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德勒兹机器（第五辑）

意义被置放在问题之中。意义是在复杂的主题中构成的，但复杂的主题就是一系列问题和疑问，命题就是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和疑问的因素。然而，这个定义要求我们摆脱属于思想的教条形象的一个幻觉:问题和疑问不再是从用作或能够用作答案的相应的命题中追溯出来的。我们知道这个幻觉的代理者:它是社会框架内的疑问句，它肢解问题和疑问，再根据共同的经验意识换言之，根据一个简单信念的或然真理来重构这些问题和疑问。把这些问题综合或演算起来的伟大的逻辑梦想是妥协的结果。人们以为问题或疑问仅仅是对一个相应命题的抵消。结果，人们不能不相信主题或意义只不过是一个无效的替身，从它涵盖的那种命题中，甚至从假定所有命题(指示性命题)共有的一个因素中追溯出来。看不到意义或问题是命题外的，它在种类上不同于其他命题，将使我们失去本质的东西：思想行为的发生，各种能力的运用。辩证法是问题和疑问的艺术，是问题的综合和演算。然而，如果辩证法只满足于从命题中追溯问题，那它就失去了它特有的力量，于是就开始了把它置于否定权力之下的漫长的历史。亚里士多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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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命题之间的差异是句型转换的差异。如果可以这样说，“地球上的两足动物就是人吗？”或“动物属于人类吗？”那么结果就是一个命题；但是，如果这样说，“地球上的两足动物是人的定义或不是？”或“动物属于人类或不属于？”结果就是一个问题。其他情况也同样。当然，问题和命题在数量上是相等的；因为如果你变换一下句型，那么每一个命题都可以变成问题曲因。合急创邀高更关时其己赢翔一案个鼎其味

(这个幻觉进入了当代逻辑，其问题的演算被当作了数学之外的现象，这倒是真的，因为它本质上是逻辑的或辩证法的。然而，它仍然是从命题的简单演算中推演出来的，是从命题本身拷贝或追溯出来的。)[20]

在这样的引导下，我们相信问题都是现成的，一经解答或解决就消失了。在这个双重面相之下，它们不再可能是幻象了。在这样的引导下，我们相信思维活动以及与思维活动有关的真与伪都开始于对结论的寻求，它们只关心结论。这个信念也许与教条形象的其他预设相同：不符合环境的、任意立为模式的不成熟的例子。根据这个幼稚的偏见，老师提出问题，我们的任务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而结果是由一个有影响的权威判断真伪。这也是一种社会偏见，其明显的兴趣是让我们停留在婴儿状态，要求我们解决别处发生的问题，安慰我们或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说我们只要回答就会得胜：作为障碍的问题，赫耳枯勒斯式的答问者。这就是我们在考试或政府复决书以及报纸竞争中看到的那种荒唐的文化形象的起源。（在报纸竞争中，每一个人都要按自己的趣味选择，只不过这个趣味必须与所有人的趣味相投。)成为你自己—可以理解为，这个自己也必须是别人的自己。就好像只要我们不控制问题本身，只要我们不掌握对问题的权利、参与和解决问题的权利，我们就不会继续当奴隶一样。思想的教条形象用心理上不成熟的、社会上反动的例子(识别、错误、简单命题和答案或回应)支撑自身，以便事先判断思想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是思考行为的发生和真与伪的意义。因此就可以加上第七条预设:回应和结论的预设，根据这个预设，真与伪只能以结论开始，或只能赋予回应的资格。然而，当用科学检验一个虚假问题时，这个合适的丑闻只能用来提醒一些家庭，问题并不是现成的，而必然是在恰当的象征领域里构成和伪装的；而那个主文本为了撰写出来就必然(容易出错地)要求有一个老师。人们提出进行教育实验，以便让学生，尤其是年轻的学生参与问题的创造、构想和提出。此外，每一个人都以某种方式“认识”到问题是最重要的。然而，事实上仅仅认识到这一点还不够，仿佛问题仅仅是临时和偶然的，注定要在知识的构成中消失，其重要性仅仅在于其强加给认识主体的否定的经验条件。相反，这个发现必须提高到超验的层面，不能把问题看作是“给定的”(达达)，而看作拥有自身充足性的理想的“客观性”，并在各自的象征领域中暗示构成和投资的行为。真与伪与问题的解决毫无关系，但与问题有关。一个结论总是根据它所回应的那个问题而具有真实性，而问题则总是拥有与自身的真伪成正比也就是与意义成正比——的结论。有些著名的公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如“真正了不起的问题只有在解决的时候才提出来”或“人类只给自己提出它能解决的问题”——不是因为实用或思辨的问题仅仅是事先存在的结论的影子，恰恰相反，是因为结论必然来自使问题作为问题而决定的圆满条件，来自为了提出问题而采用的方法和术语。问题或意义既是原始真实的场所，又是一个派生真实的发源。无意义、虚假意义和误解等概念一定与问题本身有关(有些问题通过不确定性而变成虚假的，有些问题是由于太多的决定而变成虚假的，而愚蠢则是造成虚假问题的能力；愚蠢不能够构思、理解或决定问题的提出)。哲学家和专家梦想检验问题的真伪:这是作为高级演算或综合的辩证法的目的。然而，只要没有明确得出超验的结果，而思想的教条形象在理论上仍然持存，那么，这个梦想就不过是一种“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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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幻觉(涉及从命题中追溯问题)实际上发展成了哲学幻觉。人们认识到了批评的必要性，并努力检验问题本身的真伪，但仍然认为问题的真实性只在于它能否接受某个结论。这次，这个幻觉的新形式及其技术性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问题的形式是根据命题的或然形式构想的。亚里士多德已经这样做过了。亚里士多德让辩证法完成了真正的使命，而且是其唯一有效的使命，即提出问题和疑问的技巧。分析学给他们提供了既定问题或回答问题的方式，而辩证法则展示了如何合理地提出问题。分析学研究三段论必然导致一个结论的过程，而辩证法则发明了三段论的主题(恰恰是亚里士多德称为问题的东西)，生发出与特定主题(命题)有关的三段论的因素。但是，为了判断一个问题，亚里士多德让我们考虑“所有人或大多数人或智者都接受的意见”，以便把这些意见与普遍的(可预见的)观点联系起来，并据此找到使它们在讨论中得到承认或否定的地点。因此，共同的地点就是对共识本身的检验：与每一个问题相对应的命题都包含着与偶发事件、种类、属性或定义相关的一个错误，这样的问题将被看作虚假命题。如果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辩证法似乎被贬值了，被简化成简单的意见或信念，那么这不是因为他误解了本质的任务，恰恰相反，是因为他没有很好地构想任务的完成。在自然幻觉的控制下，他从共识的命题中追溯问题；在哲学幻觉的控制下，他让问题的真实性依赖于共同的地点——也就是依赖于发现结论的逻辑可能性(命题本身就表示可能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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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哲学史上，或然性的形式不断变化。因此，当数理方法的同党们声明与辩证法对抗时，他们不管怎样还保留了本质的东西—即问题的综合或演算的理想。但是，由于没有依靠或然性的逻辑形式，他们自已另立了适当的数理形式不管是几何的还是代数的。因此，问题仍然是从对应的命题中追溯出来的，并根据能否找到结论的可能性而加以评价的。更确切地说，从几何学或综合的观点来看，问题是从一种称作定理的特殊命题推断出来的。希腊几何一方面总的倾向于出于对定理的考虑来限制问题，另一方面又把问题从属于定理。其理由是，定理似乎表达并发展了简单本质的属性，而问题则只关心事件和情感，这些事件和情感证明了本质在想象中的恶化或投射。结果，遗传的观点被严重地贬降到低级的层次：证据只表明某事不可能存在，而不表明其存在或为什么存在(因此，欧几里得常常使用否定的、间接的和还原的论证，使几何学始终受控于同一性原则，未能成为一种充足理由的几何学)。环境的一些重要方面也没有随着向代数和分析的观点的转化而变化。现在，问题是从代数的等式中追溯出来的，并根据能否进行提供根数的一系列系数的运算来评价的。然而，正如在几何学中我们想象问题已经解决了，在代数中，我们把未知数当作已知数来运算：我们就这样不辞劳苦地把问题还原到命题的形式，使其能够用作结论。这在笛卡儿那里很明显。笛卡儿的方法(寻找清晰性和独特性)就是解决既定问题的方法，不是适合于构成问题或理解疑问的发明的方法。与问题和疑问有关的规则只起到了明显次要的和从属的作用。在与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抗衡的过程中，笛卡儿仍然在关键的一点上没有改变，即问题和疑问的演算仍然是从以前的“简单命题”的演算中推断出来的，这又是教条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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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设。[21]

变体接踵而至，但都是在同一个视角之内。经验主义者除了发明一种新的或然形式——即发现结论的或然性或物质可能性还能做什么呢？那么康德本人呢？但是，康德本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想判断问题和疑问的真伪，他甚至用这些术语来界定“批判”。他关于理式的既作为问题化又作为问题框架的深奥理论使他重新发现了辩证法的真正根源，甚至把问题引入到实践理性的几何学论证中来。但是，由于康德批判的主导是共识或教条形象，康德仍然根据能否找到结论的可能性来定义问题的真伪。这次是或然性的超验形式的问题，关系到能力的合理应用，这在不同情况下是由共识的(与问题相对应的)这种或那种组织来决定的。我们总是看到这个幻觉的两个方面：自然幻觉从假定先存的命题、逻辑意见、几何定理、数学等式、物理假设或超验判断中追溯问题；哲学幻觉根据问题的“可解答性”即根据寻找答案的或然性的外在和可变形式——来评价问题。因此，最重要的是，根由本身应该是简单的外部条件。哲学在声称把真实的结论引申到问题本身的同时又身陷教条形象的牢笼，因此它在点或恶毒的圆上的奇怪的飞跃把问题的真实性转换为结论的或然性了。这里所缺失的是问题的内在性，首先决定其真伪、衡量其内在生成力的必要的内在因素，即辩证或综合的客体，“区别性的”因素。问题是检验和选择。重要的是真理就发源在问题的核心，思想中真理的生产。问题是思想中的区别性因素，真理中的生成因素。因此，我们可以用有效遗传的观点来代替简单的条件观点。真伪就其条件来说并不受条件的制约，而条件就其可能表示的东西来说也不总是无关紧要的。认真讨论“真伪问题”的唯一方式是根据以问题为手段、与其意义成正比的真伪的生产。这种做法足以使我们放弃从或然性命题拷贝问题、根据能否找到结论的或然性来判断问题真伪的做法。相反，“问题的解决”必须依赖某种内在特性：它必须由问题的条件来决定，与真正的结论一道在问题中并由问题引发。如果没有这种颠倒，著名的哥白尼革命就等于零。此外，只要我们依然与欧几里得紧密联系在一起，就没有什么革命：我们必须走向充足理由的几何学，雷曼式的区别性几何学，它能在连续的基础上产生断续性或把结论放在问题的条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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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不仅是理式的，问题本身也是理式。在问题和命题之间始终存在着种类上的差别，一个重要的中断。一个命题本身是特殊的，再现了一个确定的回应。一系列命题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分配下去，让它们所再现的回应构成一个总的结论(如代数等式的等值)。但是，无论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这些命题只能在激发它们的表层问题中找到意义。只有理式或问题是普遍的。给予问题以一般性的并不是结论，而给予结论以普遍性的却是问题。只靠一系列简单的起分析作用的例子来解决问题是不够的：问题获得最大限度的理解和引申的条件必须确定，这些条件必须能够把适于结论的理想连续性传达给特定的结论。即使对于只有单一结论的问题而言，指代这个例子的命题只能在能够理解想象的环境和融会理想的连续性的联合体中获得意义。解决问题始终是在连续性的基础之上导致断续性的产生，而连续性发挥着理式的作用。一旦我们“忘记”了问题，在我们面前的就不是一个抽象的一般结论了，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支持那种一般性了，没有什么东西能防止结论以碎片的方式进入构成例子的特殊命题。一旦脱离了问题，命题就坠落到特殊命题的地位，其唯一的价值就是指代。这时，意识会试图重构问题，但却是通过特殊命题(疑问、怀疑、相似性、假设)的被中立化了的替角和一般命题(等式、定理、理论…)的空洞形式。[22]于是开始了双重混淆，把问题融入了一系列假设之中，并把它们从属于一系列的范畴。普遍性丢失了，但一同丢失的还有单一性，因为问题或理式是具体的单一性，同时也是真正的普遍性。与构成问题的普遍性的各种关系相对应的是单一的点和区别性的点的分布，这些点决定着问题的条件。普罗克洛斯甚至在保持定理对问题的优势的同时还严格地根据事件和情感的顺序来界定问题的条件。[23]莱布尼茨也清楚地说明了问题与命题之间的区别：所有事件，“方法和状况”，命题就是从它们当中汲取意义的。但这些事件是理想的事件，比它们按结论顺序决定的真实事件要深刻，而且在性质上不同于这些真实事件。在这些大的喧嚣的事件之下是小的沉默的事件，正如在自然之光之下是理式闪烁的微光。单一性超越特殊的命题，正如普遍性超越一般的命题。问题的理式不是简单的本质，而是关系和与关系相对应的单一性的多元体或联合体。从思想的角度看，普通与单一之间的问题性区别，以及产生于在问题条件中不利分布的无意义，都无疑比真伪这个二元假设或范畴重要，也比产生于混淆结论的“错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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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结论问题就不存在。但是，它非但没有在这种遮掩中消失，反而在结论中坚持和持续下来。问题在解决的时候得以确定，但其决定并不是解决:这两个因素在种类上不同，决定等于是伴随着结论出现的发生。(这样，单一性的分布就完全属于问题的条件，而它们的具体细节则指在这些条件之下建构的结论。)就其与结论的关系而言，问题既是超验的又是内在的。超验是因为它包括在遗传因素之间的理想联合或区别性关系之中。内在是因为这些联合或关系是实际关系的化身，但与实际关系并不相像，并被局限在结论的范围内。这最清楚地见于罗伯特·洛特曼令人羡慕的著作中，他表明问题首先是辩证观念之间的柏拉图理式或理想的联合，相对于“事件性的生存环境”；他还表明问题是如何在数学的、物理的或其他领域内在构成预想结论的真实关系内部得以实现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根据洛特曼所说，科学总是参与超越自身的辩证关系——也就是元数学或超命题的范围——甚至当这种辩证关系的联合只能化身为有效的科学命题和理论的时候。[24]问题总是辩证的。正因如此，无论何时，当辩证“忘记”了它与问题形式中的理式的亲密关系时，当它满足于从命题追溯问题时，它就失去了真正的力量，受否定力量的左右，必然用对立的、相反的或矛盾的命题的简单对峙来替代问题的理想的客观性。这一漫长的堕落开始于辩证自身，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了顶峰。但是，如果问题在理论上真的是辩证的，而它们的结论又是科学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彻底区分下列因素:作为超验例证的问题；问题的内在运动用以表达其条件的象征领域；问题得以体现的能够得出科学结论的领域，前面的象征主义就是根据这种解决能力来限定的。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只能通过关于问题的一般理论和与之对应的理想综合能力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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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及其象征领域与符号保持着某种关系。符号“引发问题”，并在象征领域内发展起来。能力的悖论式功能包括第一个例子中的与符号相关的感性指贯穿所有能力的理式，并依次唤醒每一个能力。相反，本身把意义提供给语言的理式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指能力的悖论式功能。对理式的探讨和能力向超验运用的提升是同一回事。这是重要的实习或学习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一个学徒就是构成或从事这种实际或理论问题的人。学习恰当地描述了一个人在面对具体问题(理式)的时候进行的主观活动，而知识则仅仅表示概念的一般性或冷静地占有促成结论的规则。心理学有一个著名的测验，让一只猴子在许多不同颜色的箱子当中寻找一只装有食品的特定颜色的箱子。在那么一段悖论的时期里，“错误”在减少，尽管猴子并不拥有关于“结论”的“知识”或“真理”：在这个吉祥的时刻，哲学家一猴子向真理走来，他自身生产着真理，但只是开始渗透一个问题的混合色彩。这里，我们看到答案的断续性是如何在理想实习的连续基础上得以生成的；真伪是如何根据对问题的理解而得以区别的以及获得的终极真理又是如何出现的，仿佛它就是完全确定和彻底理解的一个问题的界限，或构成意义的那些遗传系列的产物，或并不完全发生在猴子头脑中的一次生成。学习就是进入构成理式的普遍关系之中，进入与这些关系相对应的单一性当中。如莱布尼茨所说明的，关于大海的观念就是与这些关系中不同程度的变体相对应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联合关系或差异关系而这个系统的整体则以海浪的真实运动为具体体现。学习游泳就是把我们身体的不同的点与客观理式的单一的点结合起来，以便构成一个问题域。这种结合为我们确定了意识的一道界限，在这里，我们的真实活动根据我们对真实关系的感知进行调节，进而给问题提供一个结论。此外，问题理式恰恰是终极的自然因素和微小感知的潜意识客体。因此，“学习”总是通过潜意识并在潜意识内发生，从而在自然与精神之间建立了深度共谋的纽带。 第其义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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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学徒把每一种能力都提升到超验运用的水平。在感性方面，他试图获得能够掌握只能感觉得到的东西的第二能力。这是感官教育。一种暴力被从一个能力传到另一个能力，但总能够通过每一个能力的完善来理解他者。基于感性内部的哪些符号，借助记忆中的哪些宝库，在哪个理式的单一性所决定的扭力之下，思想将被唤起？我们从来不能事先知道人如何学习：借助哪种爱人才擅长拉丁语，什么样的相遇使他们成为哲学家，用什么字典他们才学会思考。能力的界限在承载和传递差异的那个破碎形状中层层套嵌。这里与其说是学习的方法，毋宁说是寻宝的方法，但有一种暴力训练，一种影响整个个体的文化或paideia(在感性中出现感觉行为的一个白化病人，在语言中出现言语行为的一个失语症患者，在思想中出现思考行为的一个无头生物)。方法是调节一切能力使之合作的知识。它因此是共识的显示或天赋我思的实现，它假定一种善意，仿佛这是思想者“深思熟虑的决定”。但是，文化是一种不由意志所决定的冒险，把感性、记忆然后是思想与所有必要的残酷和暴力联系在一起的学习运动，如尼采所说，这恰恰是为了“训练一个民族的思想家””，或“为精神提供一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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