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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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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方式和显现形式：社会加速的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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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技术加速和空间一时间—制度的革命

没有人会想到去怀疑，经过严密论证的并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直接感受到的有关在现代社会的历史中交通、通讯和生产的巨大的加速过程的实证证据，因此，在这里可以放弃对它们再进行一一讨论。由于技术加速，人们在“这个世界中”也就是在时间、空间和相互关系中，采取什么样的态度面对，以及这个世界所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又使占优势地位的对自我和世界的解释的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并且因此主观性和团体的构造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1〕为了证明这个假设，完全不必拥护技术决定论\*：正如将要指出的，技术加速本身是文化、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前提条件所带来的结果，而且技术加速对主体性的形式和团体的形式具有巨大的影响这个事实，也并不意味着它能够决定它们。对于空间与时间感知和概念化的改变、技术革新在这些变化中的运行方式以及与这些变化相处的方式，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互为条件的。事实上，运输和通讯的可以感受到的明显的加速已经发生了，并且它们开始独立于之后在工业革命中所输出的巨大的技术革新，如蒸汽机和电报。莱因哈特·科泽勒克这样说道：

前机器时代的速度提高从17世纪开始就有很多记载。道路网络和运河的建设提高了运输单位，也就是在同样的时间里，完成了更长路程的运输。[2]在法国街道上的私人马车的平均速度从1814年到1848年翻了不止一番：它从每小时4.5公里提高到9.5公里。在同一个时期里，在普鲁士，邮件从柏林到科隆的投递时间从130小时缩短到78小时…类似的速度提高的开端，我们也可以从海上通道中发现。在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北美设计了快速帆船，这种窄长的帆船有着高高的桅杆，它从纽约经过合恩角(KapHorn)到达旧金山(SanFrancisco)(19000公里)需要航行90天，而不是之前的150天到190天……它实现了蒸汽船在很久以后才达到的速度。

[1] 参照Rosa,1998年，和2004年b,Charles Taylor的哲学观点里涉及证明这个假设的一些重要的元素,他认为自我解释和世界解释的变化了的形式最终对于主体以及社会现实是非常重要的。

\*技术决定论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关于技术发展的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流派，它建立在这样两个原则基础上:技术是自主的、技术变迁导致社会变迁。其理论可分为两大类：强技术决定论和弱技术决定论，前者认为技术是决定社会发展唯一重要的因素，而后者则主张技术与社会之间是相互作用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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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现象也可以从消息传递中看到。在电子电报投入使用之前…其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光学电报网络发展到了最完美的状态。通过将巴洛克行政管理文书按规定精简、通过将信号体系化，然后将它们从一个高塔传递到另一个高塔，使得符号传递的速度大大提高。[3]

这样的从运输到通讯的技术的加速，但也是前科技的加速，已经显示了空间意识和时间意识的改变，这些首先体现在对地点的空间感知和对空间的时间感知的不断分离。因此，地图和机械表上的科学—技术革新的普及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地图的使用的增加改变了“自然的”、与地点联系在一起的空间观念，这种观念的中心例如“这个村庄”，是观察者的生活的中心点，而地图将中心圈子中的生活世界的地平线伴随着不断减少的熟悉而向外发展，到达抽象的空间观察中的一定程度上的“没有地点的”或中心不断变化的形式。我们很容易看到，后一种视角打开了新的可能性,即空间可以概念化为可以控制和消除的，因为观察者可以用变化的方式与空间发生联系[4]

与此紧密相连的是时间从空间当中分离开来，这首先是通过机械表的发明和普及而成为可能的。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时间感知首先似乎是空间感知的功能：时间感觉之所以得以产生，是因为我们所在的位置上的空间特性发生了变化，例如它变亮了、变暗了、变成夏日的酷热和冬天的寒冷。因此，一点也不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直到19世纪—或者说最终直至铁路的建成，由于火车是以时刻表的固定不变为基础的，才迫使至少是在全国范围内的标准时间出现;[5]在这里技术和意识之间的辩证过程又发生了颠倒:每日的时间在不同的地点，或者至少是在不同的地区之间是不同的：当太阳升到顶点的时候，就是中午了(而秋天是当地里的某些果实成熟的时候，等等)。相反，机械表6使得时间从空间那里分离出来;因为有了机械表，因而基本上时间的确定不仅能够独立于空间的特性而且从根本上能够独立于具体的驻留地点。1912年，在巴黎召开的全球时间大会将1884年已经设计出来的统一的、全球有效的世界时间引入使用，模仿通过地球仪所确定的没有地点的空间确定方式，使得近似于没有地点的时间确定成为可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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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2] 但是,在这里科泽勒克无疑作出了在第三章“1”中所指出的错误结论，他将数量的增加理解为加速的固有的后果；正确的应该是：“在同样的时间能够完成更长路程的运输，能够(但并不一定必须要——译者注)提高运输单位”，即速度的提高使得相应的被运输的数量的增加成为可能。

[3] Koselleck,2000年,第158页及其后页。

[4〕 对此首先参照Harvey,1990年,第201页及其后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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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样的发展，时间从空间中解放出来了，成为独立的和权利平等的世界的维度，因而之后尤其是运输方式的加速革命—它又使得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空间—时间—制度发生了进一步的革命，使得空间在感觉和它对社会和文化进程的重要意义上似乎“萎缩了”,并且最终直接使时间的功能成为可能。科泽勒克为时间和空间的这种类型的重新概念化引用了《当代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BrockhausderGegenwart)中的一段记载作为解释性的例子，这是关于1838年的火车的特点的：“火车通过在时间中的靠拢而取消了空间上的分隔……因为所有的空间都只是通过我们所需要的那么多时间将其穿过的，它对我们意味着是距离。当我们加快速度的时候，空间对生活的影响和空间中的往来自身就缩短了……火车将欧洲缩减为大约是德国的面积。”[8]

空间萎缩或时间—空间一压缩的过程在20世纪通过汽车和飞机以及最后宇宙飞船的发明和普及，而继续向前发展着，尽管最后一个交通工具直到今天自然还不是生活世界的空间意识的直接组成部分。但是即便不管它，从这个角度来看，空间从18世纪以来已经缩小到约为那时的六分之一了(参照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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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直到1870年仅是从华盛顿到旧金山这样一段路途中就使用着200多种不同的地方时间(Kern,1983年,第12页;美国从1883年才开始使用全国标准时间);参照Levine,1999年，第101页及其后页;Schivelbusch,2000年,第43页及其后页。

[6]机械表早在13世纪末期在晚期中世纪的修道院已经被发明出来了，并且之后很快在城市生活中获得了对劳动和交易调整的功能(参照LeGoff,1977年;Dohrn-vanRossum,1988年，Thrift,1988年)。

[7] 参照Kern,1983年,第12页及其后页。

[8〕Koselleck,2000年,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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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间萎缩的过程对空间和时间的体验所产生的影响中，可以直接用现象学来对这个过程加以理解。正如维希留，当然也包括玛丽安娜·格罗内迈尔所指出的,空间意识是紧密地与自身在空间里向前运动联系在一起的9:只要我们用脚向前走着，我们就在空间的所有特性中感知空间，我们感觉、嗅闻、倾听、观看它。因为道路的建设而开始将一块块地方铲平、去除障碍、加工整理空间的特性；空间不再是供在其中漫游，而是被有目的地穿过。随着高速公路的发明，空间又被缩短、被挤压在一起、逐渐淡出。当将目光从永远一样的行车道上移开并看向周围的时候,是会有生命危险的。在那里，司机不再能看到从身边经过的风景了，而是要去读取路边的或者甚至是车载电脑的显示屏上的那些抽象的符号。现代的“空间灭绝”的基本体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是有着非常现实的基础的。而当人们最终乘上飞机的时候，生活中和地球表面的地形上的空间就完全消失了:对于他们来说，空间就只是一个抽象的、空洞的距离，是用飞行所持续的时间来衡量的。现代的旅行者与时钟做斗争，因为他们必须要到达中转站和遵守约定的期限，而不再与空间作对，因而，在这里也反映了在定位维度中从空间优先向时间优先的转变，并且这种转变也涉及行动计划和障碍的出现。所以，并非罕见的是，现在空间在确切的意义上确实只是时间的一个功能：人们在什么地方，取决于时间，反向的确定关系现在已经过时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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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9]Virilio,1980年;Gronemeyer,1996年,第107页及其后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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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终于在物理的运输过程被电子的信息传送所代替的地方，完全失去了它的导向职能:在因特网中，尽管仍然记录了数据输入和查询的时间，但是不再登记它们的地点了后者对于很多事件都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而与此同时，有关时间的报告进一步在全球活动链条的协调和同步化方面赢得了重要性。越来越多的社会事件将通过这样的方式在全球化时代变得仿佛是“没有地点的”。

空间失去价值的这个过程产生了一个只是表面上的矛盾，因为与从中所产生的趋势相反，地理的空间和地缘政治的空间，以及有时也包括一些地方的本地的特殊性，对于很多决定和发展而言突然赢得了新的重要性·恰恰是因为对于诸如空间的经济投资决定和选址决定是偶然的和可替换的，因而本地的和地区的差异(例如，气候、基础设施或政治方面的)突然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它们甚至能(暂时地)导致地区身份的升值、变得与众不同，尤其是当这个空间再次具有政治性。11]但是，这种重要性的获得只是表面上的或者次要的：因为这涉及空间已经在很多方面失去了它是不可动摇的真实、不可改变的背景条件这样的特性，并且步入了具有现代的偶然性、选择性和暂时性的特征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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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JohannaMaxer用非常出色的艺术的、诗歌般的方式完成了一篇以非常出色的双重含义的题目《离开维尔茨堡》(Weg aus Würzburg)为题的文章,并且获得第四届德国研究奖[《速度！这个加速的世界》(Tempo!Die beschleunigte Welt)]。Maxer通过文字和图表,将运用八种不同的技术或媒介而处于在路上的状态时的那些特殊的自我感知、世界感知和时间感知记录下来，从而论述了在时间社会学的文献中不断被假设的—但是却没有被阐明的—人类的与自我关系和与世界的关系通过他们的占主导地位的前进的方式以及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所“探查到的”他们的机动性的变化而发生的改变。这样的探测使得她能够通过原始的和保持前后一致的自我研究，非常清晰和细致地观察了自身对空间、反应模式、人的和运动形式的以及交通流的原时的感知，并且因此在这里也能够观察到这当中所出现的冲突，以及通过艺术的方式将这种变化用文章、图画和美术设计等表现出来。与此同时，她还在有关所选择的运动方式和运动媒介对我们的客观的、主观的和社会的与世界的关系影响这个方面，提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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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Harvey,1990年,第271页及其后页；比较Castells,1996年，第376页及其后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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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令人感兴趣的是,20世纪(晚期)的“传输革命”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达到其运动方向最高点的“运输革命”的逻辑是相反的:后者的动力性能存在于，用不断加快的速度使更多的人员和物品在地球表面移动；而前者的动力性能却似乎是通过虚拟化和数字化将地点和物品进行复制，从而能够在各个地方都能“静止地”获得它们。运输革命将人们带向世界，与之相反，传输革命却是将世界(虚拟地)带向人们。因此，对于维希留而言，这个动态性的过程会辩证地突变为停滞过程，在那里面，人们并且最终也包括物品本身实际上都不再移动。在最终的登峰造极的场景中，一切都是动态的结果就是流动的数据流：数据流伴随着“移植革命”的开始，通过诸如“数据手套”和“赛博感应外套”或者甚至是新型的计算机和身体之间的连接，就能够传输地球的所有空间特性，而且甚至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完全逼真地向更远的星球传输，因而“真实的”地点确定的尝试已经是空洞无物的了，这正是维希留对于最终的“快速的静止状态”“极限惯性”的想象。[12]

尽管在今天，教育学家、心理专家和儿童医生已经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在高度发达的国家中，儿童和青少年有太多的时间被动地在计算机和电视荧屏前度过，并且因此对他们的空间定位能力和他们的运动能力都有着令人担忧的威胁13]，但是丝毫不用怀疑的是，目前这样的诊断最多也只是描绘了逻辑上的趋势，因为人员和物品不仅虚拟地移动，而且也是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和高速度真实地在空间中移动。尽管如此，全世界范围内同时存取各种类型的信息，和由于运输加速而导致的“空间萎缩”它被麦克卢汉\*隐喻为“地球村”，也被比喻为通过卫星图像所带来的非常可信的“宇宙飞船中的地球”，或者是如同电信企业的广告中所说的那样：“那里将不再是‘那里’，我们都将在这里’”，都直接带来了新的观念特性;而且，新的流行潮流、社会运动、生活方式，当然也有新的疾病类型、恐怖活动形式等作为组合在一起的各种加速的结果，在全世界几乎是同时登场了,由此那些新的观念也将被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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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Virilio,1998年a;对照1993年，第7页及其后页和第17页，进一步还可参考1980年的好几处，和1997年，第9页及其后页。

[13]参照Baur,1989年;Fölling-Albers,1992年。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2),20世纪媒介理论家。主要著作有《机器新娘》《古登堡星系》《理解媒介》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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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正如曼努埃尔·卡斯特斯(Manuel Castells)\*、安东尼·吉登斯或者约翰·厄里(JohnUrry)\*等社会学家所阐明的，在全球化、信息革命和通讯革命这些关键词下所形容的过程，不仅导致了空间的含义和体验的变化，而且它们也改变了社会时间的形式和对它的感知。伴随着新媒介的几乎是没有极限的存储潜力和前面已经讨论过了的不同时的同时性的现象的增多，时间开始丢失了它的非线性的、帮助定向的特性，因为连续性和时间顺序之间的相互联系似乎正在不断地松开。

我们可以通过五个例子来详细解释这一点:(1)在因特网中的信息和数据是在不同的时间点输入的，并且它们告知了不同的历史时代的信息。这些信息和数据不间断地而且不分等级地放在一起，并且通过在有序的、有固定的时间顺序的地方用五花八门的、碎片化的模式来排列，从而有时系统地削弱了时间方向。时间一顺序的错乱的现象可以在大量的视频、电影和电视生产中的作品里找到文化上的对应物，在那些作品中，图像和消息的时间顺序的—连续的和线性的—记叙的排列，被时间一空间的活动布景的联想式的、万花筒般的交替出现所代替了[14](2)类似的，这个时代的不同步通讯的形式(例如电子邮件、电话答录机)可以使得将交往联系“去时间化”并且按照任意的顺序、在任意的时间点上又将其激活成为可能。(3)同样的，文化后现代的不同寻常的风格原则也符合这一点，在艺术和建筑、流行和生活方式，甚至有时在政治和科学中，出自不同时代的元素能够用电子的方式被作为平等的要素放在一起并用多种方式连接起来。(4)如同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一样，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似乎是属于世界历史上的不同时代的事件和插曲，会按照偶然出现的顺序或前后或并列地一起出现15]: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在阿富汗，战争和21世纪的世界政治在一个中世纪的宗教国家(和那里的战争的缓慢形式中)相遇，这个宗教国家一方面通过新方式与恐怖活动的高度现代的形式联系在一起，但随时又会退回到前现代的种族战争的时代。同样也有可能，在一个“全球化城市”的街道上漫步时，会看到一个展现出中世纪景观的市场和宗教场景的街区出现在21世纪的金融和通讯中心当中，同时在那里又可以看到让人们想起工业革命的工业区——的确，这三个时代的元素在同一个市区中完全有可能相互碰撞。(5）最后，在涉及生命历程时，生理年龄也丢掉了它的有序的排列功能：受教育阶段可以替代就业阶段，可能在很大的年龄开始为人父母或者才退休，单身状态可能出现在婚姻状态之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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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努埃尔·卡斯特斯(1942—),西班牙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城市问题：以马克思的路径》《经济危机与美洲社会》和《网络社会:从知识到政治》等。——译者注

\*约翰·厄里(1946—),英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作为科学的社会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和《旅游文化》等。——译者注

[14] 有关在文化中察觉世界体验的有序排列的丢失并将其搬上舞台的一个可能最有趣的例子当属ChristopherNolan的电影《记忆碎片》(Memento)。电影中的主人公失去了将事件和信息储存到长期记忆里的能力，因而世界对他来说就像是无法识别其相互联系的一系列的事件，因此电影在时间上是“后退的”。

[15] 有关对于这种感知的系统的解释请参照第12章“3”中对历史的去时间化的进一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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