何个人的行为。
除了这些作为人际交往的关系概念之外,卢克斯(1974,pp.31一37)批评了由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1957,1963A,1963B)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70)阐述的概念:
他们专注于惯用语“权力”,忽视了“政权”。因此,权力指的是“能力”“设施”,而不是“关系”。因此,权力的冲突方面,即对人的行使完全从观点中消失了。
(卢克斯,1974,p.34)
卢克斯还坚持认为,通过“权力”的概念可以更清晰地表明自己是立足于“权”的概念。
虽然我对经济权力的分析是尝试发展卢克斯的三维观点,但我认为重点不在于确定关系的权力概念(“对某人的权力”)是多于还是少于一般性的有倾向的概念(“行动的权力”)。问题的关键在于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而最重要的是它们都是由不可观察的结构和机制来管理的。实际上,我认为这是研究“系统效应”的唯一方法,卢克斯本人认为这是他激进观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然,问题是要正确地指出管理资本主义权力关系的系统性影响。与其他在道德、正义或民主中寻求的方法不同,我关注经济,因为资本主义剥削的过程强加了资本主义的权力和强制的基本形式。在我对马克思的解释中,支配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机制也是制约社会发展、限制自由行动、在人际关系中加上资本印记的机制。因此,从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批判来看,我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权力观。这并不是说文化、政治、道德或宗教领域与权力无关。相反,为了理解上层建筑在其不同的历史形态中的强制作用,我们首先必须解释资本主义权力的一般形式,因为它们源于这种形式的本质,即剥削关系。
第一章 简 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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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卢克斯的书出版之后,这一关于权力的“维度”的辩论,在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中几乎已经成为典范。然而,权力的“维度”这一术语是有误导性的,因为它表明权力是一种向量,它的单个元素应该是相互独立的。
② 在对巴赫拉奇和巴罗兹的批评之后,一维的观点得到了沃尔芬格(Wolfinger,1971)和波尔斯比(1980)的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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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正是由于缺乏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批判,即使像卢克斯(1985)这样的批判作家也会将权力和“真正的自由”对立起来.并将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自由描述为真正的自由。事实上,卢克斯对唯物史观持批判态度。在引入系统效应作为其三维观点的基本要素之后不久,作者引用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卢克斯,1974,p.26)。然而,当他在资本主义中发展他自己的权力观时,他撇弃了历史唯物主义。卢克斯(1985,2005)在他的著作《自由交流与竞争的解密》中,没有遵循马克思的理论,而是发展了一种权力和自由的概念,而这种概念直接否定了资本主义基础的任何具体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词典》(巴托莫尔,1983)关于“解放”的条目中.巴托莫尔总结道,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特别是在列宁之后,并没有在资产阶级民主中把握形式自由的角色,并且倾向于否认资本主义中真正自由的可能性:“自由贸易是有限自由的,因为它基于资本的统治,因此同时也是彻底的所有个人自由的暂停。”(《资本论》,笔记6,企鹅出版集团版本,p.652)“……这样的表述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并且实际上已经非常糟糕。”(卢克斯,1983,p.173)
然而,这个重要的结论只是卢克斯在他自己的权力观念中,用独特的方式说明系统效应的结果。从理论上讲,他淡化了经济的作用,更笼统地说,他质疑历史唯物主义,质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逻辑区别(卢克斯,1982)。因此,权力似乎与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文化、道德、法律和政治—一相关,没有任何明确的优先权。经济基础只是许多可能的权力来源之一,其具体的剥削性质变得无关紧要。在这个概念中,一个人可以合法地寻求竞争和真正的自由之间兼容性的条件。但这只是假设竞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涉及任何胁迫,最终问题出在政治、法律或文化领域,就像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神秘概念一样。
资本主义的民主化和在这种生产模式下解放过程的发展——权力方面最重要的理论家的动机—是科学问题和紧迫的政治挑战。但是,只有在理解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强制性经济形式和竞争带来的幻想之后,这些过程才能一致地发展。这是现代权力理论的主要缺陷,即使采用了最先进和最激进的表达方式,而这也是我打算填补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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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与权力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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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我们必须讨论的是经济学家如何更好地把重点放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胁迫作用这一问题上,事实上,他们仍然依附于一维观点,而不考虑社会科学发展中的批判性辩论。
经济学中权力的一维观点
在经济学文献中,关于权力的争论主要是作为解释“公司性质”的子问题而发展起来的。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1937)提出了以下问题:为什么会有等级制的存在?企业内的协调机制是什么?当然,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解决。然而,对演绎主义的接受,尤其是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接受,造成了严重的限制,使一维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即使是在经济异端的重要部分里也是如此。从元理论的角度来说,即使是致力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比如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和激进学派的一部分——实际上也发展出了同样的一维观点,与主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无法区分。
一维观点包括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市场力量的分析,阿芒·阿尔钦和哈罗德·德姆塞茨(Armen Alchian and Harold Demsetz)的契约方法,科斯和奥利弗·威廉姆森(Coase and ()liver Williamson)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奥利弗·哈特和约翰·摩尔(O)liver Hart and John Moore)的产权方法,以及其他内容。部分制度经济学观点和激进学派接受方法论个人主义,即使只是将其作为一个理论挑战,并且会根据不同作者进行个性化处理,如维克多·戈德堡(Victor Goldberg)、萨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赫伯特·金蒂斯(Her-bert Gintis)等人。
如果我把那些经常被认为是相互竞争的理论整合起来,那是因为它们的方法论个人主义预设了相同的本体论。在本体论上,这些理论假设完全可以通过与现实相吻合的实证方法来检测。在方法论上,它们通过将经验现象减少到系统中最小的单位来寻求(它们认为的)解释,这些单位被假定为彼此独立,并且系统是它们所属的系统。这些单位都是理性的经济主体。虽然这种方法论侧重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但这两个对象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体。在此本体论中,资本家和工人都只是个人。因此,他们在公司内部的最终权力关系并不是所谓的资本一劳动关系,而是存在于他们个人的固有品质以及他们相互作用的环境特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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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新制度主义通过假设权力关系自发地从不完美的环境中的不完美个体的相互作用中出现,来解释资本主义等级制的起源。威廉姆森(1975,p.21)的理论始于这样的假设:一开始就有市场的存在,通过比较静态分析,能推导出为了解决市场失灵而出现的等级制度。他的“解释”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个人具有不同的天然禀赋,如“不平等分配的管理才能”、“演讲天分”、“信息处理能力”和“决策技能”(威廉姆森,1975.pp.47一52),并且它们在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善的情况下相互作用。
然而,资本主义等级制度不是以强制形式出现的说法在历史上没有记载,而是以演绎的方式论证。威廉姆森的问题不是去调查已经有效地发生了什么,而是要找出使一个机构优于另一个的条件,且(不合理的)假设总是自动选择效率。在这个概念中,只有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不存在的情况下,等级制度才能存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不对称性才能在个体之间产生直接的权力关系。
这个构想与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权力观念是完全一致的。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人际关系被假定为不存在权力关系,并且权力关系产生于完全竞争并不存在的实证条件下。①
从理论上讲,完全竞争是以完全理性、完全信息、不存在完全不确定性和历史时间为前提的。因此根据这种方法,权力关系只能存在于这些“完全”条件之外。从经验上讲,它们必须在人际关系中寻找,其特征是在决策环境中存在某种不完善。因此,在资本主义和其他任何生产和交换模式中,不完美才是权力产生的真正原因。在这种方法中,每一个权力理论家都可以自由地将其视为规范或经验的稀缺性。但是他们都认可:没有不完美,就没有权力关系。
方法论的选择和本体论的重要性
从逻辑上讲,可以解释权力关系性质的类别选择,是任何权力方法最初的问题。然而,在关于权力的辩论中,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被讨论过。相反,抽象的个人和他们应该相互作用的抽象决策环境是作为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简单后果而被引人的,后者被认为是一种批判性的经济理论方法,没有任何本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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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与权力—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点
① 这种权力概念也可以推广到奥地利经济学派。杨(Young,1995)表示,虽然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市场是自由的竞技场,其中互动纯粹是自愿的,但他们的资本主义概念不涉及权力关系的先决条件是原子论和竞争。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我批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市场进程概念在解释个别计划的趋同性时,忽视了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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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
但是,解释类别不能只是为了方便方法论的选择。首先,我们必须发现资本主义“必要的”本体论实体,这些实体是系统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从逻辑上讲,这些实体的存在是因为该系统基于它们,通过它们的自发行动,系统可以实现再生产。私人财产、阶级、资本及竞争不是一般抽象的概念。它们展现了资本主义的实体,它们的存在不仅仅是假设的,而是由它们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发挥的必要作用所证明。
考虑一下阶级关系。它们在马克思批判中的核心作用不是先验方法论选择的结果,而是一种简单的本体论论证的结果:没有劳动力的买卖双方,资本主义就无法自我复制。科学的问题是解释控制这些阶级再生产的机制,以及这种社会不对称对劳动力购买者和销售者之间的人际关系的影响后果。
单个资本家和单个T人之间的关系显然与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有关。但是必要的关系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单一人际关系对于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不重要:他们每个人都可能会终止关系,但是资本主义仍然会继续下去。只有一般的资本一劳动关系才是资本主义运作所必需的。这是阶级关系对这种生产模式至关重要的意义。
本体论的论点也提出了分析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单一人际关系的一般方法。这些人际关系中的每一个实际上都具有自主性,但它们总是受到社会约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关注孤立的单一关系,而必须从对所有关系进行约束的一般关系开始的原因。
现在考虑一下新古典主义方法是如何分析涉及权力的典型人际关系的:老板与工人在工作场所中的关系。通过将这种人际关系与社会系统隔离开来,前者与后者之间的最终权力关系似乎必然是某些相互作用的特征的结果。显然,方法论个人主义这种天真的假设排除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可能会造成他们在社会中的不同作用一按照一个是老板、另一个是工人的事实;甚至使他们的社会阶级之间的剥削概念变得荒谬可笑。
然而,这种方法论的选择不受任何本体论论证的支持。老板和工人的信息集和技能之间的不对称只是应该存在,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必要性。这里对老板如何获得超人的才华和技能不做任何解释。相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假设这些人与人之间的不对称已经存在,并且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不对称,才会导致一个人成为老板而另一个人成为工人。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这种天生的不对称发生了变化,或者决策制定环境中的一些不完善之处从一方面演变为另一方面,那这个理论意味着,老板也会变成一名工人;反之亦然。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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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世界,但不是资本主义。
在本体论中,老板和工人不仅是天生具有适应不完美环境的认知能力的个体,而且是对立阶级的成员。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是出现在一个抽象的(完全的或不完全的)情境中,个人不仅是在同一地点相遇.而且是在资产阶级体系中相遇,这是一种基于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历史生产方式。
这就是为什么在引入“不完全”之前,有必要充分促成这种社会不对称的原因。在不需要想象不完美的决策环境的情况下,人际关系力址可以被解释为强加给工人阶级的社会胁迫的一种表现:在工作场所,老板的命令与工人的服从,并不一定是因为一个人更好或者比另一个更聪明,而是因为一个是剥削阶级的代理人,要努力完成他的角色;另一个是被剥削阶级的成员,“一个人把自己的皮囊带入市场,没有期待,只是隐藏着”(马克思,1867.ch.6)。知识和认知技能可能与工作场所中的等级职位相关,但这更多的是经济、社会和文化过程的结果,而无法证明前者是后者的原因。资本主义权力的特殊性确实是谁更有知识或认知技能无关紧要:在任何情况下,资本代理人的命令,工人都得服从,即使前者是文盲,而后者有博士学位。
从一开始,选择“不完全”作为资本主义权力关系的解释方式就是误导性的。缺陷可能为解释资本主义的强制力量增加有用的因素,但不能成为这些力量的原因,理由很简单,即使没有它,资本主义也可以发挥作用和发展。
相比之下,如果没有阶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甚至无法启动。如果他/她可以选择没有任何工作义务的经济租金,那没有人会在剥削条件下选择一项陌生的工作。如果新古典主义理性经济人确实存在于这个体系中,他们都会选择成为资本家而不是工人,并且在开始之前系统就会崩溃。在添加新的也是不必要的权力和强制的解释类别之前,我们必须分析源于这种资本主义本质关系的权力和强制形式。这些形式的权力和强制在资本主义中是必要的,正如解释它们的类别一样。由于与方法论个人主义不相容而抛弃社会阶级的做法,并没有多少机会接触到资本主义权力的核心。
如果我们不讨论权力的社会性质—由历史决定的社会,由历史决定的再生产机制——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具体的情况下,一个人的权力会凌驾于另一个人之上。我们可能在各种可能的不完善条件下,把对人际权力的分析无限放大,但在方法论上,这种做法无法阐明资本主义普遍存在的胁迫,以及资本主义相对于其他生产方式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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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观、剥削和社会胁迫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对权力在人际交往中的普遍原因的研究是一个空洞的问题。权力关系是社会组织模式的一个结果,并且随着后者的历史变化而发生改变。社会并不是普遍和永恒的,而是具有历史决定性,所以权力关系也是如此。科学的问题不是要在一个抽象的社会中孤立出一个特定的人际关系,并根据一个特定的定义来验证其最终的权力内容,而是要解释不同形式的胁迫,它们象征着不同的社会组织的历史模式。
在社会组织模式的不同方面,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讨论生产与交换的方式以及社会生活的规则相对应的再生产模式。生产和再生产的规则对社会成员施加各种形式的胁迫。因此,为了解释资本主义的权力和胁迫的具体形式,我们必须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机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Marx and Engles)对劳动分工的发展如何改变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进行了历史和理论上的研究。家庭的转型、内部组织、社会和生产过程中的角色、私有财产和社会阶层的出现、国家的诞生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崛起,都是这一历史过程的一部分(恩格斯,1884)。正如他们所主张的,这些历史变革并非随波逐流,而是由特定的经济力量和机制所控制和指导。正如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的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这里没有必要把这些力量和机制的作用抬得太高·将其作为历史发展的机械决定因素。但我们也不能认为它们根本不存在,历史是一个完全随机的过程。
所有阶级社会的一个普遍特征是剥削。剥削可能通过不同的机制产生:例如,在封建制度下,它通过地主对工人的直接权力关系确保由后者去为前者劳作。在资本主义中,马克思表示,这种关系是由市场调节的,并不直接发生在人际层面。这就是为什么科学批判有必要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剥削性质。虽然资本主义剥削从表面上看是无形的,但实际上是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逻辑结果。它的存在是阶级之间社会关系的结果,独立于个体之间的关系。
剥削的存在对权力和胁迫有直接的影响。如果没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胁迫存在,剥削是不可能产生的。对各种形式的胁迫可能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分析,但显而易见的是,没有社会阶级的资本主义权力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是存在一定矛盾的。它等干假定社会阶级—社会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存在剥削的原因——与强迫一个阶级的成员为另一个阶级的成员工作的机制没有关系。
在不同生产模式中,针对剥削发展而来的各种形式的胁迫也是不同的。但每个阶级社会都需要某种形式的社会胁迫以确保剥削阶级的生产。不仅为自己,也为社会的其余部分。因此,像剥削一样,社会胁迫也是阶级社会的必要范畴。它的存在主要不是经验证据的问题,而是逻辑必然性的问题。在一些生产模式下,它可能采取一套凭经验可测的人际权力的形式.但这也只是一个可能性,不是必要性。从逻辑上讲,社会胁迫先于权力泡沫,最终可能出现在人际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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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权力方法不能接受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科学问题。问题不在于解释具有自然交换倾向的孤立个体是如何决定互动,并最终建立他们之间的权力关系;问题是发现各个阶级社会的特定的社会胁迫形式,以及对剥削关系的通行模式进行解释。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其说是寻求共性的力量和它们的历史原因(如不完全信息、不确定性或有限理性).还不如说我们必须发现某种形式的胁迫是资本主义剥削过程的必要条件。
为了捍卫方法论个人主义,人们可以想象一种科学劳动分工,根据这种分工,应该可以以方法论的形式来研究现有的社会胁迫形式。从数学上来说,如果社会胁迫和个人权力被附加的关系联系在一起,这些方法论的结果就可能要加在一起。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局限性在于其偏好性,而不存在误导性:社会胁迫和人际交往的权力会并肩存在,但一个人绝对不会影响或者调节另一个人。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方法论中的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将是自然的补充,每一个都遮蔽了问题的一个方面。
不幸的是,社会胁迫和人际交往能力之间并不存在其他关系。因为它们不是独立的个体,因此我们不能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相反,它们是严格的相互依存和辩证的关系。社会胁迫通过大量的人际权力关系进行运作,并被这种关系复制。人际权力的存在形式反过来又表现为社会普遍存在的胁迫。这是我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下研究社会胁迫和权力关系的出发点。
马克思对资本和权力的批判
发展社会胁迫和人际交往能力的辩证关系的尝试引发了一个方法论问题:在研究社会胁迫和人际权力之间,哪一方面是正确的、简单的或最便捷的?和马克思一样,我不认为可以选择方法论为这项研究提供便利。相反,它必须在本体论上得到辩护。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我的想法是通过讨论由资本积累产生的权力形式和胁迫,来发展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
从本体论出发,马克思清楚地区分了“社会总资本”和其得以形成的众多“个人资本”。正如我们在对竞争的批判中看到的更多细节一样,它们都不是纯粹的抽象。它们都存在于现实中,问题在于理解它们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是如何辩证地发展的:社会总资本的发展是如何将其逻辑强加于其单一组成部分的发展之上的,以及个人资本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具体地改变社会总资本的范围和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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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采用的一般方法论的明显错误是要切断这一辩证关系,否认任何本体论和方法论对社会总资本的作用。在他们的概念中,资本仅作为一组独立的单个资本存在,对资本积累的研究被归结为对个体资本如何相互竞争和相互作用的分析,这种相互作用下的结果不受社会约束的隐含和错误假设的限制。
针对这一概念,在对资本竞争这个问题开展研究之前,马克思对社会总资本进行了系统性批判。他首先解释了社会总资本的发展规律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必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这一系统性发展是如何将其规律强加于个体资本之间的关系之上的。马克思以《资本论》的前两卷来对社会总资本进行分析,之后才在第三卷对资本竞争进行分析。
通过保持社会总资本的水平,作为剥削过程开展的必要条件一社会胁迫已经显示其重要的作用。它的存在并不依赖于个人之间的不对称权力关系,而是依赖于社会总资本的存在。
然而.作为一套人际关系的前提,对权力的适当研究是第二步,即向个人资本之间关系层次迈进。在这里,竞争扮演着核心角色,而不是像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方法所暗示的那样作为没有权力关系的基准,而是作为资本规律的执行者。一个完全竞争的世界是否真的是一个没有权力关系的世界,或者没有社会胁迫的世界,取决于这些资本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规律。问题是,在本体论层面上,它们是不可见的,如果没有对社会总资本的批判,那就很容易遵循它们根本不存在的假设。这直接导致了一种神秘的概念,即竞争似乎是自由和平等的最佳保障。
有了这些前提,我的批判逻辑就可以用简单的方式呈现出来。
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可以分解为三个重要的逻辑:社会总资本的批判、竞争的批判以及这两个的综合,即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神秘系统的批判:
- 对社会总资本的批判往往都是先于对竞争的批判——马克思的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剥削性质。
- 他对竞争的批判表明,在流通领域中,剥削是如何变得不可见的。在流通领域中,个人资本似乎是自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是不受约束的,仅仅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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