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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德勒兹机器（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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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50 | PRINTED_PAGE=145

游牧艺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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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51 | PRINTED_PAGE=生产 / 146

德莱尼在给患孤独症的儿童上课的时候提出一种绘图法:习惯的线，还有那些灵活的线，孩子们围成一圈，寻找东西，拍拍手，哼着间奏曲，再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然后是在另两种线中混合的“流浪的线”。[17]所有这些线都纠缠在一起。德莱尼生产了一种地缘分析，对线的一种分析，使他脱离了精神分析学的道路，不仅与患孤独症的儿童，而且与所有儿童、与所有成年人关联起来(望着某人顺着大街走去，看到他给大街带来了哪些小小的发明，如果他不是太专注于他那严格分割的话，他就会把一些小小的发明放在那里)，不仅他们的散步，还有他们的姿态，他们的情感，他们的语言，他们的风格。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确定这三条线的位置。对于严格分割的克分子线条，我们可以举出一些特点来解释它们的组装，或者说明它们作为组成部分的组装的功能(没有不包括它们的组装）。下面就是第一种线的近似特点：

生产

德勒兹机器

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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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52 | PRINTED_PAGE=147

首先，分割取决于二元机器，如果必要，这些二元机器可以是非常多样的：社会阶级的二元机器；性别、男人一女人的二元机器；年龄、儿童一成人的二元机器；种族、黑人一白人的二元机器；领域、公共一私下的二元机器；主体、我们一非我们的二元机器。这些二元机器越来越复杂，它们相互切割，相互冲撞，相互对峙，它们把我们分割到各个方向。它们大体上不是二元的，而是二分的：它们能历时地操作(如果你不是甲也不是乙，那么你就是丙：二元论发生了变化，不再在二者之间选择同时性因素，而是进行连续选择；如果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那你就是黑白混血儿；如果你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那你就是一个易装癖：每次，具有二元因素的机器都会在各种因素之间生产二元选择，而这些因素在第一次分割时并不出现)。

其次，分割也意味着权力手段，而这些手段也各不相同，每一个都固定相应分割的编码和地域。这些是福柯进行过深刻分析的那些手段，他拒绝在这些手段中看到一个事先存在的国家机器的简单流溢。每个权力手段都是一个编码一地域的联合体(不要接近我的地域，在这里我说了算……)。德·夏勒斯先生败给了沃都林太太，因为他冒险走出了自己的地域，他的编码不灵了。卡夫卡作品中临近办公室的分割性。福柯正是通过发现现代权力的这种分割性和这种异质性，才打破了国家和法律肤浅的抽象，更新了政治分析的所有前提。这不是说国家机器没有意义：它本身具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功能，对一切分割进行了过度编码，在特定时刻在自已内部进行的那些分割，以及置于自身之外的那些分割。甚或说，国家机器是具体的组装，促成了对社会进行过度编码的机器。这个机器反过来又不是国家本身，它是组织主导话语和社会既定秩序、组织主导语言和知识、墨守成规的行为和感情，以及胜过其他分割的那些分割的抽象机器。这个过度编码的抽象机器保证了不同分割的同质性、它们的可转换性和它们的可译性，它调节从一边到另一边的通道，以及它得以发生的优胜力量。它不依赖国家，但其效应取决于使其在社会场域中得以实现的作为组装的国家(比如，不同的金融分割，不同种类的货币，都有兑换规则，货币与货币或货币与货物之间的兑换，这把中央银行当作国家机器)。在城邦权力的具体组装的条件下，希腊几何是组织社会空间的一台抽象机器。今天，我们应该询问哪些是过度编码的抽象机器，哪些机器作为现代国家形式的结果而发挥作用。人们甚至可以构想“知识形式”来为国家服务，为国家的实现奉献自身，为国家的任务或目的提供最好的机器：今天的信息学？还有人类科学？没有关于国家的科学，但有与国家具有相互依赖关系的抽象机器。正因如此，在严格的分割线上，人们必须区别给各个分割编码的权力手段，给它们过度编码和调节它们的关系的抽象机器，以及实现这个机器的国家机器。

游牧艺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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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53 | PRINTED_PAGE=148

最后，凡严格的分割，凡有严格分割的线，都包含一个特定的平面，它关系到形式和形式的发展、主体和主体的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平面总是有可随意处置的一个补充维度(过度编码)。主体的教育和形式的和谐总是搅扰我们的文化，激励分割化、规划化、切割它们的二元机器和再次切割它们的抽象机器。如皮埃尔·福乐桃所说，当一个轮廓开始颤抖，一个分割开始摇晃时，我们叫可怕的鲁奈特来切割物体，即给形式排序、把主体归位的镭射。[18]

其他类型的线的地位似乎完全不同。这里的分割也不是相同的分割，它们从临界开始，构成生成，生成的集团，标志着连续的强度，流动的结合。这里的抽象机器也不是相同的抽象机器，它们突变而不过度编码，在每个临界点和每次结合时标志着它们的突变。平面也不是相同的一贯性或内在性平面，它们从形式上撕下粒子，在这些粒子之间现在只有速度和慢速的关系；它们从主体身上撕下情感，这些情感现在只通过“此性”实现个性化。二元机器不再投身于这个真实的世界，不是因为主导分割会变化(特殊的阶级，特殊的性别…)，也不是因为像双性或阶级混合会强加的这种混合物；相反，这是因为分子的线使解域的流动在各个分割之间穿梭，这些流动不再属于一个或另一个分割了，而构成了两个分割的不对称性生成，分子的性征不再属于男人或女人，分子的大众不再拥有阶级的纲领，分子的种族就像微小的线一样不再回应大的克分子的对立了。这当然不是二者综合的问题，不是1和2相加的问题，而是一个总是来自别处的第三者，它打破二者的二元性，与其说插入二者之间的对立，毋宁说插入它们的互补性。这不是把新的分割附加在线上前此分割之上的问题(第三个性别，第三个阶级，第三个时代)，而是在分割线的中间、在各个分割的中间追溯另一条线，在流动或逃逸的运动中根据不同的速度或慢速把各个分割带走的问题。继续用地理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想象在事物之间引入一个特定的分割，在一个二元机器里将其对立起来，在国家机器里编排成序，再用一个抽象机器将其过度编码为世界秩序的轮廓。接着，从南到北发生了不稳定性，吉斯卡·德·埃斯塔英悲观地说，一股溪流冲蚀了道路，即便是一条浅流，它也激活了一切，改变了平原的格局。这里有科西嘉人，那里有巴勒斯坦人，劫机者，部落造反，女权运动，绿色生态主义者，俄罗斯不同政见者一总是有人奋起到南方去。把希腊人和特洛伊人看作两个对立的分割。可是看哪，亚马逊人来了，他们推翻了特洛伊人，于是希腊人喊道：“亚马逊人站在我们一边。”但他们又把矛头转向了希腊人，凶猛地从背后袭击他们。克莱斯特的Penthesilea就是这样开头的。巨大的断裂，尖锐的对立，都总是可以商讨的；但小的裂隙，来自南方的看不见的裂隙却是不能商讨的。我们说南方的时候并未给予南方以任何重要性。我们谈论南方是为了给分割的路线换个方向。但每个人都有他的南方而南方在哪里却不重要—这里的南方指的是他溜走或逃跑的路线。民族、阶级、性别都有它们的南方。戈达特:重要的不仅仅是在重要战线上相互对峙的两个阵营，还有前线，一切都从前线通过，袭击朝着不同方向的一条断裂的分子线。1968年5月是这样一条分子线的一次爆炸，亚马逊人的攻击，追溯其出奇制胜的前线，就像失去标志的一个一个被切割的集团在分割线上集结。

德勒兹机器

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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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54 | PRINTED_PAGE=149

游牧艺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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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55 | PRINTED_PAGE=150

也许有人要批评我们没有以不同的方式对两种线进行切割、分块、机制而逃离二元论。但限定二元论的并不是术语的数量，正如人们不能通过增加其他术语(×2)来逃离二元论一样。你只能像转换一副担子一样转换术语来有效地逃离二元论，当你在术语之间，在两个或更多的术语之间，发现了一道狭长峡谷的时候，它就像一道边界或前线一样把这组术语变成了独立的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一个多元体。我们所说的组装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多元体。现在，任何组装都必然包含着严格的二元的切割线，就像包含分子线、界限和逃跑路线或斜线一样。权力的手段在我们看来并不非得构成组装，而是在一个方面构成组装的部分，整体的组装既可以摧毁这部分，也可以依赖这部分。而事实上，由于二元论属于这个维度，组装还有另一个维度，并不与上述维度一起构成二元论。在抽象的过度编码机器与抽象的突变机器之间并不存在二元性：后者在破坏其他机器的同时又被它们所分割、组织和过度编码；双方在组装的心脏相互作用。同样，在超验组织和内在连贯性这两个平面之间不存在二元性：实际上，第二个平面经常从第一个平面的形式和主体中撕下粒子，在这些粒子之间已不再存有速度与慢速的关系了；而且，超验组织的平面也正是在内在性的平面上产生的，并在这个平面上阻止运动、固定影响、组织形式和主体。速度的标识事先假定了它们所消解的形式，正如组织事先假定了它们为之编序的混合在一起的物质一样。我们因此不说两种“事物”之间的二元论，而说多元维度的一种二元论，处于组装心脏的众多线条和方向的一种二元论。对于“欲望如何欲望自身的压抑，欲望如何欲望自身的奴役”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压制欲望或征服欲望的权力本身也是构成欲望组装的组成部分:欲望完全可以遵循这条特殊路线，因为它就像一只小船由于特殊的风向而搁浅一样。不存在什么革命的欲望，正如不存在什么权力的欲望、压迫或被压迫的欲望一样；但是，革命、压迫、权力等都是一个特定组装的实际构成线。并不是说这些线是事先存在的；它们是追溯出来的，是构成的，是相互统一、相互混合的，是与欲望的组装同时构成的，它的各种机器相互纠缠，它的各个平面相互交叉。我们事先并不知道哪一个将起到梯度线的作用，或以什么形式受到阻止。这是音乐组装的情形，比如：其语码和地域，其抑制和权力机器，其二分的方法，其发展的乐调和谐音，其超验的组织平面，但也有声音分子之间对速度的改造，其“非脉动的时间”，其多产和消解，其生成儿童、生成妇女、生成动物，及其内在的一致性。教会在音乐组装中长期把持的权力，以及音乐家成功地进入这种组装或介入中间的东西。这对所有组装都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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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56 | PRINTED_PAGE=151

在每种情况下必须加以比较的是在一个组装中出现的解域运动和再辖域化的过程。但它们意味着什么呢？费立克斯发明的、使其成为可变的协同因素的这些词语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回到人的进化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上来：人，被解域的动物。当他们对我们说类人猿蜕掉前爪而从地面直立起来，手先运动、然后开始抓握时，这些都是解域的临界或定量，但每次都伴随着补充性的再辖域化：被解域的前爪成了运动的手，当从一棵树攀到另一棵树时，它再次在树枝上划定了疆域。作为被解域的运动，抓握的手挥动或推动折断的借用的树枝，称其为工具，抓握的手又在这些工具上划定了疆域。但这种“棍子”工具本身就是被解域的树枝；而人的伟大发明意味着从被解域的森林向大草原的迈进；人同时也划定了大草原的疆域。乳房据说是被直立动物解域的哺乳腺；嘴则是通过把黏膜转向外部而被解域的动物的嘴：但与此相对应的再辖域化却从嘴唇发展到乳房，从乳房到嘴唇，所以，身体和环境经历了不同速度的解域，这些不同速度的互补性构成了连续的强度，但也促成了再辖域化的过程。位于极限之处的是大地本身，被解域的大地(“荒漠的发展……”)，而仍然维系于环境、荒漠或大草原的正是游牧民，大地上的人，解域的人——尽管他也是不迁徙的人。但是，只能在具体的社会领域内和特定的时刻里才能对可比较的解域运动、连续的强度和流动的综合加以研究。我们且举一些11世纪左右的例子:大批货币的流失；在侵略和奴隶主不断增加的压力之下大批农民的解域；以圣战、定居城镇和对土地的新型剥削(租赁或工资劳动)为形式的大批贵族的解域；越来越少具地域性的新型城镇；失去土地、维护“上帝的和平”和组织圣战的教会的解域；首先享受骑士之爱然后享受宫廷之爱的妇女的解域。圣战(包括儿童的圣战)可能是所有这些运动综合的一个临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的最基本的东西是线，逃逸的运动。因为这些逃逸运动绝不是从社会的逃离，绝不是从乌托邦甚至意识形态的逃离，它们构成了社会场域，追溯其层级和疆界，其生成的全部。当一个人说社会与自身相矛盾，是由其矛盾尤其是阶级矛盾所构成的时候，人们很快就会看出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宁愿说，在一个社会中，一切都在逃逸，社会是由其影响到各种块体(分子概念上的块体)的逃逸路线决定的。一个社会，以及一个集体组装，首先是由其解域的点、解域的流动构成的。历史上伟大的地理探险都是逃逸路线，也就是徒步、骑马或乘船的长途旅行：希伯来人在荒漠上的旅行，金赛里克·汪达尔人跨越地中海的旅行，游牧民跨越草原的旅行，中国人的万里长征—这始终是我们开创的一条逃逸路线，不是因为我们想象自己在做梦，而恰恰相反，因为我们在追溯真实的东西，我们在那里构成一个连贯的平面。逃逸，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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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58 | PRINTED_PAGE=153

却在逃逸中寻找一种武器。

逃逸路线的这一主要目的绝不能根据编年史来理解，也不能依据一种外在的普遍性。它反倒是事实和不合适的时间的权利：一个没有脉动的时间，一个像风一样吹起的此性，一个午夜，一个正午。再辖域化是同时发生的：货币的再辖域化发生在新的流通中；农业的再辖域化发生在新型剥削上；城市的再辖域化发生在新的功能上，等等，致使所有这些再辖域化积累起来，于是，从这种积累中获得特殊利益的一个“阶级”出现了，它将其同质化，并对所有分割进行了编码。它有必要在极限处对各种块体运动加以区别，区别其各自速度的协同因素和类别的稳定性，区别其在对整体进行再辖域化的过程中分配的分割——既作为块体又作为类别发生作用的同一物体，但却是在两条不同的相互纠缠、只画出轮廓而不偶合的线上。于是，人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说有时至少有三条不同的线，有时只有两条，有时只有一条非常混乱的线。有时有三条线是因为逃逸或决裂的路线综合了所有解域化运动，增加了这些运动的量，使加速的粒子分离出来从而相互接触，把它们带到一个惯性的平面或一个突变的机器之中；然后是第二条分子线，这里，解域化仅仅是相对的，总是由再辖域化构成互补，给解域化强加了众多循环、迂回、平衡和稳定；最后是带有清晰分割的克分子线，这里，再辖域化积累而构成了一个组织平面，形成了一个过度编码的机器。三条线，其中之一犹如游牧民的路线，另一条是移民的路线，第三条是定居者的路线(移民绝不是游牧民)。要么就只有两条线，因为分子线似乎只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有时随解域化的综合流动而去，有时又回到再辖域化的积累上来(移民有时与游牧民结盟，有时成为某一帝国的雇佣或联盟：如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要么就只有一条线，最基本的逃逸路线，边界或前线，与第二条线构成相对关系，在第二条线上停下来，否则将被第三条线切断。但甚至在这时，也能轻而易举地把这条线说成是另两线爆炸的结果。再没有比这条线或这些线更复杂的了这正是麦尔维尔所说的路线，把所有小船都放在有组织的分割之中，船长亚哈处于动物一分子的生成之中，而大白鲸则在疯狂地逃跑。我们且回到我们先前讨论的符号的王国:在专制政权之下逃逸路线是如何受到阻止的，如何受到消极符号的影响的；它如何在希伯来的制度中发现了积极但却相对的价值，被切割成连续的过程的。……这只是简要勾勒的两个个案，还有许多其他个案：而每一次它们都是政治的要素。政治是积极的实验，因为我们事先不知道一条线究竟向哪里伸展。会计说，画这条线：而实际上可以把它画在任何地方。

游牧艺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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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59 | PRINTED_PAGE=154

资本主义

主体化、联系和占有并不妨碍解码流动的继续流动，也不妨碍它们不断产生新的逃逸的流动(比如，我们在中世纪的微观政治中就看到了这一点)。这正是这些机器具有含混性的地方：它们只能与解码流动一起发生作用，但不让这些流动汇聚；它们履行作为许多结或重新编码而存在的联系作用。这证明了历史学家们的印象：资本主义“完全可能”在某一特定时刻开始，如在中国、罗马、拜占庭和中世纪，都存在着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但却没有实现，甚或没有能力实现。其形势是，流动的压力给资本主义勾勒了消极的轮廓，但若要实现资本主义必须有一整套的解码流动，一整套的普遍联系，从以前的机器中溢出并将其推翻。事实上，马克思在定义资本主义的时候就开始呼唤一个独特而未加限定的全球主体性的到来，它利用了所有的征服过程，“不加区别的所有活动”：“普遍的生产活动”，“财富唯一的本质的主体…”。这个单一的主体现在得以在普遍的客体中表现出来，而不再在这个或那个属性的状态中：“随着创造财富活动的抽象普遍性，我们现在有了被定义为财富的客体的普遍性，即一般产品，或一般劳动。”[19]流通构成了与整个社会相称的作为主体性的资本。但这个新的社会主体性只有在解码流动溢出其联系时才能构成，并获得一个解码的层面，致使国家机器不再能够改造：一方面，劳动的流动不再被确定为奴隶制或农奴制，而必须成为纯粹的自由劳动；而另一方面，财富必须不再是货币交换，商品或土地财富，而必须是纯粹同质的和独立的资本。毫无疑问，这两种生成至少在每一条线上引发出许多偶然性和许多不同的因素(因为其他流动也聚敛)。但是，正是它们一口气的抽象联系构成了资本主义，相互提供了一个普遍的主体一般和客体一般。当未限定的财富流动与未限定的劳动流动相遇并与之结合时，资本主义就形成了。[20]这是以前仍然属于准则或性质的联系所始终禁止的(两个主要的禁止者是乡村的封建组织和城市的公司组织）。这等于说资本主义是用解码的普遍原理构成的。“资本主义是一种权利，更确切说，是作为一种权利显示的一种生产关系，而作为生产关系它独立于它在每一生产时刻所掩盖的具体形式。”[21]私有财产不再表示个人依赖的契约，而表示现已构成单一契约的一个主体的独立。这促成了私有财产进化的一个重要差别：私有财产本身与权利相关，而不是将其土地、物品或人相关的法律(这尤其提出了人人皆知的消除资本主义地租的问题)。一个新的解域临界。而当资本以这种方式变成了主动权的时候，法律的整个历史形象就改变了。法律不再像在古代帝国那样是对习俗的过度编码；不再像在演进的国家、自治的城市和封建制度里那样是一组准则；它逐渐呈现出公理的直接形式和直接特点，如我们的公民“法典”所证明的。[22]

德勒兹机器

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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