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权力：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点

傅立叶(1993，p.44)说：公司可以存在于无市场的情况下，即不以物易物或交易。然而，与公司不同，市场无法生产。因此市场关系只能连接到(生产单位)公司。……市场和企业并非互相替代的生产方式，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因此，尽管一些公司可能在实践中形成或调整以消除或避免市场(交易所)交易，但所有公司的出现和存在是不能用交易成本来解释的。

因此，市场是一个原始机构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如果没有解决生产问题的机构，市场是不存在的。因此，在关于公司性质和权力起源的平行辩论的起点上，公司性质的一个主要方面是显而易见的.即公司是一个生产单位(傅立叶，1989，1993，1993;迪特里希，1994;哈利勒.1995)的事实。即使在没有缺陷的情况下，仍有一些生产单位而不是市场，例如.家庭、家族或公司最终在权力关系的基础上运作。如果要分离市场和公司，首先公司必须被视为生产组织。

试图解释公司作为市场的替代品在本体论方面没有意义。一种是生产性组织，另一种是交换机构。与其用机构来解释组织，不如用其他组织来解释组织。资本主义的公司不能取代市场，但可以替代其他的生产单位(庄园制、家庭生产、生产系统等)。

在后瓦尔拉斯经济学中，所有的经济机构都被构造用来解决同样的问题：稀缺资源的分配。有一个经济问题和一些工具——替代经济体制——-来解决这个问题。① 诉诸不同工具的必要性取决于复杂 DMC 的假设.其中每个 DMC都可能失败。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纯粹的替代关系：为一个机构保留的空间只能由其他机构接管。在本体论中，市场与企业的共存是不同工具之间的平衡问题。如果我们假设它们失败的原因，那么每个制度体系将变得完全一致。

但是，倘若我们认识到，如果不处理其他功能，就不能执行分配功能，那么单一机构系统的概念本身就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假设生产单位的存在，没有它就没有任何交换。虽然这些组织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交换机构发挥交换功能，并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他交换机构重合，但它们与市场的关系不可能是纯粹的替代关系。在资本主义中，效率较高的组织和市场是相互补充的。用马克思的话说：

孤立于社会的个人的生产……是荒谬的，这就像语言的发展，没有人生活在一起，相互交谈。这里也没有必要针对这点进行更长的论证。如果这是废话，那这个观点不可能被提及，这对18世纪的人来说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它并没有被认真地拉回到现代经济学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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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即使是诺斯(1981，p.41)也指出：“所有现代新古典主义文献都将公司作为市场的替代品来讨论。[这]忽略了历史的一个关键事实：在价格市场化之前，是以层级组织形式和合同安排来进行交换。”

(马克思，1857，引言)

简而言之.纯粹市场的原始制度的概念在内部是不一致的，因为交换机构的工作需要有生产组织的存在。

生产、流通以及自由贸易

在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描述为商品生产体系的过程中，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领域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分离。这种分离使他可以讨论资本如何看起来是生产性的(在流通中)，尽管它具有非生产性(在生产中)，并批判基于流通的经济概念。

在流通领域，资本家和工人一开始并不是作为社会实体出现的，而只是作为交换商品的个人出现。因此，他们似乎是在相同的位置上，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纯粹基于自由意志：“只有独裁统治自由、平等、财产和边界。”马克思如是说(1867.ch.6)。但在交换之前，必须生产商品。在讨论直接在流通领域产生的权力形式之前，马克思解释了从生产中产生的强制形式。正如他所写的：

离开这个简单的流通或商品交换的领域，他为“自由贸易者”提供了他的观点和想法，以及他根据资本和工资来判断社会的标准，就像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感知戏剧人物的外貌变化。他以前是货币所有者，如今在资本主义面前大步前进，他拥有劳动力就像这是他的劳动力一样。一个是一种重要的、傻笑着的、专注于商业的人；另一个人则胆小怕事、退缩，就像一个人把自己的东西藏到市场里，没有什么可期待的，就是藏起来了。

(马克思，1867,ch.6)

通过对生产领域的研究，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是被剥削的，资本家阶级占有他们没有生产出来的价值。这种形式的社会剥削也是造成资本家和工人在工作场所不对称的主要原因。从历史上看，控制和监督生产过程的需要是从工人的劳动权利中榨取活劳动力过程的结果。马克思在“资本”的不同部分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讨论，并解释了公司内部组织和工作人员在工作场所如何根据资本积累的需要而发展的方式。他举例说，股份公司和合作工厂的发展是非常不同的过程，但同时也是对同一问题的反应：在一个案例中，从工人的劳动权利中榨取的活劳动力被交给一个管理者，在另一个案例中，则是交给工人自己(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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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1894,ch.27)。

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如哈利·布雷弗曼(IIarryBraverman.1974)、玛格林(Marglin，1974.1975，1991)还有爱德华兹（Edwards.1979)通过讨论 20世纪资本主义公司内部阶级关系的演变和不同形式的权力、权威和等级制度的发展，形成了这一概念。在这些作者的成果中，社会剥削和人际权力关系是辩证联系的：一方面，社会剥削阶级关系是工作场所人际权力关系的原因；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公司内部的权力形式的演变改变了阶级关系，也改变了剥削率。

在本体论中，在生产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权力形式与必须在流通中发生的交换联系在一起，以使系统能够自我复制。资本主义生产从销售工人劳动力开始。通过购买这种商品，资本家获得了处理它的权利。这不是价格问题。工人可能会以高价或廉价出售，但出售他/她的劳动力的行为会使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对他/她产生一种人际关系的权力。

然而，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对权力的态度并不是从资本主义的真正发展和它的再生产机制开始，而是从一个抽象的模型开始的。这个模型基于一个本体论，它实际上是一个循环的子集合，一种要素所有者之间的交换。其结果是一个更复杂的本体论，仍然以纯粹的循环为基础，而流通中却包含了不完美。即使是生产的中心关系——资本主义工人关系，也被认为是一种交换形式，这种交换发生在复杂的DMC中，但仍然是一种流通现象。

在流通领域内，不可能产生价值，只有等价交换。因此，如果在一个均衡的位置上，个体资本家对个体劳动者拥有权力，那只是因为他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在交换之前，信息优势属于工人，就像他/她卖给资本家的劳动力一样。在交换之后，权力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并且在工人的口袋里相当于货币。

在这个本体论中，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价格不是简单的工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而是它的一部分。从定义上讲，在后瓦尔拉斯经济学中，市场结算工资不涉及权力关系。后者只有当资本家支付额外的钱来诱导工人自律时才会出现。因此，权力是一种商品，资本家从工人那里购买商品———除了他/她的劳动能力——以提高他/她的生产力，就像他购买机器、工具和创新技术一样。和所有商品一样，权力也有其均衡价格，它被定义为补偿工人的金钱，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

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对资本家来说，生产的价值独立于价值的真正起源，是由他投资的总资本产生的。新古典主义的激进分子通过正式将权力纳入商品统治，保留了这种表象。如果资本家购买机器或权力关系，那只是因为预期收入的增加大于投资的成本。对他来说，权力关系是生产要素，与他购买的任何其他工作工具一样，都是为了提高工人的生产力。因此，在购买一种权力关系之后，生产价值的增加似乎是资本投入在这一投资中的一种效果，而不是由于工人的努力提升的结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这相当于增加了从他/她的劳动能力中所提取的活劳动的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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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生产与流通之间的本体论分离，资本是生产性的，个人是平等的，这就成为资本主义的真正本质。在这个神秘的概念中，最终权力关系的不对称必须直接在流通中引入，即使是在与资本家和工人打交道的时候。市场上的正式平等成为“自由”的同义词，而权力关系只有在不对称的市场关系中正式表现出来时才会被发现。资本主义的所有其他形式的胁迫都是不可见的。

但是，即便在这种基于循环的狭义概念下，后瓦尔拉斯经济学也没有形成一般的权力理论。与激进经济学家的说法相反，权力只能是这种方式的一个例外，不能成为规则。如果山于DMC的普遍缺陷，所有的员工都很难监控和被赋予信息优势，那么市场上就不会存在有竞争力的工资。因此，被解雇和失去工资的威胁是不可信的.资本家对他们没有权力。请记住，在这个权力理论中，就像效率工资理论一样，工人只有在劳动力市场上工资较低(完全竞争)的情况下才会努力工作。换句话说，这个理论最多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特定的工人与他们的雇主有一种权力关系，但无法解释为什么一般的工人会受到资本家的权力关系的影响。相反，一些工人受权力关系影响的论证建立在标准工人不受权力关系影响的假设之上。

科学研究和文化霸权

在结束我对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权力概念的批判之前，让我来讨论一下在辩论中发展起来的科学问题的意识形态性质。如我们所见，后瓦尔拉斯经济学从瓦尔拉斯经济学中继承了自私的个人的假设。然而，它将谋私利的行为描述为“利润最大化”，即资本主义和“机会主义”、“逃避”或“欺骗”。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术语，它反映了一种确切的、含蓄的意识形态立场。

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系列合同没有得到正确执行的例子：几个月不支付工人工资的雇主，不偿还储户资金的银行，不尊重其国际承诺的国家，妇女在工作场所受到工人的性骚扰。这些不是资本主义的扭曲，而是在一个以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为特征的社会中追求自我利益行为的正常影响。

在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中，显而易见的是有权力而非无权力的人更容易表现出机会主义。然而，由于某些原因，当资本主义工人关系处于紧张时，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工人休息的可能性，减缓工作的速度，或者在工作中没有最大化他/她的努力，这可能是资本家比经济学家更关心的问题。这是关于监控、逃避、激励计划、委托代理问题和其他方面的文献的研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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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后瓦尔拉斯框架已被应用于一些完全不同的情况中，如那些合同执行有问题的情况。然而奇怪的是.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并没有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每天都在虐待数百万工人的老板身上，他们没有办法(也许没有兴趣)把他带到法庭上去：或者是那些接受合同的人，因为他们别无选择，无论合同条款如何只能接受；或者是那些属于非法移民的工人，他们甚至都不愿签合同，但比其他人更努力工作.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权利，在有种族主义歧视的老板无法被取悦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通过假设，正如鲍尔斯和金蒂斯明确指出的那样，雇主的承诺是有法律效力的，而问题只存在于工人一方。

从形式上看，在这个理论框架中，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并没有不对称。作为自私自利的人，他们会在每次增加预期效用的时候违反他们的承诺。然而在具体的模型构建中.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对两个数据进行了不对称的处理：一个是主管，另一个是监督；一个是主体，另一个是代理；而“科学问题”则是找到有效的约束和监督方法，促使代理人以最大的利益服务于委托人。隐性或显性地，资本家的利益被转化为社会目标。

从一场对称的冲突开始，后瓦尔拉斯学派引入了一种不对称性，并让自己服务于冲突各方。经济学家应该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而不是从工人的观点，这是没有理论依据的。但一旦这个理论上的选择被含蓄或明确地采纳。所有的“作弊”“逃避”和“懒惰”问题就都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就是为什么在讨论中，懒惰的人是工人，他们工作7小时55分钟(在厕所里“躲”了5分钟).而不是根本不工作的资本家。

从理论上讲·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止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发展资本家对其雇员的机会主义做法。如果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是因为科学界有其自身内在的逻辑。正如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929， p. 35)在他的文化翁权研究和知识分子角色研究中指出的，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倾向于将统治阶级的观点作为一种文化规范。

在这个过程中，后瓦尔拉斯经济学既是一个原因也是一个影响。一方面。其科学问题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问题在于监视和管理劳动。另一方面，通过将资本家的问题(工人的机会主义)转变成一个社会问题，它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工人的纪律是一个普遍的目标，而且所有的研究都明确地表明工人的立场和利益是有政治偏见的，因此根据这一概念，这并不是真正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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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者采用新古典主义方法(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条路线之前，对资本家在工作场所的利益的科学辩护并没有隐藏在帕累托最优和次优解的问题后面。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在工作中付出更大的努力符合资本家的利益，并与工人阶级的利益相抵触。

1911年，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撰写了《科学管理原理》(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他在书中研究了如何提高工人的生产力，以及如何从他们的劳动力中榨取得尽可能多，其对政治和科学辩论的影响是明显的：他的工作不仅受到资本家的赏识，而且也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重视。科学管理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项目、新的大学教育学科和专业学术期刊。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这一管理方法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受到了公开批评，即所谓的劳动过程辩论的发展。

泰勒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完全意识到他的财富是由于他有能力把科学放在为资本主义的服务中。相比之下，不大明显的是激进分子的真正意图，他们接受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作为纯粹方法论的问题，而不理解根本的本体论，也不讨论意识形态和方法论之间的关系。因为其理论的具体效果是明确的：在历史背景下，工人试图在工作场所和整个社会中团结和组织起来。而后瓦尔拉斯学派则致力于将资本主义的永恒问题合理化，并根据资本的需要来组织它，试图强化一种观念：权力只是一种人际关系。

结论

让我们回顾一下从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科学选择到方法论和本体论。在对资本主义工人关系的分析中，从极端自由主义者到激进的后瓦尔拉斯经济学者都一致关注资本家的立场，从而为理顺和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做出了贡献。在某些情况下，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已经不自觉地将一部分社会的问题转化为整个社会的问题。与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相比，这种选择对意识形态的作用更强，试图在原子化的个体之间形成市场互动的优点。后瓦尔拉斯经济学更进一步，在同样的个人主义框架中，它不给阶级关系分配任何角色，通过将“经济问题”定义为“资本主义的问题”来秘密地引入社会阶级。这种激进思想的意识形态退化，我认为是两个相互依赖的过程的结果：(1)在科学界，人们倾向于接受新古典主义方法论；(2)巩固文化和社会中的新自由主义权。

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方法论基于两个主要部分：不完美和机会主义。这些是历史性的。由此产生的权力观念也是历史性的。权力在资本主义历史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形式，并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目标是在一定条件下证明这是竞争的有效替代，其结果是一种权力理论，在这种理论中，竞争是没有权力的。在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观点中，资本主义的强制性法则并不像马克思认为的那样，而是缺乏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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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历史范畴是在比较静态的框架内发展起来的，通过选择方便的假设这一初始条件，来对真实历史过程作出可能的解释。这种方法甚至并不试图解释作为过去过程的结果的现在意义；相反，它假定过去，以使现在出现帕累托优化。经济史学家在试图解释历史进程的过程中，提供了一幅由矛盾、冲突、融合和分歧构成的当前图景。威廉姆森和后瓦尔拉斯经济学认为现在是理性和效率的连贯表达，并创造了一个故事，其逻辑的终结实际上是由于现实。所以，对于历史学家来说，矛盾和妥协成了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一致性条件。这意味着，经济史学家和后瓦尔拉斯经济学所讲的故事是相反的：从过去到现在是第一种情况，从现在到过去是第二种情况。经济史学家尝试解释历史，相反，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家则讲述了一个童话故事，幸福的结局是现在。如果大卫·休谟(David Hume)极力主张，从现有的东西中推断出应该是什么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那么我们从应该是什么中推断出了结论，这在方法论上同样是不健全的。

这种方法对瓦尔拉斯模型的隐性本体论提出了新的条件。在后瓦尔拉斯经济学中，资本家和工人不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展的社会实体，而是具有永恒的内在品质的个体。他们最终的权力关系只取决于这些品质以及他们与不完美的DMC的契合程度。一个是资本家，另一个是工人，这是无关紧要的。他们也可能是一家银行和一家公司，两个国家，或客户和杂货店。只要模型的参数一致，权力关系的性质就是一样的。当权力在流通中出现时，只有等价物的交换会发生，如果一个人想证明在交换之后———当个人优势被货币化——权力掌握在资本家手中，那么在交换之前的人际关系不对称就必须被认为是对工人有利的。

当我们从资本主义对工人的权力的正式论证过渡到对权力关系的起因和机制的讨论时，结果就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了。相反，它是由瓦尔拉斯的模糊概念的逻辑发展而来。证据是，在这些模型中，权力是一种资本形式，因此，它被认为有生产力。但这也证实了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只不过是马克思批评旧资产阶级概念的一个复杂版本，在这个概念中，所有形式的资本都被概念化了。我的结论是，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总体观点是，对有争议的交换进行完美化是一个连贯的扩展。然而显而易见的结果是，在已经矛盾的观念中加入了新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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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释为什么在这种方法中，即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也将注意力集中在提倡极端自山的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权力概念上，我们现在必须将注意力转向竞争。他们的权力概念的相似之处实际上是他们对竞争概念困惑的结果。因此，问题是对这一神秘概念的解释是如何成为整整一代学者的讨论的起点的，更普遍地说，竞争是如何在社会中以一种自然的互动方式和一种普遍的政治指南形式来肯定自己的。只有在对竞争进行有机的批判之后，我们才能重新回到权力，并在科学研究和阶级斗争中完成关于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思想政治角色的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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