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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如果觉得这样的思考过于抽象的话，也可以很方便地用当代的直观的例子将其具体化：毫无疑问电子邮件系统的建立大大加快了通讯的速度。写好并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只需要完成传统的信件的一半的时间。在现在每天要完成的电子邮件比起在它出现前要写的信件多了好几倍，因而用于通信往来的净时间消耗增加了100%。而这样的通信增长与通讯传输的快速的联系是无可争议的—当晚上已经收到了对早上的信件的回复，而在过去最早也要在14天之后才能收到的时候，从通讯链和行为链中似乎产生了推动加速前进的固有的动力。但是，这样的冲力既不能从逻辑上，也不能从因果关系上归因于技术加速自身，因为通讯数量的增多是通过技术成为可能的，但并不是技术所迫使的。因而，可以感知的增长迫力并不出自于技术自身，而是产生自通过技术而成为可能的现在的萎缩，也就是说是由于通讯环境和行为环境的加速的变化。用范例的形式描述加速圈的作用方式请见第七章。

我的这项研究的主要假设是，现代社会作为“加速社会”可以理解为，在这样的社会中存在着两种加速形式的—技术的加速和由于时间资源的短缺而导致的生活节奏提高—(以结构和文化为前提的)相互连接，并且因此也存在着增长和加速。这意味着，平均的增长速度(可以定义为生产、关联、通讯和经过的路程的总体数量的增加)超越了平均的加速速率[12]

并且事实上，现在也有足够的实证证据可以证明，通过技术的加速可以从家务工作—例如，通过使用洗衣机、洗碗机、微波炉、吸尘器等等—或者从交通中可能“赢得”或释放的时间资源，通过相应的数量的增加又被束缚了。来自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表明，在家务劳动上所花费的时间，随着家用电器的数量的增多令人吃惊地出现了趋势性的上升，而非下降。1975年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对2406名受访者进行的有关时间使用的全面调查显示，拥有洗碗机的人比没有洗碗机的人平均每天要多花一分钟的时间用于家务，而洗衣机的拥有者则要平均多花四分钟的时间。即便是微波炉的引入也没有带来用于准备餐食的时间的显著的减少。[13〕从中罗宾逊和戈德柏得出了与本项研究一致的假设：“使用其他技术和使用微波炉所发生的事情是相似的：可能节省下来的时间又被用到提高产出或改善质量上面去了。”[14]

当考虑到汽车对时间资源的影响时，这种样板也得到了证明：私人小轿车的车主用在路上的时间没有变化，至少是没有在缩短时间这个方向上的变化。加速所导致的时间的赢得被用在更频繁或者更远的出行上了，因此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在时间预算中，用于通勤的专门的时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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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赞同Luhmann(1968)、Bergmann(1983年，第484页)和Linder(1970年)的观点，不同意Moore(1963年)和Balla(1978年)的观点，由此我得出，尽管生命时间的有限性，但时间的短缺并不是人类生活的恒定不变的现象，而是它的表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受结构要素(这一点是前三位作者所强调的)和文化力量(这一点我将与Blumenberg和Gronemeyer的观点联系起来在第八章“2”中讨论)的影响的。

[13]Robinson/Godbey,1999年，第258页。

[14]同上书,第259页。

对于移动的速度是固定不变的。[15]

罗宾逊和戈德柏从观察中得出了结论，在单独的活动领域当中—如家务劳动和运输——所花费的时间保持相对的稳定，也就是说面对技术的革新一直是以中立的态度，即增长速率和加速速率平行发展，所以通过技术所获得的时间收益与通过质量上和数量上的提高所带来的时间损失等量齐观。但是根据以上所开发的定义，增长速率和加速速率的一致性对于生活节奏的影响是中性的，尽管无论是罗宾逊和戈德柏，还是他们的调查对象都发觉了(这两位作者也解释不清楚的)生活节奏的加速。由于在这里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没有客观根据的而且是从失真变形的主观感觉中所产生的现象[16]，因此就提出了两种作为补充的可能的解释，而这在时间预算研究中是很难操作的：第一个是，贡献于某类特定活动中的时间资源的相对稳定性完全不能证明增长速率和加速速率是一样的。因为更高的增长速率可以通过浓缩行为间隔或者通过“多任务操作”来抵消。[17〕例如，当移动速度通过技术革新翻了两倍，而要走过的路程却翻了三番，那么如果要保持运输时间的恒定不变的一个解决途径就是缩短中间休息的时间。同样的，相对于技术的加速，超比例提高的家务工作量可以通过例如在吸尘的同时做饭—而在此之前这些家务劳动是先后进行的，从而使家务劳动时间保持不变。在这些情形下，增长速率超过了加速速率并且因此导致了生活节奏的提高，因为过去在用于某个活动领域的时间之中的空闲的“微小的一时间资源”现在都将它们利用起来了。[18事实上,这是生活节奏加速的最有可能出现的形式，因为工作量的扩张永远只能通过缩短在其他领域所用的时间才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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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罗宾逊和戈德柏在这里假想，(最开始用于阐述组织中的时间分配的)工作中的“帕金森定律”「又称“官场病”“组织麻痹病”或者“大企业病”。它是由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学家西里尔·诺斯古德·帕金森(CvrilNorthcoteParkinson)于1958年出版的《帕金森定律》一书中提出的。帕金森得出结论: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机构会像金字塔一样不断增多，行政人员会不断膨胀，每个人都很忙，但组织效率越来越低下。这条定律又被称为“金字塔上升”现象。帕金森定律表明：只要还有时间，工作就会不断扩展，直到用完所有的时间—译者注，根据帕金森定律，一项(工作)任务需要的时间就是它所能支配的时间，这项工作的任务量有多大也同样是由所分配给它的时间决定的。“根据帕金森定律，存在着有关应该用于某项特定的任务的时间量的某种规则’或头脑中的想象’。用在这个活动上的时间决定了能够在这个时间里完成什么。”(Robinson/Godbey，1999年,第260页)

[16]罗宾逊和戈德柏对生活节奏这个概念的使用尽管非常矛盾，但是他们的阐述显示，其在对技术的加速和生活节奏加速的区分以及对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准确的确定上是非常重要的。两位作者一方面(由于上述原因)能够将生活节奏加速看做矛盾的感知问题(“缺乏时间的问题最根本的是感知问题”)(1999年,第25页，并参照第229页及其后页);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将生活节奏与技术加速混为一谈，作为现代化的一个构成要素：“从中世纪经过工业革命，生活的步伐开始了意想不到的加快的进程。”(同上书，第29页)

[17] 对此详细而准确的论述请参照本书第三章“2”(3)和第六章“1”

第二个对生活节奏提高的解释是从新的技术的特殊的“副作用”中发现的，新的技术打开了新的活动领域和活动类型，对于它们的使用需要额外的时间资源(录像机的时间花费影响就在我们的眼前),因而这同样会导致空闲的时间资源的持续减少。有关这之间的关系我将在其他的地方继续探讨。我们因而可以假想，选择项和偶然性的增加是生活节奏加速的主要原因。[19]但是，这绝不是技术革新的一个简单的后果，从中也根本不是不能推导出其他的进一步的猜想(例如,为什么对新的选项的充分利用或者对新的活动领域的开启显得很有吸引力)，而是应该像将要展示的那样，只是在“社会变迁的加速”这个范畴的背景下，确切地去理解那些现象。

因此，这些初步思考澄清了，实际上是在一个统一的加速的概念之下去理解这些在所给定的上下文当中的有意思的现象的，并且在所提出的三个加速的领域之间并没有直接的逻辑联系或因果关系。因而，从新的研究所探寻的对象中所产生的问题是，是否可以找到社会加速的各个子领域—它们向前推动着或改善着加速过程，与在现代的定量的提高逻辑和加速能动性之中的结构和/或文化的联系，两者之间的复杂的实证的相互关联？在我尝试在本书的第三部分系统地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精确地理解对三个加速维度的定义和它们之间的界限(第三章“2”)，以便之后在第二部分能够去研究三个加速维度的实证的表现形式，以及分别探索它们所产生的结构上和文化上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会完成对那些不属于所定义的现代的加速趋势或与之相反的现象和社会领域在类别上的确定—也就是说，对社会减速的类别上的确定(第三章“3”），并且，由此完成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对现代社会中的加速趋势和减速趋势之间的关系的分析(第三章“4”)。尽管可以指出，运动的力量系统地超过了停滞的力量，但是还是要对现代社会是一个加速社会这个判断加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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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工业社会学将这种情况描写为通过填上工作日中的毛孔而使工作紧凑。参照下文和第八章“1”。

[19]详细内容参照本书第八章“3”。

1. 社会加速的三个维度

在前面一个部分所开发出来的概念性的建议指出，对社会加速和它对现代性的决定性作用的系统研究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也就是说这三个部分相互间并不能进行逻辑上的简化，并且要对以复杂而且部分矛盾的方式相互联系在一起的现象领域进行实证的类别区分。三个需要进行描述的加速形式分别是技术的加速、社会变化的加速和生活节奏的加速。现在应该对加速的这三种形式或者说维度进行精确的定义，并且将它们相互区分开来。

(1) 技术的加速

现代社会的加速，最显而易见和最有影响力的形态就是目标明确的、技术的，特别是工艺的(也就是说机械的)加速过程。运输、通讯和(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是这方面的典型。这种加速形式是(在所有问题中，在这里也要精确地探明平均速度的问题)最容易测量和证明的。

从前现代和前工业社会到当代的前进速度加快的历史，以及因此从徒步出行、经过在马背上和蒸汽船以及火车上直至汽车和最后的飞机及宇宙飞船的历史，让人信服而且完全可以证明，这样的历史不需要重复。最快速度从每小时15公里到达每小时超过1000公里，或者当人们也把宇宙飞船算在内的话，则可以达到每小时好几千公里，这中间翻番的因子是指数级的。[20]撇开绝对的最高时速不考虑，与此同时，每一类的移动工具自身的速度也在提高，汽车、轮船、火车、飞机、宇宙飞船甚至是自行车，在今天都比它们被刚刚引入时的速度快很多，尽管已经表现出了可能的(并且是有意义的)极限。

平均的行动速度的提高比起最高速度的提高，对于有关社会的普遍的移动性和动态性的理论更为重要。尽管毫无疑问，平均的行动速度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确切的数值却相当难以查明。由于社会加速与运输的加速存在着相互联系，因此那些社会加速的形式的确切的计量单位，产生于对每个时间单位所移动的物体或人员的数量和它们的平均运动速度的探查。(21〕正如我们在下一节中将会看到的，这两个值之间存在着反向关系:在同样的时间里运送的人越多，这些人的平均速度就越低，这是由于基础设施的超负荷运转而带来的堵塞的后果。这解释了,为什么在一些交通方式(例如城市交通)中，平均速度看上去是在下降而非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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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参照Geißler,1999年,第89页。Heylighen(2001年)指出在200年的科技发展史中，速度提高了“好几个数量级”。进一步参照Beniger,1986年,特别是第208—214页,以及有关完整的技术的加速历史的Virilio,1980年、1993年和1998年a及1998年b。

交通速度的提高是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空间缩小”的感觉的根源。对空间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是时间流失所产生的作用，因为穿越空间需要经过一段时间。这表现在时间表示距离的陈述方式上(“从柏林到巴黎有多远？”—“驾车10个小时或者坐飞机一个小时”)。在18世纪，从欧洲到达美洲需要好几个星期的时间，而今天人们只需要六个小时就足够了。因而，这个世界从工业革命以来，似乎大约缩小到它原来的尺寸的六分之一。因而，在运输方式上的提高速度的革新要为哈维和其他人所说的“空间通过时间被消灭”的现象负主要责任[22]

然而,并不只是移动的速度的提高导致了已经证实的空间的优势向时间的优势的转变,至少信息传送的加速也同样要为此负责。从“跑马拉松的人”经过骑马的信使、烟雾信号和信鸽到电报及电话,最后再到简直是完全实现了乌托邦式的不存在空间的因特网—在那里数据失去了它的地点，并且能够以光速传送，这些都是广为人知的而且有详细的文献资料作为证明。与此同时,不仅是传送消息的速度加快了，包括每个时间单位(在某个特定的媒介中)所传送的信息的数量也增加了。这场“传输革命”从时间上来说要晚于“运输革命”的发生，并且从某个角度来看前者似乎正是表现为对后者的出现的回应。[23]根据卡尔海因茨·盖斯勒的估计，通讯速度仅是在20世纪提高的因子就是107；弗朗西斯·海林恩\*计算出过去200年间的速度竟然提高了1010[24]但是，所传送的数据的数量可能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特性影响较小，而更确切地说是由于在全世界都能使用具有光速的机器，因而使这样的事实成为可能：不同步的(例如通过电子邮件或者电话答录机)和同步的交流互动在任何时间都与交谈双方所在的地点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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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Heylighen(2001年,第2页)和Beniger(1986年)放弃了相应的估计，而是完全通过计算，证实了这些数值的总额是提高的。

[22]Harvey,1990年,第240页及其后页;对此也请参照本书的第四章。

[23] 对Beniger(1986年)而言,通讯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加速正是就重新赢回对不断加速的运输过程和生产过程的控制所作出的努力。有关通讯加速可以参考Virilio,1993年；Kirch-mann,1998年;Großklaus,1997年;Meyerson,2001年和Eriksen,2001年。

\*弗朗西斯·海林恩(Francis Heylighen)(1960—),比利时的控制论研究者。主要著作有《基本观念》《全球的大脑》和《控制论原理》(合著)等。——译者注

[24]Geißler,1999年,第89页;Heylighen,2001年,第2页及其后页。

然而，技术的加速不仅表现为人员、货物、信息和(维希留所特别强调的)军事上的炮弹在地球上运输的速度变得更快了，而且也同样包括货物被更快地生产出来、材料和能源的迅速的变化以及—但是是在较小的程度上的—服务的加速[25〕“迄今为止，工业化所产生的最大的影响………就是提高了一个社会的整个物质处理系统的速度”，詹姆斯·伯尼格(James Beniger)因而恰如其分地评论道[26〕在这里所讲述的加速的故事描述了从蒸汽机、经由液压系统和内燃机的使用、到电气技术和工业化大生产和流水线的工艺流程，直至最后计算机时代的微技术的旅程[27]

因此，从由维希留提出的“速度的”革命的角度所理解的工业革命首先也是生产速度的革命，这场革命在跨向21世纪的“数字革命”中继续进行着。“物理的过程被所期望的反应时间和进程时间向着虚拟实现实时的方向的加速所替代。当在模拟关系下通常需要几个星期才能识别和满足需求的变化时，通过将供应和发货的所有环节被完全地连接成网络—从生产和销售每个环节的供应商到最终的客户，现在这些就能比以前快很多倍”，贡多尔夫·费赖尔穆特对此这样写道[28]加速完全是通过将过去的物质过程(例如设计模板)直接的虚拟化和数字化而实现的，因而，在某些领域实际上可以实现达到光速的加速；也可以通过将数字化的信息传输途径镶嵌到“模拟”过程中，也就是同样也处在进一步的加速压力下物质的操作和工序环节来实现的。因此，事实上，在对流程和生产的虚拟化和数字化的过程中所带来的新的可能性与三个主要的技术加速形式相互渗透：对诸如录制了音频的媒介或图书这类物品的传统的运输方式通过数字化而被纯粹的信息传输的方式所替代;而物质的生产流程(例如模型或建筑上的样板的开发)也可以以类似的方式通过虚拟化而变成信息处理的过程。信息处理的速度因而同样在20世纪提高的因子为106[29]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像盖斯勒所猜想的那样，光速确立了最终的极限，加速的进程由此就在那里到达终点：因为数据虽然能够以光速传输，但是不能普及；而且在物质的相互联系的界面上的加速的压力，只是由于数字化的可能性才强有力地增长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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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当一些服务通过专业分工和采用技术而得以加速的时候，还有很多领域(例如儿童养育和老年人照料，或者也包括皮鞋保养)，在那里并没有实现显著的速度提高，因为它们看上去相对较贵并且因此—如同StaffanLinder(1970年，第38页及其后页)所注意到的——可能推动了“一次性的社会”的趋势，在那样的社会中，诸如清洁、护理和维修工作都由于用过的产品不断地被新的所替换而变得最少化。

[26] Beniger,1986年,第Ⅱ页,并参照第169页及其后页和第427页。

[27] David S. Landes在《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The Unbound Prometheus)(1969年)中谈到了这个问题。

[28]Freyermuth,2000年,第75页。

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中，由于不断提高的生产速度，因而必须同时提高销售速度和消费速度，这些方面的速度提高是受到技术革新所推动的，同时它们又导致了现代社会的物质结构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被再造并且发生变化。这当中的前提条件曾经是而且现在依然是，以技术加速的基本形式为特征的现代化，同时也一定出现，例如在现代的科层系统和管理体系中的组织流程、决策程序、管理过程和控制过程的加速，这些进程的加速同样也在广义的技术的加速(也就是说通过创新的技术而特意实现的有目的的加速过程)的范畴之内。[31

(2)社会变化的加速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技术的更新是通过什么方式对社会的制度和实践活动产生影响的，从而可以清楚地在社会的变化和技术的革新之间进行严格的区分，尽管这两者在经验上和历史中往往都是肩并肩地发生的。我已经将技术的加速定义为特意实现的有目的的加速过程，同时，社会变化的加速也与速度有关，在社会变化中，一方面是实践活动的形式和行为导向的变化，另一方面是组合结构和关系类型的改变。在这里可以假设，变化的速率本身也是变化着的，也就是说是加快着的。例如，用泰勒式的工作管理\*代替早期资本主义的工作组织方式,体现了社会变迁的一种形式，并且也同时展现了技术加速的一个现象，但是单独来看这绝对不是社会变化加速的例子。只有当工作流程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被不断地重组才可以看做是社会变迁加速的表现。相反，当具有四年有效期的党纲被两年有效的党纲所代替的时候，就可以看做是加快的社会变迁的例子，而这其中并不包含技术的加速成分。这样的差别也可以从创新扩散的历史中找到例子：从19世纪末收音机被发明出来，到它拥有5000万收听者用了38年的时间;而仅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被引入的电视机达到同等规模的需求时仅用了13年；另一方面，从第一个接入互联网的用户到第5000万名用户却只用了区区的四年时间。“是否还有人仍然怀疑,(社会的——本书作者注)变化是否在20世纪是加快了的?”针对以上的发现,托马斯·H.埃里克森(ThomasH.Eriksen)\*\*掷地有声地问道[32];与此同时,弗朗西斯·海林恩(F.Heylighen)也呈现了类似的数字游戏，他指出，从打字机在1714年被发明到在市场上的普及用了175年，而在20世纪初期的冰箱和吸尘器走过同样的路程用了大约30到40年，诸如CD播放机或录像机这样的新技术,从被发明到在大众中广泛普及只用了10年。[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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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参照Geißler,1999年,第89页。

[30] Geißler,1999年,第155页;对于Geißler的反驳请见Rosa,2001年a,第341页及其后页。

[31]广义的技术加速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多种多样的工作流程的“人类-技术的”合理化的类型，例如通过费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W.Taylor)的“科学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方法,或者也通过现在的灵活的“准时生产”(just intime)和“精益管理”(leanmanage-ment)等形式实现的合理化;进一步来看,诸如在体育运转中的跑步技巧和游泳技巧、学习过程中的阅读技巧等之类的节省时间的改善，也可以纳入这个范畴。

在这里关键的是，新技术被广泛使用的速度，也就是实践活动的形式和行为导向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的速度，与技术加速本身没有逻辑上和因果关系上的联系(当然撇开基础设施这个前提条件不谈)。因此，只是单纯的计算机的处理速度的加快既不能带来行为导向的重大改变，也不能带来社会的联合模式的变迁，就这一点而言，它对于社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中性的(但由此不能否认，技术革新实际上往往会带来实践活动的形式和/或关系模式的变化的结果)。

与广泛传播的说法—今天的社会以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速度在发生着变化34]——相反,埃里克森所提出的雄辩有力的问题并不能轻易地放在一边，因为在社会学的讨论中并没有就一些具体的细节达成一致:通过什么能够确切地定义社会的变化，社会变化的指标是什么以及哪些革新应该作为基本革新,因此有关社会变革的加速的说法并没有确凿的根基[35]“当出现大量关于..整个社会的变化速度加快的讨论的时候，如何定义变化的速度却是在社会科学中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因此玛丽·雅霍达(MarieJahoda)\*指出了这一点；[36]而与此同时历史学家彼得·拉斯莱特(PeterLaslett)\*\*在一个详尽的而且非常复杂的分类体系中区分了19种社会变化的类型，并且将它们分别归入四个速度分类中(政治的变化和生活节奏是这里面最快的，而在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中的变化却发生得最缓慢;这中间是诸如技术和经济的变化，以及还有观念和心态的变化)，虽然如此，但是当涉及有关加速的问题时，人们却发现，尽管已经有了大量加速的证据，但是这项研究最后却不得不依靠个人的直观感觉和印象[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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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式的科学管理是美国古典管理学家、科学管理的创始人费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WTaylor)(1856—1915)所提出来的，是通过科学化的、标准化的管理方法来谋求最高效率。泰勒在他的主要著作《科学管理原理》和《科学管理》两部书中阐述了科学管理理论，指出管理是一门建立在明确的法规、条文和原则之上的科学，它适用于人类的各种活动，从最简单的个人行为到经过充分组织安排的大公司的业务活动。——译者注

\*\*托马斯·H.埃里克森(1962—),挪威社会人类学家。主要著作有《时间,快与慢》《人类学史》《文化认同的矛盾》等。——译者注

[32] Eriksen,2001年，第97页；对此也请参照Beniger,1986年,第324页及其后页和第362页及其后页。

[33]Heylighen,2001年,第3页。

鉴于这样的情况，我建议首先在赫尔曼·吕伯的帮助下引入社会变化的加快这个概念，并且也在卢曼的系统理论所证明的现在的萎缩的概念下对它进行定义。根据吕伯的观点，现在可以定义为一个持续一定期限的或者说稳定的时间段，在科泽勒克的定义中，经验范围和期望视野对于“现在”来说是不变的，而且因而是可以涵盖“现在”之外的所有范畴的。只有在这样的时间段内，才能从已有的经验中为现在和将来得出结论，并且经验和学习过程只有对它才具有指导行动的力量，因为一定程度的预期的安全感形成了。[38]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就是指一切不再有效的事物，而将来则可以理解为那些还未生效的事物[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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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这里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参照Robinson和Godbey,1999年,第46页。

[35〕 对此参照例如 Sztompka,1993年;Müller/Schmid,1995年和 Eder,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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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雅霍达(1907—2001)，奥地利和英国的社会心理学家。主要著作有《社会关系中的研究方法》《政治和文化的社会心理学》《积极精神健康概念》。——译者注

[36]Jahoda,1988年,第169页。

\*\*彼得·拉斯莱特(1915—2001)，英国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我们丢失的世界：工业革命前的英国》《过去的家务与家庭》《一张人生的法国地图》等。——译者注

[37]Laslett,1988年,第31页及其后页。拉斯莱特以有趣的方式假设，政治变化与大多数其他变化类型相反，它可能没有加快速度，因而这可能会导致在本书的第三部分要讨论的不同步现象的出现。但是，据我看来，拉斯莱特极其令人难以理解地坚持将个人生活节奏与政治的变化速度相提并论，而我将在接下来的部分指出，生活节奏的提高是社会加速的三种基本形态中的一种。

[38]有关关键词，诸如过去、现在和未来，也可以相应地参照辞典《记忆和回忆》(Gedächtnis undErinnerung)(Rosa,2001年b)。