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德勒兹机器（第五辑）

文明是由资本主义生产中流动的解码和解域化来界定的。任何方法都能进行这种普遍的解码：财产、物体和生产方式的私有化，但也有“私下人”自身器官的私有化；金钱数量的抽象化，但也有劳动量的抽象化；资本与劳动力之间、金融流动与收入流动或支付方式之间关系的无限制性；由语码流动自身假定的科学和技术形式；开始于线和点而没有可辨同一性的浮动组合的形成。近代的金融史追溯了被解码的流动采取的路线：美圆的作用，短期的移动资本，硬货的浮动，新的财经和信贷方式，特殊的支取权利，新型的危机和投机。我们的社会对所有语码—外来的或异国的语码—都兴致勃勃，但这种兴致是破坏性的和病态的。虽然解码无疑指的是理解和翻译一个语码，但也意味着破坏这样的语码，赋予它一种古代的、民间的或残余的功能，同时使精神分析学和民族学这两门学科在我们的现代社会里深受重视。然而，在对欲望的流动进行总体解码的情况下，把资本主义的流动与精神分裂的流动看作是相同的东西，那将是一个严重错误。它们的确具有很大的相近性：资本主义无处不促动激活“我们的”艺术和“我们的”科学的分裂一流动，正如它们凝结成“我们自己的”病态产品即精神分裂症患者。我们已经看到精神分裂症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远远超越了生活方式、环境、意识形态等问题，因此它应该在同一种经济、同一个生产过程的最深层受到检验。我们的社会就像生产普莱尔香波或福特汽车一样生产精神分裂症患者，唯一的区别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是不能销售的。那么，该怎样解释下面的事实呢？资本主义生产常常制止精神分裂的过程，把这个过程的主体改造成被禁锢在诊所的病人，仿佛它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来自内部的自身死亡的形象。为什么把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变成一个病人呢？不仅是名义上的而且是实际的病人呢？为什么把疯男人和疯女人监禁起来而不把他们看作是精神分裂症的主人、不把他们看作是它自身的成就呢？而在不再识别出一种简单疾病的地方，为什么要对艺术家、甚至科学家实行如此严密的监督呢？仿佛他们释放出的汹涌流动会危害资本主义生产，负载着革命的潜能，只要它们不被市场规律所吸收或同化的话。为什么它反过来又构成了社会压抑心理压抑，旨在实现构成其自身现实的被解码的流动的巨大机器呢?

资本主义的再现

115

升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答案是：资本主义的确是所有社会的界限，因为它导致了对流动的解码，而这些流动恰恰是其他社会构型所编码或过度编码的。但它却是每一种社会的相对界限；它促成了相对的突破，因为它用一种极端严格的公理代替了语码，这个公理在有限的状态下保持着在作为已被解域的社会超验原则(socius)的资本的身体上的流动能量，而这是一种比其他原则更无情的社会超验原则。相反，精神分裂症的确是绝对界限，它使流动在自由状态下在没有器官的去社会化的身体上旅行。因此可以说，精神分裂症是资本主义的外部界限，或其最潜在倾向的终点，但是，资本主义只有在抑制这种倾向的条件下才发挥作用，它推进或移动这个界限，用自己内在的相对界限替代它，并继续扩大这个界限的再生产。它一手进行解码，另一手又把被解码的东西当作公理。这就是必须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对抗倾向法则的方法。其结果是，精神分裂症弥漫从一端到另一端的整个资本主义场域。但对资本主义来说，这是把精神分裂症的负荷和能量与一个公理的世界结合起来，这个公理的世界总是把被解码的流动的革命潜力与新的内部界限对立起来。在这样一个政体之下，甚至不可能在两方面把解码与取代消失的语码的公理化区别开来。流动同时被资本主义解码和公理化了。因此，精神分裂症不是资本主义的同一性，相反，它是资本主义的差异，是对资本主义的背离，是资本主义的死亡。金融流动是完美的精神分裂现实，但它们只存在并作用于祛除和排斥这个现实的内在公理的内部。银行家、将军、工业家、中层或高层经理或政府部长的语言是完美的精神分裂式的语言，但那种语言只能在统计学上作用于使其服务于资本主义秩序的平展的关系公理内部。(在作为科学的语言学的最高层次，叶尔姆斯莱夫能够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根据所论具象的有限数量启动一个公理机器，有效地进行大规模的语言解码。)那么，“真正的”精神分裂的语言，设法打破那道墙壁或绝对界限的“真正”被解码的和无拘束的流动又是什么呢?资本主义的公理如此丰富，以至于又加上了一条公理———对一个伟大作家的书而言，其词汇和风格特点总是通过电子机器计算的，而疯人的话语则总是能在医院、行政和精神分析的公理内部听到。简单地说，突破一流动的观念在我们看来似乎界定了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症。但方式不同:它们绝不是一回事，取决于解码是否陷入公理之内；取决于是否仍然局限在统计学的总合的层面，或者跨越把它们与无限制的分子立场区别开来的障碍;取决于欲望的流动是否到达这个绝对界限或满足于移动将继续重构自身的一个相对的内在界限；取决于是否把操控的再辖域化附加到解域化的过程当中；也取决于金钱是否燃烧或进发成熊熊大火。日干棘办全式本

德勒兹机器

第五辑

116

为什么不仅仅说资本主义用一个语码代替另一个语码，把一种新的编码付诸实施呢？理由有二：一个是道德的不可能性，另一个是逻辑的不可能性。前资本主义构型汇聚了全部的残酷和恐怖；指意链上的一些碎片暴露出一些秘密——秘密结社或会道门—但是，严格地说，这些结社中从来没有不公开的东西。不公开的东西是从资本主义开始的:任何一种经济或金融操作，假定它是根据语码翻译过来的，都不能把其不能公开的性质暴露出来，就是说，其内在的堕落或本质上的犬儒主义(道德败坏的时代也是纯粹犬儒主义的时代)。但是，就事实而言，给这些操作编码是不可能的。首先，语码决定着通过社会超验原则的流动的各个属性(比如，消费品、名牌产品和妇女儿童这三个循环)；因此，语码的特别目标是必然在这些合格的因此也是不可通约的语码中建立间接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意味着输出一部分不同种类的流动，但这些量的输出并不进入作为某一无限制的“东西”之先决条件的等价；它们只是构成合成物，这些合成物本身是质的，本质上是可移动的、有限的，各因素之间的差异补偿了那种不平衡(于是在有限债务中出现了消费与名牌之间的关系)。

资本主义的再现

117

所有这些语码特点—间接的，质的，有限的——都足以表明一个语码不是、而且永远不可能是经济的；相反，它表现了借以把经济力量和生产关系用于经济之外的明显的客观运动，仿佛它们是从这个经济之外的事例中生发出来的，一个用作支持和代理的事例。阿尔都塞和巴利巴尔都清楚地表明:司法和政治关系如何被确定为主导比如在封建主义的情况下因为以剩余价值形式出现的剩余劳动构成了在质和时间上不同于劳动流动的一种流动，因此必须进入一种本身既是质的又意味着非经济因素的联合体。4]或者所谓原始国家中被确定为主导的联合和亲缘的乡土关系，其经济力量和流动都书写在整个大地之上，并归属于大地。简言之，有这样一种语码，其反生产的身体完全依赖于它所占有的经济。正因如此，欲望的符号，作为包括生产和打破流动的经济符号，就伴随着一种必然是经济之外的权力的符号，尽管其原因和结果都在经济内部(比如，与债权人的权力相关的联合的符号)。或者—完全相同的是—剩余价值在此被确定为语码的剩余价值。因此，语码关系不仅是间接的、质的和有限的；恰恰由于这些特征，它还是经济之外的，并根据这个事实而把合格的流动结合了起来。因此，这意味着是一个集体评估和评价的系统，一组感知器官，更确切说是信仰器官，所论社会的存在和生存状况所以，器官的集体投资使人被直接编码，而在我们分析原始制度时评价的眼光也被编码了。应该注意的是，语码的这些普通特点恰恰是在今天所说的遗传语码中被重新发现的；不是因为它取决于能指的效果，相反，因为它构成的链条只表指次要的意义，启动了合格的流动之间的联合，绝对间接的互动，本质上有限的质的合成，以及选择和占有细胞结构的感知器官和化学外因素。

生产

德勒兹机器

第五辑

118

用在每一方面都对立于语码的社会公理来定义资本主义是有许多理由的。首先，作为普遍等价的金钱代表着不顾流动的合理性的一种抽象的量。但等价本身指的是没有局限性的一种关系的位置:如在M一C一M这个公式中，“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是无限制的。”波汉纳关于尼日利亚河畔的蒂夫人的研究或萨里斯伯利关于新几内亚的Siane人的研究表明，等价货币的引进使以货币开始和结束的交易成为可能，因此永远不会完结足以搅乱合理流动的循环，消解债务的限制性障碍，进而捣毁语码的基础。其次，事实仍然是，作为无限的抽象的量的货币不可能摆脱向具体的生成，没有这种向具体的生成，它就不会变成资本，不会占有生产。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向具体的生成出现在差异关系当中；但必须记住的是，这种差异关系并不是合理的或编码的流动之间的间接关系，而是被解码的流动之间的直接关系，这些被解码的流动各自的性质并非先存于差异关系本身。流动的性质只能产生于它们作为被解码的流动的关联；在这个关联之外，它们仍然是纯粹虚拟的；这种关联也是抽象性质的脱节，它通过这种脱节才成为具体的东西。Dx和Dy绝不是相互独立的，这决定了一个是纯粹的劳动流动，另一个是纯粹的资本流动。因此，进步是一个语码的进步的反面；它表示资本主义把语码的剩余价值改造成了流动的剩余价值。于是基数的秩序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如果某个流动从属于或隶属于另一个流动，这恰恰是因为它们不属于相同的基数(比如x和y2)，而且这个关系是在基数与某一特定的量值之间确定的。当我们在金融流动与收支流动之间的差异关系的层面上分析资本和劳动的时候，这个关系就变得明显起来了。这样一种引申仅仅表明资本除了用作买卖、金融和商业的资本外并没有其他的工业价值，在这些交易中，货币发生作用，而非派生于其等价形式的其他因素。但是，这样，基数的符号就完全不再是原来从语码的角度看待的符号了:它们成了直接与经济相关的系数，而不是与欲望的经济符号相关的倍数，表达了作为主宰的非经济因素。金融流动从支付流动提高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基数，这个事实表明基数已经直接是经济的了。然而，就有报酬的劳动而言，显然不再需要什么语码来保证剩余劳动了，因为后者已经在质和时间上与劳动本身一起被融入了同一个量值之中(这是以流动的剩余价值为特点的状况）。币

资本主义的再现

119

因此，资本区别于其他社会超验原则或完整的身体，因为资本本身就是一个直接的经济事例，在不干涉经济外因素的情况下依赖于生产，而那些经济外因素将呈现为语码的形式。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完整的身体真的赤裸了，正如与这个完整的身体紧密相关的工人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反生产的机器不再是超验的了，并充斥于一切生产之中，与生产共享一个空间。第三，由于这些发达的条件涉及一个具体生成之内所有语码的破坏，所以，界限的缺席就有了新的意义。这种缺席不再简单地指无限制的抽象的量，而指在区别性关系中任何界限或终点的缺席，抽象的东西变成具体的了。就资本主义而言，我们认为它既有又没有外部界限：它有的外部界限是精神分裂症，就是对流动的绝对解码，但它的作用只是缩小或祛除那个界限。同样，它也既有又没有内部界限：在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的特殊条件下，它有内部界限，也就是资本自身的界限；但它的作用只是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和扩大这些界限。资本主义的力量实际上就蕴藏在这个事实之中，即它的公理永远不是饱和的，总是能够给以前的公理附加一个新的公理。资本主义界定了一个内在性的场域，而且从来没有完全占领这个场域。但这个被解域的场域是由一个公理决定的，对立于由原始语码决定的地域。建立这样一种自然的区别性关系以便用剩余价值来填充，外部界限的缺席因而通过扩大内部界限来“填充”，以及在生产之内渗透反生产以便用剩余价值的吸收来填充，这些构成了资本主义内在公理的三个方面。而且，无处不有的金融化已经开始填充资本主义内在性的深渊，如施密特所说，在那里引入了“一种畸形，一次骚动，一次爆炸—一句话，一次极端暴力的运动。”

第五辑

德勒兹机器

120

最后，结果导致了把公理与语码对立起来的第四个特性。公理并不需要写得一清二白，去标记身体和器官，它也不需要为人而锻造一种记忆。与语码相对照，公理在其不同的方面发现了自身器官的实施、感知和铭记。记忆成了一件坏事。最重要的是，不再需要什么信仰了，资本家在为今天不再有什么信仰的事实而叹息的时候不过是摆摆样子。语言所指的不再是必须信仰的东西，据不完全理解，语言指的是将要完成的事，精明或有能力的人能够解码的东西。此外，尽管有那么多的身份证、档案和其他控制手段，资本主义根本不需要写书来杜撰已经消失的身体标志。那些不过是遗迹，具有现行功能的古迹。在现实中，人已经成了“私下的”人，因为他派生于抽象的量，并在这些相同的量变成具体的东西时成为具体的人了。被标记的不再是人本身，而恰恰是这些量：你的资本或你的劳动量，其余的都不重要，我们总能在制度扩展的范围内为你找到一个位置，即便那得专门为你创造一个公理。不再需要什么集体的器官投资了，因为这些器官已经充满了资本主义不断生产的浮动的形象。用亨利·勒费弗尔的话说，这些形象与其说把私下的变成公开的，毋宁说把公开的私有化了：只要不离开电视机，整个世界就在家里展现出来。这使私下的人在制度内扮演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应用的角色，不再是语码的暗示了。俄狄浦斯的时刻迫近了。

资本主义的再现

121

虽然资本主义是凭借公理而非语码发展的，但不必以为它用集合的技术机器代替了超验社会原则，即社会机器。这两种机器虽然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机器，没有任何比喻的意思，但它们之间在性质上的差异仍然存在。资本主义的创新性恰恰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社会机器把技术机器的各个部分当作恒定资本附属于超验社会原则的整个身体，而不附属于人，后者已经是技术机器的附庸了于是，书写已不再与人相关了，至少在理论上不再需要与人相关了。但是，公理自身绝不是简单的技术机器，甚至不是自动或控制化机器。布尔巴基就科学公理的问题说：[5]它们并不构成泰勒系统，也不是各个孤立公式的机械游戏，而意味着与结构的共鸣和联结相关的“直觉”，而那仅仅得到了技术的“有力杠杆”的支撑。这对社会公理来说甚至更加真实:这个公理实现了自身的内在需求；缩小或扩大了界限；在防止系统饱和的同时增加更多的公理；而且只能通过摩擦、熄火、重新开动而发挥作用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决策、管理、反作用和铭写等社会器官；不能够归结为技术机器操作的技术垄断和官僚。简言之，被解码的流动的联结，其差异性关系，及其众多的开口或突破，都要求有一整套调节机器，它的主要器官就是国家。被解码的流动一旦与资本的公理纠缠在一起，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它们的调节者。在这个意义上，它实际上完成了生成具体的过程，在我们看来，这个过程主宰了抽象专制的原始国家的演进:从最初的超验实体，变成了社会力量场域的内在因素，开始发挥调节解码流动和公理化流动的作用。资本主义国家如此完整地完成了生成具体的过程，以至于在另一种意义上，只有它代表了与这种生成的一次可证实的断裂，与原始国家的断裂，与在原始国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其他形式形成了对照。原始国家是由过分编码来界定的，它的派生物，从古代城邦到君主国家，都已经面对被解码的流动，处于被解码的过程之中了。这些流动无疑随着国家越来越具有内在性而从属于力的实际场域；但是，由于环境不适于让这些流动进入一次联结，所以国家就只好满足于拯救过分编码和语码的碎片，发明其他语码，并集结全部力量阻止这种联结发生(它的计划就是尽可能恢复原始国家)。

德勒兹机器

122

第五辑

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则不同:它是由被解码的流动或解域流动生产的，能够把生成内在性发展到极致，但只是为了参与语码和过分编码的普遍垮台，并完全是在产生于迄今未知的一次联结的这个新公理的内部逐步形成的。同样，这个公理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发明，因为它与资本相同。相反，资本主义是其后裔，是其结果。资本主义仅仅保证了对公理的调节；它调节公理，甚至把公理的失败作为后者操作的条件而组织起来；它监督或引导公理的逐渐饱和，相应地拓宽界限。以前从来没有一个国家集结如此大的力量为服务于经济符号而失去这么多的权力。而资本主义，尽管有上述与此相反的说法，在很早的时候就扮演了这个角色，事实上从一开始，从吸收了仍然半封建或君主制形式的时候—从“自由”工人流动的观点来看:是对手工劳动和工资的控制；从工业和商品生产流动的角度看：是垄断的实行，积累的有利条件，以及抵制过度生产的斗争。自由资本主义从来就不存在；抵制垄断的行动可以追溯到商业和金融资本仍然与旧生产制度联手的时候，以及新兴的工业资本主义通过废除特权而保证生产和市场的时候。反对垄断特权的斗争并不意味着反对国家控制原则的斗争——除非国家认为那是合理的，这个事实清楚地见于重商主义，因为它表达了一种资本的新的商业功能，这种资本保障了自己直接生产利益。作为普遍规则，国家调控只有在劳动供应充足和市场异常扩大的地方才能消失或减少。就是说，当资本主义对足够宽的相对界限内部极其小量的公理发生作用的时候。这种情况很久以前就停止了，我们必须把组织一支有力的工人阶级队伍看作这次演进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他们需要高度稳定的就业水平，他们迫使资本主义繁殖其公理，同时又要以不断扩大规模来再生产自身的界限(从中心到边缘的位移的公理)。资本主义只能通过不断给旧的公理增加新的公理才能吸收俄国革命:为工人阶级，为工会等制定的公理。但它总是准备增加更多的公理，它给许多其他事物增加公理，小的、甚至微小的、极其微不足道的事物；它对这些不改变本质的事物抱有极大的热情。因此，国家便在公理化流动的调节中，即在生产和规划、经济和“金融化”以及剩余价值和(国家机器自身的吸收)等方面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资本主义的再现

123

国家的调节功能并不意味着在社会阶级之间进行仲裁。国家完全服务于所谓的统治阶级，这是明显的事实，但这个事实并没有理论上的根据。后者却很容易解释:从资本主义公理的角度看，只有一个阶级，一个肩负普世使命的阶级，即资产阶级。普列汉诺夫指出，在圣西蒙的影响下，19世纪的法国学派发现了阶级斗争及其历史作用—也正是这些人赞扬资产阶级反对贵族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但他们在无产阶级面前停步了，否认在工业家或银行家与工人之间存在着阶级差异，而只有一种向一种相同流动的融合，如利润与工资的融合。这种说法所包含的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盲目或否定。阶级恰好是种姓和阶层的反面；阶级是已经解码的秩序、种姓和阶层。透过阶级斗争来重读历史就是根据把资产阶级当作解码和被解码的阶级来读历史。它是唯一的领导反对语码的斗争、与普遍的解码流动融合的阶级。它的这种能力足以填充资本主义的内在性场域。就事实而言，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发生了新的事物：享乐目的的消失，以抽象财富为唯一目的、并以非消费形式实现这个目的的新的联合观念。专制国家普遍的奴隶制至少意味着主人的存在，以及与生产领域截然不同的反生产机器的存在。但是，资产阶级的内在性场域—如对被解码的流动的联合的限制，对超验和任何外部界限的否定，以及生产自身内部反生产的出现——促成了一种无以匹敌的奴隶制，一种史无前例的破坏：不再有什么主人了，而只有指挥奴隶的奴隶；不再需要让来自外部的动物承载负担了，它自己就可以承担。这不是说人从来就是技术机器的奴隶；而是说人是社会机器的奴隶。资产阶级树立了样板，他吸收了作为目的的剩余价值，而这在整体上与他自己的享乐毫无关系：由于比最底层的奴隶受到的奴役还要大，他是那台贪婪机器的第一个仆人，即资本再生产的野兽，无限债务的内化。“我也是奴隶”—这是主人嘴里说出的新词儿。“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资本家才是可尊敬的。这样，他就与吝啬鬼一样对作为财富的财富抱有激情。但吝啬鬼的激情只是一种个人特质，而在资本家那里，则成了社会机制的效果，而他不过是这台机器的一个轮子而已。”

德勒兹机器生产第五辑

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