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德勒兹机器（第五辑）

当流动到达解码和解域的资本主义临界(纯粹劳动，独立资本)时，似乎为了保证直接成为经济的占有而不再需要国家了，不再需要独立的司法和政治统治了。经济构成了全世界的公理，一股“冲垮一切限制和契约的普遍的宇宙能量”23]，“像年产总价值”

游牧艺术：空间

155

一样的活动和可变的物质。今天，我们能够描写一个巨大的、所谓无国度的金融集团，跨越国界兑换外币，避开国家的控制，建立世界范围内的跨国组织，实际上构成了不受政府决策影响的跨国权力。[24]但是，不管在今天呈现什么维度或数量，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调动了解域的力量，无限制地超越国家本身的解域化。自古石器和新石器时代以来，国家始终在解域，甚至把大地当作其高度统一的客体，一个被迫共存的集体，而不是在自身内部或与后裔自由交易的区域。而把国家说成是“区域”恰恰就是这个意思。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甚至在一开始就不是区域的:它解域的力量包括把“物化的劳动”即商品而非大地当作客体。私有财产不再是拥有土地，甚至不是拥有生产方式，而是拥有可转换的抽象权利。[25]正因如此，资本主义才以世界性组织的形式兴起，现在已经具有了自身的一致性:世界性公理大体上分配非异质的社会构型，决定它们的关系，同时组织国际劳动分工。从所有这些观点出发，可以说资本主义发展了可以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运行的一种经济秩序。事实上，资本主义不仅以市场的名义，而且以高超的解域化而不断向国家宣战。

然而，这只是资本的一个非常片面的方面。如果我们的确没有把公理这个词当作简单的隐喻，那就必须把公理与其他编码、过度编码和重新编码区别开来:公理直接处理纯粹功能性因素和关系，它们的性质并不明确，但却能在截然不同的领域里同时直接实现；另一方面，编码与那些领域相关，表示除非通过超验和间接方式否则便不能置于一个更高的形式统一(过度编码)之下的本质因素之间的关系。内在公理通过许多模式在这些领域里运行，这些模式称作实现模式。同样可以把资本说成是权利，是“在性质上相同、在数量上可衡量的因素”，是在各个区域和生产方式中实现的(或“统一的资本”是在“有区别的资本”中实现的)。然而，不同的区域并非独自用作实现的模式国家也是实现模式。每个国家都根据其资源、人口、财富、工业能力等把若干区域归拢合并。因此，在资本主义中，国家并没有被取消，而是改变了形式，有了新的意义:为实现超越国家的一个全球公理的诸种模式。但是超越与不使用根本不是一码事。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是借助国家形式而非城市形式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描述的基本机制的基础(殖民政权，公债，现代税收制度和间接纳税，工业保护主义，贸易战争)可能都设在城市里，但城市发挥的积累、加速和集中等作用，只能被国家所利用。最近发生的事件往往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这个原理。比如，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准备调动大量资金进行星际探险，仿佛资本主义已经朝月球发展了；但鉴于苏联的先例，即把外星空间看作把地球看作“目标”而环绕地球的一个星带，美国政府削减探险资金，把资本用在了更具体的模式上了。所以，调节资本的高级解域、为资本提供有利可图的再辖域化，这是国家解域的根本。在比较一般的意义上，我们必须考虑现代国家或民族一国家的“物质主义”决定：它们是一群生产者，在它们中间，劳动和资本自由地流通，也就是说，资本的同质化和竞争原则上在没有外部障碍的情况下得以实现。为了实现资本的同质化和竞争，资本主义总是要在劳动流动和独立资本流动的层面上需要一股新的力量和新的国家法律。舒国一戴另拍池，言而左讯拍翔灵其题

德勒兹机器生产 第五辑

156

所以，国家根本不是一种过度编码的超验范式，而是为实现解码流动公理的内在模式。这里，我们使用的公理一词也绝不是隐喻；我们在不断重复的与国家相关的一个公理的模式中也看到了相同的理论问题。这些实现模式虽然各不相同，但就它们付诸实施的公理而言应该是同形的；但考虑到具体的变体，这种同形却能适应最大的形式差异。此外，单个的公理似乎能够包容多形态的模式，不仅在它没有“饱和”的时候，而且适合于已经饱和的综合因素的模式。[26]当考虑现代国家时，这些“问题就纯然是政治的了”。

1.在与资本主义公理的关系上，所有现代国家不都是同形的吗？民主、集权、自由和专制国家之间的区别仅仅依赖于具体的可变因素，依赖于这些可变因素的全球分配，而它们又总是经历重大的调整。甚至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同形的，以至于只有一个世界市场，资本主义的市场。音事一最不本不

游牧艺术：空间

157

2.相反，世界资本主义的公理不是容忍真正的多形态、甚至异质形态的模式吗？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作为一般生产关系的资本很容易把非资本主义的具体区域和生产方式统一起来。而另一方面，而且这是重要的一点，官僚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可以发展不同的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联合，使这个组合的“权力”超越公理本身(有必要确定这个权力的性质，我们为什么常常从伪经的角度考虑这个权力，它导致了哪些冲突，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微不足道的机会…)。

3.现代国家的类型学是伴随元经济学而来的:认为所有国家都是可以“相互交换的”是不准确的(甚至同形也没有这个效果)，但是同样不准确的是高扬某一特殊类型的国家(忘记了多形态在西方民主国家与它们在其他地区建立或支持的殖民或新殖民专制国家之间确立的严格的互补性)，或把官僚社会主义国家与集权资本主义国家等同起来(忽视了公理可以包括真正的相异形态这个事实，更高的集合权力就是由这些相异形态派生而来的，即便更加糟糕)。 开要最总

就其最多样的形式而言，所说的民族一国家恰恰是一种实现模式的国家。而各民族的诞生意味着各种发明:它们不仅构成了反对帝国或发达制度、封建制度和自治城市的积极斗争，而且压制自己的“小民族”，换句话说，可以说成是民族行为的小民族行为是从内部作用的，甚至可以转向旧的语码以发现更大的自由。民族的构成成分是国土和人民：“出生地”大可不必是与生俱来的和“民众的”，也大可不必是给定的。有两种极端的情况使民族问题加剧：有国土而没有人民，以及有人民而没有国土。换句话说，如何把国土和人民建成民族一种抑制？最冷酷血腥的方法就是通过高涨的浪漫主义。这个公理是复杂的，也不是缺乏激情的。如我们在别处所看到的，出生地或国土意味着对地域(社区土地，皇室的领地，领主的领地)的某种解域，而人民则是对人口的一种解码。民族就是基于这些流动而构成的，与把相应的土地和人民统一起来的现代国家不可分割。这是缔造了人民的纯粹劳动的流动，正如它也是缔造了土地和工业基础的资本的流动一样。简言之，民族就是集体的主体化过程，与之相对应的现代国家则是征服的过程。正是以民族一国家及其可能的各种变体，国家才成了实现资本主义公理的模式。这绝不是说民族是表象或意识形态现象；相反，它们是有情感的、活的形式，其中，首先实现的是抽象资本的质的相同和量的竞争。当器处，器

德勒兹机器

第五辑

158

我们把机器奴役和社会服从看作两个不同的概念。当人类本身成为机器的组成部件时就产生了奴役，这个机器是他们在自身内部并与其他物体(动物和工具)在更高统一的指引和控制之下一起构造的。当这个更高的统一构成了作为主体的、现与某一外部客体相关的人类时服从就产生了，这个外部客体可能是一个动物、一件工具甚或一台机器。人不再是机器的一个部件，而是工人，使用者。他或她服从于机器，不再受机器的奴役。这不是说第二种专制更具有人性。而是说第一种专制似乎与古代帝国的构成有种特殊关系：人不是主体，而是给集体进行过度编码的一台机器的部件(这被称作“普遍的奴役”，以区别于古代的私有奴隶制或封建农奴制)。我们认为刘易斯·曼福德把古代帝国看作是巨大机器是正确的，而且正确地指出这不是隐喻的问题：“如果机器可以或多或少根据Reuleaux的经典定义来定义的话，即将其看作相互抵制的部件的结合，每一个部件都有特殊的功能，在人的控制之下运转和工作，那么，人类机器就是真正的机器。”27]当然，致使机器征服人类的，尤其是动力机器的征服，是现代国家和资本主义(而古代国家充其量拥有简单的机器)；但我们现在所说的是可以从外部加以定义的技术机器。人不被技术机器所奴役，而屈服于技术机器。

游牧艺术：空间

159

因此，现代国家似乎通过技术发展用一种越来越强大的社会服从取代了机器奴役。古代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已经是服从的步骤。但资本主义赤裸的或“自由的”工人却服从于资本主义最激进的表现，因为服从的程序不再进入干扰流动的片面联合。实际上，资本在服从的时刻发生作用，使所有人变成了主体；但有些人，即“资本家”，则是言说的主体，构成了资本的私下主体性，而另一些人，即“无产阶级”，则是陈述的主体，服从于使不变资本发生效用的技术机器。因此，工资制度把人类带到了前所未有的服从程度，展示了独一无二的残酷，却又在人文主义的呼喊中受到肯定：不，人不是机器，我们没有把它们当作机器，我们当然没有把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混淆起来。不个两音从跟会持味双器时印

资本主义通过构成一种解码流动的公理而成为了世界规模的征服事业。作为征服的对应物，社会服从似乎更多地出现在公理的实现模式中而非在公理本身。正是在民族一国家或民族主体性的框架内，征服的过程和相应的服从才显示出来。国家是公理的实现模式，而公理本身则以新的和当下技术的形式恢复或重新发明了一整套机器奴役的制度。这绝不代表向帝国机器的回归，因为我们现在正处于公理的内部，而不是在形式统一的君临之下。但这是机器的新发明，人是这个机器的组成零件，而不是工人或使用者。如果动力机器构成了技术机器的第二时代，那么，数码和信息机器就构成了第三时代，这个时代重新建构了普遍的服从专制：重复出现的、可逆转的“人一机系统”取代了旧的两种因素之间不可重复的、不可逆转的从属关系；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是以内部的相互交流为基础的，而不再以使用或行动为基础了。[28]在资本的有机构成中，可变资本限定了一种工人服从的制度(人的剩余价值)，其主要框架是生意或工厂。但是，随着自动化的到来，不变资本的比例越来越大；于是，我们看到一种新的奴役形式:在工作制度发生变化的同时，剩余价值也变成机械的了，这个框架扩张到全社会。也可以说，小量的征服使我们摆脱了机器奴役，但是，大量的征服又把我们带回这种奴役中来。人们最近把注意力转向了这样一个事实:现代权力根本不可能归结为古代的“压抑或意识形态”，而意味着对语言、感知、欲望、运动等的规范化、调整、模式化和信息处理等过程，这是通过微观组装进行的。这个集合体中包括极端的服从和奴役，它们是两个不断相互强化、相互滋养的共时组成部分。比如，只要使用和消费电视，你就得服从它，陈述主体的特殊情况或多或少把自身当成了言说的主体(“是你们，亲爱的电视观众，打造了电视……”)；技术机器是两个主体之间的媒介。但是，人受到作为人类机器的电视的奴役，因为电视观众已不再是消费者或使用者，甚至不是被认为是“制造”了电视的主体，而是内在的构成零件，“输入”或“输出”，反馈或反复发生的事件，与生产或使用它的机器不再有什么关系了。在机器奴役中，只有信息的改造和交流，其中有些是机械的，另一些是人为的。[29]当然，“服从”这个术语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民族的方面，把奴役看作是国际的或全球的。信息技术也是国家的财产，国家也是自设的人一机系统。这恰恰是由于公理和实现公理的模式这两方面经常相互交叉和相互交流所致。社会服从依实现模式而定，正如机器奴役扩展以适应在模式发挥作用的公理的各个维度。我们有同时进行两种运作的特权，与相同的事物、相同的事件相关。服从和奴役不是步骤，而构成了共存的两极。限合郑大睡已合

德勒兹机器 生产 第五辑

160

从普遍历史的角度，我们可以回到国家的不同形式上来。我们来区别三种主要形式：(1)古代的帝国国家，它们是范式，通过给已经编码的流动过度编码而构成了奴役机器(这些国家由于应用的固定形式而几乎千篇一律)；(2)极端多样的国家—发达的帝国，自治的城市，封建制度，专制君主一通过征服和服从运作，构成了解码流动的质的或准则的联合；(3)使解码长足发展的现代民族一国家是公理的实现模式或流动的普遍联合(这些国家把社会服从与新的机器奴役结合起来，其多样性就是模式与公理的同形功能、异形功能和多形态功能)。。来中回带团文

游牧艺术：空间

161

当然，各种各样的外部环境标志着这些国家类型之间的深刻断裂，而最重要的是彻底遗忘古代帝国，它们只是考古学家光顾的一块裹尸布。帝国突然消失了，仿佛于瞬间发生的灾难。如多利安侵略一样，一台战争机器隐现出来，越来越逼近，消灭了记忆。然而，内部的形势却完全不同，所有国家都有反响，都拥有军队，显示构造的统一，尽管在组织和发展上各有不同。显然，所有解码流动，不管哪种，都倾向于形成针对国家的战争机器。但是，一切都取决于这些流动是否与战争机器连接起来，或相反，它们是否联合起来，并为了国家而利用这些联合。从这个观点出发，现代国家与古代国家具有一种超越时空的统一。(1)与(2)之间的内部关联似乎最清楚地见于这样一个事实:爱琴海的破碎形式事先决定了东方大帝国的形式，从中找到了存货或农业的剩余，但最终还是没有必要生产出来或积累起来。然而，第二时代的国家仍然有义务重构一种存货，如果仅仅是由于外部环境的话——没有存货国家该怎样运转呢？—这样，他们就能激活一种发达的帝国形式。我们在希腊、罗马和封建世界上看到了这种形式的复活:地平线上总是有一个帝国，它为屈从的国家扮演能指和包围因素的角色。(2)与(3)之间的关联也同样明显，因为工业革命并不是必需的，准则联合与解码流动的大联合之间的区别如此微小，以至于人们以为资本主义在不断地产生，在历史的交叉路口失而复现。(3)与(1)之间的关联也是必要的:第三时代的现代国家的确恢复了最绝对的帝国，一个新的“巨型机器”，且不管其现在的内在形式多么新奇或适时；它们通过实现公理做到了这一点，而这个公理就是通过机器奴役和社会服从而发生作用的。资本主义已经唤醒了古代国家，并赋予其新的力量。[30](8)；合阳齿高

如黑格尔所说，不仅每个国家都暗示它“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的关键时刻”，但也有一个独特的时刻，即纠集力量的时刻。国家在这个时刻就是占领，联合，结点，联结，魔幻般地占领。我们必须要谈依据契约和合同运作的第二极吗？这不能取代另一股力量，把占领作为联合的独特时刻吗？这两股力量是对编码流动的过度编码，是对解码流动的处理。合同是第二方面的一种司法表达：它似乎是征服的步骤，其结果是服从。而必须把这个合同推向极端；换句话说，它不再是两个人之间而是自我与自我之间的合同，是同一个人内部——我=我—的臣子与君主。对合同的极端歪曲，重申最纯粹的结点。结点，联合，占领，就这样走过了漫长的历史。首先是客体的帝国的集体联合；然后是各种形式的主体的个人联合；最后是约束自身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恢复了最具魔力的运作，“世界性的普遍能量冲破了每一个障碍和契约，于是确立自身为唯一的契约”31]。甚至服从也仅仅是为国家准备的基本条件，也就是公民的征服或机器奴役。国家当然不是自由的核心，也不是强行奴役或战争占领的行动者。那么我们还应该说“自觉的奴役”吗？这就好比“魔幻占领”的表达:其唯一的优点是强调了那个明显的秘密。有一种机器奴役，可以说，它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假定自身的存在，似乎都是事先完成的；这种机器奴役与其说是“自觉的”，毋宁说是“强迫的”。英奋兴由。意工

德勒兹机器

第五辑

162

文化的三个方面

文化意味着训练和选择。尼采称文化运动为“道德习惯”；[32]后者离不开用以训练人的铁链、折磨和残酷手段。但是，谱系学家以其独特的眼光在这种暴力训练中分辨出两个因素：[33](1)在民族、种族或阶级中起主宰作用的始终是历史的、任意的、荒诞的、愚蠢的和有限的东西；这通常代表了最糟糕的反动力量。(2)但事实上，不管是什么，只要是主宰的，就有一条超越民族、种族和阶级的原则。服从法律因为那是法律:法律的形式意味着某种活动，某种活动的力量，在作用于人，在执行训练人的任务。尽管这两个方面在历史上是不可分割的，却绝不能混为一谈：一方面是一个国家、一个教会等对它旨在同化的个人施加的历史压力；另一方面是作为遗传存在者的人的活动，即人类的活动。这就是尼采用“原始”、“史前”等词所指的意思:道德习惯先于普遍历史；文化是遗传活动；“在人类的大部分生存中，人施于自身的劳动，他的整个史前的劳动……都掺杂着残酷、暴戾、愚蠢和低能”。[34]历史上的每一种法律都是任意的，而不是任意的、不是历史的和遗传的东西，都是服从法律的法律。(柏格森在《两个起源》中重新发现了这一点，他表明一切习惯都是任意的，而养成习惯的习惯则是天生的。）

游牧艺术:空间

163

史前意味着遗传。文化是人的史前活动。但这个活动都包括什么呢？这始终是给他以习惯、让他服从法律和训练他的问题。训练人就是锻炼人的反动力量。在理论上说，文化活动就是让反动力量行动，让它们形成习惯，给它们固定的模式，以便使它们适于活动。这种文化渗透于许多方面。它甚至攻击无意识是反动力量和最基础的消化和肠胃系统(食物和类似于弗洛伊德所说的括约肌的训练的东西“我为什么如此聪明”)。[35]但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强化意识。由兴奋的逃逸性所决定的这种意识，本身基于忘却功能的这种意识，必须给予它本身并不具有的一种连续性和实在性。文化赋予意识一种新的功能，显然与忘却的功能相反的一种功能:记忆。但我们这里所说的记忆并不是追踪索迹。这种原始记忆不再是过去的一个功能，而是将来的一个功能。它不是感性的记忆而是意志的记忆。它不是踪迹的记忆而是词语的记忆。[36]这是企望的功能，献身于未来、记忆未来的功能。记住许下的诺言并不是记住在过去某一特定时刻许下的诺言，而是必须在未来实现这个诺言。这恰恰是文化的选择性目的:构成一个能够憧憬未来、能够利用未来的人，一个自由的、强有力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能动的；他施行他的反动力量；他的一切就是行动或被行动。憧憬未来的能力是作为人对人活动的文化的结果；能够憧憬未来的人是作为种属活动的文化的结果。面

德勒兹机器 生产 第五辑

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