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权力：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点

力关系下的不同立场。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契约方法

资本主义的特点是，个人之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权力关系，这一观点得到了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有力辩护--他们的“契约方法”(阿尔饮和德姆塞茨，1972;詹森和麦克林，1976;张五常，1983.1987.1992)。他们于1972年发表的文章只是在公司内部的人际关系方面最常引用的文献之一.现在已成为新的理论方法的起点。在他们的财产权利方法中，明确拒绝任何形式的权力或权威，即使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形式已十分清楚地显示出来。

作者认为，在公司内部生产是作为个人与一个团队合作的结果。团队生产的本质特征在最终的生产过程中是不可能得到明确的，这使得它很难衡量团队的每个成员的相对贡献来确定不同的工作活动的有效薪酬，以及防止在团队内的疏忽和搭便车行为。这种困难引发了监管问题。基于监管的收益(总生产力的提高)大于其成本(监管的工资)的假设，因此监管是有激励作用的。然而，监管者相对于团队的其他成员并无实际区别，因为他同样被市场竞争的规定所束缚了：在较低的价格下，他会被团队的其他成员取代提供相同的监管服务。通过这种方式，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将公司的所有关系都带回到市场关系，并表示公司内部的等级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他们讨论雇佣关系的方式。

人们普遍认为，公司的特点是有权通过法令、权威或记录行为来解决问题。而这在传统市场上是优于现有方式的。这是错觉，公司并不拥有所有的收入。在普通市场上，两个人之间没有权力、没有权威、没有不同的纪律处分。我可以“处罚”你，但只能通过取消未来业务或寻求向法院讨回公道。这正是所有的雇主可以做的。他们可以发火或起诉，就像我可以通过停止从杂货商购买或控告他交付了有缺陷的产品一样。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p.777)

根据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观点，权力关系在理论上没有地位的原因是它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此外，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对立只是虚幻的。市场上的完全竞争是普遍的，甚至是在公司内部。公司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市场，价格将不断地被重新谈判，只不过结果是相似的。

这一立场显然遭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激进的经济学家的批判。与其相反的是，他们看到了公司的组织严格依赖权力(布雷弗曼，1974；玛格林，

024

/经济学与权力——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点

1974.1975，1991；爱德华兹，1979)的问题。但也许最好的限制方法是顺应其内部的发展和其不可避免的死亡。

要否认公司内部存在的权力关系，阿尔钦的学生张五常发现没有什么比否认公司本身作为社会领域对象的存在更合理。在他看来，我们通常所称的“公司”，其实只是市场复杂的合同关系，公司本身作为一种市场从理论上被区分开来。因此，公司的概念是不重要的，理论上也是无用的。没有人能比作者本人更清楚：

通常情况下.控制了就业合同的企业家(尚不清楚是企业家雇佣工人，还是工人雇佣企业家)可能会与其他公司签订分包合同；分包商可能进一步签订子合同；工人可能与大量的“雇主”或“公司”有合同……这种方法与公司规模相比变得不确定和不重要。

(张五常，1987,p.57)

如果我们不能在任何经济意义上确定“公司”的概念，那么作为独立的实体，当我们在现实的世界中看到一个公司时，我们并不能确定什么是公司。

(张五常，1992,p.56)①

张五常的贡献是特别的：他假定市场是普遍和永恒的，并在此基础上用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方法形成自己的逻辑结论。面对他的理论与现实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他并不考虑重新批判自己的理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理论上他希望解释公司是现实存在的。然而在他的公司理论中，公司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

威廉姆森的贡献是尝试系统性发展科斯的直觉并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范围内解决公司的问题(科斯，1937；威廉姆森，1975，1985，1994，1995，1996A，1996B,2003,2005；威廉姆森和乌奇，1983；西蒙，1951，1991)。由于这些贡献，威廉姆森于2009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市场层次结构框架在方法论个人主义中定义和发展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然而，威廉姆森明确将自己与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契约方法区分开来：

针对公司“没有权力、没有权威以及不做任何纪律处分，与一般的市场契约没有差别的”的论点(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p.777)是完全错误的：公司可以做平衡的尝试，但是市场却不能。

第二章 对权力的经济学辩论

025

① 贝克尔(Becker，1992，p.68)的评论是尖锐的：“我们通常知道一个公司，当我们看到一个时。”

(威廉姆森，1994，p.325)

在威廉姆森的理论中，公司被解释为使集权的组织机构(()S)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比市场更有效率的条件。①他的方法可以描述如下：为研究的方便起见，假设“一开始就有了市场”(威廉姆森，1975.p.21)。通过连续的比较静态分析，他介绍了基于不同形式的层次结构的非市场机构每次都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权力。最后，通过解释这些比较静态分析，就好像描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威廉姆森解释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结构。

在这种方法下，为了同样的目的(以完成交易)，市场和层次结构被视为替代工具，而它们的存在被解释为相对有效率。如果市场和层次结构在现实中共存，那是因为交易成本阻止了它们有效地解决整个分配问题。它们的关系就是替代。一旦引入等级制度，替代的(虚拟)过程就会继续，直到集中化的经济效益超过经济成本。通过这种方式，威廉姆森不仅解释了公司的性质，而且最优的中央集权也在一定程度上定义了公司的最优维度。

威廉姆森的市场和层次结构框架建立在三大理论范畴上：(1)机会主义；(2)有限理性；(3)资产专用性。(1)、(2)和(3)产生交易费用，并可阻止任何单一的机构有效地分配资源。②层次结构超过市场的优势源于如下事实：(1)减少机会主义(通过权力和团结)；(2)衰减问题源于有限理性(通过促进适应性的顺序决策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在自然条件下的偶然的合同是不可能的，并且现货市场是有风险的)；(3)降低谈判成本造成的资产专用性(通过权威和产生聚合的期望)。市场有关层次结构的好处包括：(1)竞争；(2)日益增长的经济规模和与层级组织相关联的激励机制。

作为威廉姆森框架的初始类别，有限理性的假设是有问题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它在新产权学派的发展中被抛弃了。事实上，这一假设与威廉姆森的方法相冲突，即该制度变迁的基本假设遵循经济效率。简单地说，一方面，个人应该有合理的边界；另一方面，他们非最优的决策是建立在最优的机构配置上的(参见格兰诺维特，1985;霍奇森，1988，1991，1993A，1993B,1994)。

026

/经济学与权力——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点

① 在威廉姆森的著作中，交易成本从未被定义过。引述（不是非常精确）阿罗（Arrow，1969，p.48)的定义，威廉姆森(1985，p.18)是指“运行系统的成本”；后来威廉姆森(1985，p. 19)把它定义为“等同于物理系统中的摩擦力”。

②由于缺乏三因素之一，市场仍然可以有效地分配资源给公司：(1)没有有限理性，所有未来的潜在问题都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机会主义和资产的特殊性可以由市场来管理；(2)没有机会主义，管理可以被用来取代等级（因为双方可以相互依赖，以尊重承诺）；(3)没有资产的特殊性，竞争市场在鲍奠尔(Baumol)的概念中可以被定义(参见 Pitelis,1991，p. 12).

市场和层次结构框架的首次应用与工作关系相关。正如克里斯托·皮特里斯(ChristosPitelis，1991，p.13)指出的，此应用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只有工作关系可以对市场现状解释所出现的层次结构。威廉姆森的框架的所有其他应用(垂直整合、m型、综合型大企业)预先假定了公司的存在，从而解决了公司的发展问题，而不是它的起源。(层次的)工作关系表示，“开始有市场”是关于市场的第一个抑制原则。随后在公司的内部结构和公司之间关系中的前提是有一定的层次结构(即工作关系的存在)。如果在时间0有市场，在时间1有市场和分等级的工作关系(即企业)，那么，从时间2起，权力关系更复杂的形式将得以发展。

对公司的解释涉及工作关系的重要性，使威廉姆森的框架与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方法不同。威廉姆森的框架意味着：(1)明确区分企业和市场的基础的层次关系和工作关系及其他经济关系；(2)区分工作关系和其他的经济关系(例如杂货商和客户关系)。

哈特和摩尔的产权方法

产权的新理论(或只是产权理论)在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的原创性贡献影响下由哈特和摩尔(Hart and Moore)创造和发展。同时，它的目的是克服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缺乏正式分析的问题，它的论点目前主要是在口头上(格罗斯曼和哈特，1983，1986，1988；哈特，1989，1990，1995，1996；哈特和摩尔，1988,1990,2005,2007,2008；摩尔，1992)。权力问题可以说是最接近威廉姆森的理论(以至于它经常作为一个成熟的版本提出)，在许多方面，相当于是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原始产权理论结论的对立面。

与交易成本经济学一样，产权学派假设合同中必然存在不完整基础上的不完美的DMC。然而，合同的不完整性仅取决于不完全的信息，如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方法，不同于威廉姆森的理论，还取决于有限理性。根据哈特(Hart，1990)的说法，问题不是代理人不能设想所有可能的突发事件，而是因为第三方(法庭)不可能核实合同的执行情况。换句话说，个人不受自己的认知能力影响，但能够影响第三方协议的条款。因此，有限理性是一个不重要的理论。这种方法克服了威廉姆森的框架中有限理性个人和有效率的体制安排之间的矛盾。

第二章 对权力的经济学辩论

027

哈特和靡尔主要分析了在公司内部或者通过市场的作用何时应进行交易的问题。他们将合同权利分为两类：具体权利和剩余权利。前者是在合同中明确指定的权利；后者是在所有情况下，在合同中没有提及按照自已的意愿使用资产的权利，即所赋予的所有权剩余权利。资产的所有者可以决定如何使用以及由谁(当然，这是在法律和具体合同的约束下)使用。尤其是，他有权利阻止另一方使用他有争议的资产。对于印方而言，在乙方资产中列出所有特定权利的成本较高，甲方可能直接选择购买所有的剩余权利。以这种方式，假设掌握特定资产所有权的A获得剩余权利对其进行控制，并可以根据他的意愿处置它。

根据这种分类，作者对公司及其与市场的边界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定义。公司实物资产由其所有者控制。如果两种资产有相同的所有者，就组成单一综合型公司；如果有不同的所有者，他们来自两个独立的公司，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市场。集中的决定非常重要，因为对资产的控制使商标所有人在意外发生时具有决策权。这种情况既以效率为理由，又以权力关系为基础。

从效率的角度看，这种方法是研究所有权的变更对工人和经理的激励机制的影响。在著名的科斯定理(1960)中，契约的不完整意味着产权分配具有效率后果。与交易成本经济学相比，哈特和摩尔认为有关的比较不是在非集中的结果和完成合同的结果之间；将出现一体化产址完成合约时会发生的结果。然而，在不完全信息和资产专用性环境下，一体化不能消除机会主义行为；它只是根据哪个集团购买剩余的权利来修改。在任何情况下，机会主义都会造成扭曲，从而阻止理论上的第一个或最佳的解决方案的获得一这个方案从完全合同中得到定义。因此，有关的比较是介于没有效率的三种情况：非集中和集中，以及任意A或B获取剩余权利。

不过，有形资产的所有权是有效率的，而且是一种权力。根据这一思路，老板对工人的权力是由于他拥有有形资产的所有权的结果，而不是不完全信息的结果。正如摩尔(1992，pp.496一497)说的，“因为发生争议，老板可以拒绝拿出重要实物资产，从而施加权力在工人身上”。这解决了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杂货商悖论，基于工作关系而不是本质上不同于任何其他市场关系的假设：

当客户向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杂货商“发火”时，杂货商(作为一个独立的承包商)继续拥有这家商店；而如果杂货商只是这些客户的雇员之一，那这些客户(老板)可以拒绝选择这个杂货商(工人)，并且可以选择劳动力现货市场上的另一个杂货商。

(摩尔，1992,p.497)

028

/经济学与权力—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点

方法论上，哈特和摩尔的办法和契约论者之间无显著差异。然而，其对理论缺陷的弥补导致相反的结论，由此哈特(1995，p.5)表明，“鉴于对权力的关切，提出的方法……具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资本家和员工的关系的共同之处”。然而，我们将看到这种相似性是正式的，另外，这个不同的理论是与马克思相似的，不是基于“缺陷”而形成在资本主义的概念下完全不同的权力关系。

鲍尔斯和金蒂斯的激进政治经济学

鲍尔斯和金蒂斯的交换架构是在激进政治经济学框架下分析权力关系的尝试(鲍尔斯.1985；鲍尔斯和金蒂斯，1988，1990，1993a，1993b，1993c，1993d，1994a，1994b,2000.2012；金蒂斯.1989;金蒂斯和石川，1981;鲍尔斯、金蒂斯和古斯塔夫森，1993 eds；鲍尔斯、弗朗兹尼和帕加诺，2004 eds；普特曼，1982，1984，1993.1995;斯克勒潘蒂，2001)。①“它的目标是表明，权力关系不局限于公司内部，而是存在于竞争激烈的市场中。”

作者将竞争定义为一种以自由进人以及大量买家和卖家为特征的情况，但不是通过市场结算。这一定义证明了即使在竞争(非出清市场均衡)情况下，市场经济也支撑系统代理(竞争性均衡是一个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改变控制变量，也不能改善情况)之间的权力关系。②这个结果通过放松瓦尔拉斯DMC之一所得到，鲍尔斯和金蒂斯(像哈特和摩尔一样)的假设最令人难以置信：契约执行由第三方来完成并不成问题。

鲍尔斯和金蒂斯(1993a，p.325)定义权力为有些代理人影响别人的行为的一种能力，通过实行制裁的威胁提高自己的优势。威廉姆森模型中权力关系的缺乏源自于其供给等于需求的假设，这就意味着，每个代理人通过放弃一些东西来赞成接下来的最佳替代方案并没有什么损失：在均衡中，交换A与B付出的代价是零，所以，A不能通过终止关系影响B的福祉。因此，鲍尔斯和金蒂斯继续解释称，A也无权力要求B。更一般地，在瓦尔拉斯均衡中没有代理人可以制裁其他代理人的事实下，意味着经济运行没有任何基础的代理人之间的权力关系。

第二章 对权力的经济学辩论

029

① 鲍尔斯和金蒂斯的激进做法受到了批评，因为他们对马克思的构想和整个激进学派的科学和政治观点做出了深刻改变，参见贝克尔和韦斯博特(Baker and Weisbrot,1994).麦金太尔和希拉德(McIn-tyre and Hillard，1995)，斯宾塞(Spencer,2000)。从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鲍尔斯和金蒂斯逐渐放弃了这项基于“有争议的交换”的研究，疏远了激进学派，并将他们的科学计划转向行为科学。然而，他们的理论进化并不是一个方法论反省的结果，而是试图在新古典主义框架内开发新型数学工具。

② 鲍尔斯和金蒂斯区分了“完美竞争”和“完美瓦尔拉斯竞争”：前者并不意味着市场出清，后者则相反(与通常所称的“完美竞争”的内容不谋而合)。最终，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声称，即使在完美竞争(与交易市场）的统治下，权力关系仍然存在。在这本书中，我将继续采用完美竞争的定义，这意味着市场出消。

如果合同的执行是有问题的，这个场景从根本上就发生了改变。鲍尔斯和金蒂斯(1993a，p.332)称：“我们认为这样一个交换是有争议的.当B的商品或服务对A来说具有非常好的属性，而B的成本是高昂的，这在一个强制执行的合同中就是有问题的。”“当由第三方(如司法系统)执行合同不能保证零成本时，交易双方必须自行执行他们的协议。在这种情况下，A会设立监管和制裁机制，确定有相互作用的条件，诱使B提供所需的有争议的属性。其中一种强制执行机制是或有更新：A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向B承诺如果满意的话续签合同，否则终止合同。”(鲍尔斯和金蒂斯，1993a，p.333)

有争议的交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雇主一工人关系，其中“雇主支付工资的承诺在法律上是强制执行的，工人的承诺是适当程度的努力………”(鲍尔斯和金蒂斯，1993a，p.333)。其他的鲍尔斯和金蒂斯研究的例子是所有者和管理者、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国际交往中各方的关系（金蒂斯，1989；鲍尔斯、金蒂斯和古斯塔夫森，1993 eds;鲍尔斯和金蒂斯，1994b)。在所有情况下，竞争均衡都是由非出清市场决定的，对市场的短暂代理优于长期代理(其中，超额供给存在，需求方面是短缺的，反之亦然）。

这种权力关系的产生是由于与短期代理相比，长期代理有幸进入市场并享受“法定工资”(按照雇主和员工的关系，是工资)，定义为事务终止时所得到的效用之间的差值。不完全的市场竞争并不一定能够产生一种不对称的市场，进而影响买家和卖家双方之间的人际交往关系。

工资是雇主对工人不断受到威胁和他/她被吩咐滋扰的补偿工具(同样，鲍尔斯和金蒂斯表明，债权人对债务人拥有权力，企业的所有者对管理人员也拥有权力)。因此，失业情况比工作更困难，这使得雇主对工人的制约能力更强，也使得后者在工作中做出了“足够”的努力。

鲍尔斯和金蒂斯的理论间接地揭示了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理论的一致性，公司内部的权力是自由的。事实上，在非出清市场，与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理论相反，无成本契约产生了各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因此，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方法如下：如果说公司是(竞争性)市场的一种形式，就不足以证明公司内部的关系是无权力的，因为正如鲍威尔和金蒂斯所证明的，在一个不完美的DMC中，完全竞争的市场仍然可能涉及权力。如果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一直坚持与他们不完美的DMC，他们会意识到，在不完美的杂货商市场，他们不再能以零成本开除他们的杂货商。工人可以离开而没有实际的损失，资本家的想法只有在完美的IMC时才能实现。除此之外，离开人际关系和个人可能愿意接受某种形式的权力，即使只是为了个人的方便，代价也是很高昂的。

030

/经济学与权力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点

关于新制度主义，鲍尔斯和金蒂斯提供了一幅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图景。他们表明(非瓦尔拉斯)竞争均衡的特征通常是非自愿失业，基于性别或种族(或其他与生产力无关的特性)的工资差别，民主制度明显优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技术效率低下的。最重要的是，在自愿的市场交换下权力关系会带来一个和谐的社会，这是标准的瓦尔拉斯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论点。正如自由政治哲学所暗示的那样，在瓦尔拉斯世界之外，当市场并不一定出清的时候，其就不再被视为一种没有强制的自由互动的场所。

尽管存在这些理论上的差异，鲍尔斯和金蒂斯的方法在理论上仍不同于那些新制度和超自由主义者：缺陷是权力关系存在的原因，而在现实世界中形成的各种各样的权力模型是揭示资本主义的权力关系的方法。

鲍尔斯和金蒂斯的方法与“效率工资”在方法论上也是一种衔接，专注于工人“逃避”信息不完全和不完善的合同(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1984;阿克洛夫和耶伦，1986eds；格林沃尔德和斯蒂格利茨，1988，1993)。在这两种情况下，工资高于市场平均工资会诱使工人比他/她所希望的更加努力地工作。主要的区别是，在激进的方法中，缺陷是权力关系的原因，并作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分支，是分配效率低下和次优解决方案的原因(严格来说，效率工资与生产率有关，而与效率无关，因为总产出的增加并不是通过持续的生产投入，而是增加劳动力)。然而，这些方法存在的缺陷是必要的，可用以了解权力和效率低下的原因。用布鲁斯·格林沃尔德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Bruce Greenwald and Jo-seph Stiglitz,1993，p.24)的话说：“现代凯恩斯主义者已确定真实世界‘不完美’的根源：他们离开了模型就像让哈姆雷特离开那出戏。”

戈德堡的制度视角

戈德堡(Goldberg，1976,1980)的理论并无不同，他的理论旨在于新制度经济学和激进经济学之间建立一座桥梁，将威廉姆森和理查德·爱德华兹(Rich-ard Edwards)作为这些经济学派的代言人。虽然他偏向于美国旧的体制传统，但是根据下述方法论个人主义开展了这项工作。让我们先看一下爱德华兹(1979)的观点。

第二章 对权力的经济学辩论

031

① 将异端经济学纳入主流的进程是社会科学中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实现文化霸权过程的一部分。法恩和米洛纳基斯(Fine and Milonakis,2009)详细讨论了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效用最大化和市场缺陷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出现，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经济学的反社会化和反历史性。

通过引用马克思的观点(1867).爱德华兹反思了劳动和劳动者权力之间的区别：劳动者的权力，是雇主购买的商品.是执行某些类型的生产活动的能力；劳作是工人开展活动的具体过程。实际的劳动不仅受到劳动力的影响，而且受到雇主从劳动者中提取劳动能力的影响。在爱德华兹以及马克思看来，这种区分足以用来解释剥削(这里的剥削是经济力量的一种表现)。

劳动者提取劳动力的过程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上广泛研究的目标。爱德华兹特别注意到，在这个具体的过程中，用人单位在市场上购买的劳动力和它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之间可能有差异。在戈德堡解读爱德华兹的过程中，这种差异是由于合同的缺陷。因此：他假定IMC的不完全信息、个人机会主义、昂贵的合同制约和流失的时间。在这种不完美的DMC下.劳动者提取劳动力是有问题的，因为缺陷妨碍当事方在合同建立过程中明确劳动时间。

根据作者的观点，这种情况导致了承诺与执行之间的差异，为行使权力腾出了空间。换句话说，戈德堡不解释爱德华兹自己提出的劳动合同是由于经济剥削。但由于一些实证方面特异性的工作关系，例如在工作场所工作时需要花费的时间和信息，事实上是不完美的，正如爱德华兹自己所提出的一样。工作关系的实证属性因此被解释为在资本主义中权力存在的原因。

然而，戈德堡继续说，承诺和执行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在每次双方的关系不是瞬间发生的时候出现，就像在瓦尔拉斯的世界一样。因此，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雇佣关系并不是特殊的，而是不同程度的、大多数的交换关系(戈德堡，1980，pp.252一253)。戈德堡的结论并不局限在企业内部，因为不遵守诺言的激励可能出现在几种合同关系中，甚至有可能是在公司以外的关系中。

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关系如果还存在，那只能说明承包是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承包是合同中有缺陷的结果。戈德堡的理论与其说是新制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桥梁，不如说是马克思的新古典主义解释，在许多方面导致与马克思主义相反的概念。价值与剥削的理论并不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道德化的重要方面，而是作为无用的社会概念，并不涉及人际权力关系。然而，我认为，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剥削与承诺和执行之间的差异无关。相反，马克思表明，资本家们想要剥削工人，关键是他们通常都能这么做。

032

/经济学与权力—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点

争议条款

所有的方法讨论了权力关系只存在于不完美决策环境的观点。作者明确坚持自由主义理论.并相信：完美的DMC是现实中的规则。在他们看来，这证明，至少在一般的规则下，经济理论忽略了权力关系。相比之下，他们的竞争对手关于权力的讨论中考虑到了瓦尔拉斯的IMC不切实际。与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流失时间、有限理性或其他缺陷相比，他们认为，人际交往关系必然涉及权力。

在本体论下，这些看似相互竞争的理论发展出了对现实的同一概念，根据这一概念，权力的存在依赖于代理人相互作用的DMC的特征。在完美的DMC中，是没有权力关系的余地的：公司的内部结构是不相关的，竞争出清了所有的市场；因此，没有人可以拥有对其他人的权力。相比之下，在不完美的DMC中，公司内部的关系会影响公司的业绩和市场。在这些情况下，他们认为，权力关系可以出现在公司内部和市场内。因此，在这些理论中，缺陷是权力关系的原因。消除它们，这些作者如此坚称—要么是含蓄的，要么是明确的，并且权力关系消失了。

因而，权力问题是一种经验，而解决方案是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具有关联性的缺陷。根据此本体论，经济现实会分裂成有无缺陷的两个不同封闭系统，人际关系受到完全竞争和事关权力的系统缺陷的影响。

虽然本体论仍然主要是隐含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话语中，但它是唯一的理由，经济现实必须由两套模型(不兼容但互补)来解释：瓦尔拉斯的竞争模型解释了完美DMC中的关系，另一组经济权力模型解释了系统中由不完美的DMC所描述的人际关系(不用说，前者定义了经济理论的主体，而后者则解释了前者所不能解释的)。

乍一看，作者在考虑现实世界中的不完美无处不在时，不需要这种本体论假设。在激进学派内，欧内斯托·斯克勒潘蒂(Emesto Screpanti,2001，p. 145)在这一点上是明确的。他开始通过定义复杂的DMC描绘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不确定性，然后表明，就算是作为极端情况，完美和完全竞争也不能存在于这个世界——我的意思是，新古典主义的竞争，消除了所有的效率低下和权力傲慢。在他看来，完美的DMC只是一个没有经验对应的理论基准。它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本体论实体，而是经济学家的方法工具。完善的竞争模型不是为了了解真实的世界是如何运转的，而是弄明白如何不能。相反，你必须假设不完美的DMC来描述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然而.即便有了这个解释，至于为什么斯克勒潘蒂和其他新古典主义的激进分子选择这个抽象的研究.且并没有将其作为本应更现实的理论基准，这一点还不清楚。

第二章 对权力的经济学辩论

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