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德勒兹机器（第五辑）

有人会说，不管怎么说有一个统治的阶级，和一个被统治的阶级，它们都是由剩余价值来界定的，由金融流动与以工资形式的收入流动之间的区别来界定的。但这只是部分正确，因为资本主义就产生于处于差异关系中的二者的联合，并在不断扩大的界限再生产中把二者统一起来。于是，资产阶级就可以根据其公理的组织而非根据意识形态而理直气壮地说：只有一种机器，突变的被解码的流动的机器与物品隔绝开来；也只有一种仆人，即解码的资产阶级，给种姓和阶层解码的阶级，从机器中抽取一种未分化的、可以转变为消费和生产物品的收入流动的阶级，而利润和工资就是以这种流动为基础的。简言之，理论的对立并不是在两个阶级之间，因为恰恰是表示语码之“反面”的阶级观念意味着只有一个阶级。理论的对立在别处:一方面是进入以整个资本身体为基础的阶级公理的被解码的流动，另一方面是像摆脱专制能指一样摆脱这种公理、打破这道墙壁，这道墙壁的墙壁、在整个无器官的身体上开始流动的被解码的流动，理论的对立就在这二者之间，在阶级与阶级之外的人之间。[6]在机器的仆人与破坏机器及其齿轮的人之间。在社会机器的政体与欲望机器的政体之间。在相对内部的界限与绝对外部的界限之间。如果愿意，也可以说，在资本家与精神分裂症患者之间，在解码的层面上他们的关系基本是亲密的，在公理的层面上他们的关系基本是敌对的—相似于19世纪社会主义者所描写的无产阶级，在后者与地道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之间。 由：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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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无产阶级的问题才首先属于实践。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任务就是要组织社会场域的两个极端，阶级的两个极端。当然，在生产的层面上(被榨取剩余价值的阶级)或在金钱的层面上(工资收入)确定无产阶级的理论性质是可能的。但是，这些确定不仅有时太狭隘，有时太宽泛，而且，它们界定为阶级利益的客观存在仍然纯粹是虚拟的，只要这个阶级利益确实不是以创造它的一种意识为体现的，而是以适合于征服国家机器的一个有组织的政党实现的。如果在其区别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资本主义运动就是要躲避可确定的固定界限，超越和移动其内部界限，并总是造成突破中的突破，那么，社会主义运动就似乎必然要固定或明确一条界限，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区别开来这个巨大的分裂不仅激发一场经济和金融斗争，而且会激发一场政治斗争。现在，对国家机器的这种征服的意义始终是人们争论的焦点。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意味着对生产的改造，对生产成果和经济理性的改造。但这种改造只能在一个已经被征服的国家发生，它也面对着被抽取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的问题，积累和吸收的问题，市场和金融计算的问题。因此，要么无产阶级以其客观利益战胜和改造一统的国家机器——但这些操作是在阶级意识或党的先锋作用的主导下进行的，就是说，为了代表“缺场的”资产阶级的官僚或技术贵族的利益；要么就是让资产阶级继续控制国家，自由地分泌自己的技术官僚，而最重要的是增加更多的公理以便识别作为次要阶级的无产阶级。另外的选择并不是在市场与经济规划之间，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因为规划必然会引进资本主义国家中来，而市场则继续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存在，如果仅仅作为国家本身的垄断市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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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所有这些问题不事先解决的情况下该怎样界定真正的选

列宁和俄国革命的巨大成就就是提出了与阶级的客观存在或利益相一致的阶级意识，结果给资本主义国家强加了一种阶级分化的意识。但是，这个伟大的列宁主义的突破并没有防止国家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内部的复活，正如它没有防止古典资本主义通过继续暗中破坏而接近那种突破，并总是通过融入新识别出来的阶级的公理部分而造成突破中的突破，同时把未加控制的革命因素—不受官方社会主义也不受资本主义控制的革命因素抛到远处，抛到边缘，或抛到飞地。因此，剩下的唯一选择就只能在社会主义国家—很快就饱和的新的恐怖和僵化公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灵活、永远不得饱和而更加危险的旧的犬儒主义公理之间了。而事实上，最直接的问题不是要知道没有剩余，没有对剩余的吸收，没有商品交换和计划国家，甚至没有与资产阶级相等的阶级，一个工业社会是否可行：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而就这些情况而言，问题的提出也很糟糕。也不是要知道以政党或国家为体现的阶级意识是否背叛了客观的阶级利益，声称代表这个利益的代理者们抹杀了可归于这种利益的一种潜在的自发性。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的分析在我们看来极其深刻，他结论说不存在什么阶级自发性，而只有“团体”自发性；因此需要把“融合中的团体”从阶级分离出来，这仍然是由政党或国家所代表的“序列”。而这两者并不是相等的。这是因为阶级利益仍然起着高浓度集合的作用；它仍然界定一种集体前意识，必然由一种独特意识所代表的前意识，在这个层面上，这个独特意识甚至没有理由提出它是否背叛、是否异化、是否变形的问题。问题就在那里，就在无意识集体欲望与前意识阶级利益之间。如我们将看到的，只有从这一点开始，人们才能够提出间接地从那里生发出来的问题，关系到阶级前意识和阶级意识的代表形式，以及利益的性质及其实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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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希总是重新提起他那些无辜的标准，为未加区别的欲望与利益要求权利：“除了获得对客观历史进程的准确理解，领袖的更加迫切的任务就是理解(a)不同社会阶层、职业、年龄段和性别的人之中潜藏的愈加明显的欲望、观念和思想，以及(b)哪些欲望、恐惧、思想和观念等[传统束缚]在阻止上述潜藏欲望、观念等的发展。”(领袖倾向于这样回答：“一听到欲望’一词，我就拔出枪来。”)

欲望是骗不过的。利益则可以欺骗、不加识别或加以背叛，但欲望不能。所以赖希才大喊，不，群众没有受骗，他们想要法西斯主义，而这就是解释。碰巧欲望与利益发生了冲突；资本主义从中渔利，但社会主义、政党和党的领袖也从中渔利了。人们如何解释致力于并非没有识别出来的而是完全反动的无意识投资的欲望呢？赖希所说的“传统束缚”是什么意思呢？后者也属于历史进程，又使我们回到了国家的现代功能的话题上来。文明的现代社会是由解码和解域的过程来界定的。但是，它们一手所解域的，却用另一手再辖域化了。这些新的地域性往往是人为的、残余的、复古的；但却是发挥极端现代功能的复古，是我们在现代折叠、隔离、重新引进语码碎片、复活旧语码、发明伪语码或行话的方法。正是艾德嘉·莫林所说的新复古主义。这些现代的复古主义极其复杂多样。有些主要是民间的，但它们仍然代表社会和潜在的政治力量(从多米诺骨牌的玩家，中经从外国战场归来的老兵，到家酿酒商)。另一些是飞地，其复古既能够哺育一种现代的法西斯主义，又能释放革命的能量(少数民族，巴斯克问题，爱尔兰天主教，印第安人居留地)。这些复古形式中有些仿佛是自发的，就在解域化的潮流之中(毗邻的地域性，大集团的地域性，“帮会”)。另一些是国家组织或促进的，即便它们可能会反对国家，给国家造成严重的问题(地方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国家无疑是资本主义在经济和政治再辖域化方面的最奇异的尝试。但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自己的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地域性，它们也重新组织起来反对国家，或由国家来煽动或组织。（俄国民族主义，党的地域性：无产阶级只能以人为的新地域性为基础建成一个阶级；与此相同的是，资产阶级有时也以最古老的形式重新规定自己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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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权力拟人化就仿佛一种地域性，把机器的解域化作为其反面。如果现代国家的功能真的是调节被解码的和解域的流动，那么，这个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再辖域化，以防止被解码的流动在社会公理的边缘释放出来。人们有时感到资本的流动甚至愿意发遣到月球上，如果资本主义国家不把它们带回到地球上的话。比如：对金融流动的解域化，但还有对购买力和支付方式(中央银行的作用)的再辖域化。或从中央到边缘的解域化运动也伴随着边缘的再辖域化，经济和政治在边缘的一种自我中心化，要么以国家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现代主义形式出现，要么以地方专制的古代形式出现。也许不可能把解域化与再辖域化区别开来，因为它们相互纠缠在一起，或如同一个过程的两个相反的方面。

国家调节的这一重要方面，如果看到它直接以资本主义的社会和经济公理为基础，那就更容易理解了。对古代或人工的新地域性加以界定的恰恰是解域流动的联结。马克思已经正确地表明了政治经济的基础:在劳动或生产中——以及在欲望中财富抽象的主观本质的发现。(“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不仅工业劳动，或商业劳动，或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一般的劳动……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这里，我们看到了解码或解域化的伟大运动：不再到客体的一边，在外部条件下，在地域或专制机器中去寻找财富的性质。但马克思很快又说，这个本质上“犬儒主义”的发现又在新的辖域化中得到了矫正，以新的拜物教或新的“伪善”形式出现。作为抽象的主观本质的生产只能以财产的形式出现，财产把生产全部客体化了，通过重新辖域化而将它异化。尽管商人能够预感到财富的主观性质，但他们却将其确定为仍然与“制造金钱”的专制机器相关的一种特殊活动；伪善者又把这种预感推进一步，以农业或土地财产的形式把主观活动与地域或再辖域化的机器维系在一起。甚至亚当·斯密也发现了财富的伟大本质，抽象的和主观的，工业的和解域的本质，在生产方式的私有制下只能即刻被再辖域化。(在这方面，也不能说所谓的公有制改变了这场运动的方向。)此外，如果这不是写政治经济学历史的问题，而是写相关社会的真实历史的话，那就最好能够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不断地一手进行辖域化而另一手则进行解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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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了这种双重运动的真正原因：一方面，资本主义只能为了生产而不断发展抽象财富或生产的主观本质，就是说，“以自身为目的的生产，劳动的社会生产的绝对发展”；但同时在另一方面，它只能在自己有限的目的框架内将其作为明确的生产方式，“资本的生产”，“现存资本的自我扩张”。在第一个方面，资本主义不断超越自身的界限，总是进一步解域，“展示一种推翻一切限制和束缚的普遍的宇宙能量”；但在第二个严格说来是补充的方面，资本主义不断面对自身内部的界限和障碍，而那恰恰是因为它们是内在的，只有在更大规模的再生产的条件下(总是有更多的再辖域化地方的、世界的、星际的)才征服自身。所以，下降倾向的法则即由于总是被超过、被再生产而永远达不到极限在我们看来一定会产生一种必然结果，甚至直接的显示，即解域化和再辖域化这两种运动的同时进行。

从上述考虑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结果。现代社会的社会公理被卡在两极之间，不断地从一极摆向另一极。这些社会产生于解码和解域化，产生于专制机器的废墟之上，因此在它们愿意作为过度编码和再辖域化的整体而复活的原始国家与把它们引向绝对界限的自由流动之间摇摆。它们尽一切努力用世界范围内的专制、地方的专制和掌控一切的警察来重新编码，同时，又对其资本和人口的流动量进行解码或允许对其解码。它们被卡在两个方向之间：复古主义与未来主义，新复古主义与旧未来主义，偏执狂与精神分裂症。它们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偏执的专制符号，即它们试图作为语码单位而复活的君主的符号一能指，与作为被解码的流动单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符号一具象，即一个分裂，一个点一符号或流动一突破。它们试图固守一个，但却通过另一个倾出或流出。它们总是落后于自身或超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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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始国家的怀恋及其必要性怎样才能与矜持和不可避免的流动调和起来呢？怎样才能不让构成制度的解码和解域化从一端逃向另一端从而避开公理、把机器抛入恐慌呢(地平线上的中国人，发射导弹的古巴人，拦路抢劫的阿拉伯人，绑架领事的罪犯，黑豹党，1968年5月风暴，甚或滚石嬉皮士，愤怒的男同性恋者等)？在反动的偏执式过分负荷与地下的、精神分裂的和革命的负荷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摇摆。此外，人们不再熟知它是如何站到一边或另一边的：谵妄的含混的两极，它们的变形，特定环境下复古主义或民间文化何以被突然赋予了危险的进步价值。人们何以变成法西斯或革命派是普遍谵妄的问题，对此人们保持沉默，首先而且尤其是精神分析专家。(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为什么要有所知呢?)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仿佛在它们喜爱的专政能指与把它们扫地出门的精神分裂具象之间摇摆。我们因此有权保持两个结论，即我们已经提出的结论，和似乎与其相对的结论。一方面，现代国家构成了一次突破，与专制国家相比，就其生成内在性的成就、对流动的普遍解码，以及代替语码和过度编码的公理而言，那是一次真正的进步。而另一方面，从来就只有一个国家，原始国家，亚细亚的社会构型，在其阴影下存在着历史的唯一突破，因为甚至现代的社会公理也只能把它当作生产其自身突破的两极之一而复活。民主、法西斯主义或社会主义，其中哪一个不对作为不可匹敌的原始国家而魂牵梦绕呢？地方独裁杜瓦利埃的警察头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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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叫欲望。

但是，使事物恢复生命的那些事件并不是最初赋予事物以生命的相同事件。我们已经区别了与原始、野蛮和文明社会相对应的三种社会机器。第一个是作为基础的地域机器，包括在整个大地的身体上给流动编码。第二个是超验的帝国机器，包括在君主及其机器即原始国家的整个身体上对流动的过度编码；它影响到第一次伟大的解域化运动，但却是将其著名的统一带给各个地方社区，把它们聚敛在一起，给它们过度编码，占有它们的剩余劳动。第三个是现代的内在性机器，包括在资本一货币的整个身体上对流动进行解码；它实现了内在性，把具体变成了抽象，把人工的变成了自然的，用被解码的流动的公理代替了区域性语码和专制的过度编码，以及对所有这些流动的调控；它促成了第二次伟大的解域化运动，但这次是因为它不允许任何编码或过度编码的存在。然而，它不允许存在的东西，却通过自己的原始方式重新发现了；它在失去地域的地方重新界定了疆域；它在捣毁古代社会的地方创造了新的复古主义二者合而为一了。按历史学家的说法，现代国家，其官僚政治和技术政治，与古代专制国家并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了，因为在一种情况下是对被解码的流动的再辖域化，而另一种情况下则是对地域流动的过度编码。其悖论在于:资本主义利用原始国家来取得再辖域化的效果。但是，无法干扰的现代公理从其内在性的深度来看，把原始国家的超验性再造为内化的界限，或决定它于其间摇摆的两极之一。而在其无法干扰和犬儒主义的存在中，它成了构成公理另一极的那些巨大外力的口食，包括它的事故，它的突破，它被打得粉碎的机会，使它解码的东西超越内在调控的墙壁，超越其超验复活的机会。

每一种社会机器都生产一种特殊的再现，其各个因素是在社会超验原则的表面组织起来的：原始区域机器的内涵关联系统对应于对流动的编码；野蛮君主机器的从属一断裂系统对应于过度编码；文明资本主义机器的协调联合系统对应于对流动的解码。解域化、公理和再辖域化是现代超验社会原则中欲望再现的三个表层因素。于是，我们又回到原来提出的问题上来：在每一种情况下，当我们说社会生产与欲望生产具有相同的性质和不同的领域时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否由于这种相同的性质在内在秩序和被解码的流动的变化中得以“普遍”实现就可以说它达到了现代资本主义再现的顶峰了呢？但是，领域的差异在资本主义的再现秩序中是最大的，而这种再现把欲望从属于比其他任何压抑都强烈的社会压抑和心理压抑，因为通过内在性和解码，反生产已经遍及整个生产领域，而不是仅限于系统内的某个局部，而且释放了现在充斥于欲望并压倒了欲望的奇异的死亡本能。而这种总是发生于内部的死亡也必定来自外部——就资本主义的情况来说，当人们还没有确切看到使死亡发生的这个外部究竟是什么的时候，它却以更大的力量发生了。这种死亡究竟是什么呢？简言之，一般的社会理论是普遍的流动理论；我们正是根据后者来考虑社会生产与欲望生产的关系的，在每种情况下这种关系的变体，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这种关系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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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3]比如，Nicolas Ruwet就申斥叶尔姆斯莱夫详尽描述的一种理论的应用，见 Jabberwocky or Finnegans Wake: Introduction à la grammaire générative (Paris: Plon, 1967)，p.54。(关于叶尔姆斯莱夫对“因素的秩序”的无视，见 p.345。)André Martinet 强调叶尔姆斯莱夫理论中同一性条件的丧失：Au Sujet des fondements de la théorie linguistique de Louis Hjelmslev, 2ed ed. (Paris: Paulet,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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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见 Marx，Capital，Vol. 3，p. 791:“在这种条件下，名义上的土地所有者的剩余劳动就只能被非经济压力所榨取，不管它采取什么形式。”

[5]尼古拉·布尔巴基是一伙法国数学家的笔名，以集合理论著称，倡导“公理方法”，“当我们处理复杂的数学客体时，这种方法能帮助我们把这些客体的属性区别开来，再围绕少数概念将其重新组合：就是说，用后来才拥有确切定义的一个词根据它们所属的结构给它们分类”(Nicolas Bourbaki,Elements of Mathematics Vol. 3： Theoryof Sets [Reading，Mass.：Addison-Wesley，1968]，p. 9)。于是，他们提出开发一种能够综合不同数学分支的规范化的数学语言。——英译者注

[6]阶级之外的人（les hors-classe):与 hors-caste(种姓外）和 hors-la-loi(法外）相近。一英译者注，味料内书面

[7]Suzanne de Brunhoff, La monnaie chez Marx (reference note 73), p. 147: “所以在资本主义中，甚至形成了体制的信贷也把各种合成因素归并起来，其中有前资本主义的(货币，货币贸易)和后资本主义的(高度流动的信贷循环……)。由于适于资本主义的需要，信贷从来不是与资本共存的。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金融制度仍然是杂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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