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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德勒兹机器（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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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50 | PRINTED_PAGE=45

当然，人们常常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和尊严。但是，这将采取崇尚知识的经验条件的形式:在准备活动中发现的高贵仍然要在结果中消失。此外，即便我们坚持学习的特殊性，坚持用于学徒的时间，但这是为了平息心理良心的不安，它当然不想辩驳用知识代表整个超验领域的权利。学习只是知识与知识之间的中介，从一个到另一个的生存通道。我们完全可以说学习归根结底是一项无止境的任务:它毕竟是由环境和知识的获得决定的，以天赋或先验因素的形式，甚或一个调节性的理式的形式外在于知识假定的简单本质。最后，学徒就好比玉米地里的大鼠，而洞外的哲学家拿走的只是结果—知识——以便发现它的超验原则。甚至在黑格尔的著作中，我们在《现象学》中发现的非凡的学徒期，就其原则与结果而言，仍然从属于以绝对知识的形式出现的理想知识。这里，柏拉图确实又是个例外。对柏拉图来说，学习的确是灵魂的超验运动，不能还原为知识，也不能还原为非知识。思想的超验条件必须从“学习”，而非从知识汲取。正因如此，柏拉图才以回忆而非天赋的形式确定条件。这样，时间就被引入了思想不是以服从于实际状况的思想者的经验时间的形式，而是以原则上的条件或纯思想的时间的形式(时间容纳思想)。于是，回忆就在学徒期的特殊材料中发现了正当的客体，它的备忘录即在疑问和问题，独立于答案的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理式的场域。为什么有那么多与思考工具相关的基本原则都在记忆中妥协了？如我们所看到的，柏拉图的时间把差异、学徒期和相异性引入了思想，只是为了让它们再次从属于相似性和同一性的神话形式，因而也从属于思想本身的形象。结果，柏拉图的学徒理论便成为一种悔悟，被刚刚出现的教条形象所压倒，然而也促成了它仍然无力探讨的一种无根性。一个新的备忘录会说：知识不过是一个经验图像，不断回归到经验中去的简单结果；而学习是真正的超验结构，它把差异与差异、不相似性与不相似性统一起来，而没有在它们中间调和；而且把时间引入了思想不是以神话的过去或以前的现在为形式，而是以一种普遍空虚时间的纯粹形式。我们总是不断发现有必要颠倒经验与超验之间的假定关系或划分。此外，我们必须把知识的预设看作教条形象的第八个预设，以假定简单的结果融会和利用所有其他预设的一个预设。

思想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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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列出了八个预设，每一个以两种形式出现：(1)原则的预设，或普遍的天赋我思(思想者的善意和思想的善的本性)；(2)理想的预设，或共识(作为协调能力的共识和作为保证这种协调的分配的善意)；(3)模式的预设，或识别(召唤所有能力对假定相同的一个客体进行识别，以及由此在分配中产生错误的或然性，这时，一个能力把其客体之一与另一个能力的不同客体相混淆)；(4)因素的预设，或再现(差异被从属于相同性与相似性、类比性与对立性等互补维度)；(5)否定的预设，或错误(其中，错误表达思想可能出错的一切，但只是作为外部机制的结果)；(6)逻辑功能的预设，或命题(指代被认为是真理的场所，意义不过是中立的替代或对命题的无限替代)；(7)形态的预设，或结论(问题被物质地从命题中追溯出来，或者，在形式上由其可能解决的或然性所限定)；(8)结局或结果的预设，知识的预设(把学习从属于知识，把文化从属于方法)。每一个预设都有两个形式，因为它们既是自然的又是哲学的，时而出现在任意的例子中，时而出现在提前假定的本质中。这些预设是不必言说的。就这些假设的例子的本质和选择而言，它们在沉默时更加有效。它们一起构成了思想的教条形象。它们把思想压在形象之下，这就是再现中相同性和相似性的形象，但却深刻地揭示了思想的方式，并间离了差异与重复、哲学的开始与重新开始这两股力量。产生于思想的思想，思考的行为既不是天赋的，也不是回忆所事先设定的，而是由其生殖功能所生发的，它是没有形象的思想。但这样一种思想是什么呢？它如何在世界

德勒兹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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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辑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52 | PRINTED_PAGE=47

上发生作用呢?

注释

思想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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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53 | PRINTED_PAGE=48

1977, pp. 54ff, 67ff。

德勒兹机器 生产 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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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54 | PRINTED_PAGE=49

哲学研究中，它都不过是这样一个见解，即认为真实包含在本身就是一个固定结果或即刻成为已知的命题之中。对于恺撒什么时候出生或体育场有多少米这样的问题，应该给予清楚的回答……但这种所谓的真实在性质上不同于哲学的真理。”

[20]Aristotle, Topics, I, 4, 101b. 30—35,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ed. Jonathan Barn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vol. I, p. 169. 同样的幻觉在现代逻辑中继续存在：如所定义的问题的演算——主要是Kolgo moroff——仍然是从与其同构的命题演算中追溯而来。见 Paulette Destouches-Février， "Rapports entre le calcul des problèmes et le calcul des propositions", Compte rendus des séance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April 1945。如我们将看到的，像 G. F. C. Griss 的 “没有否定的数学”等尝试都为这种虚假的问题范畴的观念所限。

另一方面，莱布尼茨意识到了可变因素，但在问题或主题与命题之间始终存有一道鸿沟：“的确有些主题’可以说介于观念与命题之间，也就是问题。有些问题只需要回答是或否，而这些是最接近命题的问题；但还有一些问题提问方法，提问细节等等，而如果它们要成为命题的话，那还要加上很多东西”;New Essays on Human Understanding，transl. and ed. Peter Remnant and Jonathan Benne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81, Book 4, ch. 1, p. 356. 上氮主…睿回的整平会

思想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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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55 | PRINTED_PAGE=50

[20]在 Rules for the Direction of the Mind 中，笛卡儿把与“简单命题”相关的规则与有关“问题”的规则区别开来了(RuleXII)。后者是从第13条规则开始的，而且是第一次被包括进来的。笛卡儿本人强调他自己的方法与亚里士多德辩证法之间的相似性：“这是我们模仿辩证学家的唯一方面：当证明三段论的形式时，他们假定三段论的条件或主题是已知的；同样，我们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所运算的问题已经是充分理解的问题了。”见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 vol. I, p. 51。同样，在 Malbranche的著作中，“问题”也起到从属的作用——见 The Search After Truth，transl. T. M.Lennon and P. J. Olscamp,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0, VI, 2,ch.7——在斯宾诺莎的著作中，几何方法的使用根本与“问题”无关。

然而，在《几何学》中，笛卡儿强调了不仅仅关注结论而从问题构成的角度进行分析的重要性，(在一些精彩的段落里，奥古斯特·孔德也坚持这一点，表明“单一性”的分布决定“问题的条件”见 Traité élémentaire de gépmétrie analytique，1843。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作为几何学家的笛卡儿比作为哲学家的笛卡儿走得更远。

[22]现代认识论的一个最富创造性的特点是识别问题的这种双重的“不可简约性”(在这个意义上，把“problematic”用作名词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新词)。见Georges Bouligand 以及他在“问题因素”与“全球综合因素”之间所作的区别(尤见 Ledeclin des absolus mathématico-logiques, Editions d'Enseignement supérieur, 1949);Georges Canguilhem 及其问题理论(尤其是 On the Normal and Pathological,transl.Carolyn R. Fawcett, Dordrecht, Holland: D. Reidel, 1978).

[23]Proclus,A Commentary on the First Book of Euclid's Elements , transl. Glenn R. Morrow,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63—67.

[24]Albert Lautman, Essai sur notions de structure et d'existence en mathématiques, Paris：Hermann，1938，vol. I， p. 13；vol. II，p. 149(“我们所允许的唯一先验的因素是 在发现结论之前在对迫切问题的经验之中给予的…”)关于问题的这种双重性—超 验性和内在性，见 Nouvelles recherches sur la structure dialectique des mathématiques, Paris: Hermann, 1939, pp. 14-15。

德勒兹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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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辑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56 | PRINTED_PAGE=51

精神分析学与欲望

吉尔·德勒兹

陈永国译

组装——就其内容而言—充满了生成和强度、密集的流通和各种多元性(伙、群、类、种族、人口、部落等)。在表达上，组装处理不定冠词或绝不是不确定的代词(“一个”肚子，“一些”人，“一个人”打了“一个”孩子……)—并非未区分但却标志着过程的动词不定式(to walk，to kill，to love…)——不是表示人但却表示事件的专有名词(这些事件可以是群体、动物、实体、单一性、集体，用大写字母书写的一切，生成马的汉斯)。集体的机器组装是欲望的物质生产，也是语言表达的原因：用符号表示的一连串表达，其内容相对而言是最少形式化的。不是代表一个主体—因为没有语言表达的主体一—而是给一个组装编程。不是给语言表达过度编码，而恰恰相反，是要防止它们在意义综合的暴政之下塌倒。而奇怪的是，精神分析学——夸口逻辑性极强的精神分析学—丝毫不懂不定冠词的逻辑，不懂动词不定式的逻辑和专有名词的逻辑。精神分析学家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在不确定的词背后找到确定的、所有格和人称代词。当米拉尼·克莱恩的孩子们说“一个肚子”或问“人是怎样长大的”时，米拉尼·克莱恩听到的却是“我妈妈的肚子”或“我会与爸爸一样高吗”。当他们说“一个希特勒”、“一个丘吉尔”时，米拉尼·克莱恩在此看到的所属格是坏的妈妈或好的爸爸。军人和气象员——而非精神分析学家——在用专有名词指一个军事行动或地理过程(如“台风行动”)时，他们至少明白这个专有名词的意思。有一次，荣格向弗洛伊德谈起他做过的一个梦：他梦到了一个骨灰瓮。弗洛伊德想让荣格说他曾经产生过想让某人死的欲望，而这无疑指他妻子的死。“荣格惊奇地指出有好几个头骨，而不止一个。”[1]同样，弗洛伊德也不想有六或七匹狼：父亲的代表只能有一个。此外还有弗洛伊德对小汉斯的处理：他没有说明这个组装(楼房一街道一邻居一仓库一面包车一马一一匹马倒下了一一匹马被鞭打)；他没有说明这个环境(不许孩子到大街上去，等等)；他没有说明小汉斯的努力(马的生成，因为其他的出路都被堵死了：童年的区域，汉斯的动物生成的区域，作为生成之标志的不定式，逃跑路线或解域运动)。对弗洛伊德来说，唯一重要的就是马代表父亲而那就是结局。实际上，就一个组装而言，从中抽取一个部分，从中抽取一个时刻，就足以打破欲望的整体，打断进程中的生成，用过度想象的相似物指代它们(马一我的爹爹)或过度象征关系的类比(顶撞一做爱)。所有的真实欲望都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语码，对语言表达的象征性的过度编码，不给病人以机会的虚构的表达主体。

精神分析学与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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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57 | PRINTED_PAGE=52

如果你接受精神分析，你就相信你能说话，并因为这一点你会愿意付钱。但你没有一点谈话的机会。精神分析学的整个设计就是为了防止人们谈话，就是要剥夺真实表达的全部条件。我们为完成下一项任务而组织了一个工作小组：阅读精神分析学报告，尤其是儿童的报告；只读这些报告，把它们分成两个栏目，左边是孩子说的话，是他们自己的叙述，右边是精神分析学家听到和保存起来的话(始终是“被迫选择”的卡片诡计)。这令人惊骇。这方面的两个重要文本是弗洛伊德的小汉斯和米拉尼·克莱恩的小理查。这是一次惊人的较量，[2]好比相差悬殊的两个量级的拳击比赛。一开始我们就看到理查的幽默，开M.K.的玩笑。他的所有这些欲望的组装在战争期间经历了一次测绘活动:专有名词的分配，地域的分配和解域化、临界和跨越的运动。K太太麻木耳聋，无动于衷，却要打破小理查的力量。该书的主旨就在文本自身：“K太太阐释，K太太阐释，K太太阐释……”据说眼下不再有这样的东西了：意义取代了阐释，能指取代了所指，分析者的沉默取代了评论，阉割比俄狄浦斯更确定，结构功能取代了父母形象，父亲的名字取代了我的爹爹。我们没有看到重要的实际性变化。病人每次嘟哝着说“罗尼的嘴”时都要被纠正为“母亲的嘴”；当另一个说“我想要加入嬉皮组织”时，分析者总要问他“你为什么发长P的音”。这两个例子构成了以最高能指为基础的分析的一部分。这些东西甚至是连分析者都不需要谈的，因为被分析者和他懂的一样多，但分析如果不包括这些东西又能包括什么呢?于是，被分析者成了分析者——一个非常滑稽的术语。所有这些都清楚地向我们说明：你什么都不懂，俄狄浦斯，那不是爹爹妈妈，那是象征，法律，文化的开始，那是能指的结果，那是主体的有限性，它具有“作为生活的存在的缺乏”。而如果那不是俄狄浦斯，那将是阉割，以及人们所认为的死亡冲动。精神分析学家教导人们无限地放弃，他们是最后一批牧师(不，他们之后还会有别人)。不能说他们非常快活；看看他们那死板的面孔，僵硬的脖颈(只有拉康还保留一些幽默感，但他承认他不得不独自发笑)。他们正确地谈到他们需要“报偿”来承受那些传言的重负；他们还是决定不支持精神分析学中为获取金钱的一种象征性的无利害关系的命题。我们偶然翻开某一精神分析学家的文章，一篇两页的文章里说：“人的长期依靠，他无力帮助自身……人类与生俱来的低贱……他生存中固有的自恋创伤……人类状况的痛苦现实……这都意味着不完整，冲突……人的内在痛苦，这实际上把他引向了最高级的创造。”一个牧师可能早就会由于如此傲慢和朦胧的风格而被驱逐出教会。

德勒兹机器 生产 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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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58 | PRINTED_PAGE=53

可是，精神分析学中的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它要么深深陷入各种治疗、调整甚至市场开发的技术，大规模的调和中特殊的一笔，组合复调音乐中短短的一条线谱。它要么在提炼过程中高尚地回归弗洛伊德，一声孤独的和谐音，一次鼓舞人心的说明，除了与语言学订立契约之外而不需要别的契约(尽管相反的情况并不是真的)。但不管它们的区别有多大，我们都相信这两个相对立的方向都为相同的进化提供了证据，这种进化有下列几个特点。

精神分析学与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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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59 | PRINTED_PAGE=54

首先，精神分析学的中心移动了从家庭移到了婚姻生活。它介于配偶、恋人或朋友之间而非父母和孩子之间。甚至孩子也要接受心理学家的引导，而不是家长或者通过广播咨询来调节父母与孩子的关系。这个幻影已经使儿童记忆成为多余的了。这是一句讲究实际的话，招募人们接受精神分析：根据家族谱系，招募的新兵将越来越少，而根据朋友圈子，则将越来越多(“你也该接受分析”)。塞杰·勒克莱尔不无幽默地说：“现在的分析，常常坐在沙发上围成一圈的是朋友和恋人，他们取代了亲属关系。”3这对实际存在的问题有几分重要:神经官能症放弃了遗传模式(即便遗传是在家庭环境中产生的)，而追求触感模式。神经官能症已经获得了最可怕的权力，通过触感传播的权力：“如果你不加入我的话我就不放你走。”我们羡慕以前的神经官能症患者、歇斯底里和偏执狂患者的审慎考虑，他们要么独自处理自己的问题，要么在家庭内部；相反，现代的抑郁症患者则是吸血鬼，危害极大。他们接受尼采的预言：他们无法忍受“一种”健康的生存；他们将不断地把我们握在他们的掌心。然而，医治他们首先意味着捣毁了他们内心的害人意志。但精神分析学家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这个人反倒受到大量病人的眷顾。可能有人认为1968年5月运动给了精神分析学以致命的一击，将使精神分析学的话语风格显得格外荒唐。实则不然。许多年轻人又回到了精神分析学的阵营。这恰恰是因为它能够抛弃不再让人信任的家庭模式，而选择了更加令人担忧的方向，一种“政治的”微观触感，而不是私下的宏观谱系。精神分析学从没有如此充满生机，无论是由于它成功地渗透了一切领域，还是因为它为超验的立场、其特殊的秩序奠定了新的基础。

德勒兹机器 生产 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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