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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历史上看，精神分析在我们看来并不是围绕疯狂观念进行的，相反，恰恰是在很难应用疯狂观念的一点上展开的。精神分析主要针对妄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理智能力没有受到损害。一方面，有些人看起来疯狂，但实际上并非“真的”如此，因为他们保住了各种能力，特别是正常管理金钱和财产(偏执行为，阐释的谵妄等)的能力。[4]另一方面，有些人“真的”疯了，但看上去不像，突然采取了没有先兆的疯狂行动，纵火、谋杀等(单狂症，激情或复仇的谵妄)。如果精神病医生心地不善，那是因为他一开始就不善，他一开始就卷入了消解疯狂观念的矛盾之中：他由于把并未真的精神失常的人当作疯子、同时没有及时治疗显然真疯的人而受到谴责。精神分析学跻身于这两者之间，表明我们都有过精神失常的经历，只不过看不出来而已，但也说明了我们看起来疯狂而实际上并不疯。这完全是“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简言之，精神病学就是围绕疯狂概念的失败构成的，精神分析学才与之关联起来的。福柯的分析，然后是罗伯特·卡斯泰尔的分析，几乎无以复加地表明了精神分析学是如何在精神病学的土壤里发展起来的。[5]由于在两极之间发现了神经官能症患者的世界，他们的理智丝毫无损，甚至摆脱了谵妄，精神分析学在初始阶段成功地开展了一项重要运动：与各种各样的此前被排除在外的人订立自由的契约关系(“疯狂”把所有疯狂的人排除在可能的契约之外)。这个特殊的精神分析契约，为了金钱的流动而展开的词语流动，将使精神分析学家能够进入社会中所有那些有疑问的案例。但是，精神分析学的势头越是高涨，它就越转向神经官能症所隐藏的谵妄之中，对这种契约关系也就越不满意即便在表面上这种关系仍然保存了下来。精神分析学所实现的东西实际上正是弗洛伊德在晚年感到焦虑的东西。它已经变成无休止的了，在原则上无休止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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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它产生了“大众”效应。而界定大众效应的东西不必是阶级的、集体的、群体的性质，而是从契约到法律条文的司法转变。精神分析学似乎越来越成为不可转让的、不可异化的、固定的法律条文，而不是临时的契约关系。恰恰是因为置身于精神病学发展到极限的两极之间，通过扩大这两极之间的领域并加以探讨，精神分析学才发明了关于精神疾病或心理困惑的成文法，这些疾病不断以新的形式广泛传播而形成了一个系统网络。于是，一个宏大的计划摆在了我们的面前:精神分析学是一项终生事业。

巴黎弗洛伊德学院的重要性也许主要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它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新的精神分析学领域的各项要求，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法律条文的组织上，在其初创的条款上。它所清楚提出的是精神分析条文，对立于旧的契约：它一下子想象出一种官僚政治的突变，从杰出人物(精神分析学创始时期的激进社会主义者)的官僚政治向大众官僚政治的转变；这次，它所发放的不是有限的契约，而是公民证书和身份证等法律文件。精神分析学使人想到了罗马，呈现一派西塞罗的氛围，并在“诚实人”与“乌合之众”之间划定了一条界限。[6]如果弗洛伊德学院给精神分析学界带来了这么多的麻烦，那不简单是其理论上的傲慢或其实践的结果，而是因为其新的组织计划。其他精神分析团体可能断定这个项目不合适；但他们这样说是因为它道出了一次变化的实情，这次变化以契约为伪装影响了整个精神分析学，而其他组织则对此保持沉默。我们并不为这个契约伪装的消失感到遗憾，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虚伪的。此外，我们不是说精神分析学现在与大众有关，而只是说它具有大众功能—不管这是虚幻的、有限的，还是只为“精英”的。这次变化的第二个方面是，不仅从家庭转化到婚姻，从亲族转化到对手，从谱系转化到触感，而且还从契约转化到法律条文。有时候精神分析学这些无休止的岁月给社会工人增加了“工资”；可以认为精神分析学充斥于社会的各个角落。[7]这对我们来说似乎比实践和理论更重要，后者就总体轮廓来说始终没有变。于是就有了精神分析学与精神病学之间关系的颠倒；就有了精神分析学要成为一种官方语言的野心;就有了它与语言学的契约(我们并没有与语言订立契约)个复。甲猪全工不科题氏对育好助，长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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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理论本身也发生了变化，似乎发生了变化。从所指到能指的转化。如果我们不再为假定具有意义的征候寻找一个所指；如果我们反倒为不过是其结果的征候寻找能指；如果阐释让位于意义那么，一个新的转化就发生了。于是，精神分析学就真的有了自己的指涉，而不再需要什么外部“指涉物”了。在精神分析学中，在分析学家的咨询室里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在别的地方发生的事情都是派生的或次要的。这是鼓励信任的一个极好方法。精神分析学为了获得一个原理性系统而不再是一门实验性科学了。精神分析学，indexsui，从作为其先决条件的操作中衍生出来的东西就是真理；沙发是无底之井，在原则上无休无止。精神分析学停止了对真理的“探讨”，因为它现在构成真理。我们再来看看塞杰·勒克莱尔的最清楚的说明:“原始场面的现实在分析的咨询室里比在父母卧室的环境里还要真实具体。……我们从比喻过渡到指涉，一次结构变化，揭示出一种直义阐释的现实。……精神分学家的沙发就是展开与现实对峙的游戏的地方。”精神分析学家就好比新闻记者:他创造了事件。无论如何，精神分析学为它的商品做广告。只要它曾经阐释过，或者说，只要它现在还阐释(寻找一个所指)，它就把欲望和语言表达回归到与既定秩序相偏离、与主导意义相偏离的一种状态，但是，它同样也把它们放在了这个主导的、既定的身体的各个毛孔之中了，仿佛可以根据契约翻译和交换的某物。当发现了能指时，它便引起了精神分析学界的注意(与所指的想象界相对立的象征界)，其唯一的需要就是它自身，因为它是法定的或结构的：它发展成为一个身体，一个自足的身体。

我们再次清楚地面对着权力的问题，精神分析学的权力机器问题——也出现了与以前一样的内部变化，即便这个权力是狭隘的、局部的，等等。这个问题只能用非常普通的话来提出。如福柯所说，权力的每一次形成都需要一种知识形式，这种知识虽然不依靠权力，但没有权力它就发挥不了全部效用。这个有用的知识可能采取两种形式:要么是非官方的形式，这样它就能渗透到每个“毛孔”，封住既定秩序中的一个或另一个洞；要么采取官方形式，这样它本身就构成了一个象征界，给既定权力规定一个普遍的原理系统。比如，古代历史学家表明的希腊城邦与欧几里得几何学的互补性。那不是因为几何学家有权力，而是因为欧几里得几何学构成了知识，或抽象机器，城邦需要这种知识来组织它的权力、空间和时间。没有哪一个国家不需要一个思想的形象来充当它的原理性系统或抽象机器的，国家反过来也给予这个机器发挥作用的力量。所以说意识形态的概念是不充分的，意识形态根本没有考虑这种关系。这是古典哲学扮演的不愉快的角色——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是给权力、国家和教会提供适当的知识。我们今天能不能说人类科学也起到了与此相同的作用?以其各自的方法为权力机器提供一个抽象机器，反过来接受它们给予的宝贵的认可？所以，精神分析学也提供了它的机器，要成为重要的官方语言和知识以取代哲学；提供关于人的原理性系统以取代数学；在诚实人和大众当中引起效应。它能否成功还不能确定:各种权力机器更感兴趣于物理学、生物学或信息科学。但精神分析学将尽其所能，它不再以非官方的身份为既定秩序服务了：它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象征界，一台抽象机器，一种官方语言，并试图把这种语言楔入普通语言学之中，获得一个不变的位置。它越来越关心纯“思想”，活的精神分析学。死的精神分析学，因为它没有成功地实现其野心的机会，因为有太多的竞争者，而在当下，所有的少数力量，所有的生成力量，所有的语言力量，所有的艺术力量，都处于逃离这个特殊领域的过程当中——即以其他方式谈话、思想、行动、生成的过程当中。一切都通过精神分析学甚至无法拦截、或精神分析学为了停止而只能拦截的另一条路线发生。这是它给自身确立的任务：给组装过分编码以便把欲望从属于指意链，给语言表达以主体的位置所有这些都使它们与既定秩序相调和。我们刚刚探讨的四种循序渐进的变化从家庭到交往圈，法律代替契约，特殊的精神分析学界的发现，与语言学结盟都标志着要参与对欲望和语言表达等组装的调整的野心，甚至要在这种调整中保留一个主导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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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反俄狄浦斯》，欲望机器，欲望的组装究竟是什么，它所调动的力，它所面对的危险，人们把有关这些问题的许多错误都归咎于我们。这些错误并非在我们这里产生的。我们说欲望与“法律”没有关系，欲望不能用任何根本的缺失来界定。因为那是牧师的观点：位于欲望核心的构成性规律，构成缺失的欲望，神圣的阉割，分裂的主体，死亡的冲动，奇怪的死亡文化。毫无疑问，欲望每一次都是这样被看作是主客体之间的桥梁的:欲望的主体只能被分裂，而客体则只能事先丢失。相反，我们努力要表明的是欲望何以能超越这些人或物体坐标的。我们认为欲望是一个过程，它打开了一个连贯的平面，一个内在性场域，一个“无器官的身体”，如阿尔托所说的，从主体和客体释放出来的粒子和流动在欲望这里交叉。…因此，欲望并不是内在于主体的，也不是趋向于客体的。它严格地内在于一个并非事先存在的平面，一个肯定是被建构的平面，粒子在那里放射出来，流动在那里聚合。只要有对特殊场域的利用，特殊流动的扩展，特殊粒子的放射，就只能有欲望。欲望绝不事先假定一个主体，只有当某人被剥夺了说“我”的权力时他才获得了欲望。欲望绝不趋向于某一客体，只有当某人不再寻求或掌握某一客体就像某人不再认为自己是主体时，才能获得欲望。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反对意见:这样一种欲望完全是不确定的，它甚至浸透着缺失。但是谁让你相信由于丢失了主客体的坐标你才丢失了什么的呢？是谁让你相信不定冠词、代词、第三人称(他，她)以及动词不定式都不是不确定的呢？连贯性或内在性的平面，无器官的身体，都包括空无和荒原。但这些都“完全”是欲望的组成部分，绝不是强调其中的某种缺失。多么奇怪的混合啊—空无与缺失的混合。一般情况下，我们的确缺少东方的粒子，禅的粒子。厌食症也许是人们常常搞错的东西—尤其是在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下。无器官的厌食的身体特有的空无与缺失毫无关系，是粒子和流动交叉的欲望场域的组成部分。我们很快就会更详尽地阐述这个例子。但是，荒原已经是一个无器官的身体了，它总是对居住在那里的群体抱有敌意；空无从来不对运动于其中的粒子抱有敌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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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勾勒的荒原形象涉及饥渴的探险者，而且是空无的一个形象，是打开这个空无的一片土地。形象与死亡相关，只有当与欲望相认同的连贯性平面不能确立自身，没有建立的条件时，死亡才是真的。但是，在连贯性平面上，甚至连匮乏的粒子和缓慢，即将干涸的流动也是欲望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欲望的纯粹生命而不表示任何缺失。如劳伦斯所说，贞操是一种流动。连贯性平面是非常奇怪的东西吗？我们同时不仅要说“你已经得到它了，欲望如果不是已经出现，你就感觉不到它，也不会把它勾勒为你的欲望”，还要说“你没有得到它，如果你不设法建构，如果你不懂如何通过发现你的位置、你的组装、你的粒子和你的流动来建构欲望，你就不会欲望它”。我们同时不仅要说“它完全是独自创造的，但我们知道怎样能看到它”，而且要说“你必须创造它，懂得如何创造它，敢于冒险择取正确的方向”。欲望，除了牧师外，谁会称它为“缺失”呢？尼采称它为“强力意志”。它还有别的名字。比如“优美”。欲望某物并不容易，但这恰恰因为它给予，而不是缺失，“给予的美德”。把欲望与缺失联系起来的人，阉割的流行歌手的一个长长的栏目，都清楚地表明一种长期的不满，就如同无休止的心存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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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否会误解真正缺乏某物的人的痛苦?但是，除了精神分析学并不关心这些人的事实(恰恰相反，它作出区别，堂而皇之地说它并不关心真正的私事)外，真正缺失的人不具备可以使他们欲望的可能的连贯性平面。人们以上千种方式防止他们这样做。而一旦他们建构了欲望，他们在这个平面上就一无所缺了，从这个起点出发，他们意气风发地走向他们在外部缺乏的东西。缺失指欲望的实证性，而不是对缺失的否定性的欲望。甚至就个体而言，这个平面的建立也是一种政治，它必然涉及一个“集体”，集体的组装，一整套社会生成。，将， 泰团部

谵妄:世界是历史的，而不是家庭的

在第三种综合中，即对消费的连接式综合，我们已经看到无器官身体事实上是一个蛋，轴线在这里交叉，地带在这里连接，区域和场域被局部化，衡量的标准是梯度，横贯其中的是势能，而它的标志则是临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相信一种精神分裂症的生物化学(与药品的生物化学一道)将越来越能够确定这个蛋的性质，以及场域一梯度一临界的分配。这是强度的关系问题，通过这些强度，主体穿过无器官的身体，被迫进入生成、升降、迁徙和位移的一个过程。R.D.拉英完全正确地把精神分裂的过程定义为开始一次航行，自我丧失的一次超验经历，它让主体说：“我从一开始就存在……从最低级的生命形式(无器官的身体)到现在……我在寻找——所寻找的不仅仅是感觉在我面前的是最可怕的旅程。”[8]我们在这里谈论航行的时候，这与我们前面谈到的蛋同样都是一个隐喻，指在它之上和之中发生的事情形态发生的运动，细胞组合的位移，势能的伸展、折叠、迁徙和局部变化。没有理由把内部航行与外部航行对立起来：兰兹的散步，尼金斯基的散步，贝克特笔下人物的散步，都是实在的现实，但是，物质现实恰恰在这里丢掉了全部延续，就好比内部航行丢掉了全部形式和性质，因而引起纯粹的强度加在一起就几乎难以忍受了——而在内部和外部辐射，一个游牧主体所穿越的强度。这不是幻觉经验的案例，也不是谵妄的思想模式，而是一种感觉，作为强度的量的圆满和消费的一系列情感和感觉，构成了后续的幻觉和谵妄的材料。强烈的情感既是谵妄和幻觉的共同根源，又是它们的区别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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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心要相信一切都在这些强烈的生成、通道和迁移—所有这些使时间流动上升和下降的趋势中——混合起来，包括国家、种族、家庭、父母的称呼、神的称呼、地理和历史的标示，甚至各种新的事项。(我感到)我在变成上帝，我在变成妇女，我过去是圣女贞德，我现在是黑利阿加巴卢斯和大蒙古；我是一个中国人，一个红皮肤，一个基督骑士；我是我父亲，我是我儿子。还有所有的罪犯，名单上的全部罪犯，体面的罪犯和恶棍：Szondi而不是弗洛伊德和他的俄狄浦斯。“也许正是因为努力要成为蠕虫我才最终成功地成为马弧德(Mahood)。……然后，我所要做的一切就是成为蠕虫。无疑我可以通过努力成为琼斯而做到这一点。然后，我所要做的一切就是成为琼斯。”但是，如果一切都以这种方式混合，那一定是在强度中混合，没有空间和形式的混淆，因为这的确是代表一个新秩序来破解的，即强烈的和密集的秩序。

这个秩序的性质是什么呢?在无器官的身体上加以分配的最重要的东西是种族、文化和各种文化中的神。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确参与历史，这个事实常常受到忽视；他制造普遍历史的幻觉和吃语，他生产许许多多的种族。一切谵妄都是种族的，但这不必意味着种族主义。这不是用无器官的身体的区域“代表”种族和文化的问题。整个身体并不代表什么。相反，种族和文化标示这个身体上的区域—即强度地带，势能场域。个体化和性征化的现象都是在这些场域里生产的。我们通过跨越临界而从一个场域走到另一个场域：我们从未停止过迁移，我们成为别的个体和别的性别，而离开就像出生或死亡一样容易。在途中，我们与其他种族斗争，我们破坏文明，就好比大规模的迁徙过后总是留下一片狼藉尽管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些破坏是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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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临界给别处造成了破坏—怎样才能不会这样呢?无器官的身体关闭了被遗弃的地方。残酷戏剧相关于反对我们文化的斗争，相关于“种族”的对峙，相关于阿尔托向墨西哥及其势力和宗教的大迁移：个性化只能在以强烈震颤为表现的力的场域内生产，而且只有当残酷的人物成为被诱导的器官，成为欲望机器的组成部分(人体模型)的时候，他们才有生机。[9]地狱里的一季它怎么能摆脱欧洲家庭的谴责，摆脱并非很快到来的破坏的号召，摆脱对囚犯的羡慕，摆脱对历史的临界的强度跨越，摆脱这种大迁徙、这种生成女人、这种生成斯堪的纳维亚人或蒙古人、这些“种族和大陆的位移”，这种对主宰谵妄和幻觉的野生强度的感觉，尤其是这种要“成为全部永恒的一个低下种族”的故意的、顽固的、物质的意志：“我认识每一个出身好的儿子，我从来不属于这种人，我从来就不是基督徒……是的，我的双眼对你的光紧闭。我是一头野兽，一个黑鬼。”[10]

查拉图斯特拉能摆脱“大政治”吗?能摆脱给各个种族带去生命的举动吗？正因如此，尼采才说“我不是德国人，我是波兰人”。这里，个性化又只能在力的联合中发生，这些联合决定着个人作为那么多以“罪犯”为体现的强度状态，不停地穿越临界，同时破坏了家庭与自我的人为统一：“我是普拉多，我还是普拉多的父亲。我敢说我也是勒塞普斯。……我想要给我亲爱的巴黎人一个新思想——关于一个体面罪犯的新思想。我也是尚比杰——也是一个体面的罪犯。……不幸的事情，不断困扰我的谦虚的事情，就是归根结底历史上的每一个名字都是我。”[11]然而，这绝不是把自己与人物相认同的问题，有人曾错误地认为一个狂人“认为自己是某某”。这是相当不同的一个问题:把种族、文化和神与无器官的身体上的强度场域相认同，把人物与填充这些场域的状态相认同，与在这些场域内发光并跨越这些场域的效应相认同。这就是带有自身魔力的名字的作用：在再现的戏剧里没有与种族、民族和个人相认同的自我，而在强度的量的生产中只有把种族、民族和个人与区域、临界或效应相认同的专有名词。专有名词的理论不应该根据再现来构想；相反，它指一类“效应”：不是纯粹依赖原因的效应，而是占据一个领域和使用一个符号系统。这清楚地见于物理学，那里，专有名词标示势能场域内的这些效应：焦耳效应，塞贝克效应，凯尔文效应。历史就像物理学：圣女贞德效应，黑利阿加巴卢斯效应—历史上的所有名字，而不是父亲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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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实的匮乏、现实的丧失、与生活接触的缺失、我向思考和无胸腺症，该说的已经都说了。精神分裂症患者自己已经把该说的都说了，并很快就溜进了所期待的诊所模式。漆黑的世界，不断扩大的荒原：一台孤独的机器在海滩上哼唱，一个原子工厂建在了荒原上。但是，如果无器官的身体确实就是这荒原，那么它就是不可分化的、不可分解的一段距离，精神分裂症患者在那上面滑行，以便在各处行走。真实的东西生产出来了，真实的东西到处被生产或将被生产出来。诚然，现实已经不再是一个原则。根据这样一个原则，真实世界的现实被当作可分化的抽象的量，而真实世界则被分解成合格的统一体，独特的质的形式。可是现在，真实世界成了包围强度的量的内部距离的产品。不可分化的东西被包裹起来，意思是说，把它包裹起来的东西在分化时必然改变性质或形式。精神分裂症患者没有原则，他只有在成为别的什么时才是什么。他只有通过成为蠕虫才是马弧德，而只有通过成为琼斯才能成为蠕虫。他只有通过成为模仿或冒充那个姑娘的一个老头才是一个姑娘。或者说，通过冒充一个老头而那老头又在冒充一个姑娘的人。或者说，通过冒充……这已经是描画罗马皇帝的地道的东方艺术了，即苏埃托尼乌斯笔下那12个妄想狂。在雅各·贝斯的一部伟大著作中，我们再次遇到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双重散步：沿着不可分解的距离进行的外部地理航行和包裹着强度的内部历史航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平息了叛乱，他只能通过冒充一个(假)舰队司令而成为舰队司令，而那个假舰队司令又在冒充一个跳舞的妓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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